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中心：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边缘论文,大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1-0005-13
研究型大学是21世纪的核心机构，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至关重要。作为科学全球化的关键因素，研究型大学居于科学、学术和新知识经济的中心。研究型大学培养技术和知识引领所需要的新一代人，发展现代科学和学术必需的新知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参与到全球性的交流与合作之中。
除了少数情况，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位于工业化国家。最近关于世界顶尖大学的排名都表明，主要的研究导向的大学都处于极少数国家。然而，本文还是关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的现实和前景，它们规模虽小但是越来越成为全球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使知识生产和传播不继续为富裕国家垄断下去，研究型大学就必须在国际大都市中心（如伦敦、波士顿、纽约等）之外的地方取得成功。在建立和培育研究型大学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独特的问题。
本文将研究型大学定义为致力于众多学科和领域的知识创造和传播，拥有充分的实验室、图书馆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保障教学和研究尽可能处在最高水平的高等院校。虽然研究型大学一般规模较大、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但是有些研究型大学规模很小并且集中于一些比较狭窄的领域。研究型大学培养各个层次的学生，这看起来有些偏离研究的要务。实际上，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这些院校的重要特征，它们聘任的全职教师基本上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1]。
深信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必须是国际性的、而且世界上所有地区都需要在知识网络中拥有一席之地，是本文讨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2]。虽然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永远存在（在可见的未来，中心基本处于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还是存在更广泛的全球性研究能力扩散的空间，并且确实有这种必要。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拥有研究型大学，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建设具有研究能力的大学，发展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能力。规模小一些的国家可以组成区域性学术联盟，在某些领域积聚足够的力量来促进参与全球科学。
本文认为，所有国家都需要与全球科学和知识的学术体系相联系的高等院校，这样它们才能理解最新科学发展并且有选择性地参与其中。小国和穷国的高等院校不能与工业化国家的牛津、哈佛相竞争。但是，大多数国家能够至少支持一所具备足够质量的大学参与到国际科学和学术讨论之中，并且开展与它们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某个或更多领域的研究。
研究型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日益高涨的教育投入热情。各国都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研究型大学是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门的钥匙。研究型大学不但培养重要人物，而且通过提供高层次的科学交流形成通向全球科学信息的窗口。这些大学的教师、学生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保持联系，而且参与到全球科学和学术之中。即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越来越关注维持现有研究型大学的标准[3]。在日本政府斥巨资建设“卓越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s”)后，德国担心其顶尖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不够，也为一些重点大学配置了资源。中国在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印度也终于开始考虑它们主流高校的质量。韩国、智利等国也采取了提升标准的类似计划。虽然基本上都落后于其他洲大学的学术水平，非洲几所传统上的好大学在外来资助者的帮助下，也在探索提升它们质量的办法，以达到研究型大学的水准。
上述这些趋势显示了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当大的变化，在此以前，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提供基础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政策制定者集中力量满足大众高等教育的需求，基本忽略了大学的研究职责。世界上有几个地区的环境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危机，并且延缓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在拉丁美洲，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军政府独裁对高等教育很不友好，许多优秀学者流亡国外。中国深受“文化革命”之害，有一段时期关闭了所有的大学，对高等教育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众高等教育的到来和不断扩大的入学需求，加上一些国家无力提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财政支持，拖后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加上注重基础教育的政策，大大地降低了撒哈拉地区以南非洲地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高等院校的质量。简而言之，到20世纪后期，很少有研究导向的大学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便在那些较早就取得了一些高等教育成就的地区也不例外。
为了保持研究型大学处于增长的态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政策制定者、高等教育分析家，乃至以前坚信只有基础教育才值得支持的机构如国际援助机构和世界银行，现在都认识到了研究型大学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那些力图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竞争的国家，研究型大学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在非洲这个世界上有着最严重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地区，一批捐赠基金会与非洲的大学结成伙伴关系，开始在肯尼亚、莫桑比克、加纳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一些重点大学建设研究能力。中国已经积极地将该国的一批重点大学转型为研究型大学，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合并了许多大学以产生更好的规模效益。印度设立了知识委员会(Knowledge Commission)以制定促进学术卓越的策略。韩国和新加坡在提升它们的重点大学方面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努力了。
