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批评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词学研究的发轫，是与中国近代史上一页悲惨的历史紧相联系着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词人王鹏运与朱祖谋等人在围城中相约填词，成《庚子秋词》二卷，其中大多为感时愤事、幽忧危苦之辞。此事不仅直接推动了词的创作，更为王、朱二人在今后的潜心从事词学研究打下了思想基础。其后，他们出于“尊词体”的心理，就将其学术精力几乎全部投放在词籍的搜集、编辑、校勘、整理方面，这就大大带动了词的文献学、史料学研究。而自此以后，词学研究便与经、史、子、集的研究一样，正式跻身为“国学”的一个门类。降及当代，其成果则越加丰硕。举其大端，表现在词集编辑方面，出现了《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敦煌曲校录》等极为重要的总集；在词人年谱方面，出现了《唐宋词人年谱》、《两宋词人年谱》等多种专著；在词论、词话的搜集方面，出现了《词话丛编》、《宋词纪事》、《唐宋词集序跋汇编》、《词集序跋萃编》等多种资料汇编；在词集的校勘和笺注方面，出现了诸如《花间集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辛稼轩词编年笺注》、《东山词》等等优秀的校注本。还可提到的是，龙榆生先生在1933至1936年创办的《词学季刊》和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马兴荣先生等在1981年以来主办的《词学》，也为词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发挥了团结同人、发表佳作的有益作用。正是在上述基础性研究的辅佐和推动之下，本世纪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才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自有词的创作以来，就有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产生。例如，早在五代，欧阳炯所写的《花间集序》就可视作词学批评的滥觞。而此后近千年中更涌现了几如云蒸霞蔚、不可胜数的词话和词论著述，其中就包孕着相当丰厚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方面的内容。不过，最初的出发点和相当普遍的看法本是那种视词为“小道”、“薄技”的“卑体”论。但是尽管如此，一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词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毕竟怀有天生的钟爱，因此他们迟早总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词体的地位；二是随着词的创作实践不断向前推进，词所特具的文学魅力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展示（特别当苏轼、辛弃疾等人大踏步跨进词坛，创作了一大批思想内容深广、气格风貌不凡的词作以后），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于词体的“刮目相看”。这时，人们的词体观念就势必出现“尊体”之势。例如，南宋人郑刚中曾说：“长短句亦诗也。诗有节奏，昔人或长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讴吟慷慨，亦足以发其胸中之微隐。”（《乌有编序》）又如刘辰翁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他们就从思想内容和文学风格这两个角度，勉力将词的文体价值和文体功能提高到与诗文相似的地位。这类“尊体”之论，就与前述“卑体”之论形成为词坛上的两大对立的词体观念。而综观本世纪前的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其重要内容之一即可归结为有识之士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来抬高词体的理论努力和理论建设。抵达本世纪初，“尊体”之论已经成了人们普遍的共识；而那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终于也升高到了差可与诗“并起并坐”的地位。缘此，20世纪的词学研究者们（其中有些学者则身跨清末民初）一上来就对词体持有相当看重的态度，这就为他们的深入开展词学批评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的理论起点。
然而，事物又总是一分为二的。在看到前代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集中表现在词体观念方面）有所进步的同时，我们却又看到了它的另一方面，此即：这种进步又显得相当缓慢、甚至长期徘徊不前，故而直到本世纪前期它们仍然维持着“古色古香”、甚或板结凝固的面目。而这却又与“尊体”之论的先天性局限紧相关联。我们发现，前人所谓的“尊体”，尽管在抬高词的文体地位和文体功能方面功不可没，但概括其真实内涵，实际只是完成了这样一种理论转换：即把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纳入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的体系中去。因此若是拆穿来讲，则尽管词论家们把其“尊体”的大道理翻来翻去地讲个不休，但实际上却只是把词的“言情”勉力解释或“转读”为词的“言志”而已。故那承袭诗中“言志”之论而衍变成的词中“尊体”之论，一方面固然继承了传统诗论重视思想内容、重视社会效应的积极方面内容，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先天性地存在着因为过分偏重政治功利作用而导致“短视”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又应进而剖析上述“尊体”之论带给词学批评的消极影响。这一方面的问题，首先突出表现在某些词论家喜欢用汉儒说《诗》的方法来论词和释词。而象此类专以汉儒说《诗》之法来论词、释词的做法，无疑会把词学批评引导到死胡同中去。其次，由于“尊体”论常与“诗言志”紧相捆缚在一起，因此词论家们在进行词学批评时，其眼光就不能放开，其视野就显得狭窄。