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蕴含的规律性要求 〔*〕
张 凯
(中原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 从《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的逻辑演进来看，《资本论》中国化诠释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来看，《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蕴含着三个规律性要求：一是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二是必须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深入考察中国特殊的诠释学情境；三是必须发挥实践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诠释学情境的特殊性之间寻找一种相结合的路径，不断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硕果。
〔关键词〕 《资本论》；诠释范式；逻辑演进；实践智慧
自1899年《资本论》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便开始了不断的中国化诠释。纵观120年的《资本论》中国化诠释史，可从其不同时期最显著特征上概括为前后相继的四种诠释范式，即“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1899—1949)、“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1949—1978)、“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1978—2012)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2012—今)。〔1〕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资本论》诠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交织的。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资本论》的中国化诠释呈现出诠释特点和诠释重心的差异。而《资本论》诠释范式的演进也很好地适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将《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的逻辑演进置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以下规律性要求。
一、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2〕。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的逻辑演进较好地揭示了这一规律性要求。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场。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由此可以看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资本论》中国化诠释历程中，尽管四范式的诠释重心不同，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上是完全相同的。
《资本论》传入中国伊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在此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旨在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帮助劳苦大众找到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和获得解放的途径，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基本确立，但是，在经济领域中如何实现所有制形式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人，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迫切要求。“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围绕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依据这一诠释目标，重点阐释了《资本论》原理与方法。在该范式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人民大众彻底改变了几千年以来受剥削的命运。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中取得重要思想理论成果。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理论依据。“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本质、阐明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指引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迈向“富起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关于《资本论》诠释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2013年习近平同志作了精辟概括：“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到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到胡锦涛关于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要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5〕从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就是因为自毛泽东以来的历届领导人都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路线，它揭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本论》诠释者在《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都将阶级斗争观点和生产力观点作为诠释重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的诠释重心是阶级斗争观点。李大钊提出了阶级斗争“金线论”，认为：《资本论》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的。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实际运动的最好的方法和手段，除此，别无再好的方法”〔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确立，阶级矛盾由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是当务之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产力观点便成为“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的诠释重心。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围绕这个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观点，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要根据当前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然而，由于之后出现的失误，该诠释范式被打断，扭曲和误导了《资本论》的解读，出现了教条化倾向，在实践上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顾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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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重要代表人物邓小平针对以前“一大二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片面注重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的做法，及时矫正了以往对《资本论》诠释的教条化倾向，继续坚持生产力观点，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再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演进过程中，“唯物辩证法”往往被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时也直接作为《资本论》的诠释重点。
在“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资本论》诠释者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如王亚南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写就了《中国经济原论》。在这本书中，王亚南将唯物辩证法具体化为比较的研究方法、全面的研究方法与发展的研究方法。许涤新运用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论》，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亦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相当进步的生产关系与相当落后的或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8〕1937年，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而发表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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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邓小平用《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课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邓小平从现实语境出发,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发展。“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结合，使党作出了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二是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创造性地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理论。