段晓航[1]2016年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研究》文中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无疑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旋律,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的国家通过利率市场化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也有国家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国内学术界有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探讨和争论,自1996年我国正式开启改革以来,就从未中断过。但有一点是学者们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尽管有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早期关于利率市场化的研究,多集中于论证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模式以及路径选择,但对于今天即将全面放开利率管制的中国来说,清晰地认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且紧迫,只有充分了解改革道路上可能出现的风险形式,做好风险预案,才能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动机所在。本文共有五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国际经验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叙述总结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各个代表性国家的发展过程以及前人对此的研究成果,从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模式、效果等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还简要介绍了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影响最大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约束论”,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微观风险和第四章宏观风险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具体的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微观层面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重点考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和个体经营形成的冲击,并简要介绍了两种常用的利率风险管理模型。在宏观层面则采用GARCH-BEKK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引发的汇率风险。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总述,并结合当下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在肯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改革经验的分析,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类型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尽可能对各类风险的影响后果给予量化的分析,同时指出部分风险的应对策略,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冯小初[2]2016年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一直金融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的幅度和频度都加大,跨国资本流动日趋便利化,金融自由化氛围日渐浓重,受此影响,新兴经济体对原本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进行松绑,为此,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矛盾日益突出,部分新兴经济体甚至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更好的解决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适度性问题,非常有必要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分成了七章,较全面围绕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陈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而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文的逻辑结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理论研究基础。主要剖析探讨金融政策与内生经济增长、储蓄——投资转化率、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三种相关理论。第三章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程。主要回顾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并就两者因果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为此后深度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第四章为战后发达体金融适度性问题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分别就发达经济体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比较分析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部分金融发展指标的差异。为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的分析提供参佐和启示。第五章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该章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出发,构建理论框架,然后进行数学建模,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新兴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六章为新兴体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该章根据上一章的理论模型分析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指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此外,还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如何改进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的措施。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在结论方面,主要总结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结论对中国的启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充分回顾前人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后,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程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回顾了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程作为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研究的参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据此设置的计量模型,并带入包含世界经济排名前40位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即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波兰、阿根廷、中国台湾、泰国、南非、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智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共计20个经济体的数据,从金融发展广度、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并对金融发展广度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经济体类别面板数据分析和经济体个体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第一,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金融发展广度一般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结构关系,目前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已经越过了“倒U”形曲线的最高点。为此,新兴经济体不能盲目的扩大金融规模,否则将激化金融适度性矛盾,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第二,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深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弱的正面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不断提升,这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第三,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能微弱的促进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存贷款利差越小表明金融市场发育越成熟,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越健康,金融业存在的垄断利润越少。与发达体相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效率指标较差,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效率提升仍有非常大的空间。第四,对金融发展广度的类别和个体的分析,则显示出各种类别和个体各自的金融适度特性。金融发展广度的经济体类别分析中,金融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可以承受金融超适度扩张的结果,其余类别的经济体都无法承受金融发展广度超适度的状况。在经济体的个别分析中,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在长期,泰国和南非的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正向影响,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波兰等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负向影响,其余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指标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短期,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的金融发展广度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可以认为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通过了金融发展广度“倒U”形曲线的顶点,使金融发展广度的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对更多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该问题的结论尚不明晰。由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金融自由化产生的资金并没有完全的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金融发展并没有非常强力的促使新兴经济体实现全面经济增长。为此,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克服政府过度的金融抑制和干预、金融市场秩序不健全、商业金融机构效率不高、金融人才素质不高等困难,才能建立起高效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邓郁凡[3]2013年在《主权债务危机》文中认为当前,全球性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成为人们关注的交点。从冰岛债务危机到美国债务危机,再到欧洲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爆发开始更加频繁,更加凶猛。很多学者都在质疑当前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正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恰当才导致了债务危机的频繁爆发。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喊出了“埋葬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宏观经济政策和主权债务危机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本文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视角对债务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考察。首先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争论进行了理论综述,分别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各自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以及其对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作用。另外,对于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本文也做了相应的综述梳理,研究了各国学者对于历次主权债务危机分析的一些结论,以及他们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其次,历史上全球爆发过多次债务危机,本文分别研究和梳理了拉美债务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通过对这些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背景的考察,本文归纳了这些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过程。此外,通过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对历次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进行原因分析发现,各国不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度的政府支出、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接着,本文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的简单分析框架,推导出了政府支出、经常项目、利率变动对于一国债务的影响。在这个分析结论基础上,本文建立了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历史上债务危机的爆发中,这些因素的变动的确能够影响债务危机爆发的概率。