一、历史与视角
大学，尽管其初衷并不是为了创造新知识，但是从它们的中世纪欧洲起源开始就以传播、保存和阐释知识为要务[4]。虽然它们是作为所在国家的文化和知识机构而服务的，但是在传统上并非以研究为导向。当时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科学研究在大学之外进行。当柏林大学于1818年创建时，威廉·冯·洪堡大力倡导将其建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洪堡的观点是，大学应当直接促进德国的国家发展和科学发展。这种革命性的理念利用得到政府资助且在大学产生的科学和学术来促进国家发展。洪堡的观点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新型德国大学（以及适应这种模式的其他一些大学）通过开展研究和培养科学家，对德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做出了贡献。洪堡模式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既影响了科学又影响了高等教育组织的一个重要观念——“讲座”制，该制度基于学科而设立教授席位。这个创举有助于确定那些正在兴起的科学领域和形成大学的组织结构。
1862年之后，有两个国家，也就是美国和晚几十年的日本致力于现代化和发展，它们很快采用了德国大学模式。美国的“赠地”学院模式被证明尤为成功。美国的“赠地”模式将洪堡对研究和科学的强调，与政府基于高等教育提供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而予以资助的关键角色结合起来[5]。以19世纪后期的威斯康星大学和加州大学为例，表现出色的公立大学直接向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开放大门，并且通过用更具参与性的学系结构取代德国的等级性讲座制，将科学“民主化”。德国、美国和日本研究型大学观念的不同形态基本上体现了当今研究型大学的特征。
几乎所有的当代大学，不论其在何处，都反映了欧洲式的结构、组织和观念。从东京大学到塔什干大学和开罗大学（尽管伊斯兰艾资哈尔大学以一种不同的结构保存下来）、开普敦大学，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个趋向意味着，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等院校并非与本土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反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被殖民者所强加的。即便是中国、泰国和埃塞俄比亚这样从来没有被殖民化的国家，选择的仍然是西方的学术模式[6]。就那些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等教育增长普遍放慢了速度。殖民者很少关注大学的研究功能，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训练中级公务员。许多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才建立了综合性大学。
二、研究型大学与院校系统
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构成多样化的院校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系统由社会角色和资助模式不同的中学后院校组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种多样化的院校系统，就会发现很难支持研究型大学，因为后者往往需要昂贵的维持费用，要求人们认可它们的专门和复杂的学术角色。例如，德国把它们所有的大学都视为研究型院校，其结果是，国家不能对其中任何一所大学提供充分的资助。尽管实施变革存在困难，德国还是决定实施一项计划，即确认只有少数几所大学为“世界级”，并且增加对它们的资源投入。研究型大学运行不可避免地要比其他大学费钱。而且，它们在招收学生和聘任教师方面一般具有更强的选拔性，并且通常处于学术系统的顶端。
这样，创建多样化的院校系统是研究型大学的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条件[7]。多样化院校系统有着使命、结构和资助模式各不相同的院校机构。美国在20世纪初最先设计院校系统并将其作为组织其扩展的、多维的中学后院校的方式，其中“加州模式”一般被视为最成功的创举。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包括三类不同的院校，各有非常不同的办学目的[8]。这个层级化的高等教育模式，由职业导向的“开放”社区学院、多目标的州立大学和选拔性的研究导向的大学组成，每一层级都有着各自特定的资助和支持模式与差异甚殊的使命[9]。英国高等教育近来也在朝类似方向发展。20世纪70年代，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高等教育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创建层级化的院校系统，质量评估结果最优的院校居于其顶端，譬如牛津、剑桥和其他一些为数不多的大学比兄弟院校获得了更加慷慨的资助。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院校系统经常发生演变。正如马丁·特罗所指出的，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从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向大众入学转变，也就是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适龄人口进入中学后院校[10]。数量更多并且学术能力和学习目标均不同的学生，要求有一系列院校来满足他们多样的需求。虽然研究型大学重要，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费用高昂的研究型大学培养数量如此之多的学生。
对于大多数国家的院校系统而言，研究型大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在3000多所高等院校中或许只有其中150所是研究型大学。但是，这些大学是美国声誉最高的大学，获得了80%的政府竞争性科研经费。与国家平均水平相比，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工资一般更高，教学任务更少，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施较好。在许多国家，由于成本和有限资源的制约，可能只有一所或者两所研究型大学。即使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国家，研究型大学的数量一般也较少。譬如，在英国可能只有20所研究型大学，日本的情况与之类似。中国的目标是建立20余所研究型大学，巴西的目标则是不超过6所。一些国家拥有的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可能已经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如瑞典和荷兰就是这样。
要保证研究型大学的繁荣，就要求有一种将它们与其他类型的中学后院校区别开来的方式，即提供更高大力度的资助，将这些院校作为特殊的并且承担重要社会角色的观点合法化。
三、定义的混淆
上文提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研究型大学的描述性定义：以密切关注科研生产为其部分使命，提供博士生教育，拥有开展研究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信息技术和实验室），聘用高素质的、经过严格挑选的学术人员（一般具有博士学位），维持适合开展研究活动的工作条件，并且尽可能地选拔最高素质的生源的高等院校。有人可能会对这个定义吹毛求疵，并且对某些特定的大学是否达到了最起码的要求表示疑惑。一项重要任务是清晰地界定研究型大学，将它们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虽然本文主要不是关注世界一流大学，但是目前掀起了一股确定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这类大学处在声誉和质量等级的顶端。两项新的国际排名，一项由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组织，一项由上海交通大学组织，它们均于2000年后发起，加入到国际大学排名之中。还有其他的国内大学排名和国际大学排名，其中有影响的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对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年度排名，加拿大《麦克林》(McLean's)杂志、德国《明镜》周刊和其他一些出版物的类似努力，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更具学术性的分析等等。一般而言，世界一流只是对世界上某所大学处在最高声誉状态的简称，也就是在国际大学界很有名望[11]。目前，几乎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在主要的英语国家或者其他少数工业化大国。
