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的历史分期与早期拜占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占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 （1999）06－0030－07
拜占庭，我们习惯于称它为“东罗马帝国”，它是在古代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因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就座落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Byzantium）的旧址上，所以， 近现代研究者们称这一帝国为拜占庭。
拜占庭这一名称开始被学术界所采用，是在16世纪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料编撰和整理者热罗姆·沃尔夫（Jerome Wolf ）在整理出版拜占庭历史资料时第一个使用“拜占庭”来称呼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帝国。后来，在路易十四赞助下，法国卢浮宫出版了由许多法国学者合作编辑的《拜占庭历史资料大全》后，“拜占庭”这一名称正式成为学术界的专门术语（注：A.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 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6页。）。此后，“拜占庭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在西欧、北美乃至俄国迅速发展起来。
虽然，对于拜占庭的最后灭亡时间（1453年），中外史学家从未有过异议。但是，对拜占庭帝国的起始年代，学术界却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综合国内外各派专家学者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首先，有一派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的上限应该定于395年。 因为在这一年狄奥多西逝世，他的两个儿子分治帝国的东、西两部。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次分离后，东、西罗马世界就未曾统一过。因此，从这一年起，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分，于是这一年应该是东罗马，即拜占庭历史的开端。持此意见的代表者有美国著名中世纪学者 J.W.汤普逊、法国拜占庭学者L.布莱耶尔、前苏联学者列夫臣柯、 当代学者A.杰罗斯特尔吉奥斯等。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在我国居统治地位。著名罗马—拜占庭研究专家J.B.伯里虽然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中强调君士坦丁皇帝是拜占庭帝国的奠基人，但是，为了强调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的斗争和冲突，他也从395 年开始记载东方帝国——拜占庭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反对罗马世界曾经分裂为两个帝国，他们强调的“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大一统观念始终存在于整个中世纪，而且，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东、西方分治的传统，甚至到查理大帝时期，西方世界也没有否认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因此，他们强调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从而把4世纪初，即君士坦丁时期作为拜占庭历史的开端。但是， 持此观点者，对于究竟以哪一年为拜占庭历史的开端，仍有不同意见。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地中海罗马帝国那一年，即324年为拜占庭奠基的开始。因为从这一年起， 君士坦丁中止了“四君共治”传统，在戴克里先改革基础上重建了罗马—地中海世界帝国，并决定以基督教作为统治这一帝国的精神支柱，同时将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心东移。支持这一派理论的本世纪著名拜占庭学者有美国的A.瓦西列夫、南斯拉夫的G.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以及当代希腊的J.卡拉扬诺布鲁和A.赫里斯托菲洛布鲁。但是，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君士坦丁迁都之时，即330年应该是拜占庭历史的开端。 其主要代表有《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拜占庭文明》的作者英国学者ST.任西曼和著有《拜占庭帝国史》的法国学者CH.第尔等， 《剑桥中世纪史》也持这一观点（注：J.B.伯里：《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重印本），第1卷，第一章；第435～436 页。）。
从原则上说，这两派的意见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后一派学者更重视“帝国首都”在东方建立这一历史性事件，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建立新的都城于帝国东方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自晚期帝国以来一系列历史变化和政治改革发展的结果（注：任西曼：《拜占庭文明》（ST.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伦敦1959年版，《前言》部分。）。这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在中外历史研究领域都很常见，如中国划分东、西周，东、西晋，前、后汉，南、北宋等时期，都是根据中华帝国之首都的位置变化来确定的。在涉及地中海罗马世界的历史时期划分时，上述原则当然也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如果考虑到罗马—拜占庭世界之历史的延续性和君士坦丁皇帝之政策的连贯性，应取324 年作为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因为，从这一年起，君士坦丁的一系列“重建”帝国的政策开始实施，并在短期内改变了罗马—地中海帝国的面貌。
