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间文艺生态研究_仡佬族论文

贵州民间文艺生态研究_仡佬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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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多民族省分,除汉族外,还有苗、布依、侗、 土家、 彝等17个土著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神话和史诗,而且传承至今。因此,人们常说,贵州民族地区是“歌舞之乡”、“诗歌海洋”,是“神话史诗王国”。贵州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瑰丽多姿,成就很高,影响很广。这是贵州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培育出来的艺术之花,是贵州的生态环境(自然的和社会文化的环境)所决定的。

一、贵州民间文艺生态环境

贵州是个高原山区,位于祖国西南云贵高原东部,突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盆地之间。西部地势高,最高达2900米,由西向东、南、北逐渐降落,最低处仅137米。河流依势由西向东、南、北分流。 地表切割较深,形成高山深谷。道路险阻,交通比蜀道还难(建国前如此)。贵州远离中国文化中心和大江大海,历史上,一方面使封建王朝势力鞭长莫及,统治松驰,另一方面贵州自我封闭,小块切割,影响文化交流和发展。自然环境许多不利因素制约了贵州的发展。因此,尽管贵州有着很丰富的煤、汞、磷、锌、铁、锑等地下宝藏,并且很早就开采汞和治铁打铁,但建国前工业极不发达。

贵州这块土地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全省各地。从部落时代到文明时代,濮人(百濮族系)是这里最早居民,主要是仡佬族先民。后来,南蛮族系的苗族瑶族由东向西进入贵州,氐羌族系的彝族、白族从西向东进入贵州,土家族从西北进入黔东北,百越族系的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由南向北推进。古代贵州就形成了四大族系的交汇处。汉族在秦汉时开始进入贵州,人口较少,后逐渐增多,元明以后,汉族大量迁入,一改过去“夷多(少数民族多)汉少”为“汉多夷少”。民族迁徙带来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同时各民族又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元以前汉族人少,部份汉族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元明以后,汉族人口猛增,又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致使许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之中。各民族的分布是大杂居、小聚居。在民族关系上是多元一体,既独立发展又交流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贵州的多元一体格局,其“多元”即多民族文化,早已形成,“一体”即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趋同性一体化是晚近才开始,并处在逐渐形成过程中。

首先,贵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苗族瑶族古为南蛮,原住坝区,为农耕民族,早用牛耕。2000多年前被迫迁入贵州山区后,为适应环境,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和狩猎。同时,在山区开田开土。瑶族在大山里游耕,刀耕火种,同时狩猎。与这种生产生活相适应,苗族瑶族的社会组织为家族制,封建制度发展缓慢。祖先崇拜,盘瓠盘古崇拜,鬼神崇拜盛行,与楚巫文化有渊源关系。彝族古代属氐羌族系,原为“马背文化”,“游牧文化”。进入贵州已2000多年,主要居住在黔西北高寒山区,既发展畜牧,又从事农耕,发展山地耕牧文化。很早进入奴隶社会,实行家支制。早已建立自己的政权,君、臣、民界限分明。早有文字,文献浩繁,记载了丰富悠久的古代历史文化,它掌握在毕摩手里,流传于家支之中。贵州彝文与滇文化有密切联系。土家族古属氐羌族系,为游牧文化,到贵州后发展山地耕猎文化。崇白虎,巫风盛行。受汉文化、巫楚文化和儒道文化影响较深。仡佬族是贵州最早的土著民族,是古夜郎主体民族之一。很早从事山地农耕与狩猎,“耕田,有邑聚”。先秦时即开采朱砂,较早掌握打铁技术(人称“打铁仡佬”)。夜郎衰落,仡佬族势衰,有的被其他民族同化。全省多数地区保留以“仡佬”称呼的地名,而现已无仡佬人居住。居住黔东北黔北的仡佬族受汉文化和儒、道、释文化影响较深,中部和西部的仡佬族保留较多的本民族古老文化,并与彝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布依、侗、水、毛难等民族古属百越族系,从这些民族中,古百越民族的主要文化特征,如稻作农耕(丘陵农耕)、干栏建筑等依稀可见。侗族古楼建筑是干栏建筑发展起来的。古百越断发文身与这些民族后来的蜡染艺术有一定联系。汉文化传入贵州,对贵州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第一,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贵州,促进贵州农业的发展。第二,大批工匠入黔,促进贵州的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第三,城镇兴起,集市建立,商业发展。第四,明以后建立府州县学,儒学渐兴。第五,汉语汉文成为越来越多的各族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成为贵州文化整合的重要手段。第六,佛教道教文化随着汉文化传入,深刻影响各民族精神文化。

