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经济学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文献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Schutz(1965)《美国经济评论》第40卷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贫困经济学：一位经济学家关于对穷人投资的看法》，首次提出贫困经济学这一概念，随后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投入到贫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当中。缪尔达尔和阿玛蒂亚·森因在贫困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贫困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因其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尚未建立，但人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经济增长与贫困、贫困的度量和界定、反贫困战略等等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讨论，本文拟对有关贫困经济学理论探讨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简要评述。
一 经济增长与缓解贫困
早期的研究文献对经济增长与缓解贫困都持肯定态度，认为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近十来年的研究文献表明，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积极作用，但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贫困问题，反而有可能带来贫困的进一步增加。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人类有史以来的首次社会发展峰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和行动纲领》，召唤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整合。峰会强调，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公正。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是否成功，并不单纯看国家财富、投资或生产率的统计数字，而且要看居住在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减贫有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减少收入贫困的强大动力，但是，减贫程度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第一，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在一国内部的分配情况。如果经济增长能使最贫困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份额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就会快于平均收入的提高，减贫幅度就大；如果经济增长使最贫困人口所获得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收入的增长就会滞后于平均收入的增长，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就会愈发深重。第二，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增长的地区和部门的构成情况。如果经济增长绕过贫困地区，并且贫困人口不能轻易地转移到机会更多且充满活力的发达地区，那么增长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第三，经济增长对削减贫困的影响与初始不平等密切相关。初始不平等程度很低的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效果达到不平等程度很高时的将近2倍。该报告还提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还应考虑增长是否会引起环境的退化，环境退化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而破坏经济增长，使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世界银行(2004)《让服务惠及穷人》的年度报告也指出，单纯的经济增长能降低多维贫困层中的收入贫困，但仅靠此还远远不能解决贫困层面的许多问题，诸如教育和健康问题，世界银行并以“实现所有的千年发展目标，单纯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为标题，对经济增长和减贫做了测算(见表1)。
表1 经济增长与多维贫困
每天生活费用
2000～2015年人均
低于1美元的人口
小学毕业率
5岁以下死亡率
GDP年均增长
(％) 目标 2015年单靠 目标 2015年单靠 目标(每千例 2015年单靠增长
(％) 增长(％)
(％) 增长(％)
活产儿)
(每千例活产儿)
东亚5.4 14
4100
100
19
26
欧洲和中亚 3.6 11100
100
15
26
拉美和加勒比1.8 88100
95
17
30
中东和北非 1.4 11100
96
25
41
南亚3.8 22
15
100
99
43
69
非洲1.2 24
35
100
56
59
15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4)：《让服务惠及穷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对减少收入贫困是必要的，但经济增长与收入贫困减少之间的联系远非自动形成。在印度尼西亚、波兰和斯里兰卡，20世纪90年代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但收入贫困人口却增加了。艾尔泽(2000，中译本)在《减少贫困的政治》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不如说是目标，仍然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剧。经济增长使部分人口获得了好处，但同时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看，它也加剧了贫困的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在《缓解中国贫困的一体化战略》中指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大降低了收入增长对促进减贫的潜在效果。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还是使得最贫困人群难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导致城市出现了新的贫困阶层”。森(2003，中译本)在其《评估不平等和贫困的概念性挑战》报告中指出：“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消除贫困方面比现在要更为明显……然而，中国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尽管还是很明显，但已经相对减弱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同期城市贫困人口也大幅度增加，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由90年代初期的4.6％上升到5.3％，绝对数量增加了一倍(国家统计局，1998)。因此，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贫困问题，而往往是原有的贫困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贫困问题。