第三种意见认为，476 年罗马城的沦陷和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废，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因此，与之相对的“东罗马”的独立历史由此开始。但是，持这一派意见的学者多是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专门学者，他们无意于研究自罗马到拜占庭时期的演变是什么时候完成或怎样完成的，而只是关注于地中海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衰落后发生的变化。这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者有法国学者布瓦松纳、《世界史纲》的作者H.C.韦尔斯及《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等。严格地说，这一派学者也从来不同意隔断历史，把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毫不相关的历史单元，只是更强调蛮族入侵在改变地中海世界历史方面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倾向于以324年， 即以君士坦丁皇帝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世界这一年作为拜占庭历史的开始。在阐明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强调对传统上的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谓的世界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此前的世界，只是民族和地域的历史按照自己的模式分别独立发展并在不断的交往和冲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恰如江河之流归于大海一样，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交汇的过程，没有中断，也没有什么永远不可逾越的屏障。因此，研究历史，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各地区、各民族、各种族历史的演变和它们之间的交汇和融合，而不应该机械地把活的历史人为地分割为几个“板块”。但是，历史学者们为了便于对各民族、各地区多元性的历史和复杂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时的方便，已经习惯于采取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因此，对前人的分期方法加以研究、探讨，并找出使之得出不同结论的主要理由并加以综合分析，从中找出某些真正规律性的东西，才是现阶段对待传统“历史分期”方法的正确态度。
上述几种分期方法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认识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从罗马时期到拜占庭时期是以历史的继承、延续和发展为主流还是以中断或分离为特点？罗马—地中海世界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分裂”？如果发生了“分裂”，其原因是什么？是来自“外部”因素，还是来自“内部”因素？长期在中世纪欧洲世界保持着其旺盛生命力的“罗马—地中海大一统”观念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它在中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决定西方各封建君主国与罗马教皇、拜占庭皇帝之政策取向的问题上起到了什么作用？要说明上述问题，必须简单回溯一下“前拜占庭”时期，即自罗马帝国3 世纪危机以来罗马—地中海世界的深刻历史变化。
所谓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其实质是奴隶制度的危机， 中外学者对于这一结论并无疑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危机在地中海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是否引起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戴克里先改革为标志的晚期帝国，究竟构架于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之上？
3世纪的危机，给罗马—地中海帝国带来的变化是决定性的， 它促进了奴隶制度的瓦解和以小生产及租佃制度为主体的早期封建关系的产生。它破坏了罗马奴隶制大帝国各地区的联系和奴隶制的商品经济，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帝国经济生活的主导。3世纪危机以后， 帝国政府加强了对于帝国各地区各阶级人民的超经济强制，戴克里先的帝制改革就构架于这一基础之上。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经历了与其他权力集团的长期角逐，于324年重新统一了地中海—罗马世界， 进一步深化了戴克里先改革的内容，并以承认基督教和迁都于帝国东方希腊化地区的举动，完成了将古典的以多神崇拜为其精神支柱的罗马奴隶制帝国改造为以新兴的基督教为其精神支柱的以小生产者和自由租佃农为主体的早期拜占庭帝国。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在君士坦丁时期拜占庭帝国已经确立了封建制度，但是至少可以说，自君士坦丁以后，封建因素在罗马—拜占庭世界开始稳步发展，正在取代古典时期的残酷而落后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因此，自君士坦丁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帝国以后，其名称没变，仍然是“罗马帝国”；其人民使用的基本语言没变，仍然在西方以拉丁语为主，在东方以希腊语为主；其首都的名称不变，仍然叫做“罗马”，只是自帝国的西方迁移至东方，并在其前面加了一个“新”字，以示与古代罗马相区别；东西方新旧都市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共和时期遗留的元老院和城市库里亚体系也保持不变，但是，元老们的出身背景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早期帝国时代大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演变成新兴官僚阶级的代表。他们虽然也是大地主，但已经放弃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这种变化在帝国的东方更为明显。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生活结构和阶级结构方面，在皇权的更加集中和专制方面，在新的宗教组织逐渐取代旧的传统宗教的势力方面，在行政、官僚和军队体系方面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最后，传统的“罗马帝国”只余一副躯壳，其内部已经完成了本质的变化，只待条件成熟，就会脱壳而出。君士坦丁时期（324～337年）的统治就是这一长期演变过程的开始。