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心主要在于对词人进行“知人论世”的政治背景分析和用“意内言外”的释词方法去探挖词中的政治寄托，而较少能对词学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久而久之，就容易使词学批评仅仅滞留在单纯社会学的批评层次上；等而下之，则又不免会堕入今之所谓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窠臼中去。我们试观五大本《词话丛编》，其中的很多论点就显得陈陈相因和“屋下架屋”。而即使象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以及刘熙载《艺概》、况周颐《蕙风词话》等有名的词选和词话，尽管它们不乏各自的研究特色，也时见相当精采的论述，但从总体来看，却基本都跳不出“知人论世”和“比兴寄托”的批评模式，且还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经学家的迂腐和古板气息。因此，时代虽然早从唐宋朝演进到了本世纪初，然而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不管从文学观念、批评标准以及批评方式等方面来看），却基本停留在板结凝固和缺乏现代色彩的状态，更谈不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全新的建树。这种状况就跟时代已至辛亥革命以后，某些遗老遗少却仍在头上盘着一条辫子相仿佛。由此看来，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新变”和“现代化”，就亟需外力的推动。只有借助于外来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引进和消化，才能够促使传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发生巨大和深刻的“新变”。
在20世纪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新变”过程中，第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当然要推王国维。尽管其《人间词话》所使用的批评方式还属“旧瓶装新酒”（亦即仍然采用评点式的词话形式），也尽管该书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还存在着不够科学和不够完善的缺点，且又在具体论述中表现出若干明显的偏见，但是综观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和词学批评，若与在他之前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学思想和词学批评相比，就鲜明地带有了敢“变”和趋“新”的现代色彩。
王国维所生活的清末民初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被迫开放和发生剧变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促使王国维这样一位曾经留学日本、接受过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新形势下产生了中西融合、互相推动的改革主张。缘此，他的文学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表现就在于他能突破功利主义的框架而对“美术”（大体相当于今之文艺）作出另一角度的全新观照。其言云：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再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根本缺陷（将文艺视为政治的附庸和将文艺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大胆提出了“纯粹美术”具有其“独立价值”的全新概念。这样的艺术观和文学观，对于几千年来长期占据正统和主导地位的儒家功利主义文学理论来说，无疑具有着某种挑战和革命的意味。而在动摇了传统文艺理论的基石（指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同时，他又通过吸取西方理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艺术（文学）观，此即：艺术（文学）根植于人生，人生的本质归结为痛苦，因而文艺的使命就在于创造超功利的“艺术之美”以解脱痛苦。这种思想，集中表述在他那篇有名的《红楼梦评论》中。其言略曰：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源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间者也（夫厌倦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而，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
尽管上述理论的“发明权”并不属于他，而王氏所作的贡献仅在于“引进”，但“引进”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胆识和一种认同。所以，由于使用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作为观察文艺现象的理论武器，王国维的词学批评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第一，作者突破了以政治功利主义观点论词的老框框，而改从更加广泛的“人生”和“人性”角度来论词。前者如曰：“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又曰：“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这就表明了他厌恶以诗词作为政治工具的态度。后者则如：“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而在对于人生的体察和表现中，王国维又特别强调对于痛苦和悲剧的体察和表现。如他从南唐中主的“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中读出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又如他用“忧生”的角度来理解“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从“忧世”的角度来理解“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更如他的著名论断：“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尽管这些看法只是一家之言，未必符合原作的本意和事实，但从中不难见出王国维之论词，特别嗜好从中读出人生悲感。我们从他使用诸如“忧生”（忧患人生）、“忧世”（忧患人世）和“担荷人类罪恶”等提法来论词，就充分可见其论词已经改从“人生”和“人性”的新视角来深挖词中的悲剧性人生体验和悲剧形艺术美感。对于传统词学批评的偏重于以政治功利观点来论词，这无疑是一种突破和超越，比较趋近于今之所谓“文学是人学”的见解，也更深地揭示了唐宋词“以悲为美”和“以悲感人”的审美特性。