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这无一例外。但是，不是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世界一流的，而且也不应该这样。
发展中世界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很少有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在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许多这类大学。在任何地方，很少有新建院校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部分原因在于高昂的费用和来自其他中学后教育部门的竞争。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中国目前有几所大学已经进入或者接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且政府正在对它们进行大力投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拥有加入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的相同的目标和资源。印度将具备建设这类大学的能力，尽管它目前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几所处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拉丁美洲优秀公立大学，也具备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潜力。
“旗舰大学”也是在讨论研究型大学时经常使用的术语，一般指某个国家或者院校系统的领导型大学。这些大学是期望获得影响和仿效的院校。旗舰大学通常是一个院校系统或国家内声誉最高的大学，一般都是公立大学，并且规模巨大。院校系统或者国家期望这些大学能够在高等教育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领导型大学往往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大学被称为“国立”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Th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简称UNAM）曾经被当做一个典范[12]。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培养了墨西哥政界和知识界的领导人，它是政治行动主义的中心、国家图书馆所在地，还是这个国家规模最大的和最具研究取向的高等院校。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邻国，也有与之类似的大学，它们典型地保持着领导型院校的地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该国的教育和知识上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更是经常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始终居于这些国家的领导地位的研究型大学之列。
就全世界而言，在上述定义和概念方面有相当多的困惑。政策制定者在提及世界一流大学时，实际上指的可能是研究型大学。院校领导者可能努力将他们的大学“推销为”世界一流，纵使他们所在的大学获得这种地位并不可能。一所全国性的旗舰大学可能将自己在区域或国际背景下的地位描述为世界一流。为了达到切实的目标，有必要仔细地界定这些术语。
四、研究型大学与研究系统
研究型大学不是唯一开展研究的机构。专门的科研院所、政府实验室、企业研究中心和其他机构都开展研究，其中许多机构还参加国际科学共同体。在大国，研究型大学是包含了许多其他种类的机构的复杂研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大学是开展研究最为有效的场所。此外，大学还为未来一代的研究者、学者和教师提供正式的训练和文凭。利用基本上处于博士生阶段的高水平学生协助研究，可以降低研究成本，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训练，并且运用新一代高禀赋研究者的洞察力。
科研院所通常由公共经费资助，它们在许多国家仍然是较常见的建制。前苏联的科学院系统是最有影响的模式之一[13]。高水平研究人员受聘于以学科为基础的（或者偶尔在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通常附属于某个研究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重要的科学家在大学任职，但是他们的主要职位和工作都是基于科研院所的。硬科学和工程学科主导着科学院系统，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较为薄弱。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如东欧国家和中国，科学院是开展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在这些国家，大学在科研方面处于低一些的层次，并且很少获得直接的研究资助。台湾地区通过其“中央研究院”基本上以与此相同的方式开展研究活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简称CNRS）和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在美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虽然更多地聚焦于应用研究，但是也表现出了与欧洲这些研究机构类似的特点。许多国家正在从专门的科研院所模式转向将研究实验室依托于大学的模式。
有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向，即公司资助的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设施从事赞助公司感兴趣的产品和主题方面的前沿研究，在美国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大多数研究基地集中于对赞助公司带来有市场价值的产品的应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公司在资助与大学相关的研究中心方面尤为活跃。公司建立邻近大学的研究设施以利用大学的学术专业知识，在这方面，生物科技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其他的例子中，在大学设立公司实验室，公司与学术单位签订协议，为后者提供研究经费以获得知识产品[14]。中国在大学—工业联系方面一直十分积极，并且取得了多种形式的成功。一些观察家谈到在中国不是所有的大学—工业合作都获得了成功，认为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正在被削弱，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誉为是一种革新[15]。
大学将创建知识、发现和革新的有效共同体的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聚集到一起。高水平的博士生可以成为有高度内在动机的科研人员，与此同时他们能够从直接参与到前沿研究中获益。大学拥有广泛的学科和科学的专业分工，其研究能够从跨学科洞见中获益，这对生物科技和环境科学的那些前沿领域尤为重要。大学将基础科学与知识应用结合起来，这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做到的。