其次，虽然戴克里先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即实行“四头政治”，或曰“四君共治”体系，采取了对罗马—地中海世界分而治之的方针，但是，所谓“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 ）的概念却一直存在于整个罗马—拜占庭早期历史中。在戴克里先的改革活动中，最典型的是他的帝制改革：他摒弃了自奥古斯都以来确立的传统的罗马皇权观念，不再自称元首（princeps），而改称君主（dominus）； 不再强调“君权取自于民”的原则，而强调“君权受命于天”，并通过一系列宗教礼仪和宫廷仪式弘扬这一原则，将皇帝与平民隔离开来：凡罗马公民欲面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后才可以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的高级官员成为皇帝的私人臣仆，而不再是公民意志的代表，皇帝在他们的官阶之上冠以“神圣”的字样，如司掌财务的官员被称为“圣库掌管者”（或称“圣库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圣议会”或“御前会议”，以强调他们与皇帝个人的关系；皇帝的露面也成为真正的宗教盛会，绛红色的丝绸袍服成为皇室的象征和皇权的标志，镶饰着宝石的皇冠，则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245页。）。但是，戴克里先没有从此建立一个人的绝对独裁，而是在他的三个“共治者”中间分割了帝国的统治权，他在帝国的东方和西方分别设两名奥古斯都和两名恺撒，分别以一处战略要地为自己的驻节地，各自管理帝国的四个不同地区。为了保持皇室的统一性，在理论上，两位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兄弟（当然是以戴克里先为主），而两位恺撒则分别是他们的儿子，并以联姻方式使奥古斯都和恺撒们建立了血统联系，以防止帝国被分割。在理论上，四位统治者是完全一致的，所有法令皆以四人的名义联合签发。这个由多位皇帝分别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模式，一直延续到476 年。在476年之后， 这一传统则成为拜占庭东方皇帝选择储君和摄政者的一种常用方式。所以，从早期拜占庭时期人们的观念看来，帝国东西方的分治，只是“分治”而不能算是“分裂”。而且，东西方皇帝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协调和互相支持也一直存续于“分治”期间。不过，从实质上看，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原因，东西方帝国之间的分歧本来就有，而且在两君或“四君”分治期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它们的“分裂”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总之，罗马—拜占庭世界是一个形似统一实则分离的世界，但是有一股传统的力量一直在小心地保护和维持这一形式上的统一，此即“罗马—地中海统一帝国”、“罗马世界”的传统思想。
由于“罗马世界”思想的存在，使得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各族人民，无论处于什么地位，是受压迫者还是统治者，都执着地相信地中海罗马世界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地中海罗马世界的皇帝是唯一有权力统治他们的最高领主。因此，西方各蛮族国家在建立相对自治的统治时，无一例外地要求得到东方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承认，即使在476年， 西方首都的蛮族首都领奥多阿克在废除了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后，也请求东方皇帝芝诺“批准”自己成为意大利的合法统治者（注：J.B.伯里：《剑桥中世纪史》（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重印本），第1卷，第一章；第435～436页。）。罗马教区的教宗即后来的教皇，直到8～9世纪在法兰克王国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靠山之后，才不再听命于东方帝国的皇帝。此前，他们时有冲突，但是，所谓“罗马皇帝”对教会的严格控制一直存在，而且在查士丁尼时期似乎达到顶点。直到公元800年， 罗马教皇为查理大帝加冕时，仍然只称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而不是“法兰克人”的皇帝。这种历史现象，在中世纪中期又得以重演，如德意志王奥托一世在教皇支持下称帝时，也自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不是“德意志人的皇帝”。因此，所谓“地中海统一世界”的观念在整个中世纪（甚至在近代）都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并一直是一些想称霸于地中海世界的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纵然罗马—地中海帝国东西方的分离在罗马帝国的早期时代已经开始，但是，人们在心目中并没有接受这一现实。任何时代的人们，即使其中最出众者，也只能感觉到时代前进的脉搏，却很少能真正站在时代的前列。这种情况，也正发生在4～6世纪的罗马—地中海世界。这种统一观念的存在，几乎成为拜占庭历代皇帝对外政策的全部依据，尤其是早期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查士丁尼的对外政策的全部依据。
因此，以324 年君士坦丁皇帝重新统一地中海世界为拜占庭史的开端，能够突出自罗马到拜占庭时期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有利于摸清罗马—拜占庭时期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有利于将其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发展演变的过程放到地中海文明区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拜占庭这一“古董国家”（注：J.W.巴克尔：《查士丁尼与晚期罗马帝国》（J.W.Barker,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09页。 ）在“罗马帝国”西半部被蛮族占领之后，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基本原因和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在人类文明史中，任何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新的事物都是在旧的传统事物的胚胎中发育成熟的，历史的演变犹如江河汇流的过程，总是在渐变中发展，永不止息。所谓的“突变”，只是一系列渐变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临界点，或曰座标点，而不是终极。因为，从这一临界点上，又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地中海世界之后，采取了两项重大决策，即：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把帝国首都迁至东方希腊化中心城市君士坦丁堡。这决定了罗马—地中海世界此后1000余年的命运，使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脱离了它原来的发展轨迹，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此，古典的罗马—地中海奴隶制帝国开始向中世纪的“封建性”的拜占庭—东地中海帝国转变。
