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经济关系中的“非对称性”与应对策略分析
刘文丽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 随着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逐渐增多，贸易额和投资额不断增长。在两国的努力下，贸易结构渐趋平衡，但中越两国经济关系中持续存在的非对称性使中越经济合作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种非对称导致的后果是外部势力极易介入到中越的经济合作，使非对称结构具有了不稳定性，阻碍中越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合理调控外部势力，促使中越经济关系中的“非对称性”走向成熟与稳定，这对进一步促进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越；经济关系；非对称性；外部势力；应对策略
中国和越南互为邻国、一衣带水，越南又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也是中国发展与东盟经济合作关系的支点国家，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阶段具有重要作用。中越之间的经济关系一直备受学者关注，但学者很少从非对称性结构分析影响中越经济关系的外部因素，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完善。中越两国在经济、政治和认知都存在着非对称性，非对称性的存在给外部因素介入到中越的经济合作中以可乘之机，使中越之间本应正常的经济合作状况百出。因此，正确认识此问题并积极寻找应对之法就变得格外重要。
由表5可以看出，对于B分量图像：对面积在190～250之间的鸡蛋,双黄蛋与单黄蛋之间蛋黄和整蛋周长之比的分割阈值为0.42；对面积小于190的鸡蛋，双黄蛋与单黄蛋之间蛋黄和整蛋周长比的分割阈值为0.51。
一、中越经济关系非对称性的特点
“非对称”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安德鲁·马克（Andrew Mack）《为何大国输掉小战争：政治的非对称性冲突》一文中提出的非对称（asymmetric）关系。他认为，非对称关系表现的其实是一种“资源实力”的不对称，非对称关系中两国的实力差距悬殊。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提出的相互依赖理论也涉及到了非对称性（asymmetric）的概念，将非对称相互依赖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该理论中的非对称性主要是针对国家的经济行为和资源依赖，认为这种非对称性的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2001年首次提出了“非对等关注”（asymmetric attention）这一核心概念，将“非对称”发展为一种理论并在之后进行了完善。沃马克认为，国家大小导致了非对等关注，而不对等关注又影响了国家行为。两国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关注程度，容易使小国产生过激的反应，当小国对这种过激反应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时，就会导致错误的身份认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市政工程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的他总能身先士卒，冲在市政工程项目的最前列，面对困难，废寝忘食变成了他的常态，直到解决团队所面临的难题，才肯休息。这样的工作方式，让他早早地弯了腰，少了发。没有人不在乎自己的外貌，但是这个黝黑的汉子却依然奋斗在工程的第一线。
就中越经济关系而言，其非对称性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两国经济中的非对称性持续存在，并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从贸易额上看，据越南海关总局统计，2018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 067.06亿美元，同比增长12.71%，中国成为与越南有贸易关系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双边贸易额突破1 000亿美元的首个贸易伙伴。其中，越南进口中国商品达到654.38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越南出口中国商品达到412.68亿美元，同比增长16.6%。越南共产党官网报道，2016年越南贸易逆差为280亿美元，2017年达到227亿美元。虽然中越两国贸易额不断增加，但中越进出口贸易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的差异以及两国人均收入的悬殊导致了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
不管是在人口、领土还是在国家经济总量上，中国都是被世界公认的大国之一，越南则处于小国的角色上。面对问题时，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努力维护良好国际形象的大国，中国更多的是从大局考虑，采取了比小国更克制更容忍的态度，尤其是在面对主权争端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身份不对称，反而使中国成为受到更多损害的一方，陷入了“大国困境”。越南作为小国，在南海问题上则试图使其国际化，让美国参与到其中，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转圜，从而做出最有利于本国的选择，这给了美国等第三方势力插手中越之间经济合作的机会，使南海问题变得复杂，从而进一步煽动了越南国内的反华情绪，严重影响到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例如，在2014年5月初，中国大陆在南海西沙群岛邻近越南海域设置钻油平台，引发大陆和越南船只对峙碰撞。5月13日，数百名越南民众冲进胡志明市北方平阳省的台商聚集区，攻击华人，砸、抢、破坏多家台商工厂，越南国内的反华游行渐渐演变成暴力打砸事件，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信心，影响恶劣。