三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发展观点的通俗化阐释，“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是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物质第一性原理的合理化解读，那么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则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的中国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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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唯物辩证法的诠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主要体现在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理解与应用上。在把握对立统一规律方面，习近平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只有把这两对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10〕。习近平在这里把对立统一规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紧密联系，对该规律在中国现实语境中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诠释。在把握质量互变规律方面，习近平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系统性和协同性时，指出：“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不能畸轻畸重，也难以单刀突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11〕。习近平这里谈到的“看准了的改革”是指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已经由量变阶段发展到质变阶段的改革，“看得还不够准确但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是指尚不清楚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是否已经由量变阶段达到质变阶段的改革。习近平运用质量互变规律针对不同类型的改革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不仅使改革决策更加科学化，而且使改革措施更加协调一致。在把握否定之否定规律方面，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谈话是很好的例证。他强调：“35 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12〕。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旧的问题的解决，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否定的环节在起作用，但旧的问题解决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则要诉诸于否定之否定环节发挥作用。
二、必须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意味着必须结合中国诠释学情境开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新意。如果说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从历史性的维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蕴含的作者原意，其目的是“走进马克思”、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那么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从现实性的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诠释学情景，其目的是“接引马克思”走向现实态生活，与我们一起思考当下中国现实语境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为开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不断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历史性文本。历史情境的变迁和文化的差异，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当年所著的经典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时空间距”。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就不能无视我们当下的诠释学情景而仅仅停留在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上，还必须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跨越这一“时空间距”，从而为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经典作家和当代中国读者的“对话”提供现实视域。《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不断演变的过程实际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空间维度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要做的事情，它具有明确的空间规定性。《资本论》中国化诠释四范式虽然都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来诠释《资本论》，具有不同的诠释重心、诠释特点，但是空间规定性始终没变，都是结合中国实际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一范式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原论》就是王亚南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来诠释《资本论》的结果。“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形成于“站起来”阶段的中国，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实践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召唤使《资本论》中国化诠释由上一范式的“照着说”转向“接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表明了这一范式不是从文本的普遍性出发来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中凸显这一范式在中国意义上的特殊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的空间规定性更加明确，也就是处于新时代的中国。毋庸置疑，这一范式对《资本论》诠释的出发点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对新时代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概括与总结，旨在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当然，我们强调《资本论》中国化诠释的空间规定性，并不是说各个历史时期的《资本论》中国化诠释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或者对其他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没有借鉴意义。《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虽然是中国读者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解释，但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这种空间存在特性决定了各个时期的《资本论》中国化诠释的世界意义。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从时间维度来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各个时期的工作重心。《资本论》中国化诠释四范式分别对应于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不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随之变化。《资本论》的中国化诠释范式的逻辑演进正是把握时代主题，适应时代需要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是这一时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如何做好这个“正在做的事情”？依靠哪种理论的指导来完成这个任务？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当时处于迷惘和彷徨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启发，走俄国人的路，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前期，中国先进分子把《资本论》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武器，有选择地诠释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较好地发挥了《资本论》作为革命理论的作用，对于做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期则着重应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等，进一步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前途和命运等基本问题。在该诠释范式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正在做的事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圆满完成了“救亡图存”的伟大历史使命。
Merrell’s detailed report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parts:
“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形成的。当时，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基本确立，但是由于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私有制尚未废除，经济比较落后，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便成为这一时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该范式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系统研读《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后，先后于1956年4月、1957年2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次讲话。这两篇讲话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关于工业、农业、轻工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各地区、各部门统筹兼顾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后来党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3〕这一评价充分说明了“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是紧紧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此外，这一时期毛泽东和理论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探讨也是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的。如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毛泽东认为不仅要研究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要研究组织经济关系。1959—1960年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就肯定从分析所有制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做法。〔14〕而在《论十大关系》中则更加注重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等组织经济关系层次的研究，这是因为当时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由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成为这一时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做好这个“事情”，邓小平认真思考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这些创新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是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判断，矫正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急躁冒进思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了理论原点和实践起点。二是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本质。先后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5〕；“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6〕“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7〕在南方谈话时，这些不同时期的观点得到系统化提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社会主义本质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三是阐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的十五大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设想，结合我国实际，指出：不仅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也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不仅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也要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四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针对过去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迷信和盲从，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0〕
音乐产业存在的意义重点在于其表达的核心理念，是持续不断地为整个音乐市场提供优秀的作品。若没有创作者写出音乐作品，相关的音乐产品如网易、QQ、等音乐软件也将不复存在。因此，音乐产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音乐人才的支持，特别是赋有创意的音乐人才。不仅了解音乐的本体，还具有前瞻性的目光。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是支撑音乐产业发展强大的精神支柱。
〔1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5-176页。
三、必须发挥实践智慧
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看，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重的是对文本普遍性的把握；立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注重的是对当下中国诠释学情境的特殊性的考察，而充分发挥实践智慧则是要求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张力中进行“居间调停”，面向中国社会实践，切合现实问题，寻找一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路径，这里不仅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把握，而且包含着把具有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应用于当下中国特殊的诠释学情境。
伽达默尔指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1〕由此可知：对文本普遍性的把握不是伽达默尔关注的重点，将文本应用于理解者特殊的诠释学情境之中，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不断产生流动性创生性意义，是其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旨趣。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是理解的应用性。“应用就不仅仅是对某种理解的‘应用’，它恰恰是理解本身的真正核心。”〔22〕“应用在这里不是某个预先给出的普遍东西对某个特殊情况的关系。研讨某个流传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流传物应用于自身。……为了理解这种东西，他一定不能无视他自己和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况。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话，他必须把本文与这种境况联系起来。”〔23〕按此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不同时期的中国读者必须充分发挥实践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普遍性应用于中国特殊诠释学情境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语境中不断产生流动性、创生性的时代意义。
为了深化对“必须发挥实践智慧”这一规律性要求的认识，我们考察一下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划分。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分成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类。前者注重对普遍性、一般性知识的把握，总是寻找“变化”背后的“不变”，“个别”之中的“一般”，“特殊”之中的“普遍”，然后根据这些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去认识个别事物。归纳法是其主要方法。作为理论哲学的发展和必要补充，实践哲学更关注千变万化的生活境况，以及如何将普遍性知识应用于特殊的境况之中。换言之，实践哲学更加注重寻找一般基础上的个别，而不是只重一般性和普遍性无视个别性和特殊性。“明智(即phronesis，又译为‘实践智慧’—引者注)不只是对普遍者的认识，而应该通晓个别事物。”〔24〕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能在普遍性的知识和千变万化的个别事物之间做出妥善的居间调停，并依据具体情形做出最优化的行为选择。因此，通过对个别事物的把握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普遍性知识是实践智慧的题中之义。坚持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辩证统一，不仅要看到一般性知识的重要性，而且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及其丰富和完善的必要性，为理论的创新预留了空间。〔25〕
从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辩证统一的维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注重的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一般性和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面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否则，就会出现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因此，充分发挥实践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诠释学情境的特殊性之间进行居间调停，就成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那么，面对普遍性的知识和千变万化的个别事物之间的张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实践智慧是如何促使二者有机结合并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的呢？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强调的“问题意识”给我们指明了路径。“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转入了某种特定的背景中”。〔26〕在他看来，问题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与具体诠释学情境之间进行居间调停的关键，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贯通的桥梁和中介。因此，真正的理解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读者能否找到合适的问题，把文本的历史性、普遍性和诠释者的现实性、特殊性贯通起来，从而开启文本的时代新意。而要找到合适的问题，读者必须对自己的诠释学情境进行深刻反思。