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经济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兼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方法论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技术论文,方法论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知识经济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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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到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中国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今天全球范围内知识经济的方兴未艾，非常鲜明地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面对迅速到来的信息社会，从知识经济角度深刻反思邓小平同志这一科学论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愈发体会到这一论断的社会历史作用和重大理论意义，并可从中受到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知识经济条件下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反思
如果说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时，人们在理解上多少还需要进行解释的话，那么，从今天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知识经济角度看，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已经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甚至已成为不证自明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当年邓小平同志刚刚提出这一命题时，理论界囿于传统观点的樊篱，对这一命题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诠释”。概括起来，那时对这一命题的主要解释是，“科学技术”本身还不是生产力中的基本要素，它只有渗透到或附着于生产力中的各个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同时，对于“科学技术”要分开来理解，“技术”可以说是直接的生产力，而“科学”本身还只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经过一定的转化或物化到其他生产力要素中，它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应当说，这种理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当时我国乃至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是，工业经济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只是在少数发达国家才初见端倪。而更主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滞后，因而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社会的本质和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尚未从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社会条件下知识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工业经济之间所具有的重大区别，更没有清醒地从社会转型的高度上认识知识经济的意义。因此，尽管那时有少数未来学家如托夫勒、耐斯比特等人，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信息社会”概念，并天才地指出了科学技术知识在信息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但他们作为记者的论述并未真正引起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而作为信息社会主要标志之一的“信息高速公路”（1993年提出）、“网络社会”、“知识经济”等概念还没有人提出来，更没有什么“数字地球”概念。
但是，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我国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出来。如今，知识产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有些发达国家已经过半。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产品的开发、生产、分配、应用（消费）等，已经成为主导型产业。它所创造的产值和利润，已经远远超过钢铁、石油、轮船等传统产业，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发展势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如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早在十多年前就明确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超前性科学命题。试想，倘若没有这一论断十多年来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国人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的认识，肯定要比现在滞后得多，并势必会影响到我国整个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到今天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当前，举国上下、各行各业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和思想，并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这与邓小平同志在十多年前就明确提出这一科学论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今天无论怎样评价这一命题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作用都不过份。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科学技术领域，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之一。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才逐步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逐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发展我国知识经济的历史作用
一般地说，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但是，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来看，我们不应仅仅从高科技角度片面地强调知识经济，而要清醒地全方位地认识我们所要建立的“知识经济社会”。由是观之，所谓“知识经济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单向度的“高科技”社会，而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高度发展的健全社会。当前有些宣传知识经济的文章，片面地强调知识经济中的高科技含量，这可能会引起误导。真正的知识经济社会，除具有上述技术指标特征以外，还应该是一个崇尚知识、尊重人才、教育高度发展、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高度发展的健全社会。因此，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相应地还明确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提出教育优先发展以及科教兴国等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对邓小平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切为我国迅速赶上信息社会的浪潮，步入知识经济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笔者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对发展我国知识经济至少具有如下重大的社会历史作用：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我国步入知识经济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世界总体情况来看，人类正在步入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全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经济的主导。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还是在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目前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仍然要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因此，对我国要不要发展知识经济，在理论界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论的问题。但是，几乎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政军干部，都迅速接受和选择了发展知识经济的方向和道路，我国政府还及时地采取了重大的实际举措。应当说，这一切正是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的结果。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制定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一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正是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经济的思想基础，而科教兴国和知识经济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具体化。
其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和可靠的技术保障。如上所述，正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指引下，全国人民真正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出现了全党、全国和各族人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大好局面。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喜人景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二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各项基础设施尤其是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日臻完善，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使得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逐步缩小，从而为我国发展知识经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具有一定先进水平和科学理论基础的技术保障。
最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我国发展知识经济提供了人才贮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从今天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发展知识经济的角度看更是如此。发展知识经济，离不开掌握高、精、尖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因为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不是每个仅仅具有雄心壮志的人都能胜任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当今社会发展起来的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精尖科学技术，是不会无偿地、不加限制地供全人类自由使用的。尤其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争，发展自己的知识经济，必然会遇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依靠我国科技人员发展我们自己的知识经济。尽管在当今社会，封闭意味着落后，没有广泛的国际交流，就会阻碍我们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必须以我们自身具备一定的科研实力作后盾和前提，否则，人家不会与我们对话。如今，我国科学技术人员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能同国际学术界对话，能勇敢地承担起发展我国知识经济的任务，这同我们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科研实力是分不开的。联想集团的成功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通过选派留学生、自己培养、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培养了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员，改革了传统的科研机制和机构，建立了适应现代科学发展模式和人才培养的科研、人才培养机构和机制，这一切为我国发展知识经济提供了合适的人才贮备。如果没有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在人才方面的准备，在今天的中国谈发展知识经济，只能是纸上谈兵。尽管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的科研水平、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尚需继续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我们毕竟有了自己具有相当水准的科研队伍和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相对独立地发展自己的知识经济。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法论启示
任何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命题，往往同时蕴含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科学论断也不例外。从今天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角度看，邓小平同志在十多年前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对发展我国的知识经济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在一般的方法论上对我们也有重要启发。
首先，这一科学论断的方法论启示在于，人的认识要具有前瞻性或超前性。换言之，它告诉我们，在当今迅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对于任何事物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认识。那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思维方式固然仍有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信息社会条件下，更主要的是要有超前认识。古人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已经朴素地说明了超前认识的重要性；老子所说的“不出户，知天下”，似乎天才地预言了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地球”的来临。但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当今信息社会具体地进行前瞻性思维，邓小平同志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论断时，“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在我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还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才有人们对之作出的各种理解和“诠释”。即使在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明确地概括出这一科学论断。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做出的这一具有前瞻性或超前性的科学概括，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启示。它告诉我们，只有在纷繁复杂和日新月异的当代信息社会中，善于敏锐地发现和及时地抓住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而具有光明发展前途的新现象和新征兆，并大胆地提出具有一定超前性的科学预见，才能使我国在当今信息社会条件下，永葆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其次，明确提出这一科学论断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时，要善于敏锐地抓住和致力于解决其中的主要矛盾。“文革”刚刚结束之际，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百废待兴，尤其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以后，没有被杂乱无序的社会“烂摊子”所迷惑，而是清醒地对教育和科学技术“情有独钟”，这决不是偶然的。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静静地反思，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主动提出主抓教育，与之相应又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真是独具匠心、高瞻远瞩，令真正的有识之士啧啧叹服。他把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具体运用于中国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之中，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光辉典范。
收稿日期：1998—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