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要稳步前进——周恩来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周恩来论文,稳步前进论文,重要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必须改革；教育改革必须稳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这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建国之初，他就说过：“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①“另一方面，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②。这种不断进取和求实务实精神的有机结合，正是周恩来处理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包括教育改革问题的准则和宝贵品格。
这里，着重谈谈他有关教育改革必须稳步前进的思想。
一、“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③；“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④。
这是周恩来从理论上反复阐述过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不断告诫教育界的同志，要在坚定不移地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从理论上认清文化教育同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变革的关系，认清教育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避免“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做一些事与愿违的事。
教育同经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进步程度，决定了它的教育发展水平；反过来，一个国家教育的先进程度，也会影响它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开明的进程。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积淀深厚、思想观念活跃、先进人物荟萃的学校，往往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社会思潮，成为传播先进思想的阵地，培育革新者的摇篮，产生革命先锋的人才宝库，推动社会进步的先导。近代以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兴办新学以及“五四”、“一二九”等革新、革命运动，都一再证明先进的社会思潮、教育思想及其孕育出来的人才，确实起着“革命先锋”的作用。建国以后崭新的人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才，也同样起着建国先锋的作用。所以周恩来说，文化教育是“先锋”，突出了教育的地位、作用，也加重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
但是，教育也受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开明程度往往制约着教育的发展及其质量。因为教育要发展，必然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其提供物质条件和政治保障。教育的彻底变革，也要经济、政治条件许可，甚至在经济、政治彻底变革之后才能完成。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要想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同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份额来办教育当然办不到。50年代末，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提出了15年“超英赶美”的目标，并企图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义，因而在教育上也完全不顾国家的财力、物力和师资等条件，不顾小学远未普及的现实，提出要在几年内普及高等教育，于是无节制地扩大招生，大办“红专大学”，各类有名无实的大学遍地开花，其结果只是大量浪费国家人、财、物资源。发展教育是如此，改革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改革要取得成果，必须与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甚至有些方面还要等到经济、政治的改革取得成效之后才能取得进展。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殿军”。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让我们教育工作者既坚持改革，又要头脑清醒，不要操之过急。
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周恩来在1949年夏和1950年初就反复告诫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他说，“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⑤，加上“我们长期受欧美式的教育，思想上不知不觉有它那一套东西盘踞着”⑥，“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⑦他的这些提醒是十分必要的。
(1)教育之于经济、政治，既有超前的一面，也有滞后的一面。建国后的经验教训已说明操切从事带来的后果。即使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教育改革，也有一个同经济、政治变革相适应的问题。近几年来，人们都认识到办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体制、办学体制、人才分配体制等必须彻底改革，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虽然，教育思想的转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之后开始的，比较大的变化是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之后。在办学方面，如果国家不允许经济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私人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等有利于补充国家教育经费不足，有利于用多种渠道集资办学的改革就难以实行。当前，人才的合理配置、合理流动，真正的按劳分配机制的建立，已成为制约高等、中等专业教育的系科、专业设置，以至高等、中等专业教育结构改革的重要环节，而要在这些方面作彻底改革，还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总之，我们既要看到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健康发展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作用，又要看到要彻底实现教育的改革，还得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进展之后才能实现，否则，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走弯路，造成损失。
(2)教育改革是动态的、长期的、没有止境的。建国之初，周恩来就说过：“我们在教育上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象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⑧。这是因为，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旧的思想、文化长期影响的结果，而且不仅来源于国内，也来源于国外。即使旧的经济、政治制度消灭了，旧的思想、文化及融汇于其中的教育思想、制度、内容、方法也不会随即消灭，肃清它们还得有一个过程。至于新的教育思想、制度、内容、方法也不是一下就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广泛接受而形成体系的，特别是其中涉及思想、观念的部分，更是长期的，甚至还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其次，还应当看到，许多应当革除的东西都存在于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身上，对他们身上的问题，只能耐心说服教育，只能启发自觉，让他们自己来兴革；在一定时期内还要善于等待，绝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所以，周恩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曾经以信仰唯心论或唯物论、有神论或无神论为例子，说明思想、观念问题，认识问题，尽管是改革中的根本问题，也不能“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⑨。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主张非常重要。但是，贯彻起来并不容易。由于对教育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我们就曾反复出现过不少失误。比如，在教师学习运动中，就曾出现过把某些思想认识问题同政治立场问题混淆起来；把教学中不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硬上纲为政治问题，强迫某些教师作检讨；硬要在自然科学中划分资产阶级学派或无产阶级学派，强迫一些教授接受某一学术观点等等。