第二，作者标举“境界”之说，建立了一种他自称为“探本”的重在探视词的艺术本体的批评标准，从而将词学批评推进到纯艺术的美学批评的新层次上。至于“境界”的具体内涵和准确解释，已有许多论者发表过精辟的见解。王氏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其中所说的“真感情”，实际就是“词心”。而在评判“真感情”方面，王国维又尽力摆脱传统功利主义观点的束缚，而主张只要出自真心，即是“真感情”。这种不强求感情内容之必须符合传统伦理标准而唯求其“真”的词学批评，就突破了旧有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而直探词的抒情文学本质。由此，我们不难看清王国维的词学批评主要着眼于词文学的艺术本体，重视它那一以表现感情、二供审美享受的文学功能和审美作用，而并不象在他以前的许多论者那样偏重于对词进行社会学的批评。由此而来，他又进而对“境界”的生成方式和种类作了有益的探讨：一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二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尽管这种分析和分类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从他勇于引进西方思想（例如其中就明显吸取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和叔本华的理念说）来对词的艺术本体作出有益的探索，这种理论勇气本身就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而其研究结论也不乏精辟之见。
第三，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作者树立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着眼于发展的文学史观，并进而对词、曲、戏剧等以往被正统文人所轻视的通俗文体作出了全新的评价。这就有力扭转了陈旧的文学史观和大为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词体的文体特性和生成演变，也提出了颇为新颖的看法。对于前者，王国维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直至今天还被人们所经常引用：“词之为体，要妙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虽然在他以前已有论者说过与此相似的话，如朱彝尊曾说：“词虽小技……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红盐词序》）如查礼曾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铜鼓书堂词话》）但由于他能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因此其论就比前人说得越加透彻和明了。而对后者，王国维又作了这样的论断：“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七言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这种看法如拿现在的目光来看，自然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带有宏观意味和富于创新精神的言论。
总之，生当清末民初，尽管王国维在政治立场方面表现得相当保守和落后，但在文艺理论和词学批评方面却显示了他的趋“变”和趋“新”。通过吸收西方理论，并将它们和传统理论融合在一起，他就初步完成了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从“传统”而向“现代化”的过渡。
如果说，王国维在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新变”过程中算得上是一位“维新变法”式的人物的话，那末胡适就足有资格被称为此中的“革命党人”了。比起王国维来，胡适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更多沐浴，接受过西方哲学（特别是杜威实验主义）和文艺理论的更深影响，是一位深具反传统精神的新派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文学革命，其主要精力自然放在倡导白话文的事业上，对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方面的革新，只是其“文学革命”举动的一种“余波”而已。但是即便如此，也足以给传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造成前所未遇的巨大冲击，使这门原先显得古色斑驳和停滞不前的学问在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推动下，不由不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急速转型和迈进。
胡适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派生于他提倡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的崭新文学理念，而其提倡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的文学理念则又导源于他从西方理论中所接受的民权论和进化论。由于他的立足于当时的思想高峰，因此他就敢于发挥“离经叛道”的理论勇气和运用前人所无法具备的现代意识，居高临下地对以往的文学遗产严加批判和重新审视。因此，其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就显示了与前迥然不同的现代色彩，并又贯穿着势如破竹的批判精神。具体来说，它们就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全新的建树：