其次,由于地域相连,政治统一,经济交往,文化交流,使贵州各民族文化既有多元性,又有许多共同性,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贵州文化。贵州文化整合状态尚未完全形成,但作为整合过程,早已开始于夜郎文化。贵州文化的共同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山地农耕文化。古夜郎时已“耕田,有邑聚”。苗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是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居山地和丘陵,有丘陵农耕,也有山地农耕。彝族由畜牧业向农业发展,其农业是高寒山区农业。各民族人民在山谷,高原台地和山间小块平地上开田开土,种植稻米、小麦、玉米和高梁等作物。除农业外,还兼以狩猎或畜牧。

第二,家族制文化。苗族瑶族多居高山,以家族聚落,各家族自成一套生产生活文化体系的农村社区文化。明清以后,国家政权制度才逐步建立,但在民间仍以家族制为主。苗族的“鼓社制”,瑶族的“瑶老制”、“石牌制”即是。彝族较早建立政权,但仍与家族制(家支制)结合。布依、侗等民族的民间制度文化也以家族制为主。侗族“鼓楼文化”即家族制文化的典型表现。

第三,节日文化。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但也有许多共同的节日,如“三月三”祭山神,“四月八”牛王节祭牛王(贵阳苗族四月八还有纪念英雄之意),“六月六”祭五谷神(许多民族都有,尤以布依族最盛),七月“吃新节”等。这些节日都有山地农村文化特色。牛王节仅盛行于贵州,这已成为贵州“四月八”祭牛王文化圈。

第四,原始宗教与巫文化。贵州山区,山高谷深,岩溶幽险,森林茂盛,构成了神秘魔幻环境,成为培育原始多种崇拜的温床,对山神、山鬼、岩神、树神、洞神、龙、犬、虎、蛇等崇拜盛行。

第五,山民的精神性格。大山,限制人们的发展,又锻炼人们的意志。为适应贵州山区环境,贵州各族人民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天斗、与地斗、与社会恶势力斗,从而铸就了贵州人民的勤劳勇敢的创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今天的“大关精神”,就是贵州民族精神性格的突出表现。

二、贵州民间文艺——山野奇葩

贵州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是培育贵州民间文艺的土壤和气候。贵州民间文艺作为区域性文艺,有明显的特征:丰富多彩,百花争艳;古朴清新,神奇诡谲;山花烂漫,“西南来风”。

(1)丰富多彩,百花争艳

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多支系的人文环境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使贵州文艺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

贵州世居民族有17个,每个民族都有若干支系和家族,支系和家庭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艺区域或文艺活动单位。一种民歌,一种舞蹈,往往只属于一个支系的,甚至一个家庭的。苗族芦笙舞、曲、词各不相同。苗族三大方言,各方言又有若干土语和支系,各支系的语言、服饰、习俗等文化有所区别,苗族服饰就有130多种。 布依族有三大土语区,各土语区之间语言难通,所以,一个土语区也就成了一个文艺活动区域。侗族有南北两大方言,各方言又分三个土语区,各土语区的文艺各具特色。其它民族也有类似情况。各民族各支系都有自己的个性鲜明的民间文艺,犹如百花盛开,装点着贵州大花园。

从地理环境来看,贵州总的是个山区,但各地区的地势和气候等又复杂多样。根据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文化交流等情况,贵州又可分为五个文化圈,也就是五个文艺生态区,各个生态区的文化各具特色。民族的文艺和地域的文艺交互重迭。

