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意义论文,制度论文,叔孙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叔孙通为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人。秦时，为待诏博士与博士。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曾任奉常、太子太傅等职。通为孔子八世孙孔鲋的学生，好儒术，精礼义，又识时势，善于应变。当时，正遇汉初百废待举，制度未定，又得高祖（刘邦）、惠帝的信任，因而为汉定礼乐制度，使西汉初的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但关于叔孙通这方面的记载，保存到现在的不多，而且分散不集中，有些已经失传散佚。因此，研究叔孙通礼乐活动方面的专论，几乎没有。实际上，叔孙通在礼乐制度方面，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在中国礼学史与法律史上也有其重要地位。现经对汉代留下来的著作全面细致的查阅，对唐代礼学著作、清代有关辑佚的深入挖掘，使叔孙通的礼乐活动得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它的重要意义与深刻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显示在我们面前了。
一
关于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可从朝仪、庙乐、宗庙仪法、婚礼、衣服之制，以及《傍章》十八篇与《汉礼器制度》等二大方面来说。现就按次序予以逐一论述。
汉七年十月，长乐宫建成，就根据叔孙通所定朝仪，令诸侯王、列侯、文武百官等朝见皇帝。其仪法如下：天将亮而未亮时，由35名“掌宾赞受事”的谒者治礼，以次导引；当朝见者入殿门，廷中陈列车骑、戍卒、卫官，并置放兵器、张竖旗帜。一当传声教入，即迅速行进以示畏敬。宫殿之下，“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站于台阶两旁，每一台阶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及军吏以次陈列于西方，东向而立；文官丞相以下陈列于东方，西向而立。掌宾客礼的大行，设九宾之仪，以序诸侯王及归义蛮夷，并负责上传语告下，下有事告上。然后皇帝坐辇出房，百官执戟传声而唱警。接着，导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吏，以次奉命向皇帝表示祝贺。这样，自诸侯王以下至于文武官吏，没有不震恐不肃敬的。同时规定，负责“举劾按章”的御史，如发现有人不依朝仪行礼，即可“执法”而将其驱逐出去。因而，到朝见置酒完毕，没有人敢大声说话而失礼，一改以往缺乏约束的混乱局面。所以，得到刘邦的称赞，所谓“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①于是，君臣上下秩然有序，皇帝的尊严得以确立。
在这里，朝仪不但充分显示出礼对人的严格限制与强大的束缚力，而且表明了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真是到了“出乎礼则入乎刑”的地步。东汉著名法律家陈宠的“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②便是对叔孙通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定朝仪之后，又定宗庙礼乐。叔孙通在秦乐的基础上，为汉定宗庙乐。这庙乐演奏的程序是：先由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乐，即古代善神降临之乐。接着，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乐，以为步行的节奏，好比《逸诗》中《采荠》、《肆夏》等古歌乐。一当脯馐等祭品摆上台，就奏《登歌》，仅清唱而不伴奏，不欲以管弦乱人声。使在位者都能听得清楚，好比古代的《清庙》之歌。《登歌》唱完，便奏《休成》之乐，以示明神已经受飨。然后皇帝东厢坐定饮酒，奏《永安》之乐，表示行宗庙乐之礼已圆满结束。在这里，叔孙通不仅奏定宗庙乐的程序（仪式），而且像《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等乐歌，也为通所撰。因为，东汉九江太守服虔注《汉书·礼乐志》此条说：“叔孙通所奏作也。”
到惠帝时，又为汉定宗庙仪法。高帝九年，已以通为太子太傅。但惠帝即位后，因先帝（刘邦）的园陵寝庙如何祭奠，群臣百官都不熟悉。所以，又令通复为负责执掌宗庙礼仪的奉常，而定宗庙仪法。当时，惠帝为了经常朝见太后于长乐宫，但又怕皇帝辇车来往频繁，烦扰百姓。因而，另外作一道又称复道，通长乐宫。此道刚开始筑武库南，通即上疏表示反对。他说：“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③惠帝听后，非常害怕，急忙下令毁坏复道，并更立高庙于渭北，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每月游高庙，以“益广宗庙，大孝之本。”通所定宗庙仪法的具体内容，《史记》、《汉书》等虽未言明，但稍有侵犯宗庙之道，就是过举，可见这仪法的严厉。为了重宗庙之礼，通又建议，奉时应献新鲜水果于宗庙。当惠帝出游离宫、苑园时，通就说：“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④这立即得到惠帝的赞许。于是，宗庙仪法中，又有应时“诸果之献”的规定。
