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态势比较平稳，经济增长进一步趋于适度，物价涨幅回落到一位数，投资、消费、财政、金融、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显示出经济总量平衡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据此做出国民经济已进入新的一轮高速增长期，因而应放松银根，采取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是不妥的，因为：投资扩张压力依然很大，不会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广义货币增幅较大，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又在累积，通货膨胀的危险不容忽视；企业资金紧张的原因，主要是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增加、资金使用效率低和企业的短期贷款没有得到很好利用，不应靠扩大贷款规模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采取扩大投资的做法，不能真正提高企业效益；我国经济周期的形成机理与西方不同，因此运用西方经济周期分析方法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运行态势比较平稳，经济增长进一步趋于适度，物价涨幅回落到一位数，投资、消费、财政、金融、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显示出经济总量平衡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一些由体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原因所引发的、并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时被暂时掩盖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突出地表现为：工业产销率下降、库存增加、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亏损面扩大、相互拖欠金额持续上升和外贸出口减少等。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对于正确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正确把握全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关系十分重大。我们想就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当前是不是“需求不足”
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3%，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21.4%，增幅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5.2个和10.2个百分点。据此是否可以认为，当前总量平衡关系已处于“需求不足”状态，宏观调控政策应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判断。为便于与经济增长相比较，我们用一季度的数据来分析。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6.2%，这是在前三年投资过快增长形成的高基数上实现的（前三年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别为70.7%、36.2%、3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工作量增长11%左右，仍高于同期10.2%的GDP增长速度1个百分点。另外，一季度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3.7%，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产销率也高于全部工业的平均水平。可见，投资增长是基本适度的，不仅为重工业生产提供了相应的需求条件，而且也保持了对整个经济增长适当的拉动力度。一季度的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率23.6%虽比去年同期低7.7 个百分点，但由于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14.8%，既高于去年同期的9.5%，也高于以往正常年度8～9%的水平， 显然也不能判断为消费需求不足。至于目前有的行业出现开工率较低的状况，其原因需要具体分析。如纺织行业，主要原因是前些年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上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导致生产能力明显超过市场容量，加之棉花到厂价高和出口受阻，以致开工不足，生产下降。轻工的某些行业、一般机械加工业也存在类似问题。这种由于行业生产能力总量失控造成的开工率较低，不能作为判断当前需求不足的依据，也不是简单地采用扩张性需求政策所能解决的。随着市场约束的进一步强化和来自国外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些行业的困难可能还会更大。出路只能是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前提下，按市场需求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还有必要指出，一季度经济增长10.2%，速度仍然是相当高的。如果还要求扩张需求，也就意味着追求过高的速度，把经济再次推向过热，势必削弱尚不稳固的总量平衡基础，也不利于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
从今后一段时间看，一般也不会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投资扩张冲动压力依然很大。据测算，“八五”结转到“九五”的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有400多个，总投资规模超过1.5万亿元，剩余工作量还有1.1万亿元。加上小型基建项目、更新改造、 房地产和其他投资项目，以及非国有经济投资项目，估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总规模达5万多亿元，剩余工作量约2.8万多亿元。由于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又普遍大幅度超概算，以致不少项目出现资金缺口，要消化这些缺口，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去年四季度以来，各地为继续获得进口设备减免税优惠，又抢在4月1日前突击报批了一大批涉外项目。这对当年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的扩张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另外，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品市场增长趋势看，也不会出现消费不足的问题。可见，今后的一段时间所要注意的问题也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如何防止社会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再度膨胀。
今年1～4月外贸出口同比下降7.7%， 特别是一般贸易下降较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弱于去年，这主要是由于涉外税率调整、外贸出口由上年初超常增长（去年同期出口增长53.1%）转向稳定增长的结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 贸易量将增长7%。就国际市场而言，不存在需求不足， 关键是我们的产品是否有能力出得去。通过企业自身努力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加上国家能够做到及时、足额地退税，支持那些产品出口有市场的企业正常的资金需要，目前外贸出口下降的局面将会逐步扭转。4 月份当月出口同比降幅已缩小为5%，当月进出口实现顺差4.5亿美元。可见，只要继续努力，完成全年外贸出口目标是有可能的，出口仍将会对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拉动作用。
