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1]2010年在《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开始由引进外智向本土化转变,注重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的奠基者,因此,研究邓小平行政思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指导；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逻辑图式；以邓小平行政实践为现实基础；以近20多年学术界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的成果为学术支撑；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既立足全球化视野,又根植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国情,通过现代化对行政的外在压力和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两个视域来透视邓小平行政思想,力图勾勒出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发展脉络,冀望对邓小平行政思想有所感悟。根据系统科学“总分合”的原则,本文首先对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总体观照；然后分高效、规范、民主、廉洁四个向度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表征进行论析；最后对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再实践和发展进行论述,形成一个严密的结构体系。这样本文涵括导言、总体观照、理论主体、比较研究、尾论五个部分。导言部分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通过中国现代化进程、世情国情、邓小平行政实践、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四个方面总体观照邓小平行政思想形成的图景。第三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通过高效化的目标向度、规范化的科学向度、民主化的价值向度、廉洁化的德性向度四个方面论证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主要表征；第四部分主要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使邓小平行政思想与西方行政改革和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进行对话沟通,以突显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特质和中国特色；第五部分主要对邓小平以后中国行政发展的绵延和再实践进行论述。本文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并非妙想勃发,而是基于理性、合乎理性的产物,撮其概要,邓小平行政思想至少涵摄三重理性意蕴：一是“高效规范”的工具理性意蕴。面对“文革”后的无序状态,邓小平首先强调效率问题、秩序问题,并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路径提高行政效率,从而赢得了效率专家的美名。二是“民主廉洁”的价值理性意蕴。在强调“高效规范”的同时,邓小平一贯坚持“人民政府人民管理”的原则,推动“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基层生活民主化”进程,推动“廉洁行政”的发展。三是“对话沟通”的交往理性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实现“返本开新”；从“世界公民”出发,邓小平注重学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实现“洋为中用”；在行政实践中,邓小平还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铸”,实现“古为今用”。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西方行政学说、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对话沟通”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达到“视域交融”的境界,从而使邓小平行政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图景”的统一。
张国武[2]2008年在《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是时代条件、理论渊源、现实依据、个人条件等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及其规律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进行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利用条件和创造条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极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和途径。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发展理念是辩证发展。邓小平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现代化道路;运用矛盾的不平衡性辩证法,注重从不平衡到平衡,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求是是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在准确判断国情基础上科学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系列论断,尊重、探索、运用中国现代化建设若干重大规律或规律性特征。搞活是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关键。以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为基础搞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以新的发展思路搞活中国现代化建设。稳定是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前提。邓小平以稳定思想为指导,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框架,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崭新的内容充实世界现代化理论,指引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复兴中华民族,鼓舞和启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
林甲乙[3]2000年在《试论邓小平中国现代化理论及其特色》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实现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看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从发展类型看，中国现代化属于“后发式”，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实现现代化带有自己的特殊性。为此，中国要在“后发式”带来的诸多发展危机中早日走出现代化的痛楚，从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就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新路。 本文认为，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在邓小平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中国才能建成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现代化的内涵及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引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从四个方面剖析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特色，即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是对外开放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第三部分，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刘军[4]2006年在《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后半叶，发展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成为中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发展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既是一个具有深邃内涵和丰厚外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实践问题。发展实践的拓展，需要发展理论为先导，而发展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又要求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则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因此，本文以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分析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其着眼点不仅在于论证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是什么，而且在于论证这一发展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以及历史与时代来源，在于说明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及进一步说明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是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的，它们在发展中的理论地位、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与社会相适应的实践模式。这一过程表明当代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正在走一条独特的，既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又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部分论述了邓小平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厚理论基础。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以一位政治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敏锐洞察力，审时度势，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对时代发展主题和特征作出了正确判断，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为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学说，不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彰显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论述了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主要缘由之一是因为它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前提、坚实的国情基础和宽广的全球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一任任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和关心发展问题。他们从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怎
