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起飞时期反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及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日本经济论文,时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经济起飞的同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是许多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日本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有较成功的经验。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和分析了日本政府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诸如“窗口指导”、同业拆放利率、间接金融、高储蓄和小财政规模以及以增加供给为目的的产业政策。第二部分主要结合日本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认为要解决我国当前经济中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正确实施和调整产业政策。
日本在1957～1972年间实现了经济起飞。年GNP实际增长率达到9.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55年的280美元升至1970年的2 000美元。在这一经济起飞时期，日本政府运用了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营造了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1960～1970年期间消费品物价上涨率平均为5.83%，批发物价上涨率平均为1.2%，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 我国目前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严重的通货膨胀构成了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潜在的巨大威胁。1995年虽经过调节和干预，通货膨胀率仍高于经济增长率4.6个百分点。治理通货膨胀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鉴于此，本文就日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日本反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一）紧缩型金融政策，主要采取“窗口指导”加以调节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伴随时期实行了4次金融紧缩， 主要以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物价稳定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银行（即中央银行）较多运用“窗口指导”这一政策手段，以高度依存于日本银行贷款的都市银行为管理中介，来控制对企业的贷款规模和资金流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是最低的，见下表：
企业自有资本比率的国际比较（%）
19551960 1970
日本 38.028.9 23.8
美国 66.765.5 60.8
英国 58.560.1 57.2
联邦德国 47.646.5 44.2
资料来源：〔日〕大岛清监修：《总说日本经济》， 第2 卷， 第158页
日本企业的这种特点加之证券市场的不发达，使得企业巨大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解决，同时日本战后实行低利率政策，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以上这些一方面突出了各银行的金融中介地位，另一方面加大了企业对都市银行、银行对日本银行的信用依赖，保证了窗口指导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使紧缩政策得以贯彻。另外，日本银行还充分发挥利率的功能，对每个银行的资金分配制定了针对性更强的“贷款限额适用制度”，超过这一限额即征收4%的惩罚性利率。 这就使日本银行在积极创造信用、提供适量基础货币的同时，又能不断地对各都市银行造成一种信用控制的压力。
（二）以同业拆放利率为操作目标，发挥这一变量的传导作用，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日本银行提高贴现率，就会导致同业拆放利率上升，一是这一利率上升幅度超过贴现率，就会抑制都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和对债券的消化，民间部门也因银行信用供给的抑制而减少支出。同时由于日本的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规定很严格，同业拆放利率上升以及与银行拆放利率有间接关系的公开市场自由利率的上升，会使银行存款利率处于或低于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和公开市场利率的水平，结果导致非银行部门将资产从存款投入到金融市场，发生所谓“信用中介中断”，即金融机构因难以筹集资金而不能进行正常的货币供给，而且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不能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措本应从银行借到的同额资金，货币供应量因此减少。此外，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同业拆放利率的上升会使银行贷款利率被迫上升，依存于贷款的资金不足，主体的投资成本增加了，而公开市场利率的上升又增加了在公开市场运用自己资金的资金剩余主体投资的“机会成本”。不论哪一方，投资都受到一定的抑制。经济起飞时期日本银行运用同业拆放利率这一手段要比准备率操作和公开市操作频繁得多。1957～1974年间，日本银行共使用过13次这种手段，而同期准备率操作用过7次，公开市场操作只用过1次。
（三）企业所需资金以间接金融为主
所谓间接金融，就是资金最终需要者和资金最初提供者都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来调剂余缺的融资方式。日本企业尽管内部留成很少，却在经济起飞时期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投资，因此企业财务对外部资金依赖程度相当大。而在外部资金中又主要是间接金融，即银行贷款的比重相当高。
日本企业从外部筹集资金情况表
年份 银行贷款(%)有价证券(%) 外债(%)
1956～1960 72.312.74.9
1961～1965 75.09.2 5.7
1966～1970 85.510.24.4
1970～1975 89.510.24.4
资料来源：《现代日本经济》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外部资金中银行贷款的比重为72.3%～89.5%，而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方式筹集的资金至多不过12.7%。这种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体制，有利于通过各银行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管理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四）高储蓄率与小财政规模的共同运用
日本银行为增加个人储蓄实施了各项政策：吸收存款的多样化；金融商品的多样化；为刺激个人增加储蓄而采取的储蓄优惠税制，少额储蓄利息不课税，利息收入分别课税，红利收入优待，生命保险费从收入中扣除等等。由于实施了以上各种吸收储蓄的办法和政策，日本的个人储蓄率逐渐上升，并始终高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如下表：
个人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年份 日本美国英国
联邦德国 法国
1952～1960 13.27.2 4.6 12.4 6.0
1961～1970 17.36.5 6.7 14.5 9.9
1971 17.98.3 4.0 15.8 13.5
1972 18.26.7 7.0 15.0 13.7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统计局《国际比较统计》
同时日本的政府储蓄率（又叫财政储蓄率）在经济起飞时期也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同期水平：
财政储蓄率和财政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国别 财政储蓄率 财政投资率
日本 29.6
24.2
美国 8.18.8
英国 3.24.5
联邦德国 18.8
8.5
资料来源：U.N.Yearbook of National Income Statistics
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内容是：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日本的银行贷款的强大作用和较高的财政投资率能保证个人储蓄和财政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就保证了高储蓄率带来的高增长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日本的财政规模比较小。如1971年财政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美国为33%，英国为31%，联邦德国为35.8%， 而日本只有 22.2%。1950～1970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决算净额增加了5.3倍， 国民生产总值却增加了7.2倍。 较小的财政规模一方面避免了造成通货膨胀的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减少了社会资金用于无偿支出的部分，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五）运用产业政策加以调节，增加社会供给
引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求失衡，所以根治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缓解供求矛盾。为增加供给，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政策。1956～1960年5 年间进行了两次产业合理化计划，相关产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单位生产成本也得到降低。此外还采取产业结构的知识集约化政策，重点发展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现代化的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化、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化方向发展。这种重化工业政策和知识集约化政策，使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率由1955年的44.7%上升至1970年的62.6%，造成了巨额的民间设备投资， 投资总额占GNP 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国家。 1960～1970年间，日本的出口额由27亿美元升至170亿美元， 出口产品构成中的重化工业产品比重由44.2%升至73.0%，这大大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贸易收支逐渐转向顺差。日本的银行还有选择地对重化工业给以低利率优惠，如1961年4月， 日本开发银行的标准放款利率为8.7%，而对电力、煤气、特定机械部门的利率仅为6.6%。低利率无疑会减少投资成本，促进资金有效、合理的配置。
