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投入模式研究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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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科技投入的四种基本模式,即项目模式、机构模式、基地模式和个人模式,并对这四种投入模式进行了分析。作者在肯定增加科技投入总量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强调了必须重视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优化配置,以及各种投入模式之间的匹配与协调。

关键词 科技投入 优化配置 投入模式

1 必须重视科技投入的效率和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科技财力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的最基本的资源。当前,人们对科技投入问题的关注焦点是科技投入的数量问题,即希望国家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然而对科技投入的质量与效果,对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资源数量的增加只是提高了利用资源促进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可能性,并不等于发展本身。科技投入总量的增加并不等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发展,只有实现了科技资源,特别是科技经费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使宝贵的资源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果将大量的科技资源投入到一个效率低下的科技系统中,则不仅不能发挥资源应有的作用,反而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运行效率。因此,在高度重视科技投入总量增长的同时,必须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优化配置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

2 科技投入的四种基本模式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和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需要以多种模式进行投入和配置,而且各种不同投入模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一定的结构关系。本文根据科技投入的不同对象,将科技经费投入分为四种基本的模式,即项目模式、机构模式、基地模式和个人模式。

2.1 项目模式

所谓项目模式,指的是科技经费以项目为资助对象和经费的载体进行的投资活动。在项目立项时就基本上确定了投入经费的额度,经费随着项目走,哪个单位最后竞争到项目的实施权,也就等于是争到了这个项目的经费。

通过项目来分配科技经费是科技财力资源配置的最主要的模式。项目模式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主要有:项目目标、资源保证、项目结果和项目管理。如果把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作一个“黑盒子”,那么项目目标和资源保证就是这个“黑盒子”的外部输入,其中资源保证既包括经费的投入,也包括完成项目所必须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如仪器设备,及实验室与现场试验条件等)和信息资源,项目结果是这个“黑盒子”的产出,而项目管理则是伴随实施过程的外部监控,包括立项评估、过程评估、验收评估等。

利用项目模式配置科技财力资源还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投资目标,采用各种各样的具体方式。从科技财力资源的宏观配置上分析,目前我国科技投入的项目模式中主要采用了科技计划、科学基金和委托研究等几种方式。其中,科技计划方式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为支持或引导其他社会组织重视某方面的科学技术活动,筹措部分财力资源,制定一些特定目标的科技计划。按照政府行为的不同方式,科技计划还可以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类,从经费投入的角度看,重要的差别之一是指令性计划项目的目标主要由政府确定,与此相对应,项目所需经费也主要由政府提供;而指导性计划一般政府只提供部分经费,甚至可能只是少部分的经费,其余经费由其他社会组织(如企业)出。例如1994年火炬计划总投资中,政府拨款仅占2.9%左右,同年星火计划总投资中政府拨款仅占1.56%,而企业自筹占到64.13%。企业作为投资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在项目目标的制定上享有很大的发言权。不同的组织都可以采取科技计划方式来投资科技活动,中央政府可以组织国家级科技计划,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地方级科技计划,各部门也可以组织实施各自的专项科技计划,同样,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也可以制定并实施本企业的科技计划。表1给出了几个国家级的科技计划的情况。

表1 1994年六个国家级科技计划的资金落实情况

科学基金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投资者(政府、民间团体或个人)用一部分资金建立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和资助范围的基金,通常都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和一定学科范围内遴选一批科学家,作为基金的评审委员,由他们根据基金的目标和资助范围,选择若干项目进行资助。在我国科学技术财力资源的资助方式中,最著名的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表2列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几年资助项目的情况。

表2 1991—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由中央财政出钱,专门资助基础性研究的一个专门性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也是中央财政投资建立的,这个基金以科研项目的形式给予获得博士后资格的青年科技人才以专门的资助。此外,我国许多省市自治区和行业部门也投资建立了本地区或本行业的科学技术基金。这些科学基金虽然在重点资助的学科、技术领域、地域、行业,以及科学技术获得的层次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以研究开发项目的方式向科学技术活动投资。