第一,东南、南、西南民间文艺生态区(北盘江—都柳江文艺生态区)。这一地区有布依族(第一土语区)、侗语、水族、毛南族等,文化积层有百越文化、夜郎文化和汉文化,而以百越文化为基本色调,虽有汉文化影响,但民族文化色彩很浓。从地理看,这是高原向丘陵过渡的地区。因而,其文艺既有江南水乡风味,又有贵州山地风格,既有与壮族傣族相同(同为百越民族)的阴柔美,又有贵州山区的阳刚气。侗族大歌复调音乐,侗族古楼风雨桥建筑艺术,布依族水族的歌舞和民间文学,以和谐、优美著称,但也有的艺术,如舞蹈、长诗等,具有阳刚之美或刚柔相济。

第二,黔东南山地民间文艺生态区(苗岭——清水江民间文艺生态区)。苗族和瑶族的山地文化各自形成体系,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这一地区民间文艺非常丰富,也很有特色。几十年来,贵州收集出版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这一地区最多。《苗族古歌》、神话传说故事,古朴而广博,神奇而优美。民间歌谣和长诗丰富瑰丽。民间舞蹈,粗犷、势烈、奔放。山地的艺术,刚柔兼济,而阳刚之气特别浓重。

第三,黔北黔东北民间文艺生态区(娄山——乌江民间文艺生态区)。这里高山大川,土家族、仡佬族、苗族杂居,汉族较早进入,受巴文化儒道释文化影响较深,其文化艺术具有阳刚之气。民间传说故事、打闹歌、乌江号子歌、山歌以及傩堂戏、高台戏面具,神秘而风趣,明快而机敏。

第四,黔西北民间文艺生态区(水西——乌蒙山民间文艺生态区)。这里主要是彝族,同时还有苗、布依、仡佬、白等族。两千多年来这里主要是彝族统治者统治,彝文化较高。虽有各民族文化艺术相互交流和影响,但彝族的高原耕牧文化艺术仍是基本色调。

第五,黔中民间文艺生态区。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屯堡文化为其突出表现。富有代表性的地戏和面具等屯堡艺术在黔中各民族中广泛流传。少数民族除操民族语外,还通用汉语,较普遍地唱汉语民歌。汉语民歌《好花红》(布依族)、《桂花生在桂石岩》(布依族、苗族)明快优美,既有民族特点又有地域的特点。布依族和苗族的蜡染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民间音乐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色彩,音乐家们称之为色彩区。色彩区与民间文艺生态区是一致的,同时,与民族文化中的支系文化也相一致。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有其基本的共同的地方,但各支系各生态区又有自己的特点。各地苗族古歌,主要内容相似,但又各具特色。黔东南(第二生态区)苗族古歌特别丰富,全面地反映苗族古代社会生活,格调庄重;西部(第四生态区)苗族古歌侧重表现战争与迁徙,格调悲壮。黔东南苗族芦笙舞、曲、词,都表现了欢乐热烈的生活情景,而西部苗族芦笙,多表现战争和迁徙,曲调低沉,舞姿有很高的技巧性,表现苗族人民在与自然的社会的险恶环境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倔强机敏的性格。与西部苗族同一生态区的彝族的舞蹈也有技巧性动作,这就看出生态环境的影响,各生态区的布依族民歌各具特色。第一土语区(第一生态区)多用布依语演唱,古朴典雅,其发展结果产生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如《金竹情》、《月亮歌》具有很高成就。第二土语区(第五生态区)多用汉语演唱四句头山歌,格调活泼明快(《好花红》)。第三土语区大多属第四生态区,布依族和其他民族相互影响,多用汉语演唱四句头山歌。威宁布依族民歌多用衬词衬句,带有彝族民歌的印记。仡佬族民间文艺也可分两个生态区,即黔北黔东北生态区和黔中黔西北生态区,这问题,拙作《仡佬话两大传说圈》已作分析,这里不必赘述。

(2)古朴清新,神奇诡谲

贵州是块神奇的土地。这时居住着古老的民族,有着异彩纷呈的古老而神奇的文化艺术。许多古老艺术在先进地区早已失传,却保留在这封闭落后的环境之中,它似乎是沉重的包袱,但确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第一,神奇诡谲的神话传说故事——远古的神话是讲神的故事,传说故事也富有传奇色彩。在民间故事中,神奇的幻想故事占多数。天地日月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各民族都有。盘古神话,首先产生于南方苗瑶等民族,然后传入中原。苗族的枫木图腾神话和盘瓠神话,仡佬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的竹图腾神话,土家族的白虎图腾神话,布依族的安王与祖王部落战争神话等,都反映的原始信仰,可以说,这种神话是与原始宗教同一的。贵州是个神话王国。原始神话是初民的信仰,也是初民的文学。