第一，胡适以“活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词体，这就还词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真正为词争得了“一代文学”的崇高地位。前已谈到，早从宋代开始，就有很多论者曾经想方设法地为词“尊体”，但是只有到了胡适才彻底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将词视为当时的一种“活文学”和“白话文学”，从而为它争得了甚至比诗、文等“正统”文学更高的文学地位。我们知道，早在1915年留学美国的日记里头，胡适就初步形成了“活文学”的观念（对于这个“活文学”概念，胡适后来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朝双重进化的路子演变的，一边是上层的文学，代表文人贵族的文学，是死了的文学；一边是下层的文学，代表平民老百姓的文学，是活的文学。”见其《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而在其所列的“活文学”样品中，赫然就将李煜《长相思》、苏轼《点绛唇》等七首近乎口语的词列在首要的位置。这就可见他很早就将词体当作代表平民老百姓的“活文学”看待。而在1922年所写的《南宋的白话词》里，他又明确将词当作“白话文学”来看待。其言曰：“词的进化到了北宋欧阳修、柳永、秦观、黄庭坚的‘俚语词’，差不多可说是纯粹的白话韵文了。不幸这个趋势到了南宋，也碰着一个打击，也渐渐的退回到复古的路上去……”这又可证明他将词当作“白话文学”来看待。以上两层看法，若从词体的起源于民间和它的本属“俗文学”范畴来说，应该承认，还是有其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的。基于以上两点认识，胡适就进一步发挥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而将宋词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提高到甚至比宋诗和宋文更高的位置上去。虽然其认识明显有着偏颇之处，但正象他所自称的那样，相对于较早的“词为诗余”和后来的勉强用政治功利作用为词“尊体”之论，胡适的意见就确确实实地具有了“革命”的意味。尤其是他把宋词与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提到了甚至超过诗文的地位，这就大幅度地更改了传统以诗、文为主轴的旧文学史观念，为现代人的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第二，胡适以其文体演进论作为理论基础，第一次建立了绰具现代意识的词史观和词史框架。在此之前，前代词论家也曾有过企图为词建“史”的努力。但他们要么机械套用唐诗的“初、盛、中、晚”分期说，要么仅仅把目光投注在作品风格的继承和流变上，因此充其量只能为词史的建立提供某些具有参考价值的零星意见而已。而在这方面，胡适却是一位勇敢而辛勤的拓荒者。胡适根据他所接受的西方理论，提出了一个文学发展的著名“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的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巧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巧，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词选·自序》）姑且不论这个“公式”是否可以完全成立，光就其眼光之犀利和见地之新颖这两点来说，它就值得在“五四”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大书一笔。根据这个公式，他把词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大时期：第一阶段，自晚唐到元初，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为曲子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时期，自清初到今日，为模仿填词的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而在第一时期亦即唐宋词内部，他又将它分为三个阶段：唐至北宋中期为歌者的词，主要是为应歌而作；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为诗人的词，以苏轼为代表；南宋中期至元初为词匠的词，算不得文学。这种词史观和词史框架，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草率和武断，正好显露了“五四”学者们通常存在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通病，但又应该承认，在其片面性和绝对化中，却又包含着部分合理的因素。而正是这种部分合理的认识，又对后人的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词史，提供了不无启迪的参考意见。
第三，胡适从其提倡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的文学理念出发，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词学批评新标准，此即特别强调词的表情达意的文学功能和特别重视词的通俗清新的语言风格，并又据此而对前代词论家们畸重婉约词和轻视豪放词等一系列陈腐观点进行了矫枉而未免过正的纠偏。我们发现，前代词论家们，往往通过编选词集来揭橥自己的词学观点和宣传自己的词学主张。在此之前，词学界早已形成了一系列几乎凝固成为“传统”和“正宗”的看法，如李清照等宋代词人的强调词之合乐性和推崇婉约词风；如清代浙派词论家的嗜好“清空”、“醇雅”词风和推崇姜夔、张炎；如清代常州派词论家的主张“意内言外”和推崇吴文英、王沂孙，等等。特别从晚清至民国初年，词学论坛正由常州派的继承者们（如陈廷焯、谭献、朱祖谋、况周颐等人）的看法主宰着天下，因此胡适提出的论词新标准以及他对具体词人和词作所发表的大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实是一种具有强烈反潮流精神的言论。如他之论苏轼词，就一反前人批评其“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和“往往不合音律”的意见，而高度评价它作为“新诗”的文学价值和革新意义。又如他的评价辛派词人，也着力赞扬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这些言论，就充分可见胡适的十分看重苏辛词之充分发挥了表情达意的文学功能。