虽然，历代中外史学家和神学家们对于君士坦丁为什么会容忍和接受基督教这个问题，时常争论不休，而且，君士坦丁本人在位期间也一直没有真正放弃罗马异教赋予皇权持有者的特殊头衔“最高祭司”的称号，没有放弃对罗马传统异教的保护，直到他去世前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但是，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的举措，却使基督教处于与旧时罗马异教平等竞争的地位，从而使基督教以它自身所拥有的明显的超阶级、超民族、超种族的普世性，战胜了带有浓厚民族风格和落后的古典时期传统的罗马多神教，成为统一的罗马世界帝国的统一宗教。从此，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其次，君士坦丁迁都于罗马帝国东部，即地中海东岸、亚欧大陆交接处的举措，则使帝国的上层统治集团成员脱离了古典异教文化发展的中心罗马城和意大利半岛，进入了希腊文化的腹地，处于东方古典文化传统的包围之中。从此，他们能更多地接受东方希腊文化，在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地摆脱拉丁异教文化的影响。于是，曾被罗马人征服的东地中海地区希腊化人民，在文化上战胜了他们的征服者，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西地中海地区也以罗马和意大利半岛为中心，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并在蛮族进入西欧以后，使拉丁文明与日耳曼文明、基督教文明相结合，发展了西方中世纪文明。东、西地中海世界的分离，即从这一时期开始。当然，在东方帝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自早期帝国统治时期和3世纪危机时期已经远比西方表现得突出， 这就为拜占庭东方帝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更新的起点。
为了研究的方便，学者们根据拜占庭历史兴衰发展的规律，把1453年之前长达1000余年的拜占庭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历史时期：早期（324～565年）、中期（565～1081年）和晚期（1081～1453年）。
所谓早期拜占庭，即自罗马时期向拜占庭时期的过渡时期。如上所述，我们既已确定君士坦丁时期是拜占庭历史的开端，那么，君士坦丁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帝国之时（324年）， 自然是早期拜占庭的开端。而所谓早期拜占庭的下限，中外史学界意见颇不一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推至7 世纪初（希拉克略时代）（注：（日）井上浩一：《拜占庭帝国》，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3期，第60页。）或8世纪初（伊苏里亚时代）。 英国学者范莱在《希腊史》中强调，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的形成是在717 年伊苏里亚的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但是，以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比较合适。理由如次：
首先，自君士坦丁在地中海东岸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罗马帝国”的新的首都后，至查士丁尼时期，已经经历了200余年的激烈动荡。 这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地区，事实上已脱离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拉丁化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发展轨迹，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各个领域的发展方面，基本具备了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特点，并为此后1000余年内拜占庭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上，拜占庭虽然几乎完全保留了罗马时期的政治框架，但在基督教精神和东方希腊化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下，已逐渐改变了其实质性内容。统一的宗教为皇权的集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早期帝制时代未曾消灭的罗马共和时期传统的残余，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元老院和库里亚阶层的作用日见削弱，庞大的官僚集团取代了“公民”的代表，成为皇权在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中的代表。
在经济上，以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为中心的东地中海地区，依靠其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优势，加之历史上残存的自由小土地所有者经济的广泛存在和自1世纪以来隶农（coloni ）制的普遍发展以及持续繁荣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活动，使这一地区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医治3 世纪危机造成的创伤，有效地抵制来自多方面敌人的入侵和骚扰，新的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因素开始在古老的奴隶制帝国的框架内发展和成熟。可以说，自君士坦丁大帝统一罗马世界帝国以后，东方帝国就开始了向封建制转变的基本过程（注：杰克·林德赛：《拜占庭进入欧洲》（Jack Lindsay,Byzantium into Europe），伦敦1952年，第20页。）。