要使经济增长和减贫沿着正向轨迹演进，在战略思路上至少应做如下几点改进：第一，寻找解决经济增长和减贫出现反向运动的有效路径，不能局限在经济增长和减贫关系的线性思考上，应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上考量，如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国有化水平等制度变量，将经济增长和推进贫困地区的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起来；第二，将减贫战略纳入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中国推行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减贫战略相结合的方式，使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第三，在经济增长模式和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将实行就业优先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和改善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和通讯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既能给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又能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双重目的；第四，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尤其在增长-分配组合的次序选择和轻重缓急的处理上，既不能过分强调先增长后分配，也不能偏好重分配轻增长，应该走一条增长与分配相兼顾的中性模式，以免出现奉行先增长后分配模式的国家所出现的“墨西哥病”，即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时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和贫困加剧现象，以及重分配轻增长模式所出现的经济低增长甚至经济停滞和贫困反弹现象，实现经济增长与缓解贫困的双赢局面。
二 贫困的内涵、度量及其类型
(一)贫困的内涵
要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对贫困进行准确度量，而进行度量的前提条件是弄清如何界定贫困。Townsend(1979)、Oppenheim(1993)、世界银行(1980)以及雷诺兹(1993，中译本)主要从“缺乏”的角度界定贫困，他们所关注的是贫困的表象，范围从单纯的物质的“缺乏”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缺乏”。（注：国内一些学者，如童星、林闽钢(1993)、国家统计局(1990)、江亮演(1990)以及康晓光(1995)虽然也给贫困下了定义，但从实质上看他们也是从“缺乏”的角度界定贫困。）EEC(1993)和世界银行(2001)则从“社会排斥”的角度界定贫困，认为贫困是由于贫困者资源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所在国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另一种对贫困的界定，是从能力的角度进行界定的。世界银行(1990)就将贫困定义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事实上，中外学者有关贫困的定义，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本文认为，贫困是由于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所造成的使个人或家庭不能获得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个定义与传统贫困定义的区别在于，充分考虑到造成贫困的制度性因素，同时强化了除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以外的精神和文化需求。
(二)对贫困的度量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一直依赖相对狭窄的收入型贫困概念来衡量贫困、评估贫困，进而采取针对性的反贫困措施。较早对贫困的测量，是用贫困发生率表示，计算公式为：
H=q/n
(1)
其中，q为贫困人口总数，n为人口总数，H为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重在从人口比率的角度考察贫困现象的社会存在面，而不考虑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变动及收入分布，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遭到了森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只反映了贫困人口的规模，没有反映出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
用来衡量贫困者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指标——贫困距，弥补了贫困发生率的缺陷。贫困距由贫困缺口率来反映，计算公式为：
I=g/q[π]=(π-
)/π
(2)
其中，I为贫困缺口率；π为贫困线；q为贫困人口总数；为贫困人口平均收入水平，=
y[，i]/q(i=1，2，3，…，q)，y[，i]为第i个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g为贫困缺口总和，g=g[，i]=(π-)q，g[，i]为第i个贫困者的收入缺口，g[，i]=π-y[，i]。贫困距本身也有缺陷。一是不能反映贫困人口的数量规模和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二是不能反映贫困人口内部存在的收入高低不均等状况。
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弥补了上述两个指标的不足，它们既能用来反映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同时也可以反映贫困人口内部不同收入组群的收入分布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G=2/n(1y[，1]+2y[，2]+…+ny[，i])-((n-1)/n)
(3)
式中G为基尼系数，n为样本户数，y[，i]为每户收入与n户收入的比率，i=1，2，3，…，n，为按收入由小到大排列。基尼系数等于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当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加大时，基尼系数则逐渐加大，但不会超过1。
森(2003，中译本)将上述三种计算公式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种衡量贫困程度的综合指数——森指数，其简化公式是：
P=H[I+(1-I)G]
(4)
其中，P为贫困程度综合指数，H为贫困发生率，I为平均缺口率，G为基尼系数。森指数虽然从理论上兼顾了贫困测量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其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实际应用并不多。但是，森指数的设想对于贫困测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即贫困指数应该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变化和收入转移具有敏感性。