李丽[5]2013年在《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科学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十几亿中国人民为之孜孜以求和奋斗不息的理想，是中国人民前进的动力。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民族或者国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由落后到先进的变化过程或者程度水平。邓小平对现代化的接受、认识和探索，构成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以及实现路径的探索和解答，由此形成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他始终把“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如何实现现代化”作为探索和思考的关键问题，并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动力机制、制度依托、重要途径以及领导力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设计，其现代化理论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诸多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现代化理论体系。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科学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笔者综合运用党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与归纳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对这一科学体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力图建立一个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结构完整、内容充实的科学体系。全文分为基本理论概述、体系的形成、体系内容以及体系的特征与价值这四部分。重点放在体系的内容上，主要从主题主线、逻辑起点、基本理论、实践途径四个层次来构建了这一体系。其中逻辑起点有两个，包括哲学基础和核心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和灵魂，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始终，这是哲学上的逻辑起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这一科学体系在经济方面的逻辑起点。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无法想象的，这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这一体系的主题，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这一体系的主线。对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构成了其基本理论。并从战略部署、动力机制、制度依托、重要途径以及领导力量五个方面阐述了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同时，对这一科学体系的产生条件、形成过程、总体特征及价值进行了阐述和研究，这样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科学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形成的分析中，从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实践基础分析了其产生条件。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科学体系产生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是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是其历史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是其实践基础。这一体系的形成过程经历了思想奠基、主题形成、粗具轮廓以及形成体系四个阶段。通过对这一体系的产生条件和形成过程的分析，在构建这一体系的主要框架和内容中归纳出这一理论体系的总体特征是：整体性、创新性、本土性、开放性和人民性。由此得出，这一理论体系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丰富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创立了中国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也有利于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任丽涛[6]2016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正式拉开了政治现代化的改革帷幕。从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场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蕴含着以制度框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秩序现代化,以及以个体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为主要面向的人的现代化的双重意蕴。有籍于此,教育,特别是政治理念培育为核心任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政治改革的进程中承载起了重要的职责。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担负起上述职责,真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对于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易言之,只有发展了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才能够通过人的现代化发展这一维度推动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这也是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间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可以视为结果与过程的辨证统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可以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满足现代性内在诉求的实践性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也指代思想政治教育已经适合当前现代性内在诉求的存续型状态。本文我们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所应审视的要旨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从发展历程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脉络中蕴含着怎样的发展变迁;第二,从发展现状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状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含的现代性诉求是否真正契合;第三,从发展趋势看,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现实语境,思想政治教育应选择怎样的策略来真正地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本文试以"发展"一词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加以涵盖,希望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转型进行客观、准确、科学的系统化学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展是本文的三个关键词,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研究视角,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论域,发展是研究的具体面向。本文正文部分的五个章节即围绕以上三个关键词次第展开。第一章,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解读。本章的研究目标是为后续研究工作厘清相关基本概念,并对核心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加以阐明。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首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所涉理论进行解析;其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概念加以确证;最后,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展开探讨与申明。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推演。此章的研究目标是在申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从现代性流转变迁的视角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解读,进而从中探寻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中所应秉承发扬的现代性内涵。此章主要包括二部分内容: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进行了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其次,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九十余年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呈现出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特征。第三章,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本章的研究目标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最新现代化图景加以理论透视,进而确定在这场宏大叙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性功能定位。本章共分两部分:首先,从理念厘定和历史回溯方面着手,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定位的前提性思考;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着眼,申明思想政治教育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承载的现实功能。第四章,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诉求。本章的研究目标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为现实背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的时代要求予以审视。本章共分为三部分:首先,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引领的核心诉求进行探究;其次,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主体诉求;再次,从教学主体、教学方法和教学载体等具体面向发轫,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向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出的衔接要求进行总结。第五章,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策略。本章的研究目标是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出的诉求,渐进式地进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策略探究。本章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以"系统思维方式"为指导思想,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完善;其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导思想,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发展;再次,以"正视主体间差异"为指导思想,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现代发展的具体策略。