尽管范围很小，纠正得也比较及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影响了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到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严重错误影响下，在所谓“教育革命”、“红专辩论”中，肆意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无限上纲，人身攻击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把心理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伪科学并加以批判，心理学教授、专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又如，把社会学、政治学等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学说的课程加以取消，使我国这两门学科的教育留下了30年的空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都是粗暴对待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忽视教育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造成的恶果。周恩来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62年广州会议的讲话中都曾批评过这些错误做法，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和纠正，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种种错误发展到“文革”期间，就演变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教育革命”，这次“教育革命”给我国教育事业带来了灾难。这些沉痛的教训要永远记取。
二、对旧教育，要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半年，周恩来就在北京大学讲过，北京大学敢于否定旧传统，敢于革命、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⑩。这主要指“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其代表的旧文化、旧传统的全盘否定，包括旧教育的传统思想、传统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内。在同一讲话中，他还说过：“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所用。”(11)“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接受它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当年喊‘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那一套东西根基太深，非先来一个打倒不可，先从整体上否定，再从里边找出一些好的东西来……我们还要否定官僚资本主义文化，要把它否定，再把一些有用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12)“五四运动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先要把它摧毁掉，把它否定，以便打出一个新的天下。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了。”(13)
在改革旧教育时，之所以必须先从整体上加以否定，是有其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的。
第一，要把为反动统治者和极少数人服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教育改造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教育，只有从教育性质上、体系上加以批判，加以否定，才能从思想上明确我们应当肯定什么，建立什么，从而为新的人民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13)。否则只能为旧教育保留某些阵地，留下旧东西复萌的遗患。所以，周恩来说，要改革，“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15)。
第二，旧教育的根基太深，不首先从整体上来个彻底否定，就难于清除旧的影响，为新教育的诞生奠定新的基础。旧中国的教育，在国内，积淀了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官学、私学的种种积弊，尤其深受封建传统思想、制度的影响，包括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在内，无不浸透为反动统治服务、为巩固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服务的东西。近代以来，中国的新学又基本上是搬用西方和日本的一套，其中包含了不少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并为其侵略服务的内容。解放前，我国教育工作者大多是从洋学堂出来的学生，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无可否认也会受旧的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其思想体系难免同新社会、新教育有差距。因此，需要启发其自觉，提高其觉悟，使他们对旧思想体系来一番清理、清扫，从而树立人民的立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工作者是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如果不对根深蒂固的旧影响进行彻底的清扫，要彻底改革旧教育是不可能的。
由于这是一场革命性变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在实施步骤、方法上又不注意谨慎从事，而是急于求成，那就难免要出偏差。所以周恩来提醒教育工作者必须头脑清醒，在改革问题上既要坚决，又要稳妥，不能鲁莽从事。他说，“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指‘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者注），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16)。这既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犯前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对担负改革任务的教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因此，周恩来总是提醒人们在从整体否定旧教育的同时，必须注意吸取旧教育中有用的东西。
第一，对旧的教育，我们不能袭用，必须从其体系上加以否定。但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一般的情况是优劣共存，瑕瑜互见，以一者为主。科学的态度是披沙拣金，也就是毛泽东多次讲过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继承；鲁迅在“拿来主义”中主张的弃其蹄毛，食其养料。
就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来说，办教育的宗旨是维护封建统治。“学而优则仕”，培养学生的目的是当“牧民”的官员，以维持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这当然不能作为我们办教育的指导思想。但儒家教育思想中注意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充分肯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对建设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应该借鉴的。在教学内容上，宣传封建伦理，宣扬愚忠愚孝等种种说教，我们当然不能搬用到今天的教材中，但其中蕴含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即那些带有人民性的部分，那些今天仍然可以用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的优秀传统道德，那些即使很古旧，但可以赋与新的时代内容的东西，是不能轻易否定的。特别是儒、道、墨、法、名诸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朴素的科学思想，更是我们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在教学方法上，那种僵死的、把学生训练成书呆子的教学方法，当然不能采用；但孔子关于学思的方法，学问的方法，学用的方法，简约的方法以及《学记》上所详述的种种教育教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但过去有价值，今后也永远值得继承。因此，对旧教育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有害的，无助于新教育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就百年来学习外国教育来讲，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教学理论、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等，许多都仍然是学习、借鉴西洋、东洋而建立起来的。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方面的教材内容、教学设备及仪器等等，更是直接从国外引进后加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这些，我们当然不能以要彻底改革旧教育为由加以摒弃，因为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反映了客观规律，包括教育教学规律，世界各国都可以采用。如果对这些加以抛弃，中国就不能有现代教育了。