科学发现的学术规范与解释的结合，教学与研究的联结，众多学科科学家和学者的汇集，丰富了大学的学术环境。大学还充分体现了“公共产品”(“public good”)的观念，也就是科学发现可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利益，以及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关注是独一无二的。虽然科学可以在其他地方开展，但是大学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发现的场所。
五、研究型大学的一般特征
如果不考虑世界范围内研究型大学的差异，有必要指出研究型大学存在的共同特征，因为这些特征相当普遍。
研究型大学一般是政府资助的公立院校，几乎少有例外。只有在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日本，存在私立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就当前私立高等教育的世界性增长而言，其他国家的哪怕少数私立大学要跻身顶尖学府之列都是不可能的。这一情况有多种原因。依赖于收取学费的私立大学很少能够支撑作为研究型大学所需的昂贵费用。研究型大学在学生规模、系科和设施的数量上都很大。研究功能——大学里费用最高的部分，因为不能产生直接的收入而要求有公共经费的支持，基础学科更是如此。即便在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研究职责也通过政府向科学家提供研究拨款的形式而获得了政府支持。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没有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学术传统。税法一般不奖励资助私立大学的慈善行为。结果是，除了在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日本，很少有私立大学能够获得支持研究的捐赠基金。尽管可能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少数努力在院校系统顶端达到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位置的私立大学寻求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是朝向营利性院校的国际发展趋势将弱化其中一些人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兴趣。
研究型大学通常是拥有众多系科和学院的复杂机构。它们经常是所在国家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但并不总是如此。研究型大学往往有专业学院和学部（如法学院、管理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大规模和多学科使得研究型大学能够发挥实验室、图书馆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应。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一所小规模、专门化的院校，印度的几所理工学院也是如此。人们认为这些院校是研究型的。
正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指出的，大多数研究型大学是“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ies”)，拥有众多使命，研究只是其中一种使命，但是在这些大学中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占主导地位[1]。克尔写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情况，但是这种概括适用于全世界的大多数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使命还包括：提供大规模的本科生教育，为地方和国家提供社会服务，为学生提供职业的或专业的文凭。有些大学，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还举办中等学校。但是，研究使命在这些研究型大学中处于声望等级的顶端。对研究的强调会对本科教学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并且通常会对大学的办学方向造成重大影响[16]。然而，许多人认为，研究活跃的教师能够为他们的教学带来活力，使包括本科生在内的学生从中受益。
研究型大学自始至终需要充分的资源，与其他院校相比，它们的建设和维护成本都相当高。由于科学设备日益昂贵，获得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科学知识需要高昂的费用，以及支付给教授的工资要比其他院校支付给教授的工资高，研究型大学的运行比其他院校要昂贵得多。研究型大学的生均费用也一直高于其他院校。研究型大学必须获得持续的资助，预算波动会破坏这些大学。
最后，研究型大学吸引了全国的“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有的大学还从全球吸引这类学生。由于它们的声望和设施，这些大学一般都吸引着能力最强的学生，而且其招生程序非常具有竞争性。类似地，研究型大学一般都聘用最有天分的教授，这些科学家和学者为这些大学的研究导向、设施，通常还为更好的工作条件所吸引。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一般都具有博士学位，即便在从事高校教学不要求一定要有博士学位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
六、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挑战
研究型大学被视为院校系统的顶端，对新的全球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下列因素是所有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面临的问题。尽管所论及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各有不同，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具有普适性。
1.资助
如上文所指出的，一所研究型大学运行所需要的基本费用在增加，这给主要来自政府的传统资助来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迫使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寻求新的经费渠道。与此同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资助的基本观念现在受到了质疑。传统的观点是将高等教育视为公共产品，也就是它通过增进人力资本、研究和服务而为社会服务。因此，社会有责任为高等教育支付大部分费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促成“新自由经济共识”的世界银行和国际政策组织的影响，高等教育愈来愈被视为私人产品，即主要是使毕业生受益。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及其家庭应该通过缴纳学费和其他费用来支付高等教育的主要成本。这一观念上的转变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许多国家的关键因素同时发生，急剧增加的入学人数超出了传统的政府资助水平。如果不考虑广泛的经济争论，财政因素已经对把“公共产品”作为其精髓的研究型大学造成了特别的困难。研究型大学费用高昂，它们的产品——培养社会的高层次人员，开展研究，并且作为知识宝藏和社会分析的来源——可能在短期内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光凭学生的学费难以支持研究型大学。而且，很难期望基础研究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我扶植。由于上述的和其他的原因，研究型大学面临严峻的财政紧缩。
研究型大学目前还面临着民营化的压力。[17]由于公共经费不足以支持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民营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在美国，许多“旗舰”公立研究型大学仅仅从它们的主要资助者——政府那里获得15%的基本经费。其他预算都来自学生学费、研究拨款、知识产权和附属服务的收入，以及个人和基金会的捐赠。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中国的大学增加了学费，通过教师的咨询和其他工作获得收入，还建立了营利性公司。在有些国家，如俄罗斯、乌干达和其他一些国家，为了获得额外的经费，研究型大学招收支付高学费的“私人”学生，这种招生模式与公共资助入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这类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角色。