2012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越南在美国的软制衡中国、维护海上通道自由等战略目标中作用凸显，给予越南经济实惠、提供安全保障成为美国拉拢越南的重要手段。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报告称，越南正在成为“中等强国”，在牵制中国崛起方面是美国的“天然战略伙伴”。在2016年2月，越南政府批准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越南学者认为，因为TPP是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束缚中国、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工具，所以邀请越南加入TPP是美国重视越南作用的体现。虽然特朗普于2017年使美国正式退出TPP，但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出美国在中越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力。
首先，从越南的自我错误身份认知来看，越南对自我的错误身份认知主要表现在越南民族主义对中越之间经济关系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历史与现实。即历史原动力：越南民族主义的起源，现实推动力：革新开放助推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排斥性的“大越民族主义精神”与独立之初的爱国主义萌芽的结合，使越南民族主义得以形成。1986年越南进行了革新开放，政治上的改革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经济上的发展使越南民众开始更加关注解决温饱以外的利益，由此造成了越南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至今日，越南民族主义思潮正不断发展，当民族主义超过理性范围和可控的边界，势必会对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2014年5月发生的“981钻井平台”事件，中国的油气勘探活动引发了越南民众的抗议，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华骚乱。中国企业和人员遭到攻击，中国被迫做出暂停双方交往并撤离相关人员的决定，这严重阻碍了中越经济合作的步伐。
面对种种影响因素，中国应给以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做出积极努力，使两国经济关系中的非对称结构趋向稳定、成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
富氧侧吹煤粉熔融还原工艺核心部件为侧吹喷枪。侧吹喷枪可喷吹富氧空气和煤粉，富氧浓度达70%～90%，冶炼废气量小，烟气热损失小。通过侧吹喷枪直接向熔体内部补热，燃料直接在熔体内燃烧，放出热量全部被熔体吸收，加热速度快，热量利用率高，可以快速有效调节熔池温度。
3）由于渗沥液组分复杂以及不稳定性，技术要求高，采用膜工艺可以有效保障出水水质，但是由于其投资和处理成本高，完全依赖膜工艺也是目前经济状况所无法承受的。合理的处理工艺是充分发挥每个工艺的特点，结合生化工艺的潜力，在保证出水水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处理成本。如果通过生化工艺可以直接实现渗沥液污染物的高效去除，会极大地降低后续膜工艺的处理压力，大幅度降低处理成本。新型高效生化处理工艺将是破解渗沥液处理难题的关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外部势力对中越经济关系的影响
中越两国经济关系非对称性特点造成的后果是，外部势力极易介入到中越的经济合作中，使非对称结构具有了不稳定性，影响到中越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美国和日本利用越南对中国进行制衡，越南则在平衡大国关系之间获取本国利益，美日在中越“一带一路”倡议下正常经济合作的影响不容小觑。
根据中越两国的GDP和接受的直接世界投资总额计算，中越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和投资相互依赖程度都在加深，且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中越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一种极不对称的状态，中国单方对两国经济依赖度影响力较大，而越南对两国经济相互影响力较小。由于以上不对称性的存在，越南在与中国的合作上非常谨慎，越南一部分人认为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对中国更为有利的，会增加越南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在面对一些问题时会使越南处于被动。越南希望通过由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的对接开展经济合作，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处在质疑阶段，中越之间的经济合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从投资额上看，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越南投资总金额为8.4亿美元，2018年前8个月，越南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新批总额和增资总额）为3.135亿美元，越南对2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其中越南对老挝投资额达9 520万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0.4%，其次是意大利和斯洛伐克，投资额分别为3 780万美元和3 590万美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12%和11.5%，越南对中国的投资则少之又少。以上可以看出，中越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而越南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会采取保护本国企业、减少与中国合作的措施，阻碍中越之间的经济往来。
其次，从越南对中国的错误身份认知来看，历史上的越南曾长期受制于中国，越南称之为“北属时期”，越南从此对中国形成了“北方威胁”的印象。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存在，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加之越南视中国为威胁的思维惯性，使越南在原来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产生了更多的顾虑和猜忌。越南对中国的这种错误身份认知造成的后果是，在越南国内反华、排华的行为屡见不鲜，对中国企业和人员的敌视长期存在，“中国威胁论”在越南甚嚣尘上，一度质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造成中越经济合作步履维艰。
