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人格障碍_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文化转型与人格障碍_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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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既是一定社会塑造与文化濡化的产物,又是个体适应环境、主动选择与积极创造的结果,健康的人格总是与良好的社会适应、自我控制分不开的。目前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和深入,文化适应、自我平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人格障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认识、分析文化变迁与人格障碍的关系,是文化转型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格障碍介于精神疾病与正常人格之间,主要指不伴有精神症状的人格适应缺陷。人格障碍者智力并无异常,却难以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具有人格障碍的人很少自知为异常,但却可以引起其社会生活失常。J·L·科尔曼等人曾概括了人格障碍的一些共同特点,诸如异常的心理特点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缺乏责任心和道德感;缺乏自我反省、怨天忧人;猜疑、仇视、缺乏自信等等。〔1〕

在社会关系单一、生活节奏单调而缓慢的传统乡村生活中,文化环境单纯而且相对稳定,个体的文化适应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自然而然实现的,人们极易保持内心的满足、恬淡和平衡,因而个体对社会的适应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因为呈加速度运动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变化过程”〔2〕,它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改变着社会的人际关系、交往规范和行为方式。社会的这种迅速变迁要求个体作出顺向反应,以使其人格与时代相同步,与社会和文化相协调。因此,在一个文化转型过程中,个体生活的文化环境具有了更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其社会生活适应的难度剧增,人格障碍也就极为常见。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解释为:躯体健康、 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按照这一标准,对人体健康(包含了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的内容)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个体的性格、情绪、世界观、生活态度、人际关系,而且要研究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研究个体——文化的互动状况。尤其在我国目前,社会转轨、文化转型正以未曾有过的广度深度迅速进行着。面对着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人格健康愈来愈与个体——社会文化的平衡关系紧密相关。如果说个体的社会适应状况取决于自我调控能力、正确对待外界影响的能力、保持内心平衡和满足状态的能力,那么,文化转型对每个方面的能力都提出了挑战。

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是沿着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

首先,“改革”从社会内部改变着社会经济关系和体制结构,人际关系、生活态度、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传统文化逐渐实现自我否定和更新,从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都在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状态转化,民族文化的再生能力和创新机制充分启动起来,人们的思想从封闭、程式化的框式走向外向化和多元化。但传统的民族文化仍从各方面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时时都能感受到传统的人际关系规范、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的沉重存在,由于文化心理同时容纳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观点“变异”,人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双重人格的压力。新旧文化交替、观念冲突与整合,必然使人们心理上产生激越、茫然、冲突、生疏、失落、困感等感觉心态。

其次,“开放”很快使我国的社会结构由内向型变成外向型,民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与外来文化进行着相互交流和渗透。外来文化的娱乐时尚、行为方式、理论思潮和价值伦理对人们既有的文化心理形成了外在压力和冲击,这使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语)的心态:对传统伦理的依恋和归属与对外来文化的冲动与向往同在,既有新的文化视野带来的新鲜感和喜悦,也有文化撞击导致的失落和苦闷。传统价值的导向作用趋于弱化,而“舶来文化”嫁接的价值规范尚未确立。个体的人格经历着价值空缺、规范松弛的失序和阵痛。

处在这种新旧文化交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选择互动的文化背景之下,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双重人格”的特点,从显观念上,他们充满了对超前思想、现代观念和新型人际规范的向往,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叛逆;但在潜意识里,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又使他们对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表现出忍耐。美国社会学家阿·托夫勒曾经把这种由于内在的文化创新和外来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文化急剧变迁对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的冲击和震动称作“未来的震荡”,认为“它使人们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之后,感到压力重重、晕头转向以及不知所措”〔3〕。文化转型所导致的“双重人格”, 不仅使人格的内在平衡(即个体的价值需求倾向——个性心理特征——自我调节的行为三者的平衡)变得困难,而且使人格的外在平衡(即个体——社会文化关系的协调)趋于动荡不定,而人格结构的失衡和个体——文化关系的失衡都必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