在神话基础上产生的幻想故事,也富有神奇色彩。仙女故事、龙女故事、蛇郎故事、两兄弟的故事、两姊妹的故事,斩妖降魔故事等,全国各民族都有,而贵州这类故事确打上了民族的地域的烙印。苗族鬼姑娘故事中的鬼姑娘,颇似屈原《山鬼》中的山鬼,富有人情味,而且有完整的故事和丰满的形象。仡佬族英雄王进邦入魔洞,斩除妖魔,为民除害(《王进邦》)。一匹宝马帮助善良人民战胜邪魔(水族故事《石宝马》)。仙女嫁给勤劳善良的小伙子,教他制成“九羽衫”去战胜豪强(布依族故事《九羽衫》)。英雄救了大雁而得个大萝卜,当英雄与国王斗争时,得大雁和萝卜之助,战胜国王,与公主成亲(彝族故事《果雅和梅依纳》)等等,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它们都以超人间的幻想形式反映人间生活。故事曲折离奇,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

人们还运用传承的神话幻想形式和幻想形象来解释、叙述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创造神奇优美的传说。一座山、一条河、一壁岩、一棵树,都会成为人们编织故事的楔子。黄果树、花溪、小七孔、香炉山等景区,都有几则乃至几十则传说。这些地理传说好象是在解释某一地理的来历,但编织的故事全是人间生活和斗争。每种风俗也有一则或几则故事来解释其来历,四月八的传说,芦笙节的传说,三月三的传说,火把节的传说,都富有传奇色彩。

第二,曲折离奇的民间长诗——贵州民间长诗非常丰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古歌(创世史诗)和叙事长诗,这些长诗,故事曲折,形象奇伟,生动感人。

古歌是以歌叙史的古老而宏大的作品,它以创世过程为线索,融古代神话、传说于一炉,反映该民族古代社会历史,婚丧习俗,生产生活,是该民族的古代“百科全书”。古歌把神话看作历史,从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古歌所叙的古代传说也富有神话色彩。田兵编选的《苗族古歌》内容全面,丰富、价值高、曾获全国民间文学一等奖。其他还有好几本《苗族古歌》,有婚姻古歌《开亲歌》、丧葬古歌《焚巾曲》、《祭魂曲》,还有《迁徙歌》、《贾》等。彝族古歌也有多部,其中,《天地祖先歌》内容全面丰富,包括天地万物和人类来源,古代农耕,季节运转,医药,冶铁等,具有多学科价值和可读性。布依族古歌,除天地日月神话和人类万物来源神话外,还有反映兄弟为继承王位而争战(实为部落战争)的《安王与祖王》,神话色彩较浓,科学价值较高。侗族、仡佬族、水族等都有自己的古歌,内容古朴,形象奇诡。

贵州民间叙事长诗很丰富,整理出版的约有100篇(首)。 内容与传说故事大体相同,可以说,一些重大题材和群众喜爱的传奇故事,歌手便用歌来演唱,就成了叙事长诗。优秀作品,苗族的有《张秀眉歌》、《仰阿莎》、《阿娇与金丹》等,布依族有《金竹情》、《抱摩山》、《六月六》等,侗族有《吴勉》、《珠郎娘美》、《丁郎龙女》等,彝族有《戈阿委》、《漏卧鲁沟的婚礼》、《一双彩虹》等,水族有《简大王》等,仡佬族有《九妹与绕琬》等。这些作品,除少数近代英雄叙事诗多用写实手法外,大多数都具有神奇的幻想的色彩。故事曲折离奇,形象鲜明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