再如他的严厉批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人：“近年的词人多中梦窗之毒，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张惠言、周济等清人都极推崇王沂孙。我们细看今本《碧山词》，实在不足取。咏物诸词，至多不过是晦涩灯谜，没有文学的价值。”“张炎以咏物词著称，有‘张春水’、‘张孤雁’之称，都是用气力的刻划。但从文学史观点看，只是做谜的游戏，至多不过是初学的技术功夫。”这些近乎挖苦的言论，一在于批评晚宋诸家词的缺乏情感和文学性，二是激烈地批评它们的多用典故、套语和语言的晦涩难懂。故从上述正反两面的褒贬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在词学批评方面所重建的那种高度重视词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的新标准，实与他的平民化和白话化的文学理念一脉相承。尽管由于胡适的立论比起王国维来更显激进和片面，因此他的这些看法又在纠偏补弊的同时造成了另一种偏向，且又在后来引发出很大的负面效应（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词学界曾一度出现过相当厉害的重豪放而轻婉约的另一种偏向，这实际上就部分地导源于胡适的上述言论）。但针对前代某些不恰当地拔高古人和乱行穿凿附会的几近痴人说梦般的词论而言，胡适的这些言论虽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弊病，然却仍然不失其澄清迷雾和振聋发聩的作用。
总之，由于胡适运用近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传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进行了一番“洗心革面”的“大手术”，词学研究这才完成了它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蜕变。在胡适观点的影响和启发之下，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派学者纷纷以新眼光和新方法来从事词学研究；从此之后，那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学的讲堂，成为了文学史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甚或特别光彩的一章。而在这些新派学者所写的词学论著或文学史论著中，我们尤可举出下列几部较有影响的著作，如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国词史大纲》，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尽管它们对词史的分期和一些具体意见互有差异，但其基本观点却大都是从胡适那里“批发”来的。而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师承旧学的老派学者，也因感受时代学术风气之变化而开始运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来进行词学研究，例如龙榆生即其中突出的一位。龙氏本是晚清词学大师朱祖谋的门人，但他终于突破了乃师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的藩篱，撰写了不少词学批评的论文（如《词体之演进》、《词选标准论》、《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研究之商榷》等），表现出相当可喜的宏观意识和现代色彩。由此可见，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后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终于结束了前此的“传统”阶段而跃进到了从观念、方法直至语言都变得“现代化”的新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来，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气象。对这40多年的词学研究状况，又可将它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来看：
一是从建国之初到“文革”前的10余年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是词学研究者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力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重建词学理论和开展词学批评，达到“批判地继承”前代词学遗产的目的。但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并不全面，更兼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和苏联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的不良影响，故使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领域里产生了如下几种突出的倾向：第一，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创作反映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文学观，词学研究者们往往十分着力于探究词人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于作家、作品的影响。第二，根据“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词学研究者们又尽力去发掘词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和所谓的“人民性”。第三，根据“古为今用”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词学研究者们更对历史上的著名词人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造成了畸重豪放词而畸轻婉约词的偏向。