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党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全面贯彻执行。历经20年极“左”错误思想干扰和破坏后的中国，若要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更是难上加难。邓小平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以独具的马克思主义胆识和大无畏的革命气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我党的历史上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保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探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众所周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邓小平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他深谙中国国情，又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的基本意义，因而能够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很短时间内，就奇迹般地使中国走上富裕之路。因此，我们毫不隐讳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块沃土，就培育不了枝茂叶繁茁壮成长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棵大树，而贯穿这一理论之中的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实事求是。
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
邓小平熟练地使用实事求是这把“双刃宝剑”，既充分肯定以往经验的正确方面，又敢于否定以往经验中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方面；既要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丰功伟绩，又要认清和批评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以及由此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要把“两个凡是”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分离出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又要认清社会主义本质，再也不能在“贫穷落后”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总之，20世纪末的中国要腾飞，要励精图治，要走向世界，去迎接新世纪之朝阳，为人类多作贡献。
历史和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为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历史和现实也再次告诉我们，不把已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底，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同样要付出血的代价。所有这些，引起我们若干反思：
反思之一：史实表明，离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1958年急于求成，迫切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使人民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发动了“大跃进”。企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企图用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加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企图用提高公有化程度和扩大生产组织规模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企图用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毋庸置疑，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盲目求纯，急躁冒进，使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清。思想中的空想成份不断得以扩张，开始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思之二：史实表明，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导致个人崇拜之风气逐渐形成。个人崇拜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曾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认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是在剥削阶级中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中央讨论通过了反个人崇拜的六条。1953年在夏季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六条：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然而这些好的提法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开始变得欣赏并接受个人崇拜，甚至开始从理论上去论证起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他已经开始不喜欢别人对他的批评了，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以致于主观主义日益严重，削弱甚至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反思之三：史实表明，离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出现很多失误，但无可否认，他也曾写下《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有过较好的认识，认为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随着以后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改变原来的正确观点，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错误估计，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不断升级。如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开始背离八大决议，认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1959年8 月庐山会议上，把党内矛盾说成是阶级斗争，并把党内矛盾错误定性为“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1]；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致形成了“文革”中脍炙人口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5年1 月，在他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又错误地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并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1966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开始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系统化，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进行了错误估计，混淆了两类矛盾。由指导思想上的脱离实际，到实践中的脱离实际情况越来越严重，无疑是导致“文革”悲剧的导火索。
反思之四：史实表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1967年11月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作了集中概括。该理论后来又被逐渐写进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并载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也曾经一度被誉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不管这一理论被套上多么耀眼灿烂的光环，在实践这个“照妖镜”下，“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定会被剥去”。同为这个错误的理论，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由于脱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该错误理论毕竟在中国盛行10年，再加上10年“文革”的错误实践，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是雪上加霜。
反思之五：史实表明，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形成“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根本原因。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深受“文革”之苦的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要进行拨乱反正，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随即抛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去禁锢人们的思想。按此观点，就会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晚年有什么错误，主张继续沿着毛泽东“文革”的方针继续走下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反对“两个凡是”；是承认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并对之进行批评，还是否认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而拒绝批评。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2]。
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3]，如果“按照‘两个凡是’， 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4]。邓小平用实事求是这把锋利的“双刃宝剑”， 剖析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自相矛盾”[5]的说法。 因此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拨乱反正，把“两个凡是”坚决从毛泽东思想中分离出去。不然，我们至今还会在“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的怪圈里徘徊。
反思之六：史实表明，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把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底，连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会犯下严重错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毛泽东身体力行，确实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也就是说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党和军队就能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一旦违背实事求是，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注定会遭受挫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实精神，巧妙地结合到一起，首倡实事求是，开了实事求是是我党思想路线的先河，实事求是同时也成了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把他首倡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底，终究犯下了他所批评过的主观主义错误，理论上带有唯心主义空想成份和过于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践中又必然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反思之七：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有的理论，不加分析地、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当作神圣的教条，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未曾涉及到的、现实生活涌现出的新问题，一概斥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6] 我们知道“共同胜利论”也是由于时空环境、斗争对象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共同胜利”的任何迹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形势，积极地去创造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这是尤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论及，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一国两制”等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苏联和中国，列宁和毛泽东也没有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论述。这能责怪马克思主义吗？当然只能责怪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无知。马克思主义是不会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的，这是马克思在初创其理论时，向全世界宣布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恩格斯也曾强调再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要知道“绝对真理的烤松鸡”是永远都吃不到的。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着又说：“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7] 不仅没有意义，如果离开自己国家谈马克思主义，必定会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邓小平也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8]
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意义
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胆识，需要有大无畏的革命气魄，需要有为真理而奋斗和牺牲的精神。邓小平不愧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他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思想，是他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系统的科学的概括。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是指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来就存在着，“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9] 这条思想路线只是“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0]。这条思想路线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和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求实精神，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而复得的宝贵财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经过邓小平的创造性发挥，它又真正体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三个精髓有内在的联系，有渊源关系，更重要地则在于它是依次递进的，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挥、丰富和发展。