第三,古朴清新的民间工艺——贵州的蜡染、挑花、刺绣、剪纸、服饰、建筑工艺等都以其制作精美、构图生动、个性鲜明而享誉中外,传遍五洲。贵州是有名的“蜡染之乡”。蜡染艺术从汉到唐盛行于中原,后衰落后以至消失,但却传到相对封闭落后的贵州山区,得以保存,并有发展。蜡染、挑花、刺绣、剪纸各自的材料和制作不同,但创作的纹样图案大体相同。剪纸大都用于刺绣底样,纹样图案自然是同一的。这些纹样图案除一部分为现实符号外,大部分是神秘的象征符号,蕴含着厚重而神秘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们既是审美符号,也是文化象征符号。汉族龙是图腾、神权、王权的象征,苗族龙为农业文明的吉祥物和保护神,有牛龙、鱼龙、蛇龙、蚕身龙、虾身龙、花身龙、狮龙、飞龙等,形态各异,功能有同有异。侗族的鱼,苗族的蝴蝶和鸟,既是现实审美符号,也是神秘的图腾符号。苗族工艺中的江、河、田园等符号,浓缩了五千年历史生活内容。布依族蜡染,水波纹与水崇拜有关,圆圈纹源于太阳崇拜,龙纹与龙图腾有关,云雪纹与雪崇拜有关,鱼纹与鱼图腾有关。各民族的种种图案,都有其历史的文化内涵,并有神话、传说、祭祀为其注解。图案的创作,就象神话传说和幻想故事那样,不是按现实生活的逻辑,而是按“幻想的逻辑”(高尔基如此称幻想的神话故事),以变形、夸张、支解、重组等方式来创作形态,布局构图。牛和龙连体,人首连蛇身,鸟的尾和翅膀居然开了花,一朵花,既像花,又像果,花果同体。这些,打破了时空界限,按人民的愿望和审美情趣来营构心中之象——意象,表达人民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第四,神秘粗犷的祭祀舞——舞蹈自古与巫相伴而生,难分难解。传承至今的贵州舞蹈,除直接表现劳动生产和民俗生活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巫舞,祭祀舞乃其中主要的一种。苗族的木鼓舞、猴鼓舞、神鼓舞、祭祀芦笙舞,布依族的铙舞、香花舞、刷把舞、打八封,彝族的跳脚舞,瑶族的猴鼓舞,仡佬族的踩堂舞等都是在丧葬祭祀仪式中跳的舞蹈,舞者以其优美沉重的舞姿,除传递审美信息外,更主要传递神秘的宗教信息,它成了祭祀仪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丧葬祭祀习俗是祭祀舞的生态环境(土壤)。彝族的跳脚舞(又叫肯合贝舞,铃铛舞)是在丧葬仪式中为超度亡灵而跳的舞,通过二十余段模拟性或象征性的舞蹈动作,表现了彝族先民的狩猎、战争和迁徙的过程,队形变幻受制于崇拜观念,具有灵魂安息,驱邪逐鬼之巫术功能。舞蹈伴同物为祭祀所需,如铃铛是神灵的马铃,具有护送神的巫术功能;神杖为神灵指路并驱逐鬼疫;灯笼为灵魂引路。这种舞蹈古老而神秘,祭祀为其基本功能,同时具有审美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舞蹈不断增强审美含量,减弱宗教的神秘色彩;当它被搬上舞台,那就实现了新的蜕变,如木鼓舞、猴鼓舞、跳脚舞、刷把舞等已经过改造,登上了大雅之堂。