不管在理论上对贫困度量方式做何种改进，其最大缺陷在于忽略了贫困和福利的非收入性质。实际上，作为贫困指示器的收入水平，仅仅可以反映贫困变化的部分方面，远远不能反映不断增加的复杂的贫困特征。对贫困理解的革命性突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提出的“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替代方法，用来反映更广泛、多方面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人文贫困被定义为缺乏最基本的个人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它包括拥有长久而健康的生命、保持体面的生活标准、享有正当的自由、尊严、自尊以及其他方面。人文贫困包括收入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知识贫困。其中，收入贫困是指最低收入和支出水平的贫困，最通常的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贫困线；权利贫困是指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人力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包括识字水平、足够营养、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匮乏。人文贫困的核心是权利贫困和知识贫困，实质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或能力的一种剥夺。这种划分对中国的贫困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人文贫困是21世纪人类所关注的最大社会问题，中国又是人文贫困最突出的国家，人文贫困指数位居巴西、印度之前，居世界之首。其中，沿海地区为0.18，北京为0.10，相当于智利、新加坡等极低人文贫困指数的国家，而西部地区这一指数高达0.44，相当于索马里等人文贫困极高的国家(胡鞍钢，2000)。人文贫困所反映的一系列指标也是如此，如权利贫困。中国西部的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中，人们普遍缺乏社区的民主参与权、社区和社会信息知情权、表达个人意愿的公民权、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相当多的贫困人口还缺乏就业机会、迁移与流动机会，许多贫困妇女还受到各种歧视。至于知识贫困在我国表现则更为突出，西部10省区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5.8年，远低于全国7.01年的平均水平。人文贫困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今后制定反贫困战略时，应将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转向更多关注人文贫困，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群体的增长策略，消除人文贫困。
(三)贫困的类型
谭崇台(2002)对贫困的类型做了几点考证。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提出在资本主义快速经济增长中由于经济危机而出现的“丰裕中贫困”。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提及“丰裕中贫困”，指出“各个国家曾发生过三种贫困：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ancient poverty)；体制上的原因造成购买力不足而引起不必要的丰裕中贫困；GDP颇高但由于分配不恰当、不公平的分配而造成的贫困”。谭崇台同时分析了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得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一种“稀缺中贫困”，以此与“丰裕中贫困”相对应。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贫困类型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就现有参考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分类方法。
其一是表现型分类，主要是依据反映生存状态的生活质量指标进行分类。具体划分为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李实(2001)认为，贫困可分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和自愿贫困三种类型。暂时贫困是指处于这种状况的一部分人从收入上看低于贫困线，但他们由于有储蓄或能够借钱，因此消费水准却高于贫困线；长期贫困是指处于这种状况的这部分人，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都低于贫困线，他们没有储蓄也无法借钱来维持高于贫困线的消费水平；自愿贫困是指一部分人的家庭收入虽然高于贫困线，但仍选择或必须把消费水平控制在贫困线以下。这种分类的最大优点是便于对贫困进行统计、监测和比较。
其二是成因型分类，根据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对贫困进行分类。康晓光(1995)将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定性为制度因素、区域因素和个人因素，据此将贫困划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三种类型。制度性贫困是指由于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和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决定的生活资源在不同社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某些社区、区域、群体或个体处于贫困状态；区域性贫困是由于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区域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致使某些区域生活资源的供给相对贫乏，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从而陷入贫困；阶层性贫困是指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中，在大约均质的空间区域或行政区域内，某些群体、家庭或个人由于身体素质较差、文化程度较低、家庭劳动力较少、生产资料缺乏、可以利用的社会资产少，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的能力差，从而处于贫困状态。
其三是从扶贫战略研究的角度进行分类。吴国宝(1996)等人将贫困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资源或条件制约型贫困，通常表现为宏观上的区域性的贫困；另一种是能力约束型贫困，通常表现为个体贫困。此外，这部分学者还根据两种贫困的制约程度的不同，又将贫困细化为若干亚贫困类型。其中的资源型贫困分为边际土地型贫困和资源结构不合理型贫困。边际土地型贫困(通常是生态脆弱地区)是指私人对土地的投入形成的收益难以弥补其支出。资源结构不合理型贫困主要是指由于资金缺乏或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的贫困；能力型贫困又可分为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贫困和缺乏专业技能引起的贫困。应该说，这种分类方法既考虑到宏观层次的贫困问题，又顾及到微观层次上的个体贫困问题，因而从扶贫战略的角度看，针对性更强，而且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但它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一分类方法没有涉及到制度贫困，而这恰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其次是对一些资源比较充裕但仍很落后的这类贫困有所忽视。
当然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蔡昉(2003)从历史推演的角度对贫困做了另一种划分。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整体贫困状态，属“整体贫困”。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大规模的扶贫政策，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仍处于贫困状态，他将这种贫困定义为“边缘化贫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地区一些改革发展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又因未得到社会救助而被边缘化，从而出现了“第三类贫困”，即冲击型贫困。应该说，这样的划分，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从历史的角度，整体把握贫困的演变轨迹。
