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产业论文,区位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02年成立以来,制造业内部关税一直在下降,从1990年的0.576下降到2010年的0.017,年均下降率达到16.24%;1990-2001年这12年间,区域内外关税(优惠幅度)差别不是很大,但自2002年以来,区域内关税明显比区域外关税低,优惠幅度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5.41%。①同时,区域内产业空间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2001年间,中国制造业生产值在中国—东盟区域比重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32%;然而2002—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产值在区域内占比以2.39%的年均增长率稳定增长,至2010年该比重达到88.17%,在中国制造业份额稳步增加的同时,东盟国家的份额却不断下降。② 很多文献以北美和欧洲等“北北型”或“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家或者地区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相关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促使产业从中心地区移出,而向那些能够以较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的边境地区转移,贸易自由化对一个国家内部的产业区位分布有着重要影响(Hanson,1994,1995,1996)。Hanson(1997,1998)的研究也表明,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其北部地区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随后,Krugman和Elizondo(1996)建立了一个新经济地理模型来分析经济一体化对于区域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将推高中心地区的实际工资,形成维持“中心—外围”结构的集聚力。以欧洲经济一体化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结论显示,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在某一个地区的集中。Monfort和Nicolini(2000)以及Paluzie(2001)进一步发展了Krugman(1991)的“中心—外围”模型。他们认为,随着国际运输成本的下降,贸易自由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个国家集中。按照Paluzie(2001)的研究,Krugman模型中的拥挤成本是一种分散力,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城市,例如用来分析规模庞大的墨西哥城。然而在欧洲的一个典型事实是,经济一体化导致了一个国家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Crozet和Soubeyran(2004)引入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进一步发展了中心—外围理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与多数东盟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均有比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类似且产业内分工水平不高,同时对美欧等外部市场较为依赖。这就决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产生不同于北美和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位效应。目前,对于中国—东盟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在增多,并且逐渐从贸易领域向投资和生产领域转移。Cheng(2010)以大湄公河和泛北部湾为例,从省级层次分析了中国参与东盟一体化的动机、战略和局限性,并提出了加速推进中国中西部省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建议。Thangavelu(2011)等研究了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对FDI的影响,参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更能吸引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对FDI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汪占熬、张彬(2013)测度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集聚现状,认为东盟自由贸易区这种小国先发的组建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冲击。 此外,中国—东盟自贸区中的产业空间分布,不仅受到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影响,更受到各成员国资源禀赋、市场条件以及工业基础等因素的影响。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这种生产空间变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自由贸易区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生产分工和空间布局?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让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更加公平?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以及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大战略的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对于其他正在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二、理论模型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产业区位由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等外生资源禀赋决定,产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集聚。新贸易理论在模型中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认为即使不存在禀赋差异,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节约也会影响产业的空间分布(Krugman,1980)。上述理论观点可以总结为:(1)密集使用某要素的产业倾向于在该要素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生产;(2)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倾向于在市场潜力大的国家或地区生产;(3)具有高投入产出关联性的产业倾向于在工业基础好的国家或地区生产。精炼上述三个结论可得,外生的自然条件、技术差异、资源禀赋等“第一性质”的因素和规模经济、产业前后向联系等“第二性质”的因素直接决定了产业的空间分布。本文将在Baldwin(2003)FC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中引入比较优势,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内在抉择机制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过程与结果。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国家记为d(d=1、2和3)。