第五,古老神秘的傩文化艺术——傩文化是古老的宗教文化传承,它以驱鬼逐疫为宗旨而集古代宗教文化艺术之大成,除傩仪(祭祀)外,还有傩歌(音乐)、傩舞(舞蹈)、傩面具(美术)、傩戏(戏剧)等古老艺术。过去中国傩文化常盛不衰,书简不绝。今天,在发达地区保留较少,而贵州这块边远之地却保留较好较多,这与生态有关。傩艺术是依附于傩祭之中的,因而保留着古朴神奇色彩和浓重的宗教气氛。作为艺术,它又不断增强自身的审美功能。《周礼·夏官》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事)傩,以索室殴疫。”这是方相氏(大巫师)带着面具跳傩舞,旨在“殴疫”。贵州傩舞尚保存古老的夏禹祭祀的“禹步”。傩舞成了人与神交流沟通的媒价。彝族“撮泰吉”开头的“祭祀”和结尾的“喜庆”、“扫寨”,便是傩祭傩仪,中间的变人戏,具有初步的戏剧形态(萌芽状态的戏剧)。黔东北傩堂戏由巫师表演,演出分三个阶段,开始“开坛”,即请神,最后“闭坛”即送神,中间“开洞”即演正戏,带面具表演,既娱神,又娱人。剧目多为佛教道教的故事和民间传统故事,既表现世俗生活,又有浓重的宗教观念。安顺地戏,开头结尾为傩祭,中间演正戏,叫“地戏”(在平地上演),也叫跳神。内容多为生活戏和战争戏,属军傩范畴。上述各种傩戏都带面具。面具是人们心中之“神面”,是沟通人神的器物。黔东北傩堂戏的面具有正神面具(如唐氏太婆、土地、消灾和尚等)、凶神面具(如开山、二郎神等)、世俗面具(如甘生、安安、梅氏等)、丑角面具(如秦童、秋姑婆等)和牛头马面。安顺地戏面具,有文、武、老、少、女五种类型,俗称“五色相”,眼、耳、口、鼻等造型有一定程式,“男将豹眼园睁,女将凤眼微闭”,眉毛表现少将一枝箭,女将一棵线,武将如烈焰”。嘴有“天包地”“地包天”之分。傩堂戏面具古朴、典雅、洗炼,地戏面具繁缛、华丽、丰富。各种面具都具有神奇的狰狞的美。80年代贵州美术创作就是吸收古傩的素材和神思而创作出以野、怪、狂、丑为特征的美术作品,轰动全国,被称为“贵州美术现象”。古代艺术仍具当代神韵。

(3)山花烂漫与“西南来风”

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多样性,导致贵州民间文艺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各民族各地区各有特点,即使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文艺,也因其表现的内容不同,也具有不同风格。苗族情歌婉转抒情,富于阴柔美,而古歌、叙事诗、飞歌、木鼓舞等却具有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侗族是爱美的民族,侗族大歌似潺潺流水,柳舞燕鸣,富于阴柔之美,而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如《吴勉》、《珠郎娘美》,却又柔中有刚。但从总体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艺风格总有它主导的一面。贵州民间文艺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具有多样性,但是,大山的艺术(山花),山地农耕生活内容,富有阳刚之气的艺术风格,却具有突出表现。

贵州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富有山地农耕文化特征。有的作品是贵州特有,自然打上贵州山地农耕文化的印记;有的作品是全国以至全世界共同的(有人估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故事相同),也或多或少具有贵州农耕的某些特征。恩格斯谈到格林童话时说:“自从我熟悉德国北部草原之后,我才真正懂得格林童话。几乎在所有的这些童话里都可以看出它们产生在那些地方的痕迹。这些作品体现了草原上孤独的居民在这样风号雨啸的夜里,在祖国的土地上散步或从高楼上眺望一片荒凉景象时心中所激起的情绪。”在德国北部荒凉草原上产生的格林童话,具有这一地域的特征;贵州民间故事(以至整个艺术),也具有产生它的地域文化特征。苗族神话说,天地初造成,不稳,神巨人用蒿枝竿撑天,天仍然不稳,后来,到东方运金运银来打金银柱撑天,天才稳,一根柱就是雷公山。接着祖先神巨人用神牛(修狃)犁耙大地,犁翻上来的泥土,成了山脉,犁沟就成河沟。后来,雷公发洪水淹人类,祖先姜央斗雷公,雷公败,才用铁棍捅地洞,洪水才消。贵州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神话。神话讲到贵州的山和河和消水洞的形成。这些神话反映了贵州先民们用劳动来创造天地,开发山区的壮丽图景和雄伟气魄。贵州的山高水深遍地溶洞(岩溶发育),这种奇伟而神秘的地理环境,引发人们许多幻想,从而编织许多关于龙和神魔的传说故事。赤水河泛滥,人们以为是黄龙作孽,便讲了一个小伙子变黑龙,与黄龙斗,为民除害的故事,人们还给建起一座黑龙庙祭之。中国的巫常居高山。贵州山地,多有山鬼、山神、岩神、石神,还编了关于这些鬼神的故事,或者说山神危害人民,被英雄战胜,或者说善良的岩神为民造福,表现了山神与自然的和社会的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和美好的愿望。大山里,虎豹横行,危害人民,因而,关于虎的故事特别多。故事中的虎多为恶虎,凶猛善变,但终被英雄战败。也有善虎,它在地上打个滚,就变成漂亮的小伙子。杨鬃编《两兄弟历险记》一书辑录苗族童话31篇,有关虎的故事就有10篇。过去,贵州人民除狩猎外,主要是从事山地农耕。有则幽默笑话讲的是,有个小伙在石山上开田,休息时,他对人说,我这几天开了十块田。人们不信,他一块一块地数,数去数来只有九块。后来随手拿斗篷来戴,才发现斗蓬盖住了一块。它反映了开发山区的的一个侧面。千万年来,贵州人民就是在岩山上开田开土,那怕斗篷大一点有土的石窝窝里也要开成田土,靠山吃山,开山为田的山民精神代代相传。