2、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雄辩地说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也决不能只把它当作一种必要的形式，而在实践中可执行亦可不执行或不彻底执行的问题。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曾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国革命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探索，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指引中国革命从失败中走向胜利；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但又没有把它贯彻到底，从而又导致解放后建国20年的政治运动频繁，极“左”思潮的泛滥，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是他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成员，第二代中央主要领导，最能体会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他能够站在新的制高点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悲剧所在。邓小平能够以史为鉴，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邓小平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一生的“三落三起”，其中的每一次沉落都是为了捍卫真理，而每一次的复出又都是实事求是精神得以贯彻落实的结果。个人的经历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进程更是这样。当终结“文化大革命”、翻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一页时，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首当其冲的是恢复和发扬由毛泽东倡导而在其晚年又抛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体现出邓小平对这一思想路线所作的科学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1]后来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通过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肯定。因为这个科学的概括，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第一次明确地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对真理讨论成果的概括，也是对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历史教训进行反思的结果。
4、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科学地解决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在论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必然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作用。前者的偏颇之处在于，如果只认为解放思想是前提，那么岂不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从理论上说，离开实事求是的解放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脱离实际的空想和妄想，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实践中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侈谈思想解放，就会沉缅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主张“全盘西化”，思想解放到了不加分析的“拿来主义”。后者片面地理解了实事求是，忽略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放不下包袱，胆小怕事，不敢为天下先，不能开拓新局面，谨小慎微，安于现状。从理论上说，思想不解放开来，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受习惯势力影响，岂不是永远都不能冲出右倾保守主义的巢臼；实践中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前导，哪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哪有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
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为前提条件、辩证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邓小平说“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2]。“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也就是说，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就会得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结果。“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脱离实事求是去一味地追求思想解放，或抽象地谈思想解放。如若抛开私有制这个实际情况，单纯评价杨白劳欠帐不还，当然会得出父债子还是合情合理的结论，这种“扬黄贬杨”的状况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正确处理劳务问题、帐务问题会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5、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思想路线的创立难，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更难；对思想路线的全面正确理解难，对思想路线的彻底贯彻执行更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历经半个多世纪才逐步规范化、科学化。概言之，思想路线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理论问题，重要的还是一个实践问题，确切地说，是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有了革命的理论（党的思想路线），革命的实践活动就应该自觉地在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还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增强党性原则等一系列环节。若干中间环节把握好了，就不会像“文革”十年那样，使得党的思想路线得而复失。问题虽然出在实践中没有把思想路线以一贯之，根本原因还是脱离群众，没有调查研究，严重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说了算，降低了党性原则，导致了主观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节。
6、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奠定了政治路线等各方面具体路线的基础。邓小平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4]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路线的得而复失，出现了政治上的混乱，如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然会忽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出现“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怪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怎么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怎么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毫无疑问，如果思想路线错了，其它各方面具体路线以及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都会发生错误。只有思想路线对头，才能正确地制定各方面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后，邓小平就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关系作了专门的论述：“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15]并反复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6]，“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17]。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8]。
7、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是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不仅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也为我们坚持和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树立了光辉榜样。邓小平实现了我党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邓小平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概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要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开拓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
第三，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把改革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四，邓小平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进行探索，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第五，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党的十三大对初级阶段的历史前提、涵义、主要矛盾、基本特征、党的基本路线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从而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第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对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为世界范围内解放地区间的冲突树立了范例。
第七，邓小平第一次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思想；
第八，邓小平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另外，邓小平还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规范。
结语
如果没有毛泽东首倡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的党和人民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从而确证了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毛泽东背离了由他首倡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如果不是他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如果不是20年“左”倾错误的干扰，如果不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可能早就步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由此反证了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邓小平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不是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两个凡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分离出去、果断中止“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至今还会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动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说明了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邓小平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既坚决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分离出去，又旗帜鲜明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实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从走俄国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从而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我们毫不隐讳地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毛泽东伟大，因为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并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伟大，因为邓小平把中国从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推向世界，从而给中国带来更加实质性的变革。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且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注释：
[1]参见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2][4][9]—[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3、38、278、278、278、364、191、191、191、276、163页。
[3][7][8]《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 191、146页。
[5]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 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国内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并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给“文革”作个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邓小平认为由自己主持作出这个结论不合适并拒绝主持作这个结论，因而，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随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不得不说，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指出华国锋讲话前后有矛盾，如果坚持“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如果让我出来工作，必须批评“两个凡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两难困境中不攻自破。
[6]《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5 月版， 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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