二、怎样判断当前的物价形势
近几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去年零售物价涨幅回落到14.8%，较好地实现了宏观调控目标，从去年11月以来，零售物价涨幅已连续5 个月保持在一位数，今年1～4月同比涨幅为7.6%。预测后几个月的物价走势， 如果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只要不再追加出台新的调价项目，并加强市场物价监管，实现今年10%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是有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可能略低一些。
面对上述情况，是否可以不再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而放弃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呢？我们认为，目前抑制通货膨胀还只是取得阶段性成果，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很大，任何的满足和松懈情绪，都可能毁弃前功。从现实的压力看，今年2月1日电煤指导价调整出台前，煤价实际上自年初就已经开始上涨；6 月份准备出台提高粮食购销价格，但市场价格早就涨上去了。这与1991年国家调价项目出台后实际价格均不到位的情况形成反差，说明目前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求总量仍然偏紧、现实的需求并不小。从潜在的压力看，今年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但同期的原材料、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却上涨了8.9%，超过出厂价涨幅2.8个百分点（去年第四季度高出 1.6个百分点）。这表明，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又在累积。尽管一季度M0和M1增幅处在监控目标之内，但M2的同比增幅仍高达28.5%。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虽然对当前总量平衡关系不会立即产生大的影响，但其潜在的需求压力不容忽视。另外，我国农业基础脆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加之如何有效引导、支持、保护农业顺利进入市场经济轨道仍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大课题，一旦农业出现大的波动，势必影响到物价的稳定。
根据今年头4个月的物价趋势预测，上半年零售物价涨幅可能在8%或稍低一些。在此情况下，有的同志认为，应当“用足”10%的物价调控目标，办法一是扩大投资需求，放松信贷控制；二是再多出台一些调价项目。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做。“九五”计划要求做到物价涨幅低于经济增长率，如果今年经过努力使全年物价涨幅比10%再低1～2个百分点，无疑将为“九五”的物价调控目标打下更好的基础；如果上半年物价涨幅为8%，全年硬要人为搞到10%， 那就意味着下半年的物价涨幅要上到12%，使明年年初的物价再度处于很高的水平，大大增加明年控制物价的难度。今年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对突出的物价矛盾已做了适当的调价安排，不应当为“用足”物价指标，而不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去增加调价项目。至于人为地制造供求缺口去“用足”物价指标，实质上是以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国内外经验早已证明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种值得商榷的看法是：目前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进的结果，并且主体部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因而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无济于事。我们认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往往是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从我国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实际情况看，首先是由于投资需求膨胀，拉动工业过快增长，引致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进而又转化为原材料、燃料成本、资金成本和人工成本的上升。如果放松需求控制，生产要素的成本推进压力必然要以产品涨价的方式释放出来。只有保持必要的需求约束力度，才能促使企业通过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去消化成本推进的压力。我国历史的经验还表明，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供求弹性较小，历次投资膨胀不仅会膨胀到农业上，而且还造成了农村资金和劳力外流、耕地大量被占用。投资膨胀的结果，农业基础被削弱、农产品供求矛盾加剧，农业比较利益进一步下滑，以致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推动整个物价水平上涨。而每一次采取紧缩政策（无论是“全面紧缩”还是“适度从紧”），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时，都强调了要加强农业，包括在投资安排上首先保农业。这些都已为实践所充分证明。
三、如何看待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在我国，由于存在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资金紧张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即使在银根宽松的经济扩张期也是如此。当前资金紧张的呼声又很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去年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得比较好，全年国家银行新增贷款为6387亿元（不含农产品收购超计划贷款316亿元）， 但去年全社会的实际贷款总规模远不止上述数字。据人民银行核查，仅国家银行的帐外贷款就还有1000多亿元。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去年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50500亿元，比上年增长约26%，与去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4%、经济增长10.2%的速度相比较，银根并非过紧。今年1～4月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又比去年末增加2344亿元，其中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增加 629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多增加368亿元和216亿元。分月看，前4 个月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分别增加59亿元、113亿元、180亿元和277亿元， 呈明显加速增长态势。加之去年第四季度发放的541 亿元贷款中的一部分流动资金贷款实际上是今年一季度使用的，从总量上看，当前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并不少。为什么企业仍普遍反映资金不足，一些企业甚至感到资金更加紧张？