最后,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注重内外均衡,并且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要谨慎使用；并对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行了展望分析,对我国的地方性的政府债务危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谢罗奇[4]2016年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三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马宁[5]2005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实行了半个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国在国内债务危机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多重压力下，开始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成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和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贸易自由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私有化、汇率金融改革、加强市场导向在拉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多方面。在长达20多年的拉美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且各国在各个阶段的改革成果也不尽相同。但在以下诸方面为同样在改革进程中的身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提供了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稳定的政治条件、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保障、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机制两者之间的关系、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要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私有化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灵丹妙药”、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要努力扩大出口和正确处理保护与开放之间的关系。
杨永航[6]2000年在《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启示》文中研究说明90年代初，拉美大部分国家已进行了金融改革，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然而，在1994年底，墨西哥首先爆发了金融危机，接着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拉美国家。 跨入21世纪，面对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及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亦是大势所趋。那么，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及中国和香港地区有何启示和思考？这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的主要论题。 本文首先介绍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特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接着从拉美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的缺陷，通货膨胀，银行危机和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来分析拉美国家金融改革的原因及内容。最后，本文从金融监管、金融开放时序和方式、外资流入、银行私有化和外汇储备等方面重点论述拉美国家金融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及中国和香港地区的启示和思考。
李子伦[7]2015年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研究表明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三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孙琪[8]2013年在《中国银行业存款利率市场化研究》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的攻坚阶段,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完成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完成。因此,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银行业存款利率市场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为研究我国银行业存款利率市场化问题,本文以可贷资金理论以及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外存款利率市场化经验,分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了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在借鉴国际经验方面,文章一方面对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拉美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总结了上述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与教训,即成功推行利率市场化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善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以及健全的金融监管,同时应当分阶段有条理地推行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上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利率市场化以后,在极端情况下,存款利率最高可上升至平均22.22%的水平,最高存款利率增幅为平均11.81%,存贷款利差最小将缩减至2.27%,存款利率的平均波动标准差为6.28%。此外,对数据齐全的14个国家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显示,一般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显著上升3%。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对存款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风险进行了分析,存款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同时要求商业银行优化业务结构,加强风险管理,并提出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应当进行利率风险管理改革,加强银行业监管体制的制度建设,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维持金融稳定。本文在研究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主要有如下主要创新之处,一方面,文章根据可贷资金理论,采用国际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存款利率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经验,对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的影响。
李旭东[9]2013年在《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研究》文中认为2010年以来,欧美主权债务危机风波不断,以“小猪五国”(PIIGS)为代表的南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导致金融体系动荡,欧洲经济持续衰退。美国长期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债务规模屡破上限,世界最大债务人——美国其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凸显。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潜在风险较大等问题也逐步暴露,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财税体制的弊端；现实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政府采用超强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虽然我国财政状况总体稳健,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债务总规模、债务率以及存量结构等方面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较多潜在风险,如不及早治理、有效规范,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本文对南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这一“前车之鉴”从爆发和演进过程、历史与对比、自身与外部原因、救助与最终解决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目的是给我国公共债务管理等方面提出可操作、可借鉴的政策建议。2008年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和引爆点,本文首先基于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似”与“不似”进行了解析,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演进及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和审视。以史为鉴，以期给我们更深刻、更宽阔的视角。本文随后对近几十年历史上较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基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给出了一个对比分析框架。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及债务危机前景和结局是论文分析的重点。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国公共财政的失衡,表现为公共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出现差额。南欧各国采取了超前、透支的高福利制度政策,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和产业结构失衡也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南欧各国自身经济、制度层面的缺陷是公共财政失衡、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除南欧国家自身原因以外,欧元区的成立开启了新的时代,在经历最初“蜜月期”的高增长后,欧元区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天然缺陷与内在痼疾凸显,货币联盟放大了南欧成员国的财政失衡,货币主权的丧失使其只能滥用财政政策手段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的祸根。本文在分析南欧经济体制自身缺陷时,从财政赤字与税收和公共债务的关系角度,特别对南欧和北欧经济制度和福利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对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了再思考,以探究同样作为欧盟成员国以及实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为何南欧国家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北欧国家却安然无恙,高福利制度到底是否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消亡、欧元区崩溃,甚至欧盟解体成为热议话题,欧元区这一带有“天然缺陷”的理想主义实验最终将走向哪里,这场旷日持久的主权债务危机结局如何,不仅关系着欧元的命运,更对未来全球区域经济、货币一体化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警示作用。本文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稳定机制的长期有效性、财政联盟成立的可能性、财政紧缩政策的真正作用,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欧元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较多潜在风险,且前景不容乐观,地方政府债务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等问题将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持续蔓延提醒我们,必须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有福利的增长、债务管理和金融改革等多方面设计一揽子方案,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甚至国家信用风险。
孟建华[10]2003年在《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的教训及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本文通过对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的背景、过程、特点、效果、教训的分析,为我国实施利率市场化提供若干启示:要选择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利率改革与其他金融改革要同步进行,选择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利率,正确处理利率市场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研究[D]. 段晓航. 吉林大学. 2016
[2]. 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冯小初. 吉林大学. 2016
[3]. 主权债务危机[D]. 邓郁凡. 南开大学. 2013
[4]. 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
[5].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研究[D]. 马宁.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6]. 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与启示[D]. 杨永航. 暨南大学. 2000
[7].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
[8]. 中国银行业存款利率市场化研究[D]. 孙琪. 南京大学. 2013
[9]. 南欧主权债务危机研究[D]. 李旭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10]. 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的教训及启示[J]. 孟建华. 金融会计.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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