2.研究
研究、探究和质量的文化是研究型大学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上文描述的财政压力，存在一种转向应用的并且往往是营利性研究的倾向，这种研究比基础研究更易于获得资助，并且可能为大学产出利润。研究商业化对研究型大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强调商业价值而不是基础研究，研究商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研究共同体的取向。大学与公司之间已经就合作生产某些特定的研究产品和公司有权使用大学的设施达成了协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跨国公司诺华制药公司(Novatis)有争议的合作，体现了传统学术规范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可能冲突。知识所有权、学术设施使用、科学研究的最终公开，都是这些新的商业联系提出的问题。
由于昂贵的实验室和设备、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和其他因素，大学研究的成本不断增加，筹措资助科学研究的经费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了。即便工业化国家的规模较大、财源良好的大学，也在尽力筹措经费以支持前沿研究。在有些领域，只有最富裕的大学才能资助前沿科学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需要选择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并且与国家需要和优先发展重点相联系的研究领域。与私人公司包括跨国公司进行适当的合作可能是必要的，而且需要在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取得平衡。科学工作只是大学的研究日程的一部分。由于人们认为硬科学能带来更大的利益且声望更高，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经常受到忽视。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于理解社会和文化非常重要。与“硬”科学相比，它们耗资要少得多，却时常被忽略。
分配研究经费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虽然大学预算内的提供给图书馆、实验室和其他研究基础设施的基础资源是必需的，对特定研究项目的资助可能有多种来源，并且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配。竞争性奖励体系鼓励创新观念，并且鼓励将研究经费用于最佳研究项目。研究经费可能来自政府部门和拨款机构、私人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有时还来自商业公司。经费来源和分配机制方面的适当混合，鼓励竞争研究经费以及最高质量和最具创新性的研究观点。
3.商业主义与市场
市场力量和商业利益对高等教育的侵蚀，是对世界各地大学的最大挑战之一。这种威胁对研究型大学格外地大，因为后者本质上是“公共产品”机构。市场力量具有渗透到学术界各个方面的潜力[18]。罗杰·盖格(Roger Geiger)就“美国大学的市场悖论”写道：
市场给大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学生、更大的增进知识的能力，以及在美国经济中更具生产率的角色。与此同时，它削弱了大学对自己行为的自主性，弱化了大学服务公众的使命，并且随着日益卷入商业行为而可能潜在地破坏大学作为无私利的知识仲裁者的优先地位[9]。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挑战尤为严峻，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学更缺乏基本财政稳定性，并且缺乏院校自治传统。外在的市场压力可能迅速地影响整个院校。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市场力量可能会突出地改变大学的研究方向、学术职业重点和财政均衡。然而，很明显的是，如果研究型大学被迫逐渐依靠它们自己的资源来生存，市场力量将会决定它们的方向和优先事项。
4.自治与问责
自治与问责(accountability)之间的张力是高等院校关注的一个永恒问题。大学的学术自治传统赋予了它就重要学术事务做出自己的决策并且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与此同时，包括资助者、政府举办者或宗教组织等在内的外部权威对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控制。自中世纪欧洲大学起源以来，这些张力就一直很明显。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对问责的要求增加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增长的影响。高等教育既是政府支出的重要部门，又越来越与大量民众密切相关。对当代大学的问责要求几乎始终来自政府，即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研究型大学对自治有着特别的需求，对它们提出的问责要求问题重重。虽然学术界一般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以有效运作，研究型大学必须能够形成自己的教育项目，实施长远规划，管理它们的预算和学术群体。研究型大学不但需要持续资助的承诺，而且需要自主权来发展和维持它们的力量。学术共同体自身就是教育项目成功与否的最佳仲裁者。由于基础研究通常来自教师的兴趣和关注点，它必须具有自主权以获得发展。
当然，问责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高等院校的资助者应当了解支出政策，并且享有为公立高校和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掌舵的权力。学生也有知道大学的质量、取向和重点的权利。然而，对研究型大学而言，问责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其实施必须有别于其他高等院校。与注重教学和服务的其他学院和大学相比，研究型大学的责任与自治之间的天平必须更多地偏向于自治。
5.科学和学术的全球化
从广度上说，21世纪的科学是全球化的。通过互联网，研究结果很快就能够为全世界所知晓。科学期刊在全球发行，世界各地同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人员向相同的期刊供稿。方法论和科学规范在全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在许多地方都能够获得更加先进和昂贵的科学设备，对研究型大学来说，如果想加入到全球性科学研究当中，就面临着拥有最现代的实验室的压力。进一步说，随着研究者和大学争先公布研究结果和有可能获得专利的发现和发明，研究现在变得愈来愈具有竞争性。简而言之，科学已经变成了一项“利益攸关”、竞争激烈的国际努力。进入前沿研究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挑战不仅仅体现在实验室和基础设施方面，还体现在科学和学术的定义和方法论方面。科学全球化意味着，研究参与者认同或接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主要大学的研究领导者建立的学科规范和学术规范。获得资助的研究和主要科学期刊中使用的方法倾向于主导全球科学界。进一步说，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和大学所感兴趣的主题和问题可能与学术边缘国家的大学并不相关。一般而言，参与世界科学界意味着遵守业已建立的研究范式和主题。