在中越经济关系中，日本的竞争和干预同样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高铁领域的恶意竞争。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强劲提升，令日本产生严重的“战略焦虑”。日本“政商合一”输出高铁，运用外交手段与中方竞争，其根本原因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猜疑和防范。日本有意拉拢周边对中国“由大变强”存有防范心理的国家，形成以日美为核心共同遏制中国发展态势的同盟体。由于日本的竞争和干预，使中国错失了很多合作项目。2019年1月16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越南的“南北高速铁路”计划再次浮出水面，势必又会造成中日的激烈竞争。越南首次提出此计划时日本就曾通过无偿赠款的形式给越南的前期工程调查提供资助，希望越南使用日本所推广的新干线技术，与中国和越南在高铁项目上恶意竞争，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严重影响中越的经济合作。
三、应对策略分析
另一方面，中越在认知上存在的不对称加剧了两国经济上的不对称，使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具有了脆弱性的特点。根据沃马克的理论，中越之间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不对等关注，导致了越南错误的身份认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中国作为两国经济关系中实力较强的一方，其举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大，在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健康发展上具有关键地位。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经济合作出现的主要问题，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重视工程质量，落实合作项目。目前由中国承包商施工的不少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有待提高，如在首都河内承包的交通工程存在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上的推进，而且会使中国声誉受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签订的合作项目中，也存在项目落实不到位、协议签署不了等问题。中国方面要重视并着手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走好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步。
例如，1937年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访问中国期间发现，他10年前提出的作为量子力学认识论基础的互补原理(Complementary principle，又称“并协原理”)，居然与道家哲学有某些共鸣之处。他认为太极图上的阴阳圆正好体现了阴阳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哲理，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标志，特别是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同行比欧洲同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他的互补原理。这一切都令他很兴奋。于是，他把中国的太极图作为他1947年荣获丹麦皇家“大象”勋章的族徽[注] 详见P.罗伯森著，杨福家译：《玻尔研究所的早期岁月》相关插图，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其次，加强宣传和交流。中国政府关于“一带一路”的落实计划、部署及措施还不够完备、具体，指导性的文件也还不够详细，并且越南能够接近的有关资料也不多，这导致越南对“一带一路”各方面的了解还不够清晰、全面。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越南的态度经历了由怀疑到谨慎欢迎的转变。从发展趋势来看，越南各阶层总体上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变化与疑虑并存的态度，大多数民众依旧不甚了解。中国方面若能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适当地对信息进行公开，增加信息透明度，由此提升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推进中越经济合作。
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国的独自发展，而是惠及他国的共同发展。中越两国要合理管控外部因素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通过增加政治互信和交往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合作保驾护航。在政府层面，政府首脑会议、高级官员会晤、部长级会议、专家会议等多种经常性的对话和访问利于增加两国的互信，政府间定期的会晤和互访可以减少两国间不必要的误解，从而避免因信息闭塞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不给外部因素以可乘之机；在非政府层面，两国要加强民间往来，增加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发展公共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和平与发展是两国的共同目标，越南和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对两国关系所确定的“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使两国经济关系中的非对称性趋向于成熟、稳定，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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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27-0175-03
收稿日期： 2019-05-19
作者简介： 刘文丽（1991-），女，山东临沂人，硕士，从事中越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 李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