而作为“人伦大纲，夭寿之萌”婚姻嫁娶之礼，叔孙通也极为重视。所以，惠帝娶妃时，叔孙通曾为之定婚仪，也所谓“六礼”，即结婚的六道程序和仪式，是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但叔孙通又认为，亲迎这一仪式对于皇帝可以例外，可使上卿代为迎接。也所谓“高祖时皇太子纳妃，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⑤这“六礼”中的“纳采”，是男方先委托媒人至女方求婚，也所谓“下达”，相互言语，采择可否？如女方答应，然后使人纳其采择之礼。当时，惠帝娶妻是经过了这一程序的。唐杜佑曾说：“汉惠帝纳后，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⑥这六礼充分体现了婚姻嫁娶的严肃隆重，一切必须依礼而行。这在秦末汉初大乱之后，对于整顿社会秩序、维护人伦纲纪，意义极大。也使民有制可循，而聘妻送女有节。
叔孙通为了使天子行朝仪、宗庙礼乐和婚礼时，更加威武庄严，并合乎天地四时气候的变化，故又为汉定天子衣服之制。他与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共奏议曰：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天子所穿衣服，应当上法天地之数，中得万民之和。所以自天子、诸侯、列侯等有土之君，下及万民百姓，都应效法天地，顺从四时，使国家大治，身无祸殃，而年寿永久。这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⑦为此，请求加以效法实行。因而，使中谒者赵尧负责主持天子春季的衣服礼物及朝祭百事；李舜负责主持天子夏季的衣服礼物及朝祭百事；倪汤负责主持天子秋季的衣服礼物及朝祭百事；贡禹负责主持天子冬季的衣服礼物及朝祭百事。也所谓“四人各职一时”。这一奏议，立即得到汉高帝刘邦的赞同。于是，有所谓《施行诏书第八天子所服》。这里所定的衣服之制，实际上也是朝仪、宗庙礼乐等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叔孙通为汉所定礼乐制度，除了上面谈到的之外，还有《傍章》十八篇和《汉礼器制度》。关于《傍章》十八篇，即《汉书·叔孙通传》“及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汉书·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后汉书·曹褒传》“合小黄门持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王充《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这里说的“汉诸仪法”、“仪品”、“汉仪”，实际上就是《晋书·刑法志》称“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这《傍章》十八篇，大部分已散佚。经清代著名法律家沈家本的辑佚、考释，尚存十六条⑧。这十六条在汉代施行的，如下：
“祠宗庙丹书告”，即是用丹书告神之帛以祠宗庙，这是祀宗庙之礼。
“祠祉司命”，是以猪祠司命。据应劭《风俗通义》说，司命是文昌神。这是祭文昌神之礼。
“祕祝”，这是祠官为皇帝求福消灾之礼。
“祝厘”，与“祕祝”相仿，如《史记·孝文本纪》十四年，“上曰……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
“祭功臣于庙庭”，这是祭祠悼念开国功臣之礼。如《汉旧仪》说：“宗庙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仆滕公祭于庙门外塾。”
“乏祠”，这是祭祠有缺之礼。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睢陵侯张昌，坐为太常乏祠，免”。
“侍祠”，这是诸王列侯每年按时遣使到京师侍祠助祭之礼。如《史记·孝文本纪》“（后七年），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
“山陵未成置酒歌舞”，这是营造皇帝陵墓未成而先饮酒歌舞失礼。如《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成都嗣侯况，绥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临丧后”，这是诸侯王、列侯死，王侯百官会同送丧之礼。如《史记·张苍传》“类代为侯，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
“予宁”，这是公卿大臣、地方官吏等，父母死亡辞职归家行丧服之礼。如《汉书·哀帝纪》“绥和二年，即位，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告归”，这是官吏休假、归家养病之礼。如《汉书·卫绾传》“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绾为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
“吏二千石有予告赐告”，同“告归”礼相仿。
“吏二千石以上告归归宁不过行在所者便道之官无辞”，这是告归回家路途有关之礼。即二千石以上吏，如在地方视察而得告归，可以便道到官府后立即回家，不必绕道到皇帝行所辞别。
“被害者与告”，这是对于因自然灾害，侍从官及吏在本县遭害而得休告之礼。
“吏五日得一下沐”，这是官吏沐浴休假之礼。如《汉书·杨恽传》关于休沐，晋灼注曰：“五日一洗沐也。”
又据近人程树德说，叔孙通所撰礼仪即为《傍章》。如《周礼·小祝》“大丧……及葬，设道赍之，奠分祷五祀”。注引《汉仪》“每街路辄祭”；又《礼记·祭法》疏引《汉仪》“高帝庙主九寸，前方后圆，围一尺”⑨等，即为《傍章》的内容。这是关于祭祠道路、高庙神主的礼仪。