国家之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每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存量分别为,各国资本存量在全球的份额以及生产中使用资本的份额分别为(由于单位工业品需要使用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也可表示该国工业在全球的份额)。每个国家均有两个部门(工业M和农业A)、每个部门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每个企业只使用一单位的资本作为固定成本,使用单位的劳动力作为可变成本。农业满足瓦尔拉斯条件,并且生产的是同质产品。令,σ表示工业品的替代弹性。如果大于1,这说明d国的企业比f国企业生产更具有比较优势(钱学锋,2010)。工业品运输过程中存在冰山成本,即运输单位产品只有1单位产品能到达目的地。贸易自由度用贸易成本和优惠幅度来衡量,因此可设贸易成本为[0,1]。φ越大,则贸易成本越小,贸易自由度越高。假设1国和2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而3国是区域外国家,则。优惠幅度用表示,α>0,表示区域内的贸易成本低于区域外的贸易成本。 假设经济中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具有Cobb-Douglas形式: 由国家1工业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表达式(8)可知,国家1的市场规模占世界市场规模比重越大,其工业品占世界市场份额也越大。国家1和国家2间的贸易成本、国家1和国家3间的贸易成本也会影响国家1工业品的份额。为了研究国家1工业品份额对国家1的市场规模变化的反应程度,对式(8)关于求一阶导数。由整理可得: 从(9)式可以看出,优惠幅度α越大,则导数值变小,国家1的工业品份额对国家1的市场相对规模变化的反应变弱。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不同情况下的区位效应 在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存在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尤其在“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国发展基础参差不齐,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对产业的吸引力也不同,这就会出现第二层的生产转移效应④。以下将放松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相同的假设,分别研究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区位效应的影响。 1.成员国市场规模不同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位效应 资源禀赋相同而市场规模不同的情形,意味着: 根据新的约束条件,可以求出,然后对其关于求一阶导数。可得: 当α值变大时,值也变大。这说明优惠幅度越大,国家1的工业品份额对国家1的市场相对规模变化的反应变强,也意味着规模大、前后向联系紧密的产业在选择生产区位时会更加关注成员国市场潜力的大小。 2.成员国要素禀赋不同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区位效应 市场规模相同而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形,意味着不同国家间生产某种产品也存在比较优势的差别: 从(14)式中可以看出,越大,1国和2国之间的贸易成本越小,即贸易自由度越高,上式导数值越大,即产业在选择生产区位时会更加考虑区域内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因此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壁垒越少,比较优势对产业空间布局作用变大。 以上模型分析是通过逐步放松假设,分别探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对于产业区位的影响。总结起来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推论:(1)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资源禀赋等“第一性质”因素和规模经济、产业前后向联系等“第二性质”因素而间接影响产业区位效应。(2)“南南型”自由贸易区的内部贸易壁垒越低,“第一性质”因素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大。(3)“南南型”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差额越大,“第二性质”因素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大。 三、计量分析方程与变量选择 如前面分析可知,产业的区位选择由“第一性质”因素和“第二性质”因素决定。我们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国家特征因素和产业特征因素,前者包括国家的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国家市场潜力和制造业市场潜力等,后者则包括产业的要素使用相对密集度、产业规模和投入产出关联等。本文实证的思路是:首先分析国家因素与产业因素的影响,然后再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FTA)因素,通过这种影响因素逐步剥离的办法,测算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内的诸要素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产业区位分布的影响。 (一)计量分析方程 根据上述分析逻辑,并借鉴Pablo Sanguinetti等(2010)的方法,构建实证模型。 其中表示样本国家第k种产业t时期产值占区域内该产业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样本国家第k种产业t时期的第j种产业特征,表示样本国家t时期的第j种国家特征,区域一体化用来表示,即样本国第k种产业t时期的内部关税或优惠幅度,是第k种产业t期的误差项。(15)式主要测算国家与产业因素的影响,在其中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直接影响因素的交互项得到(16)式,是为了通过对比分析得到FTA对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反映了国家特征和行业特征对制造业区位抉择影响的大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直接影响因素交互项的系数,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直接影响因素对制造业区位抉择交互影响的大小。对于交互项的配对选择,我们基于以下考虑:由新古典贸易理论可知,密集使用某要素的产业倾向于在该要素丰裕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因此在(15)、(16)式中,国家特征中的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与产业特征中的要素使用相对密集度配对;由新贸易理论可知,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倾向于在市场潜力大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具有高投入产出关联性的产业倾向于在工业基础好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因此在(15)、(16)式中,国家特征中的国家市场潜力与产业特征中的产业规模配对,国家特征中的制造业市场潜力与产业特征中的投入产出关联配对。通过对(15)和(16)式做回归,可以观察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部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b值的变化),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这种变化(值的变化),并由此从国家和产业因素层次判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于区域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一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不仅受区域内国家影响,还可能受到区域外国家的影响。通过就可以适当削减区域外国家的影响。