第二，对教育改革涉及的事物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周恩来在谈到教育改革问题时，总是提醒我们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努力避免出现全盘否定的偏差。他号召我们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但他又说：“是不是帝国主义的文化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呢？不是的。问题是欧美文化中，往往是好的东西为帝国主义坏的方针服务。所以，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17)1951年9月，正当抗美援朝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的时候，周恩来在给京、津地区高校教师作报告时仍然提出：“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那么，是不是说美国的科学就一无可取了呢？美国的生产技术就不高了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从知识来说，反对的是那些有害的东西；有利于人民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人民的知识，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要学习的。”(18)
从建国前夕起，周恩来就多次提出“科学无国界”。1949年5月，他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一文中说：“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对我们国家有用的，我们都欢迎。”(19)1951年，又说：“总之，我们要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同样，对于外国的知识也应该如此。我们承认普遍真理，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于全人类都是有用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知识，那些跟自然界斗争的规律、法则，还有一些发明、发现，也是可以普遍为人民服务的。”(20)此后，1956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其它文章中又曾多次重申了这些观点。从这些讲话、报告、文章中，可以看出周恩来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气魄、胸怀及其对事物所持的科学态度。他主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侵略弱小民族，我们坚决反对，但不因此就不承认它们在经济上、科技上的长处；对帝国主义运用其科学成就侵略、威胁各国人民我们坚决反对，但不因此就把其人民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也加以否定，而不认真学习、借鉴并向青年一代讲授。
即使对封建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周恩来也并非绝对地、一概地否定。他多次讲过，他就受过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但也并非一无好处。1951年、1957年他就两次提到天津南开中学对他的多方面的影响。1962年3月2日，他在广州会议上向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讲话时又再次提到：“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21)总之，他总是谆谆嘱咐我国教育工作者在改革中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对旧教育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在否定其体系的同时，注意吸收其局部可用的东西；勇于改革，同时善于改革，使教育改革既坚决又稳妥地健康发展。
三、教育改革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要齐头并进”。
周恩来多次提醒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改革实施的步骤上还要注意掌握科学的方法，即既要前进，又要稳步，不能冒进，而且在进行中还要有重点，不要齐头并进。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进行了一年，成绩很大。这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准备将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全面铺开，向中央和政务院报送了调整计划和方案。为此周恩来召开了政务院180次政务会议讨论这个方案。会上，他强调教育改革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的方针。他说：“我们现在全面进行院系调整的各种条件是不是都已成熟了？要实事求是，不要盲目乐观。今后，我们的工作应该采取有重点地稳步前进的方针。有重点地前进，不是不进或冒进，也不是齐头并进。如果把摊子铺得很大，没有重点，形式上好象配合了国家建设，实际上却不是。什么都要满足，结果是什么都不能满足。所以，今后院系调整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定出进度，强调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要齐头并进。”(22)根据上述分析，会上，周恩来还就包括教育结构调整在内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些主要问题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总之，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23)
周恩来如此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一问题，可见他对有重点地稳步前进的改革、调整方针的重视。归结起来，他的主要主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和发展都要兼顾需要与可能。改革是为了促进发展，但发展不等于盲目发展、盲目冒进。大规模建设时期，对教育的需求总是很旺盛，但如果只考虑需要而不注意可能，盲目地改，盲目地去“适应”，那就会“形式上好象配合了国家建设，实际上却不是”(24)，而且会造成浪费，带来反复。例如，院系调整中不恰当地撤消、合并一批学校、专业，后来不得不重新恢复和调整。又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教育革命”导致的发展的大起大落，就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这些，都是违背这一指导思想造成的恶果。
（二）改革和发展都要有重点地稳步前进。教育总是要在不断改革中前进，任何时期教育方面应兴应革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抓住重点，齐头并进，就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比如小学学制的改革，就只能先在局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推广。正如周恩来在谈及整顿、改革小学教育时所说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重点试办，取得经验，订出计划，慎重地、有步骤地进行”(25)。然而，在5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未经重点试验就盲目推广“五·四”学制，不顾城乡差别，先进和落后地区的差别，一刀切，齐头并进，以致后来政务院不得不发文纠正。关于小学教育的普及，周恩来也提出“今后应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26)，然后波浪式地向农村未普及的地方稳步推进，并告诫说：“如果要求全国小学整齐划一，那是做不到的”(27)。果然，由于教育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这些意见，加上工作上的其它失误，使小学教育的普及被延误多年。
周恩来以上主张，虽然是几十年前提出的，但对今天进行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的教育正面临着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教育正处在为适应国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进行多方面改革探索的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更需要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周恩来关于教育改革既要坚决，又要稳妥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健康发展，不断促进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更好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⑨；⑧《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页；1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⑩(14)(15)(16)；⑥(11)(12)(17)；(13)；(18)；(19)；(20)；(21)；(22)(23)(24)；(25)；(26)(27)《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2；58；61；3；59；185；78；91；8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