上述诸种倾向，从表面上看，似对以往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进行了空前深刻的革命，并形成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态势，但在实际上却仍是“诗言志”等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相发扬，且又在很大程度上暗暗接受了胡适观点的影响（尽管建国以后曾对胡适思想展开过严厉的批判）。当然，如果说它们一点“现代化”的意味都无，那也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它们毕竟十分鲜明地打上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烙印，特别是蒙受了“左”的思想路线的深刻影响。因此，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词学批评就对词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功利价值）和思想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发掘，例如夏承焘先生的这一段话便可作为代表：“词的历史虽然过去了，但它遗留下来两万多首作品，还是一个大可发掘的宝藏。我们祖先累积了艺术劳动的业绩，为这种文学创造了八百七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这在世界各民族格律诗的形式创造上可说是空前的。那些有伟大成就的作家，他们都是面对现实，或投身于现实斗争，都是用这种文学来表达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或拿它作为现实斗争的武器。这是继《诗》《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整部文学史上应该有其崇高的地位。”（《唐宋词叙论》）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庸俗社会学的弊病，例如不恰当地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来从事词学批评，专从词人的家庭出身、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等非文学角度出发来评论其词作的有无价值和成就高低。又如，在进行作家和作品研究时，一般都注重思想内容的分析和挖掘，而轻视了词的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更有甚者，有些论者出于过“左”的立场，竟对几乎所有的词人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即使辛弃疾这样的爱国词人也难幸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特别可举关于二李词的讨论为证。在对李煜词的评论中，有人因其身为皇帝而对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有人则想方设法要把他的思念故国说成今之所谓爱国主义的感情，以达到其词具有“人民性”之结论。而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后一种情况即可谓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却又显示了论者的“事出无奈”。对于李清照词的讨论，情况也大致与之相似。很多论者，尽管在内心深处十分喜爱李词，但因李清照的出身于官僚家庭，因此为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就只能违心地大批其词的软弱低沉；而即使是胆大一些的论者，也只能在批判的大前提下理不直、气不壮地为她委婉地说上几句好话。由此看来，尽管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在建国以后曾有很大规模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到1966年间就有论文500余篇发表），也尽管词学研究者曾为此而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实际却基本跳不出比较单一的社会历史研究模式，并已走上了一条十分狭隘和面临困境的道路。
二是“文革”的10年之中。这是一个粗暴摧残文化的时代，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学术研究。故而词学研究也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陷入了全面萎缩和“瘫痪”的境地。在这10年的最后几年中，虽曾发表过词学“论文”13篇，但其内容不过是为当时的“儒法斗争”作鼓吹而已，全无半点学术性可言。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此种情况也可视为前10余年的词学研究中早已存在着的极“左”路线影响进一步恶性发展的产物。
三是从“文革”结束至今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如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出现了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出于社会稳定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缘故，此时的大众审美心理明显出现了嗜“柔”嗜“美”的倾向。观之歌坛上风靡着轻声轻气的流行歌曲，观之琼瑶小说的一度在大陆走红，观之言情题材在影视片中的大为吃香，就都可见出此种审美倾向的“势不可遏”。而上述现象的出现又绝非偶然。试想人们刚刚摆脱了“文革”那种整日强调阶级斗争和令人提心吊胆的紧张岁月，开始迎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们就怎能不嗜求那种比较轻松愉悦的审美享受？同于此理，在古典文学的读者中间，喜爱读词的人群也就占据了特别高的比例，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则更对唐宋词表现得情有独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相当简单：词的言情特色，词的婉约风格，词的“美文”韵味，再适合不过此时人的审美需求了。因此，枕奠着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词学研究在新时期中就有了空前蓬勃的发展。从数量方面来说，词学研究按理只是全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较小的分支，但它却表现了比其“小弟弟”身份明显壮大的活跃之势。