文化转型将人们从民族的、传统的同质文化推入多元的、相互冲突的异质文化,从相对恒定有序的文化背景推入了多变而不稳定的文化环境,所有这些都客观上要求个体及时调节认知和思维,来整合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以维持人格与社会文化关系的平衡,维持内心的平衡和满足状态。否则,个体的社会适应就会产生障碍,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格障碍主要有以下表现类型:

1.反社会人格。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对社会原有的或自身人格结构中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全盘否定,但新的价值规范尚未形成,对二元价值同时失去信仰,心理无所遵循而失去平衡。他们对现有的社会形态、文化规范、人际关系不满,总试图从中找出不合理的东西,思想偏执;对现实社会的主导价值和规范不仅没有吸收的欲望,而且总试图加以否定,这使得其社会适应更加困难。在人格表现上,这种人行为自私,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羞耻心;自我中心,没有爱恋能力,对人也不忠实;对社会的不满和无知使得他的社会交往充满对立和怀疑,因而他们把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命运或别人的错处,却无以自省或自责。通常这种人格都伴有畸形的侵犯动机,甚至走向犯罪。

2.边缘型人格(非社会人格)。这种人格在急剧变迁的社会面前,价值系统混乱且麻木,试图与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新的文化规范保持距离,对现实保持游离状态,常表现为离群索居、淡漠弧僻,没有是非善恶标准;为人缺少道义和同情,难以与他人和睦相处,喜欢生活在幻想和自我设计中。当遇到重大挫折和生活事件冲击时,这种人格很容易成为恐惧症或分裂症。

3.因循型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极力维持其社会过程中业已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时代和文化变迁格格不入,因而常常陷入怀旧、失落和自怜境地。过度的守旧心理和恋旧倾向,使得其思想内向、闭塞,难以适应变革的现实和人际交往规范。偶遇冲击和挫折,便会徬徨、暴躁、沮丧、一蹶不振,甚至颓废自弃, 严重者可能成为强迫症或躁郁症。

4.附合型人格。健康的人格是建立在对社会自觉的、理性的参与基础上的,但在社会急剧变化、新潮的文化时尚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某些人刻意追逐时髦,将社会适应当成“时尚跟随”,而不顾这种时髦或时尚是否合乎道德、理性,是否健康。具有附合型人格的人对新的观念思潮、娱乐方式、流行文化等都积极投入,但他们很少对这些时尚作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而是盲目模仿,“跟着感觉走”,奔忙于“各领风骚不几天”的“流行”之中,导致其内心价值空心化。他们对“变迁”的理解更多的是表层的、形式上的,而且过于理想化,因而在现实挫折和矛盾面前,显得脆弱、缺少理智,社会角色混乱,严重者可能成为妄想症或戏剧化人格。

总之,健康人格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文化适应症,而良好的文化适应必须建立在与文化转型顺向反应的基础之上。

人格障碍与微观的个体生活环境(诸如童年家庭生活、个体的人际关系、经历的生活事件等)有重大关系,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都已作出了大量权威的诠释;本文试图从宏观社会文化环境的角度探讨文化转型与人格障碍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对转型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首先,文化转型必将使人格健康的涵义发生质的变化,人格障碍的判断标准也因之有质的不同。马克思曾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一个自然经济状态下有健康人格的人,在商品经济社会可能举步维坚,适应困难。因而,对人格障碍认识,必须着眼于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

其次,文化转型客观上要求个体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并以理性态度自觉整合异质文化相互间的冲突,以使人格吸纳合乎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文化观念和价值规范。因而,个体主动适应社会、调节自我显得更为必要。正因为如此,加强文化转型期的人格健康教育和咨询,对人格障碍加以疏导,也就更为迫切。

再次,文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顾及社会—文化关系的平衡,使文化的转变与整个社会发展相协调,并从而减轻由于文化的急剧变化给个体的精神、人格带来的冲击和震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转型不应是自发的、盲目的,而应是有序的,应当有正确的方向和政策引导。

注释:

〔1〕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18—419页。

〔2〕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3〕阿·托夫勒:《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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