二、引出的一些有益的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扩大投资，扩大基建规模，由此造成连年的财政赤字和急剧扩大的信贷规模，物价开始大幅上涨，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从80年代至今有3 次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1994 年通货膨胀率最高时竟达27%，国民经济面临较严重的危机。研究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反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依据我国的国情、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特点，从而得出一些医治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合理疗法。
（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
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在于增长效率提高的推动作用。高速增长时期一般有40%的增长率是依靠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取得的。如果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现期增长只是虚假的繁荣，远期的增长就会缺乏稳固的基础。从50年代到现在，中国产值增长率超过日本，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却超过了中国。1953～1981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4.2%，而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4.4 %。日本在60年代由于生产率特别高，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便能够很好地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从我国具体情况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首先是我国很多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高耗型的经济增长使原材料价格明显上升，由此带来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其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失衡问题一直未得到改善甚至更为严重，成为经济高速、高效增长的巨大障碍，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的根源；再次是盲目数量型增长导致大量产品因为不适应社会消费的质量需求而滞销积压，不仅阻止了流通资金迅速变现，从而迫使银行增发货币，而且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进一步加剧了供求失衡。以上3 方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中的通货膨胀程度。如果片面追求高速度，没有切实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即使通货膨胀短期得到控制，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下一轮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仍然无法摆脱“双高”的怪圈。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既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能否根治通货膨胀的关键所在。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根本性手段
日本银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充分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它虽隶属于大藏省，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各都市银行都是商业银行，成为中央银行的直接调控对象，受到“窗口指导”的约束。都市银行本身的商业性决定其贷款必然以盈利为目的，从而迫使企业注意改善经营，提高投资效益，为获得贷款创造条件。这是日本经济高速、高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综合性后果。但通货膨胀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金融手段的运用。目前的金融手段，无论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还是各专业银行对企业资金的融通手段，都十分软弱。银行对金融资产缺少风险防范的能力和机制，货币发行的倒逼机制仍然在起作用。财政困难、投资缺口、社会性灾害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总要通过银行来解决。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治理，不仅要借助传统的金融紧缩，更重要的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中央银行真正独立自主地执行货币政策，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融通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金融企业；资金实现一定条件下的商品化；利率走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等等。改革深化的内含，是按照金融的内在规律，改革那些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决策方式、操作方式和行为规则，形成一种习惯、秩序和行为约束标准。金融改革的深化过程就是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和吸收过程。
（三）正确实施和调整产业政策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
产业政策是日本首创并取得世界公认的有效的国家干预政策。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为加快企业资本积累，增强企业实力，促进其成长，对重化工业等基础产业实行产业扶植政策，给予一系列政策优惠，创造企业发展宽松的环境，并对一些萧条产业实行调整援助政策，促进其提高生产效率，摆脱不景气的困境。我国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原有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给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每逢经济高速增长，过旺的投资需求首先推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进而通过各种传导机制推动社会众多的、普遍的价格涨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莫迪里安尼曾经说过：“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是经济增长率很高而通货膨胀率很低，也可能有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而经济增长率却很低。名义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段话暗含的意思是只要供求平衡，经济增长率再高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控制和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运用有效的产业政策，增加社会总供给。目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1.抓好财政支农工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从来就是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由于过去几十年工业化过程的特殊经历，我国农业问题更具有复杂性。与制造业相比，需要政府多方面尤其是财政上的支持，才能使其稳定发展。农业发展赶上来，农副产品供给充足就有了保证。2.要有针对性地使用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我国目前亏损企业数约占企业总数的2/3。 有些传统工业行业全行业亏损，职工生活困难，开工严重不足，这种现象被称为结构性困难，它的出现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内外部条件变化造成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于这部分企业要依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绝不能一概令其破产。政府应制定有关的结构调整援助政策，给予必要的帮助，使一些暂时亏损但仍有潜力可挖的企业“起死回生”，恢复其自身的“造血功能”。3.高新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应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高新技术的开发直接关系到未来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产业化过程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的过程。我国目前尚不能靠企业自己完成，政府应在产业化过程中给予较多支持，采取适度的保护政策。技术的开发及其产业化将大大提高相关部门的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供给，实现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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