据王兆鹏同志就《文学遗产》自1980年至1995年共15年间发表的1005篇论文统计，其中词学论文就有95篇，其数量之多仅次于诗歌、小说的研究论文。而从质量方面来说，则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超越。这里，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曾对国内的词学研究作出过相当重要的贡献。叶嘉莹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即回国访问，以后又多次在大陆各高校讲授古典诗词和进行合作研究，并先后出版了《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灵溪词说》（与缪钺先生合著）等多部专著。她的词学研究，既扎根于我国传统的诗学和词学理论（特别深受王国维词学理论的影响），又能恰到好处地引进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故其成功之处正就在于能将“传统”与“现代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展示出视野宏通和融贯中西的新面目。这对一向处于闭塞状态的国内词学界，无疑起了打开窗户、开阔眼界和吸入新鲜空气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内的词学研究者们，也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词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写出了很多视野开阔、见解新颖的论文和专著，从而使得长期以来因为陷于社会历史研究模式的圈子而显得狭隘和沉闷的词学研究，呈现了前所未见的开阔态势和活跃景象。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两个特别令人欣喜的现象：一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文革”以后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迅速得以成长和成熟；二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的交流，研究者们的视野和视角有所拓展和转换，观念和方法也有所更新和改进。缘此，就有力地促使词学研究紧随着时代的现代化步伐而迅步迈进。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出现了如下两大显著的特色和进步：一在于它那多角度、多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趋势，二在于宏观研究的加强。因此，可以颇为自豪地说，在20世纪的全部词学研究中，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是继胡适以后又一个全面革新和大胆转型的时期。对于它的主要成绩，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试作略述：
一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新方法的不断引进，新时期的词学研究明显出现了与前不同的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的研究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词心”的探讨方面，人们已不再局限于仅从“言志”论和“反映”论出发去发掘词作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更抛弃了用“阶级分析”法来评论词人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做法，而注目于词在表现心灵世界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换句话说，词在一定意义上便可看成为特种的“心绪文学”和“心灵文献”。因此改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探求词的心理内涵，并通过词人的主体意识去探求“词心”的底蕴和词风的成因，就是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在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发表。如笔者认为，词（主要指所谓的婉约词）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生活，更与重大的社会题材无缘，它主要是表现人在特定环境（私生活）中的心情和心境。因此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似就更能贴近词文学的本质属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曾提出：词所表现的社会心理主要是爱情心理和忧患心理（此外还有享乐心理和“看穿”心理）。这两股心理的缠绕和碰撞，就构成了词中的主思潮，并进而形成词所特有的“绮怨”的风格特色（《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交互”与“交替”》，载《江海学刊》1988年第1期）。又如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出版）则通过探求“词心”的新思路，对辛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了细致入微的剖析。