2.2 机构模式

所谓机构模式,指的是科技经费以科研机构为资助对象和经费的载体进行的投资活动。科研机构是完成投资者(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目标(通常是比较长远的目标)而通过立法或组织的行政命令成立的。向这些机构投资的目的与设置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投资是为了保证这些机构能够完成其应有的职能。对机构进行投资,向机构拨款,是社会各领域最常采用的投资方式之一,例如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必须向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军队等拨款,为了保证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教育,必须向学校拨款。在科学技术领域,向机构拨款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科研机构除了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把人们组织起来完成某种社会活动),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研机构还具有特殊的科学功能。科研机构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建制,为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专门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既包括科学技术活动必须有的“硬”环境,如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以及必要的研究经费等,也包括“软”环境,也就是一种可以开展自由的学术交流、争鸣、研讨的、以对科学的共同认识为基础的宽松的文化氛围。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会对科学技术产生各种各样的期望,各种投资者都是带着他们的期望和目标进行投资的,政府有政府的目标,企业有企业的目标。然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科技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方面,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目标,科学家有科学家对科技发展的预期和判断,科学家在科技投入的配置中应当也必须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科研机构通常都是按照学科或技术领域设置的,在本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学科积累与储备,使其拥有了对本学科和技术领域发展前景的比较权威的发言权。这种积累和储备,这种判断能力,无疑都是提高科技投入准确性和效率的重要的保证。如果不尊重它,不利用它,对国家科技发展将是一大损失。

目前,以机构模式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向科研机构提供科学事业费,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方式,如向重点实验室提供运行经费等。图1显示的是1980—1994年国家财政科学事业费中科学事业费和科技三项费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从图中的曲线可知,我国科学事业费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是大致上占三分之一左右,而以项目模式投资为主的科技三项费所占的比重则从40%左右逐步增长,基本达到50%左右。从宏观上看,虽然财政拨款中的科学事业费总额在逐步增长,但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科学事业费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项目模式的投入经费比重逐步增强。

图1 1980—1994年财政科技拨款中科学事业费与科技三项费的比例

从微观上看,科学事业费在科研机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迅速下降,科学事业费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即科学事业费中“科学”的意义逐步淡化,成为一种一般性的行政经费,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保障性经费。许多科研机构得到的科学事业费连发研究人员的基本工资都不够,机构正常运行所必须的水电、医疗、房屋维修、社会摊派等费用需要另想办法自行解决,更不用说从科学事业费中留出一部分用于科学研究了。科学事业费的不足,使许多科研机构失去了应有的科学职能,仅剩下社会职能了,就象是个居民委员会。这种科研机构科学职能的弱化虽然在短期内还看不出其影响的严重性,但我们认为,只注重课题组、实验室一级科研组织的建设,忽略研究院所一级科学组织的建设,可能会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带来长期的严重的影响。

机构模式还有几种具体的投入方式,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对新兴的科研组织形式——国家重点实验室、部门开发实验室等给予一定的运行费补助、实验室运行费;二是建立研究所所长基金,将一部分经费直接拨给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可以利用这些经费自行选择一些创新性强、风险大的科研课题,特别是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研究工作。一些所长基金运用得好的研究所,利用这部分经费建立起了小型的“苗圃”,在“苗圃”中培育出许多有希望的新苗,成为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的预研和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

2.3 基地模式

所谓基地模式,指的是以重大科研装备或科研基地为投资对象或投资的载体进行的投资活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趋势之一,就是“大科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日益紧密的结合,科学技术活动对科研仪器设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科学技术中各学科和技术领域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与融合,也需要建设综合性的集多学科为一体的科研基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建设了许多重要的科研基地。这些科研基地不仅保证了科学技术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80年代兴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有许多都是以这些科研基地为基础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保证国家科学技术长期稳定地发展,优化科学技术的纵深配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研基地的建设。在基地建设方面,我国主要采用了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投资建设若干重大科学装置,以这些重大科研装置为核心形成一批科研基地。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合肥同步辐射装置等八大装置。最近,有关政府部门又决定投资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和巨型天文望远镜等一批大型科研装置。二是投资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从1984年建设第一批11个重点实验室以来,我国已在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卫生部的一些研究所建设了15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截至1993年已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80个,累计投入建设经费6.45亿元(《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5∶229)。从1991年开始,国家计委、国家科委部署安排了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到1993年底已先后组建了67个工程中心,计划投资8.84亿元(《中国科学技术指标》1994∶18)。

2.4 个人模式

所谓个人模式,指的是以科学家个人为投资对象或投资的载体进行的投资活动。与其它模式不同的是,在个人模式的投资活动中,投资者一般只对投资的社会效果感兴趣,投资者一般不要求投给科学家个人的资金必须产出什么具体的结果,而这些资金到底怎么用,则由受资助的科学家根据个人的兴趣自由决定。个人模式是建立在对受资助的科学家个人高度信赖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相信科学家对本学科的前沿和新的生长点的判断能力,以及相信科学家的科研能力。如果投资者与受资助科学家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也就丧失了采取个人模式进行科技投入的前提条件,投入资金的具体使用效果和投资者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也不可能是理想的。