赖亦明[7]2004年在《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建设这个社会、特别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总称。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是在跨越“战争与革命”以及“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主题下，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密切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围绕着怎样“破坏一个旧世界”尤其是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而逐步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它对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理想和信念、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理论和实践等三个层面。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对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传统文化中的平等观念对毛泽东追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平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毛泽东确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发展理念都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认为，革命是手段，建设和发展才是目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制度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崭新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仿照苏联模式，到50年代中期起试图冲破苏联模式、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在政治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泽东还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建构了一个包括需要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观、精神动力观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系统。他提出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构想、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观中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既有某些相似之处，更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色。探索性、理想性和人民性是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中的正确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主要思想来源，对于当前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耀丹[8]2016年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表现在器物、制度与文化等诸多层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其起源于文艺复兴,经过西方工业革命,现正席卷全球。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要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现代化成为邓小平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本论文将对邓小平现代化思想进行研究,通过梳理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研究其思想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进而深入阐述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当代价值。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本研究课题的意义、研究的背景、综述等,并对相关概念作出界说。第二部分首先从形成的历史背景入手;到论述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最后整理好邓小平现代化的阶段历程。第三部分具体的阐述其基本内涵。以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为基点,总结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五大核心内容:既关于经济现代化、关于政治现代化、关于文化现代化以及关于人的现代化。最后整理得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两大主要特征。第四部分阐述了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廖生智[9]2014年在《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时代观即对时代内涵、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认识、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内外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发展时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奠基人,列宁是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者,斯大林肯定和否定方面参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认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同时并存,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认为战争与革命仍是时代主题,产生了判断上的偏差。应全面、辩证、历史地评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时代观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唯物辩证地认识198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的时代观以对世界战争趋势和世界和平前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发展对全人类的高度重要性为科学依据。邓小平以严谨的态度对美苏竞争态势进行跟踪观察,不断地调整、更新战争观：从战争不可避免,但五年内打不起来,到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可能争取延缓发生,再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由此,邓小平驱走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战争阴霾,为我们指明了和平的光明前景。邓小平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发达国家的再发展要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发达国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会谈中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思想理论战线陷入迷茫困惑之际,邓小平仍然坚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有前途。邓小平这些观点,坚定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邓小平新的时代主题观的提出,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实践上,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及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推动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调整转变,促进了传统国际竞争方式和国家安全观的更新,以追求军事优势为目标的传统国际竞争向以增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转变；相应地,由追求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向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转变,形成了邓小平国家综合安全思想体系。邓小平从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发展大局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里,中美关系紧张敌对,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使邓小平努力推动中美建交。邓小平领导中国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双方就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默契,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教训了苏联、越南两个大、小霸权主义国家,巩固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了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中美合作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上。邓小平坚持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同美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对中国实行既拉又压的两面政策,邓小平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适度灵活处理中美两国分歧,使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白1950年代末期起开始恶化对抗的中苏关系,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中苏两国互相谋求改善关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种变化是苏、中、美三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处于被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国内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和低速增长状态。