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大量增加，是导致资金紧张的最直接原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截止今年一季度，在国家银行的工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11270亿元中， 约有 15 %即大约1690亿元被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末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已达到4769亿元，同比增长24.6%，比年初净增279亿元。另外， 由于一些企业长期亏损，资不低债，造成供货单位坏帐呆帐增多。二是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很低。截止1996年3月末，企业应收帐款净额高达7967 亿元，产成品占用达到4769亿元，亏损企业亏损额420亿元， 三项合计占流动资产41.6%；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5.89%，成本费用利润率1.06%，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只有1.39次／年。三是企业得到的短期贷款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流动资金贷款通过参与生产过程形成销售收入再回到企业活期存款帐户的增量减少，流向定期存款包括非生产性定期存款帐户的增量多。这主要是目前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企业以获取利息为动机，部分生产性资金退出生产与流通领域成为生息资本。1～4月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新增存款906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加173亿元，其中：定期存款新增455亿元，同比多增加180亿元；活期存款新增451亿元， 同比少增加352亿元。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即便再扩大贷款规模， 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也未必就能改变。因此，仍有必要继续适度从紧控制信贷资金供应总量，着重在调整资金配置结构、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下功夫。
四、怎样认识和扭转利润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今年一季度，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54.7%，亏损额达420亿元，上升41%。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净亏损34 亿元，煤炭、森工、军工、纺织、机械五个行业全行业亏损，全国有15个省区净亏损。这种状况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我们认为，在分析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时，首先需要区别帐面财务效益和实际效益的差别，才能对问题的程度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帐面财务指标恶性化一般可以反映企业效益状况，但在我国由于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今年一季度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3756.8亿元，同比增长11.6%。由于增加值是由各项净要素收入组成，其增长速度实际上就是企业所创造出的全部效益。据统计，一季度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职工工资、利息支出、缴纳税金分别增长13.97%、24.84%、9.58%，而利润总额下降54.7%。可见企业帐面财务状况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项净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影响，并不是由于企业没有创造出效益。其次，成本、费用上升过快是企业大幅度减利增亏的重要原因。一季度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长12.6%，而产品销售成本和费用分别上升13.8%和28.3%。在成本、费用上升中，除工资、成本和财务费用（其中90%是利息支出）增加已如上述外，还包含了利润向非工业部门转移的因素。如棉花等农产品原料价格大幅度提高，铁路货运调价等，都使工业利润向非工业部门转移。提高折旧也会带来成本上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重估后，即使折旧率不变，也会增加折旧费。进入国家和各地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普遍提高了折旧率。据反映，冶金行业今年头两个月利润下降有30%是由于增提折旧的影响。实际上，这部分资金仍然留在企业，还不计征所得税。此外，社会保险等费用支出增加，也是导致利润减少的原因之一。
目前工业企业减利增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最基本的原因是两条：其一，前一段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情况下形成的虚假效益的“水分”进一步被挤出来。如：在需求过旺时，企业不仅产销率较高，而且产品涨价幅度高于原材料购进价涨幅，由此可获得一笔“涨价效益”，产销规模扩张快，分摊到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相对减少，使利润增加。银行贷款“负利率”，固定资产按原值而不是按重置价格计提折旧，都可使企业虚增利润。现在，这些“水分”不但基本消失了，而且上述情况出现了与前几年相反的变化。可以说，目前工业企业效益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代价。其二，企业缺乏创新机制，不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一次经济调整，都应当带来企业体制、技术、产品的创新，通过新陈代谢实现经济结构转换和经济素质的提高。但我国企业目前普遍缺乏这种创新机制，因而靠简单地加投资、上速度的办法已解决不了企业效益下降的问题。从对改革开放以来几次经济过热年份的情况分析，便足以说明这一点。例如，1985年当年工业总产值增长21.4%，同期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达到20.9元，资金利税率为23.8%。可以看出，当时“速度效益型”特征十分明显。1988年再次出现经济过热时，“速度效益型”特征虽然重复显现，但与1985年相比程度已有所减弱。到了1992年～1994年间，在投资年均增长45%左右，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5%的情况下，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平均只有11元左右，资金利税率平均只有10%左右。这表明“速度效益型”的效应已经明显弱化，并正在迅速走向它的尽头。目前绝大部分效益差的企业基本上是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或者是前几年经济过热时，按照当时的市场情况匆匆上马的产品水平不高、单纯扩大生产能力的企业。在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时，高成本投入的项目建成后，并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得不到预期的回报，效益难以实现，企业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因此，简单地采取扩大投资的做法，即使企业产销率暂时有所上升，也并不能真正提高企业效益，并会影响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给今后的发展造成更大的困难。
五、今年外贸进出口能否实现大体平衡