贵州各族人民都爱唱歌,在室内唱,在山野里也唱,在劳动中,他们面对莽莽大山,唱出内心全部感情。这就是群众说的“喊歌”,许多民族都有。黔东南苗族的“喊歌”又叫“飞歌”,高亢激越,“飞”出山林,传到远方。黔西北彝族和苗族的喊歌,在高亢激越中带几分压抑,表现了在高寒山区威逼和社会恶势力的重压下的抗争。

有许多舞蹈表现了大山风格。黔西北彝族舞蹈和苗族芦笙舞都带有杂技技巧,表现了高寒地区人民的奋斗精神。苗族的木鼓舞、猴鼓舞、迁徙舞(包括“刀丛滚身”、“火中跳跃”、“滚山珠”、“肩上托人”等)刚健有力,粗犷豪放,瑶族的打猎舞、猴鼓舞,古朴粗犷,勇猛敏捷,这些舞蹈都富有阳刚之美,表现在艰苦环境中的山民的生活和感情。

三、解放思想,大力发展贵州民间文艺

80年代,继“西北风”之后,八面来风,汇集中华大地。贵州以至整个西南是多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具有多元性,但也有共同的特点,上面几方面的分析,既是贵州的,也是西南的,也可以说是“西南风”,而“贵州山风”乃“西南来风”之一部分。它正以西南高原特有的古朴神奇,粗犷雄健,热烈欢快的风姿,吹向全国,吹向世界。贵州民间文学艺术和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和风格为基础的创作,已经为世人关注。民间文学为国内外学者赞誉。民间音乐舞蹈走向中南海,走向中国各大城市以及外国的艺术殿堂。蜡染、挑花、刺绣、服饰等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蜡染之乡”的贵州出了一个“中国十大民间艺术家”之一的洪福远,以其精美的艺术为“山地来风”“西南来风”增辉添彩。贵州民间艺术家把贵州14个民族的歌舞综合改编成一台大型歌舞节日《山之舞》,包括“山鼓”、“山情”、“山恋”、“山潮”四个部分,展现了贵州大山艺术和山民感情性格,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演出,展现了“山地来风”“西南来风”之神韵,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肯定。作为区域文艺,这股风越刮越猛。但是,它古朴有余,而加工不够。它需要在保持自己独特艺术个性基础上加工提高。关于这一点,历来就有不同看法。文化人类学家和一些艺术家以及本民族的群众总强调民间文艺要保持“本文”,以为越朴真越好,反对任何形式的加工。笔者认为这对于研究一个民族的民间文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供人欣赏的艺术需要加工提高。另一方面,有的“艺术家”借民间文艺之名,挂羊头,卖狗肉,胡编乱造,这是必须反对的。处理这个问题,出版介绍时可分科学本和读物,前者要求忠实原作,后者可以有(也应该有)加工。从民间文艺的发展角度来看,它本身也不可能停滞不前,而在历史长河中,在艺术实践中发展提高。我们所说的加工提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间艺人在专业艺人指导下,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加工以至创造,二是专业艺术家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加工和改编以至创作(大量地吸收民间文艺营养,化为自己的血液,才可能创作),再回到民间去,为民间艺术的主体——人民大众所接受、认同、加工、提高。只有这样,“山地来风”“西南来风”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永葆艺术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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