内外交困的现实迫使苏联谋求缓解同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起伏动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保障,美苏之间爆发世界大战和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都较1970年代降低。国际上的不利和有利因素以及国内发展的要求促使中国对美拉开距离,对苏松动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倾力促使苏联消除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三大障碍”,打消苏联回避国际责任的种种企图。鉴于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和中国南部周边安全环境趋于严峻的状况,邓小平调整了渐进式、分步骤消除“三大障碍”的思路,将坚持苏联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三大障碍”中优先解决的热点问题,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突破。邓小平总结、吸取中苏关系结盟和意识形态争论留下的教训,以史为鉴,为新型中苏关系准确定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立足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科学、合理的再定位,为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奠定了牢实基础。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相统一的产物。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后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的局限性亟待克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跌宕起伏,彼此都在审视对方并准备调整对对方的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保持国际战略力量平衡。在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必要性凸显的过程中,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基本具备：1980年代初美苏争霸开始呈现互有攻守、僵持不下的态势,世界战争的危险下降,长期紧张对抗的中苏关系出现松动迹象。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经过了酝酿、提出和成熟三个阶段。在十二大之前的酝酿阶段,邓小平勤于观察,深入思考,大胆预见,同时广聚战友和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有识之士的智慧,考虑对美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对苏松动关系。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十二大后到1990年代初,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走向成熟阶段。不仅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概念不断明晰、具体化,而且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得到全面、深入阐发,形成完整体系。由“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成效显著,意义深远。由于转型的成功,中国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了全方位外交,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幅度得到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中国成功应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动荡,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
杨永庚[10]2010年在《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国家哲学是关于国家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为国家行为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国民的社会行为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经受了严格的检验。尽管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体”。在当代中国,对国家哲学的研究缘于四种背景：面临着重塑中国国民价值体系之急需；大陆新儒学觊觎意识形态的企图；全球化时代国家的重大变化；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膨胀。“国家哲学”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的科学概念。在国外对国家哲学的研究始终是一个前沿问题,研究成果甚丰,但有的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不公正的评价,如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有的从纯理论来研究,只是将国家哲学在观念上清晰地呈现出来,却有意避免涉及实际应用,如鲍桑奎《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曲解马克思的国家哲学观的依据是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样板；当前欧洲一些国家从对立的立场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各国国家哲学。本研究站在当代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在中西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综合研究基础上,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来系统地探讨“中国国家哲学”。主要有四大块,分为导论、上、下编和结束语。导论主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揭示出“中国国家哲学”问题的出场及其意义,然后,对中国国家哲学之“观”的各种方法论和研究现状加以评述。上编主要从哲学高度来看国家。明确中国国家哲学定义、问题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本课题拟定义为是通过上层建筑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民大众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社会发展(革命)学说。在如何看待、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对接”?中国国家哲学是怎样的国家哲学?等问题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这一编中,主要内容有：(1)国家和哲学的内在统一。国家和哲学在关系上互存；国家和哲学在规律上互通；国家和哲学在机制上互建；国家和哲学在实践共行；国家和哲学在价值上共享。(2)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本研究认为应是国情,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我们确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中国国家哲学的渊源和生成方式。马克思的《导言》是奠基之作,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中国国家哲学也有现实借鉴意义。现代以来中国国家哲学以革命、选择、决定、改革等方式产生。(4)中国国家哲学的特征和功能。(5)中国国家哲学发挥作用的机制。国家和哲学是一个国家硬软两个要素,分析现阶段国家所代表的“力”和哲学所代表的“理”的结合方式和变化路径。(6)中国国家哲学得到民众有效认同的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哲学在国民中实施的规范性主体,广大民众通过监督、舆论和民谣等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对国家哲学的反观。下编在前面确立起来的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哲学,梳理出确立“中国国家哲学”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并对这一轨迹背后的逻辑理路予以揭示和分析,检验中国国家哲学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包含哪些重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中国国家哲学从什么时候开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在这一编中,主要内容有：(1)毛泽东的中国国家哲学(2)邓小平的中国国家哲学(3)江泽民的中国国家哲学(4)胡锦涛的中国国家哲学(5)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国家哲学思想之比较(6)中国国家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在当代的综合创新结束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历史和事实中探讨中国国家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预测其变化路径和逻辑走向。创新之处：一是针对国家哲学研究对象上的分歧,提出中国国家哲学研究的本体是国情。以国情为“本”确立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等,才会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二是总结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以革命、选择、决定、改革等四种方式方法产生。三是揭示了中国国家哲学发展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的无内在相互作用的凝固抽象体,而是呈现出质量互变的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1]. 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D]. 王强. 西北大学. 2010
[2]. 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研究[D]. 张国武.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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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科学体系研究[D]. 李丽.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6].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D]. 任丽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毛泽东社会发展思想研究[D]. 赖亦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8].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研究[D]. 胡耀丹. 江西农业大学. 2016
[9]. 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D]. 廖生智. 武汉大学. 2014
[10]. 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永庚.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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