科学的高额费用给没有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必需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高等院校带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一所大学想要加入世界“大联盟”，仅仅建设适用本地或区域研究的基础设施是不够的。那些希望重点以研究为导向的大学需要参与到国际科学网络中，与世界范围的其他大学和科学家竞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入研究型大学联盟的成本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包括财政问题和建设这类大学的经验不足。
全球科学的悖论通常与全球化类似。通过信息技术、更便捷的交通、受过良好训练人员的世界性流动和其他因素，全球化使得人们参与到全球科学、学术和观念的市场之中。与此同时，全球化给不平等的全球知识体系中的研究参与者带来了压力，这个知识体系由富裕大学所主导，这些大学将规范和价值观念施加于所有参与者[19]。
6.公立与私立
如上文讨论过的，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公立的或者由政府资助的。尽管有所改变，这种趋向很可能会继续下去。全球高等教育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私立部门，因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扩展会给研究型大学带来影响；但是，私立高等教育并不以研究为中心，这种影响仅仅是间接的[20]。除了极个别的不同情况外，新建私立高校的重点是进行教学以及在一些专业领域及通常最专门化的其他专业提供文凭。迅速扩张的私立高等教育中营利性部门具有专门化的特征。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从来都不关注研究能力建设，因为研究不能迅速地带来利润。
但是，少数营利性私立大学为了提升它们的地位并对教育和研究做出广泛的贡献，在研究能力建设方面可能取得了成功。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和开罗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就是高水平私立大学的两个例子，它们致力于发展那些能够增进具有全国或者国际声望的重要研究。这类大学通常有学术卓越的传统，并且有机会获得慈善资金来开展研究项目。
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味着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学将会致力于研究。这或许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公立研究型大学，因为政府有可能减轻因大众高等教育入学带来的负担，并且能够重点推动大学研究的发展。然而，在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趋向，就是随着私立部门为高等教育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国家将更有可能会持续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不以研究为重点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增长，可能会威胁到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学的研究职责，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7.作为知识精英机构的研究型大学
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大学并没有遵循严格的精英选择价值观(meritocratic values)。腐败是一个问题，研究拨款和岗位晋升可能基于与质量和贡献无关的原因。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坚持精英选择标准和学术诚实是格外重要的。大学当然是广泛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如果政治生活中流行腐败和任人唯亲，那么大学也不能幸免。从许多方面看，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学术腐败问题。在一些前苏联国家和其他国家，还存在高等教育系统腐败。招生和学位授予中的行贿、学生和教师的公然剽窃、考试中的大面积舞弊，以及其他形式的让人无法接受的行为成为流行病。譬如在印度，大学生示威以要求考试作弊权。在中国，公众越来越多关注学术系统各个层次中的剽窃行为和一些研究型大学中的侵犯知识产权事件[21]。在健康的学术系统中，当上述行为发生时，它就会遭到学术界的声讨，并且最终被驱逐出去。
当直接涉及到学术职业时，腐败问题的危害就更大了。高校教师微薄的工资也对非专业的教师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高校教师较普遍地非法售卖讲义和其他课程资料，是与他们需要获得足够的钱来维持生存相关的[22]。在有些国家，售卖学术职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会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因素而授予教授资格。
腐败行为在任何学术环境里都具有破坏性，它们毒害研究型大学的文化和气质。精英选择价值观的理念和实践对研究型大学很重要。在研究型大学，优秀和知识水平是招生、学术聘用、晋升和奖赏的关键标准。这些大学的支柱有赖于精英选择价值观。违规行为泛滥必然会造成研究型大学不能兴旺发达。
8.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要求[23]。然而，还是需要将一些定义界定清楚。学术自由最基本的是，学者们进行研究、出版和在其研究领域实施教学的自由，以及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教学。这些权利是关于学术自由的狭义的德国式定义中的一部分。学术人员有权在任何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就任何主题乃至包括与个人的学术专长距离较远的问题进行写作，这个广义的美国式定义越来越被全世界的人们所接受。在一些国家，学术自由受到特定的学术法规和传统的规范和价值观的保护。许多国家的终身教职制度和另外一些国家的教师公务员地位给高校教师的雇佣安全提供了保障，因此，政府权威或其他力量很难干扰到某位教授，即便偶尔发生此种情况。因为他受到了上述保障的保护。
因为其成员直接参与新知识的发现，研究型大学特别有赖于一种强有力的学术自由体制。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也比其他院校的同行更有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参与到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话题的公共讨论之中。历史表明，学术自由——课堂、实验室和学术出版中的自由，对于建设研究文化十分重要。
在一些国家，学术自由的规范并没有完全确立，结果是难以支持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在少数国家，由于学术自由完全缺乏或者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即使有财政支持或资源，本身就带有合理标准的研究型大学也无从实现。全球范围内更普遍的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一些限制。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或社会敏感的知识领域，研究、出版或评论受到了限制。这些领域包括种族研究或宗教研究、环境研究，以及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矛盾的研究，等等。在这些领域进行批判性分析可能招来被解聘学术岗位、进监狱或被流放的制裁。更常见的一些没这么严重的是惩罚或非正式警告。
在学术自由与有活力的研究型大学之间需要一个巧妙的平衡。以新加坡为例，这个国家对少数政治敏感的领域如族群关系的研究一直都有非正式的限制。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和出版自由受到了一些限制，偶尔还要因为研究误入未经官方批准的地带而受到批评。与此同时，新加坡在建设研究型大学以及与境外有名望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尽管限制更严格一些，对越轨行为的惩罚可能更为严厉。在中东，对于政治敏感问题如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或某些宗教或种族问题，研究和出版都有禁忌。在一些非洲国家，虽然学术自由通常受到尊重，但是如果批评当政者，可能会导致牢狱之灾或失业。尽管广泛的比较研究表明，拥有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的大学更有条件发展为高效的研究型大学，但是，只要控制不是特别严，成功的研究型大学还是可以在学术自由不充分的条件下建立起来。