贫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视角不同类型的划分也会不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里程上，大致有四种类型的贫困，当然，在每一种类型的贫困中又细化为若干亚贫困类型。四种贫困分别为：第一，古典贫困(老式贫困)，主要是指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贫困，应该说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贫困就属这种类型。第二，稀缺中的贫困或者经济不发展而导致的贫困，主要是指由于经济不发达而导致的贫困。它主要表现为：区域性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生产活动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社会能提供的公共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服务水平低下，婴儿死亡率较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短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就属这种类型。第三，经济高速发展的贫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就业水平和下层劳动者收入水平下降而产生的贫困。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就属这种类型。第四，富裕中的贫困，是许多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变迁，导致夕阳产业衰落、失业人数增加；二是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劳动力市场、教育机构和其他重要的社会参与机会对某些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排斥或歧视，导致穷人缺乏同等的机会，即机会不足；三是政府和社会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中采取的社会保障和增大福利供应的一系列反歧视政策，引起穷人对政府和社会福利的过分依赖，导致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动机不足。
就中国而言，从表现形式看，即从一系列量化指标衡量，可分为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三大类型。如果从成因看，主要有六种：(1)体制性贫困，主要是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二元经济制度和二元社会结构制度，即对待农民和市民截然不同的就业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贫困，这种贫困与贫困者自身的禀赋和素质无关。在这种贫困中，当然也包括资源富饶型贫困，如西部一些资源富集地区。(2)资源匮乏型贫困，主要是由于资源短缺或缺乏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导致的贫困。如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瘠的土地、储备稀少的矿产资源、匮乏的生物资源等等。(3)生态恶劣型贫困，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导致的贫困。如西南喀斯特山区、黄土高原以及其他一些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4)灾害导致型贫困，主要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和不可预测事件而导致的贫困。(5)人口膨胀型贫困，由于人口生产超过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力难以转移而造成的贫困。(6)能力衰弱型贫困，又可称素质性贫困，主要是由于丧失劳动能力(如老、弱、病、残)或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所引起的贫困。如果从区域看，主要划分为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的贫困，进而采取相应的反贫困战略，无疑能显著提高减贫效率。
三 减贫战略思路及其演进的思想脉络
贫困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和多维层次的概念，与这种认识的动态变化以及反贫困实践相适应，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战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贫困的主因是物质资本的短缺，或者说物质资本是减贫的关键因素，因而这一时期的减贫战略的侧重点放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上。这一战略的实施对减贫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政策制定主体和政策实施客体的偏好不同。政府及其政府官员偏好搞大型工程项目，而贫困人口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偏好或基本需求是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资源，特别是对教育和培训的强烈渴求。其次，扶贫效率不高。一方面在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倾向，寻租现象比较严重；另一方面是这种投资倾向难以调动起穷人的积极性。
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减贫战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促使这一思路转变的因素，一是一批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贡献，最重要的是Schutz(1971)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从二战后遭受重创国家的经济起飞得出结论：在生产日益现代化的条件下，支撑高生产率的乃是人力资本。他利用这一思路考察贫穷国家的经济，便得出与传统经济学迥然不同的结论，即：贫穷国家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过分轻视。二是人们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对贫困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意识到贫困的根源不仅在于物质资本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短缺，因而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减贫战略时应“减少一些需要高投入而不太紧急的项目投资，使更多的资金能够用于小学教育、基本卫生保健这样的项目上”。世界银行《1980年发展报告》明确指出，医疗和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