在这里，《傍章》涉及宗庙、陵墓、守丧、省亲、休假、洗沐、祝福、祭祠、消灾等礼仪，关系到天子、诸侯、列侯、公卿大臣、地方官吏、祠官、祝、百姓、妇女等人，并有免职、废国、遣归、谴责、警告、治罪、论杀等处罚。可见，面广、影响大。对于从王侯、官吏，到百姓、妇女，是一种严格的约束与限制。
关于叔孙通所撰《汉礼器制度》。今其书已亡佚，篇目也无从考辑。现从《周礼》、《仪礼》、《礼记》的有关注疏中，仅查得以下五则：
首先是《周礼·天官·凌人》“大丧共夷槃冰”，即盛冰于盘中，放于尸床之下，以防尸体腐烂。此条唐代贾公彦“疏”说：“云《汉礼器制度》云云者，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广八尺，长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经云夷槃无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谓之夷槃，汉谓之大槃，是别大异名。”可见，《汉礼器制度》为叔孙通所作。同时，防止天子尸体腐烂而盛冰的容器，周叫夷槃，叔孙通定汉名叫大槃。
其次为《周礼·天官·笾人》“笾人掌笾之实”。郑玄“注”云：“笾竹器如豆者，其容实皆四升。”贾公彦“疏”说：“郑如笾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为之，亦依《汉礼器制度》而知也。云如豆者，皆面径尺柄尺，亦依《汉礼》知之也。”⑩这是祭祀或宴会时盛放食品的“笾”，当为竹子所做，大小尺寸，以及盛放酒食，叔孙通所撰《汉礼器制度》也有规定。
其三为《仪礼·士冠礼》“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郑玄“注”云：“夙早也，兴起也，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士用铁，荣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异。”贾公彦“疏”云：“洗承盥洗者，弃水器也者，谓盥手洗爵之时，恐水秽地，以洗承盥洗水而弃之，故云弃水器也。云士用铁者，案《汉礼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铁，大夫用铜，诸侯用白银，天子用黄金。’……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异者，此亦案《汉礼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异’。”(11)可见，叔孙通所撰《汉礼器制度》，对于盛放盥洗后污水的容器，也分尊卑上下等级高低，尊者质好容量大，卑者质差容量小。
其四为《礼记·王制》“天子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之。”唐代孔颖达《正义》曰：“按《汉礼器制度》‘柷状如漆筒，中有椎，将作乐先击之。鼗如小鼓，长柄旁有耳摇之，使自击’。柷之节乐节一曲之始，其事宽，故以将诸侯之命。鼗所以节一唱之终，其事狭，故以将伯子男之命。”(12)这是根据叔孙通所撰《汉礼器制度》规定，鼗都是一种节乐的礼器，击于奏乐之始，而鼗击于奏乐之终，而且有宽狭、尊卑之分。
其五为《礼记·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其中“卷”，即为衮冕衣服。孔颖达《正义》曰：“……注弁师云，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盖无旒不聠数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当应以缯为之，以其前后旒用丝故也。按《汉礼器制度》广八寸，长尺六寸也。……盖冕随代变异，大小不同，今依《汉礼器制度》为定也。”(13)这是叔孙通所撰《汉礼器制度》，也为冠冕规定了大小长阔的尺寸，以及不同的质料与色彩。
从以上仅搜集到的《汉礼器制度》有关规定：盛冰以寒尸体的槃、放食品的笾、盥洗用的弃水器，以及乐器与鼗、冠冕尺寸等，已足以看出，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所用器具服冕，无论是质，或者是量，都是有尊卑、贵贱、上下的差别的。这是叔孙通所定礼仪，不仅在尊严、荣誉上有严格区分，就是在穿戴的衣帽、享用的乐器、用具上，也予以一一区别，以显示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他的礼学思想，在器具、服饰、制度上的集中表现。
三
总之，叔孙通不仅定礼，而且制乐，礼乐活动全面，礼学思想丰富。他的礼学思想丰富的重要方面，是能够适应时势，并非像那些抱残守缺、一成不变的儒生、博士，而是能够见机行事，因时而变。所以，也曾遭到不少腐儒的议论和非难。如他刚投汉时，学生指责他，不推荐弟子，而专推荐能够征战的壮士。到刘邦统一天下，而欲定朝仪时，通到鲁招募儒生，有二儒生说：今天下初定，不能马上制礼作乐，我们不能与你苟同，“公往矣，毋污我！”通也不予理睬，只是回答说：“若真鄙儒，不知时变。”同时，提出了“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14)的主张。并在这思想指导下，制定了既适合时势要求，又易于两汉君臣接受与实行的礼乐制度。实际上，这是在礼制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服务于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为此，范晔说，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适物观时，有救崩敝”。(15)
叔孙通礼乐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在西汉，而且及于东汉，乃至影响到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