在我国,个人模式的主要方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对各主要学科杰出科学家的资助,每个杰出科学家可以得到几十万元左右的一次性资助。我国各有关部门和科学团体为加速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育而实施的计划,如中国科学院推出的“百人计划”规定向每位列入“百人计划”的青年学术带头人提供100万元左右的资助。

3 各种投入模式的协调与评估

在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注意各种投入模式之间的匹配与协调。不同的投入模式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目标,适应于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类型的科技活动。当今科技活动的氛围、层次、类型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需要多种不同投入模式的有机组合。如果在投入模式的选择上过于向某一种模式倾斜,如只重视采用项目模式组织科技活动,忽视了机构模式、基地模式和个人模式,则可能出现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组织了大量针对性很强的科研项目,但由于研究机构学术功能的丧失、得不到科研基地仪器设备的支撑等原因导致整体的投资效率不高的宏观结果。在注意不同投入模式之间的匹配、最大和有机组合的同时,还应注意同一种投入模式中不同的具体方式之间的协调,如同样是项目模式,通过带有明显政府意图的指令性科技计划、指导性科技计划组织的项目和通过带有明显的科学家的意图的科学基金组织的项目,以及由企业等委托方直接委托的项目,就有很大差别,也应有一个合理的结构。

通过对投入模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科技投入中还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改进的问题。在项目模式方面,主要问题是项目目标不明确,项目立项的随意性较强,无论干好干坏,几乎所有项目都能通过结题验收,绝大部分还能够获得很高的评价;项目模式投入中第二个问题,是许多科技计划整体目标模糊,什么都要干,成为无所不包的“大口袋计划”,不管上报什么项目都能进入这些“大口袋”,不同计划之间存在许多重复,同一计划内部的项目和子项目之间也存在重复;项目模式的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计划的覆盖面太大,而计划经费又不能支撑,因而项目的投资强度普遍较低,虽然好象一个计划什么学科和领域都照顾到了,但由于投资强度太低,造成实际的投资效益很不理想,一些单位只好将同一个项目分散向不同的计划报,用几个渠道得来的经费支撑一个项目的研究;另一个问题是项目投入的主体责任不清楚,政府、基金会、学术团体、企业等投资主体所具有的身份和所完成的职责互相交叉,自己的职责还没完成好又插手其它投资主体的职责。

在机构模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政府研究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部门设立的机构不是为了该部门完成法律规定的职责,而是试图包办本领域或本部门的一切研究活动,结果是机构太多而投入不足,使许多研究机构有名无实,不是为了完成政府的职责,而是为了自己赚钱;二是企业研究机构实力不强,国家和企业的科技资源没有能够向企业研究机构集中,此外还有一些企业盲目追求建机构,而不重视发挥研究机构的作用;三是一些大学出现盲目设立研究机构的苗头,许多机构没有基本的经费投入,全靠项目经费支撑,无法进行机构的自身建设,使这些机构不能发挥科学职能;四是项目投入与机构投入结构不合理,机构模式所占比重的下降,以及机构模式投资效率的低下,使得以项目模式投入的大量资金实际上被转用于机构的生存,进而使项目模式投入的效率也被拉下来。

在基地模式和个人模式的投入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如科研基地和重大科研装备投入的集中度不高,虽然一个基地可能水平较高,但由于集中度不高可能使得这些分散的基地不能有效获得其它学科的支撑,对其它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易发挥;有些基地建设一次性投入不足,使得有些基地在规模和科研工作的起点上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影响了整体效益的发挥;在个人模式的投入中,有些具体方式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认定投资对象时的方法有些简单化、绝对化等。

科技投入中的种种问题反映出投资的决策者对科技投入规律和技巧理解和掌握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为保证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除了投入时在来源、模式、方式、结构等方面需要有合理的安排外,还必须有健全的监督机制,任何投入活动都是要由人来干的,总要有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制度定的再好,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也不能保证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科技投入和使用中存在着“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三位一体的问题,也就是“投资者”和“使用者”合二为一。这种现象既导致经费分配上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不利于科技经费投资效率的提高。为了保证科技作用的优化配置和科技投入的高效率,必须形成健全的监督机制,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建立科技投入与使用的评估制度。健全的评估制度包括多层次的完整的评估组织体系、科技投入与使用评估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地方人大、地方政协、各级政府的审计部门、官办评估机构、独立咨询评估机构等都是这个评估组织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科技投入活动(如重大科技计划、重要的科学基金等)都应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其中必须包括关于评估的条款。为保证评估的科学性,还必须对评估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逐步形成适应于不同科技投入模式评估的规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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