为了降低因变量本身的波动性,增加数据的平稳性,减少估计偏差,故对因变量取对数。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 1.因变量:制造业产值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 方程(15)和(16)的因变量涉及的区域内国家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5)方程(15)和(16)还深入到制造业产业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按ISIC,Rev.2,3 digitlevel分类标准分类的28个产业。⑥本文所要研究的制造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空间分布问题,从具体制造业产业层次而言,主要表现为部分产业选择在中国生产,而另有部分产业选择其他东盟国家生产。如此说来,具体制造业在中国的分布和该制造业在东盟国家的分布将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关系。换句话来讲,中国某制造业在区域的份额与其他东盟国家该产业在区域的份额为“镜像关系”,它们的总和为1。因此在对方程(15)和(16)进行回归时,我们仅使用了中国分类的制造业数据。 2.国家特征: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国家市场潜力和制造业市场潜力 表示样本国家t时期的第j种国家特征。首先来看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我们选用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国家的资本劳动比)来衡量要素禀赋。其次再来看市场潜力,包括国家总体市场潜力和制造业市场潜力。我们使用引力方程(Tinbergen,1962)即(17)式表示国家总体市场潜力,其中Y代表的是国家GDP,d表示两国首都的距离。对于制造业市场潜力,我们也同样适用(17)式表示,Y表示的是制造业生产产值(Sanguinetti等,2010)。 以上国家特征中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单豪杰(2008)的文章《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⑦劳动力数量、两国首都的距离、国家的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3.产业特征:要素使用相对密集度、产业规模和投入产出关联 表示中国第k种产业t时期的第j种产业特征。首先来看要素使用相对密集度,它与国家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相对应,表示该产业生产中的要素使用情况,用产业的资本劳动比表示(Koirala和Koshal,1999)。再来看产业规模,它与国家市场潜力相对应,产业规模计算公式借鉴Traistaru和Martincus(2003)的处理方式。最后来看投入产出关系,一国工业基础越好,高投入产出关系产业越倾向在该国集聚,即与制造业市场规模相对应的是投入产出关联。由于产业间投入产出数据无法得到,而《中国统计年鉴》中投入产出表也只是每5年才公布一次(2002年和2007年),并且所计算的行业有限。而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与各产业的产值相关性较强,即产值较大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也较强,因而其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也较大。因此,本文所需要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用行业产值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来估算(王业强、魏后凯,2007)。衡量行业特征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以及1996-2003年的《工业统计年报》。这些数据的产业分类标准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02)。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将该标准转换成ISIC标准。⑧ 4.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关税和优惠幅度 区域内部关税指一国与其FTA伙伴以出口为权重的关税简单加权;优惠幅度(preferential margin,简称PM)用区域内外关税差异来衡量,其计算公式用(18)式表示(Sanguinetti等,2010)。其中表示的是中国第k种产业对区域外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表示该产业在自由贸易区中的内部关税。计算内部关税、优惠幅度和出口权重的数据均来源于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四、经验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数据涉及1990-2010年间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的28个制造业产业的数据,这种动态结构方程所存在的异方差、自相关和内生性问题,导致通常使用的OLS回归、2SLS不再有效。再者生产区位变动与前期区位空间布局关系密切,所以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利用STATA 12.0软件,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 表1是对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报告了国家与产业因素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制造业空间分布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首先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从表1的列(2)和列(3)可见,无论用内部关税还是优惠幅度来表示区域经济一体化,b值多不显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区位分布影响与之前推论不尽相符。其次来看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与要素使用密集度交互项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要素禀赋等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第一性质”因素始终没有影响自贸区中制造业的区位选择。然后来看市场潜力与产业规模交互项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在没有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产业特征交互项的情况下,是显著的,而在增加交互项的情况下不显著,说明该自贸区成员国的市场潜力和产业规模交互项与制造业区位之间的关系易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再来看制造业市场潜力与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交互项的影响,其回归系数a[,3]均显著,说明不论在有没有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家、产业特征交互项的情况下,自贸区成员国制造业的市场潜力始终会影响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行业区位选择。最后,从表1中还可以看到,列(1)中只有不显著,列(2)、列(3)中的值均不显著。对比列(1)和列(2)、列(3)可以发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说明在考虑内部关税和优惠幅度下,区域一体化通过“第一性质”因素和“第二性质”因素间接影响了产业空间分布。由此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区位分布影响方向以及影响大小与之前推论不尽相符,因此需要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2002年为时间划分点进行进一步分析。 注:本表使用TWO-STEP GMM估计方法对1990-2010年这21年数据做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1)是对方程(15)做回归得到的值。