首先，对于西汉社会的统一与稳定作用极大，虽然，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下》是这样写的：“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似乎叔孙通制礼仪的重要性，不如萧何造《九章律》、韩信为军法、张苍定章程。事实上，在刘邦统一中国之后，如何约束诸侯功臣、文武百官，使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礼仪的作用比之律令、军法、章程，更为重要。因为当时，还是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社会，对于王侯将相官吏等所谓大夫，主要是以礼来约束他们，也借此来提高天子的地位，使君尊臣卑而不能僭越，更不能犯上作乱。如刘邦初称皇帝时，因为没有严密的君臣上下的礼仪制度，故一度在朝堂上出现一片混乱的局面，也所谓“群臣饮争功，醉而妄呼，拔剑击柱。”(16)刘邦对之束手无策，也根本无法体现做皇帝的高贵与尊严。而一经叔孙通定朝仪，使君臣上下依礼行事，任何人不得越礼胡为，朝堂上一片肃静，秩序井然不紊。这是礼的重大作用，也是法与军等所不能代替的。
同时，叔孙通所定礼乐制度，不仅在行为的仪式上，而且在使用的器具上；不仅有节制于外的礼，而且有和之于内的乐；甚至乐中有礼，如行宗庙乐，不仅重视乐歌，而且强调奏乐歌的程序，这种程序实际上就是礼的体现。这也是律令、章程所不可比拟的。
又并非是单纯的礼，而是礼中有法，即所谓“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17)颜师古注曰：“理官，即法官也。”这不仅在当时可以更有力地约束王侯、将相、文武官吏，以维护汉的统一和尊奉刘家王朝，并且在中国法律史上有重要地位。一般人认为，礼法结合、以法辅礼，是起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以礼治国、治天下之后，如董仲舒以《春秋》经义决狱、张汤定《越宫律》、赵禹定《朝律》等。实际上，应该开始于叔孙通。因为，他所定的朝仪、宗庙仪法、《傍章》等，就是礼法结合的体现。如朝仪方面，对于不认真依仪行礼的，应“举劾按章”，或由“执法”将其驱逐。宗庙仪法方面，即使皇帝稍侵犯宗庙道，也是“过举”。至于《傍章》，更是既为礼又是法，也所谓“益律所不及”。如“乏祠”，主管宗庙的太常须免职；“侍祠”狂饮无礼，处以“大不敬”罪而自杀；王侯赴诸侯丧事时晚到，处以“不敬”罪，废除封国等，即是。所以，像赵禹《朝律》的有关内容，在叔孙通的朝仪、宗庙仪法、《傍章》中，已有其源本。但《朝律》是《唐律》的《职制律》和《户婚律》等的根据。又《傍章》的“大不敬”罪和“不敬”罪，实为《唐律·名例》“十恶”之一“大不敬”的根据。而《唐律》是礼法结合、实行礼治、诸法合一的中华法系的典型。因此，叔孙通所定礼仪制度，是中国法律史上礼法结合的先驱，也是中华法系或《唐律》某些立法例的根据和先例。
而叔孙通为婚姻嫁娶所定的“六礼”，不仅汉惠帝时初步实行，到王莽时进一步完整，王莽嫁女娶妻均照此办理。东汉章帝时，班固所辑《白虎通》也谈到“六礼”，并予以具体说明。后来，汉桓帝纳后，也悉依汉惠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三国魏时，一度“其仪不存”。但西晋时，又恢复“六礼备物”。唐时，《开元礼》关于亲王纳妃、公主出降，皇帝纳后等规定，是在“六礼”基础上的发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在婚礼史上地位之重要。
同时，叔孙通的《汉礼器制度》，一直保存到唐代。唐朝的著名礼学家孔颖达、贾公彦等，曾根据《汉礼器制度》来注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关器具与制度。并且，还成为唐代定礼乐制度的根据与借鉴。如唐朝皇帝的冠冕是依《汉礼器制度》而定的。孔疑达所说：“今依《汉礼器制度》为定，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丝为旒，垂五采之玉”，(18)便是最好的见证和例子。因而，在中国礼制史上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
叔孙通的礼乐活动和思想，对汉初礼乐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两汉时期儒学盛行、礼制完备，奠定了基础。对后来封建时代的礼乐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以及礼法结合的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均有极大影响。因此，也如刘向所说，叔孙通为汉定礼仪，“为汉儒宗，业垂后嗣”(19)。
注释：
①《汉书·叔孙通传》。
②《后汉书·陈宠传》。
③④《汉书·叔孙通传》。
⑤〔清〕王复辑、〔东汉〕许慎撰：《五经异义》。
⑥《通典·礼十八·天子纳后妃》。
⑦《汉书·魏相传》。
⑧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十六》。
⑨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律名考》。
⑩《周礼注疏》卷五。
(11)《仪礼注疏》卷一。
(12)《礼记正义》卷十二。
(13)《礼记正义》卷十一。
(14)《汉书·叔孙通传》。
(15)《后汉书·曹褒传》。
(16)《汉书·叔孙通传》。
(17)《汉书·礼乐志》。
(18)《礼记正义》卷十一。
(19)《汉书·礼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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