否则，仅仅面向历史文本，无视现实语境，就不可能生成伽达默尔所强调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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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找到了合适的问题，并在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引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新思潮派、中国农村派等革命的社会工作者经过与托陈取消派、动力派、新生命派等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关于中国国情的论战，认清了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立足这个国情实际， 中国共产党人找到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前途等重大问题，取得了民族独立解放，找到了历史文本普遍性与中国现实情境特殊性相结合的最佳路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农业生产落后、工业生产水平低、国家贫穷、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等中国诠释学情境(国情实际)的深刻反思，凝练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些重大问题，通过与经典作家的诠释学对话，实现了与经典作家的视域融合，开启了经典文本的时代意义，又一次找到了历史文本普遍性与中国现实情境特殊性相结合的合理路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古筝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筝的发展轨迹从“俗”走向大众化，并且流传甚广，现在古筝有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不断涌现，演奏技巧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古筝的弹奏技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财富，同时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展望未来，我相信，在众多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代弹拨乐器古筝将再次辉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经验教训，根据世情、国情新变化，继续探索历史文本普遍性与中国现实情境特殊性相结合的合理路径，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凝练并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推进了“第二次结合”的新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其次是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了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者是胡锦涛同志在对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最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时代的现实国情，提出“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通过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全面科学系统的回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规律性要求是从历史性维度提出的，注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原理的把握，第二个规律性要求是从当下性的维度提出的，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理解者和解释者所处的特殊诠释学情境的反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规律性要求就是从历史性和当下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维度提出的，更加注重的是开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时代意义，从而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向深入。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规律性要求是理论哲学的任务，旨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髓要义和本质特征，重在继承；第二、第三个规律性要求则是实践哲学的鹘的，旨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在创新。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规律性要求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注释：
〔2〕〔5〕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求是》2010年第7期。
〔1〕张凯：《马克思主义经典诠释四范式及其逻辑演进》，《理论探索》2017年第5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这一概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推进了唯物史观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发展。
〔4〕习近平：《在省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8日。
〔6〕《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77页。
目前沈阳市三大历史文化街区在活动方面主要就是参观、游览，形式非常的单一，参与性活动少，旅游者存在体验迟滞的现象，在这方面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网络环境。如在街区内部增设介绍指示牌，并配以二维码扫码获取历史文化街区介绍讲解、视频影音及食宿等方面的推荐信息；或者增设小型博物馆、小型影院，利用现代虚拟仿真技术或者传统播放方式，丰富活动构成。
〔8〕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经济论》，海口：南海出版社，1948年，第74页。
〔9〕《毛泽东文集》( 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在“理论哲学—经济学”诠释范式时期，《资本论》诠释者坚持唯物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对它的诠释上。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9〕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资本论》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就是透过现象抓本质。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唯物辩证法的内涵的认识，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吴传启把《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概括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二是王亚南不赞同吴传启的观点，认为吴传启是用“辩证法”以外的方法来代替辩证法；三是刘景泉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并将唯物辩证法具体化为对立统一的方法、观察的客观性、事物相互联系的方法等八种方法。
进入新时代以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响亮号角，自然也成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两个阶段的规划，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努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致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资本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诠释范式凸显出来。该范式的诠释重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题中之义，也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三是驾驭经济新常态和经济发展规律。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工作的主线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遵循的大逻辑。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市场作用。这一改革不仅可以提供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五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是综合前三种范式加以系统提升，必将引领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逐步走向“强起来”。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安：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很多重要的作品，但如果只能选一首，那肯定是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在这部作品中，帕内拉教授把她的教学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她用这一首作品教会了我无数种神奇的音乐处理方式，这些处理方式也让此曲中的技术难点迎刃而解。在几年之后的“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的半决赛中，我演奏了这首作品，并且获得了成功。
其中，只能为状态良好的车组编配车次。指定任务包括早高峰与指定车次两类，若B股道车组有早高峰任务，也应为A股道状态良好的车组编配车次。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4页。
〔1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1.1.1 纳入标准 ①经临床诊断、病理学检查均确诊为胰腺癌合并糖尿病的患者；②符合手术指征且同意采取手术治疗的患者；③患者均能够理解并同意本次研究内容的患者，签署了入组同意书[1]。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805页。
理解就是一种视域之间的融合，理解无处不在，视域之间的融合也在不断的发生，应用就体现在这种视域融合的过程之中，文本作者的视域不断地应用于解释者自身的视域，两种视域相互碰撞，彼此融合，最终形成全新的视域，达成对文本的理解。理解、解释和应用是相互统一的，都是诠释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解是视域之间的融合，那么应用的本质也就是视域的融合。
〔15〕〔16〕〔17〕〔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116、172、373、203、373页。
1848年，欧米茄创始者路易士·勃兰特开设了自己的制表公司，自那时起，他始终致力于生产精准的机心。1894年，勃兰特兄弟制造出19令机心，并命名为“欧米茄”。这一革命性机心在行业内广受赞誉，“欧米茄”也因此成为了公司的品牌名称，寓意着“完美、卓越与成就”。
〔21〕〔23〕〔2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00、397、466页。
〔22〕〔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86-87页。
〔2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25〕彭启福、李后梅：《马克思主义“三原”问题的诠释学探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张凯，博士，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中国化诠释范式演进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项目编号：18BKS029)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07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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