(2)是对方程(16)做回归,且pt表示的是内部关税。(3)是对方程(16)做回归,且pt表示的是优惠幅度。Ints表示因变量取了对数值。括号内表示的是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 注:本表使用的方法是TWO-STEP GMM估计方法。A指的是对1990—2001年这12年数据做买证分析,B指的是对2002—2010年这11年的数据做实证分析。(1)是对方程(15)做回归得到的值。(2)是对方程(16)做回归,且pt表示的是内部关税。(3)是对方程(16)做回归,且pt表示的是优惠幅度。 表2报告了1990-200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前)和2002-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的两个时间段国家和产业因素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发展对中国和东盟区域的制造业产业区位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分别对比表2中A的列(2)、(3)与B的列(2)、(3)可知,自贸区成立之后:用内部关税表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直接影响因素交互项的系数b由不显著变显著,且数值变大;用优惠幅度表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直接影响因素交互项的系数b由不显著变显著,且数值变小。由此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如何通过产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影响产业区位分布的,还需要研究分析a值的变化来加以阐述。 1.“第一性质”因素和“第二性质”因素直接影响了产业空间分布。第三行值除A中列(2)不显著外其余的均显著,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后,要素禀赋等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第一性质”因素会影响自贸区中制造业的区位选择;第四行值除A中列(2)不显著外其余均显著,这说明中国的市场潜力会影响规模报酬递增产业区位选择;第五行值均显著,说明中国制造业市场潜力会影响高投入产出关系产业区位选择。 2.比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后的情况可知,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第一性质”因素和“第二性质”因素间接影响了产业空间分布。其一,对比表2中A和B的列(1),其中的全部显著,而且值由正数变为负数,说明自贸区成立之后,中国资本劳动力的提高将弱化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在中国的集聚;的值均为正值,说明中国日益扩大的总体市场规模和制造业市场规模对规模报酬递增和前后向关联产业的空间集中有促进作用,而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值均显著增大了,即这种影响在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更加突出了。其二,列(2)中的由不显著变得显著,且的值显著增加,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中国的要素禀赋和市场潜力会影响制造业在自贸区内的空间分布,并且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潜力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在增加。其三,列(3)中的全部显著,的值均显著增大了,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中国的市场潜力及制造业市场潜力对该自贸区内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增大,即产业规模越大,越容易被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规模所吸引,从而倾向于在中国生产并使得中国制造业该产业在区域内份额增加,同时中国制造业市场规模越大(即工业基础越好),高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也越倾向在中国生产。无论是用内部关税还是优惠幅度来衡量贸易自由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后,产业区位选择因素对其影响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证明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各国产业空间布局有影响。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什么因素来影响产业区位抉择,需要进一步分析。 3.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后影响制造业区域选择的诸因素比较可知,内部贸易壁垒越少,“第一性质”因素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大,且其在所有因素中变化最大;优惠差额越大,制造业市场潜力和投入产出关联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大,国家市场潜力和产业规模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小。对比表2中B的各列:其一,将列(1)和列(2)相对比,即考虑内部关税时,值显著增加。这意味着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产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更注重一国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对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增大,这与理论模型的推论一致。其二,将列(1)和列(3)相对比,即考虑优惠幅度时,的值显著降低,的值显著增加,说明随着优惠幅度的增加,该自贸区会吸引区域外的企业在区域内生产,新吸引来的企业在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分布会更加看重各国制造业市场潜力的大小。但各国整体市场潜力对制造业区域内转移影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市场潜力对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增大,相对而言,中国的总体市场潜力对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减小。 由表1和表2最后几行可知该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表中Sargan检验统计量不显著(P值均大于0.15),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表明模型工具变量设定合理,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另外,从Arellano-Bond AR(2)检验结果(P值大于0.15)来看,不能拒绝扰动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这说明整个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工具变量是可以接受的,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五、结论及启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02年正式成立以来,随着贸易壁垒不断消减,区域内各国的产业空间分布发生了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其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东盟区域的产业空间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该自贸区的区位效应通过“第一性质”因素和“第二性质”因素间接影响产业的空间分布。