今年我国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和加工贸易监管方面出台了三大政策措施，对于加快我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范互接互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以及改善国家财政状况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从前4个月的情况看，政策效应是十分明显的。据海关统计，1～4 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799.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其中，出口396.3 亿美元，下降了7.7%（一般贸易出口下降30.8%）；进口403.3亿美元，增长18.1%；进出口逆差7亿美元。分析判断外贸出口形势， 需要考虑到去年初出口超常增长的高基数影响。由于财政预算要控制全年出口退税总额和去年从7月1日起降低出口退税率3个百分点， 出口企业为及早和多获得退税，纷纷抢先突击出口，致使去年初外贸出口超常增长。去年1～4月出口增长了53.1%，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59.7%。尽管今年头4个月出口同比是下降的，但出口的绝对规模并不小。 按以往年度的正常情况，前4个月出口额占全年出口总额的比例一般为24%左右。 去年由于受特殊因素影响，这一比例达到29%。今年1月～4月出口额为396.3亿美元，按以往正常比例测算，并考虑到今年出口的实际情况，全年出口总额预计将超过1500亿美元。可见目前出口规模大体正常。如果把去年和今年1～4月出口拉平计算的话，平均增长幅度为18.9%，其中一般贸易为6%。这样的增长水平， 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不低的。一般贸易出口增幅低一些，主要由于“三资”企业出口比重上升，许多内资出口企业对外合资了。4月份当月出口同比仅下降5%，后8个月由于去年同期高增长基数的影响逐步消失， 再加上目前银行已经下调了贷款利率、出口退税进度也会有所加快等，预计外贸出口将走向稳定增长。由于今年4月1日起取消进口减免税优惠，今年初突击进口的现象十分明显。一季度外贸进口同比增长23.5%，比去年同期的增幅高出近7个百分点。其中，外资企业进口大幅度上升，达到48亿美元， 增长39.7%。但月度进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月份为55.8%， 2月份和3月份分别为14.2%和8.7%。4月份进口增幅进一步降为6.3%，使 1～4进口累计增幅降为18.1%。预计今后进口增长将恢复正常。4 月份当月出口已大于进口4.5亿美元。从全年来看，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有可能实现外贸进出口的大体平衡。
六、运用西方经济周期分析方法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
最近，关于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如果简单地搬用西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分析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由此得出我国经济正由收缩期进入新一轮扩张期的判断，并据此提出应该改变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及投资政策，我们认为这很值得商榷。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景气循环。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次经济景气循环与前几次相比，表现出景气回落比较平稳，波幅明显缩小，波谷水平较高，波动周期延长的特点。但运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来分析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以下三个方面很值得注意：一是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都表现为商业周期。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几次经济波动的形成机理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虽然也存在市场供求周期变化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双轨”体制摩擦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指导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二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周期调控主要是解决供求总量平衡问题，结构问题一般均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而我国历史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市场机制又很不健全，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制约着经济总量平衡的实现。三是从中央明确提出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针到变为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的实际行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和宏观政策的双重作用。如果企业一感到有压力，就用扩张政策去为其寻找解脱，那就永远也实行不了这个转变。何况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仍高达10%左右，通货膨胀的现实压力和潜在压力仍然不小。如果说我们确已面临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实行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否则就难免重蹈1986年那样尚未“软着陆”就急于“起飞”、加剧通货膨胀的覆辙。因此，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促使经济增长快而有度，尽可能缩小经济波动的幅度，把主要着力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增长的质量上，应是最佳的选择。当然，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确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例如事前的反周期调控理论和实践就很值得我们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真正做到为“九五”计划开好头、起好步，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方针，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实行“两个转变”的要求，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优化经济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当然，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的一些新情况、新矛盾，需要十分注意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适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微调，例如最近停办新的保值储蓄和降低存贷利率。但决不可动摇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延缓推进“两个转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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