在“词体”和“词境”的探讨方面，则人们越加注重于对词的本体展开深入的研究。尽管“诗词有别”一直是前代词论中比较突出的话题之一，但要说到对这问题的深入探讨，却是近10年以来的事。在这方面，有人侧重探讨词的音乐体性，如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就通过对唐宋词与音乐之关系的研究来探讨词体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以及词体受制于音乐而培养出的种种艺术特征。有人侧重作词的体式研究，如施议对又曾在1990年缅因州国际词学会上提交过《词体结构论简说》的论文，试图从结构入手解剖词不同于诗的体裁特点。有人则从地域文化论的视角出发，论析词境的特色及其生成原因，如笔者所写《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和《试论唐宋词所浸染的“南国情味”》两文，就尝试以江南水乡的地貌特色、城市风情、政治和民俗状况来解释婉约词之词境所以会形成柔美、香艳、软弱性的原因。还有很多的论者更以比较文学的方法，通过诗词的比较，对词体和词境作出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如胡国瑞先生的《诗词体性辨》即为代表。而近年来随着美学研究的形成热潮，对词展开美学批评的论著也渐见增多。其中，邓乔彬的新作《唐宋词美学》就是一部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词美学”专著。它从唐宋词的审美对象、题旨原型、艺术境界、审美意识，艺术传达和美学接受等多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对唐宋词展开美学分析，既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又具有较高的理论性。
在“词风”研究方面，热烈地展开过关于婉约词风和豪放词风的讨论过后，已摆脱了以前或畸重婉约词风或畸重豪放词风的窠臼，而成为一种各抒己见的自由讨论，已渐有建立词（主要是唐宋词）之风格学的趋势。笔者所著《唐宋词风格论》，即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它以传统的婉约和豪放的“两体论”为基础，改以“主体风格”和“变革型风格”作为主线，辅之以“雅与俗”、“刚与柔”、“疏与密”、“自然与雕琢”的补充描述，寓史于论地纵论了唐宋词的风格流变。而王兆鹏则更从西方文学理论（雷·韦勒克等所著《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审美规范”）中得到启发，《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引用关于“范式”的理论来重建唐宋词的风格学。他认为，唐宋词史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抒情范式：一是由温庭筠创建的“花间范式”，二是由苏轼定型的“东坡范式”，三是由周邦彦建立的“清真范式”。唐宋词的发展历程，主要是这三大范式相互更迭，不断演进的过程，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而在此同时，以意象为窗口来探讨词的意境和风格的论文在近年来也不断在各种刊物上时有发表。其中，朱崇才的《从高频字看宋词的女性化倾向》一文，虽然写得粗糙一些，但因它的立论有着充分的根据（据《全宋词》共计1416180的总字数中的6068个汉字统计而出），因此其结论就显得很有说服力，值得一读。
通过上述多角度、多途径的多元化研究，新时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无论在广度方面还是在深度方面，无疑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是随着现代意识的高涨和研究视野的拓宽，在新时期的词学研究中大为强化了宏观研究。以往的词学研究，偏重于作单个作家的论析和具体作品的赏析，注意小问题多而对全局性的大问题关注较少，而新时期的研究者们却已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兴趣和精力转移到了宏观研究上来。例如，吴熊和所著《唐宋词通论》，虽是一本“通论”性质的专著，其内容自然偏重于对词学资料和前代词学研究成果作出总结性的梳理，但在实际上却已显露了宏观研究的新格局，以及相当自觉的“史”的意识。如它在“词派”一章中的探明词派源流和辨析词派风格，又如它在“词论”一章中的论析唐宋词论的发展演变和利弊得失，再如它在“词学”一章所提出的关于词学研究的构想和前景展望等等，都可视为浓缩的专门史。而在此以后，词学研究中的宏观研究就更有蓬勃发展之势。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群体研究之风的兴起，二是词史之作迭相涌现。它们都在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现代人的宏观意识来重新审视和勾勒某一段词史的发展轨迹，并进而深探其内部规律。与词史的撰写同步发展的是，词学理论史和词学批评史的专著，此时也有了可喜的收获。如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等撰写的《中国词学批评史》，就对自唐代至清末民初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又如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其论述范围则更加广泛：不仅包括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方面的内容，而且兼及词律、词乐、词集整理、词学家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尤为可贵的是，其时间下限还延伸到了自“五四运动”直至新时期的词学研究。除此以外，词学研究中的宏观研究，还朝着多学科结合的方向发展。例如前已提到的词的美学研究，以及目前兴起的词的文化研究，等等。这些带有宏观意识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预示着词学研究将会朝着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现代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以上，我们回顾了自本世纪初直至当今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发展简况。从中不难看出：第一，词学研究的进步，是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向前的。第二，词学研究的不断“新变”，又与中西文化的交融密切有关。因此，瞻望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大力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快步伐，下一世纪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必将得到更大和更快的发展。遵循“背靠遗产，面向现在和将来”的原则，进一步加强词的本体研究、宏观研究、多元化研究和“活文化”研究，词学研究者们就有信心能将21世纪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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