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对传统学术自由规范的主要威胁来自研究的商业化，以及大学与研究人员和对大学研究感兴趣的公司之间的日益强化的联系。在大学—工业合作的旗帜下，双方已经就以下方面达成了一致：对接触研究发现的间或限制，研究团体重点关注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支持应用研究[24]。这种商业化或许对大学和有关研究人员带来了财政上的帮助，但是它经常限制知识的自由交流，因而违背了学术自由的一项原则。
学术自由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对研究型大学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高等教育和各类高等院校的核心价值观，对研究型大学尤为重要。在21世纪，对学术自由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强制权威，还来自高等教育中新的商业主义。由于学术界的政治化，或者在一些国家因宗教或种族关系引起的紧张，问题或许来自大学内部。
9.学术职业
教授职位在高等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研究型大学特别有赖于学术人员的质量和研究重点，但是全球学术职业的发展现状对学术职业和研究型大学都不利[25]。研究型大学要求学术人员具备尽可能最高的学历，如高声誉大学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这个明确的要求是必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学术人员都没有博士学位。
研究型大学还要求有全职教授，学者和科学家要将他们所有的专业关注都投入到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之中。没有一个大多数成员是全职人员的学术群体，就不可能建设一支由有责任感的、高效率的学术人员组成的师资队伍。全职教师不但要履行大学的核心职责，还要参与大学的管理，因为研究型大学需要高度的自治和教师治理。以拉丁美洲为例，全职教师的缺乏是导致该洲没有建成研究型大学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全职工作之外，大学教师的工资必须足够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教师不必（也难以）获得与在国际上报酬最高的大学任职的同行们所获得相近的工资，但是他们必须是各自所在国家中产阶级的坚实成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全职教授通过提供咨询、在其他院校兼职，或者在某些大学的收费课程中承担额外教学任务来获得收入，并且这些收入在他们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这些活动偏离了教授的核心职责，并且难以维持全时制学术生产率。在某些学科，咨询工作、为产业服务的应用研究，以及与校外机构的联系可能给学术工作带来了一些有用的合作，但是在许多国家、校外工作和依赖外部收入有损于研究型大学。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人员的工资增长停滞了，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接受了同等学历教育但在大学以外工作的人员的工资却有显著的增长。为了吸引“最好和最聪明者”进入学术界，大学教师工资必须具有竞争力。
要保证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就必须对教师的教学负担做出充分的限制。在美国，大多数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标准教学工作量是每学期完成两个学分或者每学年完成四个学分的教学。在有些科学领域，教学工作量甚至更小。欧洲大学教师的教学负担与美国类似。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当重的教学负担导致大学教师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研究。在美国，最活跃的以研究为中心的教授的教学主要在研究生（本科后）教育层次，这有助于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并且提高科研生产率。在一些欧洲国家，博士生培养以研究为主，教授有充分的时间指导和辅导博士生。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这种实践。
学术职业必须有一个职业阶梯，以鼓励有天分的大学教师能够基于他们的业绩和工作质量获得晋升；工资结构同样取决于他们的工作业绩。在许多国家，第一份全职学术聘用基本等同于终身岗位。在一些国家如德国，因为职业结构的组织很严密，初级学术人员难以获得一个有晋升前景的岗位。在全球多数地方，学术等级的晋升主要是靠资历而不是靠所展示的教学和研究业绩。在多数国家，学术人员的工资取决于资历和等级，在有些地方还要加上学科因素，而不是取决于工作业绩。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真实地存在，这些国家将大学教师当做公务员[26]。公务员身份给大学教师提供了终身聘用的有力保障，但是很少将研究和教学生产率作为晋升的一个因素而加以测评。
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将长期聘用的合理保障与院校忠诚结合起来，这种合理保障要作为保证学术自由和雇佣安全的途径。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尽管在国内颇受批评，却可能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27]。这项制度一开始有个需要接受一系列严格评估的试用期，一旦受聘者通过这个试用期，六年后将获得永久的（终身的）教职。以后从副教授到教授的晋升，也是基于能力和贡献，并且取决于严格的评估。尽管研究型大学有着最严格的评估制度，大多数美国学院和大学采用这种模式。逐渐地，美国的大学还建立了“终身后评议”(“posttenure review”)，旨在对被授予终身教职的人员的生产率进行评估。典型的情况是，在同行评价大学里，业绩、比较工资和资历决定工资的增长。
即使在美国，学术职业也受到了威胁，在研究型大学里也是如此。最严重的问题包括，兼职学术工作的增加、相对较新的非终身教职，以及在某些方面与不通向终身职位的德国模式相类似的全职聘任（学期聘任）。目前，美国学院和大学中半数以上的新学术岗位是兼职的或全职学期聘任的，尽管在研究型大学里终身教职岗位的比例要高一些[28]。
在任何一个地方，学术职业都对大学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型大学要求拥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他们受过良好训练，对研究和学术充满责任心，并且为对知识的好奇所驱动。全职聘任和充分的报酬则构成了其他的必要条件。研究型大学还需要一种在强调卓越的同时提供学术自由和工作安全的职业路径。研究型大学里的学术人员既需要时间来投入到创造性研究当中，也需要设备和基础设施来使学术研究成为可能。
七、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抱负与现实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需要研究型大学，以参与到在21世纪不断发展的以知识和服务为导向的经济当中。然而，这种抱负还是要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必然与大型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有所差别，前者的目标包括以下一系列核心要素。
1.科学共同体的创建和维持
研究型大学聘用来自众多学科的科学家和学者。没有这些研究型大学，受过良好训练的学术人员就会离开他们的国家——今天许多缺乏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这种情况，或者没有机会在本土受到训练。研究型大学为高水平教授提供了机构基础，使得那些理解科学前沿进展的各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能够参与到全球科学共同体当中。这些大学将本土的高禀赋学术人员保留在国内，同时它们还培养和吸引其他国家的高素质人才。本地研究型大学的学术人员与国外学者保持联系，还参与到全球科学共同体之中。