其二,在自贸区中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向中国集中,主要源于中国的总体市场规模、制造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三,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内部贸易壁垒越少,“第一性质”因素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大;而优惠差额越大,制造业市场潜力和投入产出关联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大,但国家市场潜力和产业规模对产业区位效应作用越小。根据此结果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以及市场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中国较之东盟国家而言会对那些规模大的产业形成更大的吸引力。此外,随着包括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内的东亚经济体纷纷推行竞争性的地区主义政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内部贸易壁垒和优惠差额都将进一步减少,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资源禀赋以及国家市场潜力等方面的相对差异会对区域内的产业区位选择产生更大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一,其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根据本文的结论可以认为,随着“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区域内国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趋势虽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仍不能很好解决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因此需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业层面进行紧密合作,调整产业政策,做好区域内产业转移与对接。 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而言,随着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推进,制造业的空间布局也会发生变化。为了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均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加强区域内的合作与联系。其一,结合制造业各行业的发展特征及其对自由贸易的适应性,中国与东盟国家需要制定更加灵活且有针对性的产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由于不同产业的发展特征以及其对自由贸易的适应性不尽相同,切忌在制定产业贸易自由化政策方面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应该充分考虑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产业的直接冲击及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分行业进行产业开放,并促进双方的产业对接、行业互动和企业联系。其二,积极推动中国部分区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部分东盟国家转移。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均比较丰富,都具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继续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开展竞争,只会让该自贸区的离心力不断增加,从而牺牲区域的长远发展利益。因此,中国可以鼓励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部分东盟国家转移。尤其是针对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东盟新4国,中国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例如在农、林、畜牧业、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上,双方应加强产业转移合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自身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产业转移、对接以及利益让渡,加强双方联系与合作,共同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健康发展。其三,根据制造业各行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中国应积极利用该自由贸易区的市场空间,鼓励相关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的集中和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在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上较东盟国家具有一定优势,中国应该细化这些产业的支持政策,“做大做强”这些优势产业同时,并通过区域内贸易惠及其他东盟国家。其四,中国应该在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方面更有作为,为自贸区内部的产业转移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例如,积极开展和完善对接东盟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并为东盟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提供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交通体系的接轨。特别是充分利用中国的高铁技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联系、产业对接、产业互动以及产业转移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根据WITS提供的关税数据整理而来,制造业内部关税和优惠幅度均是各产业内部关税和优惠幅度的简单平均,各产业内部关税和优惠幅度的计算将在本文第三部分给予说明。 ②数据来源于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部分年份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 ③因篇幅限制,未给出详细推导过程。 ④第二层转移效应是相对第一层转移效应的。第一层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贸易成本下降,使得区域外企业转移到区域内生产。区域内成员国市场规模不对称时,区域内的产业会被吸引到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成员国内,这种区域内成员国内部生产转移效应,即第二层转移效应。 ⑤基于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5个国家作为东盟的代表。 ⑥该标准将制造业分为食品加工业、烟草、纺织业等28个产业。详见: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asp? c1=8。 ⑦方程(15)和(16)中中国的资本数据来源于单豪杰的文章。其文章数据截至2006年,按照其方法,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估算了2007-2010年中国资本存量。 ⑧详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对照表。标签:自由贸易区论文; 经济一体化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资源禀赋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禀赋效应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