90年代，人们普遍把贫困看做是消费不足、低水平教育和低健康水平。经济发展被看做是削减贫困的关键，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贸易和市场自由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来实现。这一时期减贫战略的侧重点放在改进经济管理和允许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经济开放和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其二是向贫困人口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和增加教育投资，以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但是，90年代的减贫战略同样也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市场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贫困缓减，但市场改革的绩效与制度和政治、社会结构紧密联系，缺乏有效的国内制度的市场改革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减少；第二，从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演变进程看，技术变革日益倚重于熟练工人，单纯依靠非熟练劳动密集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第三，构建人力资本的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减贫困，但是由于对贫困人口呼声的研究以及对穷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相匹配的制度改革，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在实践中难以产生预期效益；第四，性别、民族和民族不平等已成为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经济和种族差异常常成为缺乏动力或改革失败的根源；第五，经济全球化虽然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但不可能惠及所有国家，减贫也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上述问题的出现，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减贫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能否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创造一种新的机制。因而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拓展了90年代的减贫战略，进一步凸显了治理结构和机制在减贫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采取超越经济领域的行动来治理贫困的新的战略思路和总体框架：第一，给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以市场和非市场行为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贫困人口自身的资本积累(诸如土地和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些资本的回报，但同时也注意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新机制应在创造新机会和补偿转型过程中潜在的受损者方面起作用；同时，在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国家需要采取行动逐步增加贫困人口的资本。第二，促进贫困人口的赋权。各国的机构和制度应更为负责、更及时快捷地回应贫困人口的意见和建议，推动贫困人口的政治参与和地方决策，消除由于性别、民族、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社会障碍。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国家应采取有效行动，建立有效机制减少贫困人口面临疾病、经济打击、歉收、政策性混乱、自然灾害和暴力时的脆弱性，同时在发生上述情况时帮助他们应付所出现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所提出的新世纪减贫战略思想，虽然没有更多的实证资料印证其绩效，但它所构建的框架给人们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思考维度。
在任何减贫战略的理论框架上，我们都无法绕过Myrdal这位经济学家，他所构建的一套系统的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上的反贫困战略，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Myrdal(1968，1970)改革的一揽子内容(平等问题、农业、人口、教育以及软政权等)中，平等问题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贫困国家的不平等包括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社会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密切相关，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脱贫恰好是以求得更大的平等为前提。他认为，消除不平等的关键在于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给人和土地之间创造一种关系，使得耕者有机会和有积极性来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为耕者提供资助。Myrdal十分重视人口迅速膨胀给贫困国家带来的困难，因此主张推行计划生育。此外，他还强调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倡导发展和扶贫密切相关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以此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Myrdal对妨碍贫困国家脱贫的“软政权”提出改革意见。所谓“软政权”的表现是：“缺乏供遵守与实施的法律法规，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与那些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串通一气，腐败也属软政权这个概念……”。为使政权“硬”化，贫困国家必须在广泛的领域进行改革。首先是实现法制化；其次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对经济活动的随意性的控制。同时，还必须对行政机构进行精简，选拔廉洁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在硬化政权的努力中，整治腐败必须列为首位，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贫困国家不平等的政权结构。Myrdal基于十余年对南亚贫困国家的具体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巨大的参考价值。第一，单一的反贫困战略不可能消除贫困。只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层次构建一套综合的反贫困战略才能消除贫困；第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三农问题，贫困也不可能消除。
四 贫困研究的非主流经济学观点
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以鲍尔为代表的新生代发展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道，2001，中译本)。其表现是：第一，“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谬论”。他们认为，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始于不发达，假如恶性循环理念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仍将处于石器时代。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节俭、深谋远虑，获取高收入，摆脱贫困。同样，允许个人贸易自由化和在法制条件下追求幸福，国家就能变得富裕。第二，批评主流发展经济学家所持的第三世界贫困是由于与西方国家进行商业贸易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忽略了比较利益原理和自愿交换具有互利性的事实，因为与西方国家贸易最少的欠发达国家“正过着最低标准的生活”。第三，对通过富国向穷国进行财富再分配，是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的理论提出异议，指出财富取决于生产力，强制性的再分配会削弱生产者的积极性，也与真正的慈善精神不吻合，这种发展必然会削弱良好的制度和人类的品质，而这种良好的制度和人类品质恰恰有助于减少贫困和刺激经济发展。