2.研究和教学与产业和社会的相关性
在研究型大学中，只有本地研究型大学关注所在国家自身的特定问题。国外的大学则既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种知识来从事此项工作。研究型大学将国际科学趋势引入国内，促进本土问题研究，并对国内工业、农业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3.文化、批判与公民社会
研究型大学构成了文化和批判的中心。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大学在这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在许多国家，没有众多的博物馆、音乐厅或其他文化机构来建设或者阐释其本土文化。在许多文化领域，研究型大学经常是拥有专业知识和资源的“批评群体”的唯一场所。这些大学还开展社会评论、分析和辩论。而且，它们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承担了这些职责；它们有学术自由，有对众多学科感兴趣的教师和学生群体。虽然政治权威不喜欢批评，但批评对公民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4.用本国语言进行研究和分析
研究型大学当然必须使用科学和学术的国际语言。与此同时，它们需要用本土语言来传播研究和分析。实际上，研究型大学可以通过生产科学知识和学术文献、丰富本国语言的词汇，为本国语言的发展提供重要来源。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本土语言在研究型大学的角色仍旧很复杂，有些时候还有争议。在许多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印度和其他一些地区，高等教育使用的是非本土语言（英语、法语等）。现在全球还出现了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趋势，许多大学希望教授们用英语而不是本国语言写作。在某些情况下，本国语言被置之一旁，这在某些方面有损于建立本土的科学共同体。
5.培养新一代
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是教育，也就是为社会培养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人。社会的领导者，不论他们身处政界、知识界、工商界还是教育界，主要是由本地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培养了数代墨西哥精英，它仅仅是一种普遍趋势中的一个例子[12]。
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必须务实。除了极个别规模最大和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力图与哈佛或牛津竞争，或者跻身于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都是不适当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可以寻求与工业化国家第二梯队的但有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竞争，如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或内布拉斯加大学、英国的约克大学或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
研究型大学需要重点选择一些科学和学术领域。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在主要学科都提供教学，许多大学还设有医学院和法学院之类的专业学院。少数研究型大学是小型的专业化学院，如加州理工学院或印度的塔塔基础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研究型大学很少能够在所有领域都出色，为了建设和维持最高的质量水准，必须对学科进行选择。研究型大学的其他领域的质量可能也较高，但是没有必要达到国际最高水平。选择学科的决定可能是基于可获得的资源、国家或地区需要的考量，或者仅仅通过简单地评估所在大学已有的和建设中的能力而做出的。
规模小一些的发展中国家可能缺乏建设和维持研究型大学的资金。这类国家在建设区域性研究型大学方面或许能够取得成功，信息技术使得这一点变得更加现实。譬如，由于都是小国，具有共同的语言和相似的经济社会需求，中美洲国家可能具有建设区域性研究型大学的潜力。同样情况也可能存在于东非、西非法语国家和前苏联地区的中亚国家。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建设区域性研究型大学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繁冗的政策讨论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至少有一个没有取得成功的例子，如曾经被规划为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服务的东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frica)就是这样。但是，西印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和南太平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在为各自所在区域服务方面则做得很成功。各国往往认为，它们需要自己的国家性大学，因而与邻国分享资源可能与国家政策相左。当然，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与小国的高等院校进行合作是有可能的，如墨西哥与中美洲国家的一些大学开展了合作。
八、结论
研究型大学处于高等教育系统的顶端，它们为国际学生和学者提供机会，开展可能对全球知识增长或本国经济做出贡献的研究。这些大学还是与国际科学和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渠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研究型大学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在这些国家经常仅仅由它们维持着与国际知识网络的联系。工业化国家则拥有与国际知识网络进行联系的许多渠道，如跨国公司、科学实验室、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等。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学术人员受聘于研究型大学，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不用离开本国就可以为科学和学术做出贡献的家园和机会。因此，研究型大学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成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维持研究型大学需要可持续的资助，以促使它们发展新兴领域和推进知识。这些大学具有各自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发展中国家的院校系统中可能表现并不一样。共同的方面包括：全职教师群体，学术自由，保障在本地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资，以业绩而非资历为基础的晋升和工资结构，对长期聘任的合理保障，学术工作各部门腐败的消除，以竞争和科研生产率为特征的学术文化。这些要素可能在现有的大学中尚不存在或不完善，当然这些大学在世界性的学术环境之外还需要资源。研究型大学构成了院校系统中其他组成部门的“旗舰”，提供了最佳学术价值和方向的范例。
发展中国家要加入现代经济体的行列，就必须有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将所在国家与广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界联结起来。研究型大学提供了21世纪经济和社会所需要的技能，体现了最好的学术价值观。研究型大学是全球经济的核心机构。
［收稿日期］200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