在宗教上，经过几个世纪的激烈斗争，在皇权亲自干预下，通过宗教会议的方式，基本确定了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和中世纪拜占庭政教关系的基础。但是，东、西派基督教会的分歧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脱离拜占庭皇权控制的倾向已经出现。
在文化上，希腊语言和文字从民间开始进入上层阶级中间，并有逐渐取代拉丁语的趋势。查士丁尼整理和重新颁行罗马法之后，开始使用希腊语颁布“新律”，标志着希腊语已经正式成为拜占庭东方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已经从此退出东地中海帝国的上层建筑舞台。
在领土疆域上，查士丁尼是最后一个使罗马—拜占庭帝国重归统一，使地中海重新成为“罗马”之内湖的罗马—拜占庭皇帝。虽然，他无力阻止地中海罗马帝国终究要“一分为二”（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地中海文明区实际上已经分化为三个主要的文明圈）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毕竟使“罗马帝国”有了一个较为“辉煌”的结局。因此，上述这一时期可以视为罗马帝国的最后时期，因为罗马时期的许多特质还残留着部分活力。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视为拜占庭时代的开端，因为新时代的许多要素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作为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查士丁尼完成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完成的业绩，而若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来看，他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呼唤着一个新时代，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以查士丁尼时代为早期拜占庭时期的结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的。
所谓“中期拜占庭”，即从查士丁尼逝世（565年）至1081 年拜占庭杜卡斯王朝结束。学者们认为这一年是东方希腊化王国拜占庭由盛而衰的开始，因此称这一时期为“希腊帝国”时期（注：（希腊）卡拉扬诺布鲁斯：《拜占庭史》（J.Karayianopoulous,Byzantino Kratos），雅典希腊文版1983年，第13～16页。）。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查士丁尼逝世后，帝国陷于多方面敌人的打击之中。在北方，自6世纪末以后， 巴尔干半岛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斯拉夫人定居者。在东方，自7世纪30年代， 拜占庭最后取得了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之后，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迅速统一起来，开始大规模地向北方的新月形富饶地区发起攻势。在半个世纪之内，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西亚、北非、小亚细亚的大片领土，并征服了波斯等许多地区，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从此，地中海航道不再为拜占庭一家所垄断，却成为拜占庭和阿拉伯新兴势力相角逐、相抗衡的战场。这一时期，因周边民族的蚕食，拜占庭的地理范围不断缩小，但在文化和宗教方面，却更加统一，出现了中世纪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
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随着“军区制”的广泛推行和完善，新兴的军人地主阶级成为中期拜占庭帝国的主宰，皇权的专制受到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挑战。在农村，生活在广大军事地产上的农民及相当一部分下级军农，多已沦为大地主的依附农（在拜占庭时期，他们被称为“巴力克”），军区制趋于瓦解。在这一时期，处于东地中海地区东、西方商路要冲地区的拜占庭，皇权比较强大，经济实力也很强，因此，帝国一度战胜了来自多方面的敌人和内部的分离因素，成为中世纪早期亚、欧大陆上最强盛的国家。但是，11世纪中后期，由于帝国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军事失败，加之东西方基督教会在经过长期互不相容的斗争后，最后分裂为东方“正教会”和西方天主教会（即“加特力教会”，亦称“大公教会”）。从此拜占庭日益脱离了西方世界，孤傲地独立于东地中海世界，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强大敌人。它的衰落时期，也从此开始。
晚期拜占庭（1081～1453年），是帝国的衰落时期。导致这个一度强盛的中世纪帝国衰落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削弱了中央政府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小农，尤其是自由军农的大批破产，导致国家税收锐减，军力不足，对外防御能力明显减弱。为了对付来自多方面的敌人，拜占庭国家不得不动用大批金钱去收买雇佣军人，并以牺牲帝国海关税收特权的下策，使意大利各航海城市（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主）以海军帮助帝国维持其在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域的“秩序”。从此拜占庭国家丧失了控制东、西地中海交通和贸易的优势，国家财政也陷于深深的危机之中。最后，来自东方的新兴游牧部族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渗透，导致了拜占庭皇帝向西方封建势力求救的“引狼入室”之举。随着西方十字军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近东和拜占庭领土，加速了拜占庭的衰落。虽然，拜占庭这个古典时期遗存下来的“百足之虫”，顽强地战胜了1204年拉丁帝国统治时期西方封建骑士对它的皇权专制体系和统一概念的肢解，一度励精图治，“恢复”了“希腊人”在这一古代东方帝国的统治地位（1261年），出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1261～1453年），但却挽救不了它最后灭亡的命运。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进入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的灭亡。但是，土耳其人的入侵，只是促使拜占庭灭亡的一个外因，其内部的衰落和瓦解过程早在11世纪中后期已经开始了。
收稿日期：199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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