第四，他们认为“国家生产财富”，“没有国家具体的控制性干预几乎不能创造财富”完全是一个神话。一个最小规模的政府与一个再分配性政府的显著区别是，在前者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被严格限制，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执行保障个人和财产的法律，为自由设置组织机构，因而竞争性市场能平稳地运作并创造财富；在后者情况下，由于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缺乏统一的定义，政府的作用未被限制。因此，越接近前者的国家，就越会有自由和财富，越接近后者的国家，就越会有强制和贫穷。第五，人口增长的加速和人口的压力并不是不发达国家贫困的惟一重要的原因，人口高速增长就需要外国援助也难以站住脚跟。第六，认为商人间的合约与交易是新观念行为模式和生产方式传播的主要载体。不是援助而是贸易是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作为摆脱贫困工具的外国援助是缺乏效率的。他们还指出，一些制定贫困政策的人们，大多喜欢在消灭贫困层中“最富裕层”工作上下功夫，因为这样做能够迅速降低贫困人口的统计数字。
鲍尔等人的研究结论，对中国的反贫困有如下几方面的借鉴意义：第一，对西部地区而言，贫困固然有“利益双重流失”的因素，但其脱贫不能仅仅依赖于国家优惠政策，东西部之间的贸易往来是西部脱贫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个封闭性的区域是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二，人口过快增长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导致贫困的主因是人力资本的短缺，人力资本水平和脱贫呈正相关关系。第三，过分倚重计划或市场都不能解决贫困，大量减少人类剥夺(human deprivation)取决于市场、制度和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上对公共行为的选择。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以市场和非市场行为结合的方式来强化贫困人口自身的资本，提高这些资本的回报，进而扩大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是脱贫的突破口。第四，加快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进程，提高减贫效率，必须加强贫困人口对政策进程和地方决策的参与，使减贫更贴近实际更贴近贫困人口的真实需求。
五 结语
减贫战略不存在简单通用的蓝图，每个国家和地区应根据自身的状况，拟定适合本国优先顺序和反映地方实际情况的综合减贫战略。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战略既不是单一的工业发展战略，也不是纯粹的经济发展战略。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将扶助贫困人口与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战略。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制定减贫战略及其政策选择的方向上，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须进一步强调、补充并予以把握。
1.从宏观层面上讲，在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方面应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必要基础，为了使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将反贫困的经济增长策略纳入国家全面的经济政策之中，否则，总体经济政策同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措施就会步调不一致，导致减贫目标无法实现。第二，应确保穷人能够参与增长过程，并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反贫困战略相结合，可以起到大规模缓解贫困的作用。但发展中国家在反贫困增长模式的选择上，应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目标应该定位为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福利的补贴水平，增加穷人自身能力和参与发展进程的能力。第三，为了使贫困人口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国家应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减少GDP增长率和个人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距，确保二者在增长上的同步性。第四，通过改善激励机制和从外部输入资源来刺激农业经济，实现缓解农村贫困、减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同时也应密切关注日益增加的城市贫困。
2.从微观层面上讲，在瞄准机制上，传统的瞄准于区域的扶贫手段，难以满足减贫的需要。一是居住在极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无论经济增长如何具有反贫困意义，都难以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二是市场转型带来的新形式的风险、脆弱性和贫困问题，以及不断拉大的社会和经济差异。改进措施应该是，对特定贫困人群进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在关注层次上，将关注的重点由收入贫困拓展到人文贫困。从人文贫困的角度看，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是贫困人口战胜自身贫困的关键因素。今后要不断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应以集体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系统为基本样板，重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基础设施，使农村的基础设施直接服务于穷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及其顺序应该是：道路建设、自来水供应、灌溉、供电和电话。当然由于地方差异，优先顺序可能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后两者的优先级别比较低。
3.建立健全减贫的制度机制，发挥制度在减贫过程中的作用。第一，尽快制定《反贫困法》，明确反贫困事宜。一方面应明确有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确立详尽的反贫困计划、政策、组织、管理、监督等职责与机构，确保职责明确程序规范。第二，鼓励支持建立自主独立的社会组织。一是充分发挥在小额信贷基础上产生的小型金融组织的作用，增强贫困人口参与扶贫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二是调动各种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志愿性的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三是建立一个能使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充分交流与协调的有效机制，真正构建起一个能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的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理想模型。第三，建立健全监测和反映贫困的数据指标体系，以便更好地监测贫困，以及对项目进行评估。设计出一套充分考虑贫困的非收入因素在内的人文贫困指标体系，充分体现对贫困人口的人文关怀。建立一套规范的会计制度，确保扶贫资金和资源不被挪用，提高扶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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