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志[1]2003年在《第二家庭—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1980年代以来，随着家族(宗族)意识在大陆的复兴，家庭的生产功能日益得到恢复。它所承载的家族企业的生成和发展，成为一种耀眼的经济和文化现象为人们所关注，并被作为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家族和家族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作用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概念。 本文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家族企业勃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要素的人类学考察，力图说明： (1)学界普遍从中国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家族企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属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认识。它的最大缺陷是把文化视为外部独立存在的变量，割裂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无助于对家族企业本质的认识。文化不是一种权力，家族企业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在文化导向力指引下的一种策略的选择过程。 (2)家文化的传统对家族企业行为有直接影响，作为一种基本规范适合于对诸如自我层次文明的品行；亲属和家族层次家庭和亲属的合作；组织层次世系制；社会层次垂直结构的分析。家文化的突出作用，是它可以成为联系各个层次的纽带。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此，须知家族企业的许多文化行为不是一种传统所能概括的，尤其是民间和大众文化领域。虽然也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但不是传统(儒学)本身能够囊括的。例如，家庭和国家等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假说。但它掩盖了家、国关系潜在冲突的宗教基础。正是因为大众文化是家族的基础，所以，家族企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形式，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或某一种(几种)理论来解释层次不同，变化多样的家族企业的企图，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 (3)家族企业的时空变迁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抗的过程。家族企业的经济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对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本的整合，特别是女性发挥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家族企业稳定发展动力。 K）家族企业对社区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尤其利于乡村和城镇关系的整合。 本研究共分十章。第一章导言，考察了人类学视野中的家族企业，说明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策略。第二章描述了田野点的历史和人文状况，对西镇家族企业的传统进行小结。第叁章记录了家族企业的初级形式一西镇个体户经营和他们的组织。对涉及家族企业的国家机构运作的矛盾进行简要评述。第四章是家族论和对象论。对中国家文化的传统和精神、家族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作了综述和界定。第五章对家族企业家庭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及其结构进行梳理，说明家族关系延伸到家族企业的路径和表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传递是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第六章讨论了家族陷阶。试图说明，传统的家族制度并不一定构成家族企业扩大规模、持续发展的决定性限制性因素，不是一种原因而是多种原因导致了家族企业不同的发展趋向。第七章从女性和诚信的角度，特别强调了女性在家族企业中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阐发了家族企业内在动力。第八章分析了西镇企业家的人际机理。从血缘到业缘的发展，使企业主对人际关系建立和使用的原则既基于功利的、信用、市场的、时效的的普遍主义取向，又顾及“传统”。人情、面子、利他等特殊主义的价值观。人际的机理是所谓“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组合，具体情况要视他们所处的情景而定。第九章揭示了家族企业的借贷行为。由于银行和正式的金融机构的歧视，家族企业运转的资金所需主要依靠民间信用和民间借贷进行，指出了民间借贷和社区行为互动过程及其人类学意义。第十章检讨了现代化理论取向和新儒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缺失，言说家族企业采取小规模、多样性发展的合理性，得出本文的结论。
王利芬[2]2015年在《有限现代化: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文中指出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指数。对比基于西方社会产生的亲属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国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具有地方性:小家庭情感联系不一定紧密化,美英等国意义上的大亲属群体"疏远化"从未发生,企业家根据市场理性不断扩展大亲属群体,最终形成了选择性的紧密化。小家庭性别分工的城乡二元格局、企业内部-外部差异以及大亲属群体顾恤-剥削的两面性是宏观二元经济环境的投射,金钱、情感和权力交织下的企业家亲属关系凸显了市场经济二元制下的性别区隔和社会等级。
王利芬[3]2015年在《延续、疏远和理性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亲属关系是“人类秩序第一法则的透明密码”,亲属关系现代化是工业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西方社会的实证研究表明,亲属关系现代化的过程呈现阶层差异,作为工业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企业家管理企业方式的变迁与亲属关系现代化具有关联性,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体主义、现代化公司具有契合性,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家庭主义和中小型家庭企业结合在一起。家庭企业发展史和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解家庭企业的独特视角。本研究以江镇八位企业家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家本人、家人、亲戚、邻居、员工40余人为调查对象,以亲属关系为研究内容,围绕叁个问题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收集资料,用符号分析法阐释了企业家亲属关系变迁。研究问题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分配权力的区别性控制对企业家的亲属关系的影响、企业家的意义系统在经营企业过程中的变化以及性别因素对企业家的亲属关系的影响。研究资料包括亲属关系图谱、生活史、创业史(两者有重合之处)、实地环境资料等。符号分析方法综合了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观点,从社会行动中提取符号系统,再用符号系统解释社会行动的过程,分析的切入点是符号构成的社会秩序。研究表明,江镇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并不符合亲属关系现代化命题,亲属关系的延续、疏远和理性化的动态混杂表现出情境性和实践性。具体说来,本研究得出叁点结论：第一,从结构上看,基于西方社会的亲属关系现代化命题不能概括江镇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再分配权力通过破坏特定群体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制造出经济粗放增长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性别化的市场经济制度根据“反家庭”的原则制造隔居：企业家及员工们从原有差序格局的时间和空间中脱嵌,夫妻分离,子女在非常规家庭中成长,“富二代”难以延续家庭企业。企业家和大亲属群体的竞争—合作关系体现了正式亲属关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策略性实践。在缺少社会化资本的生态环境中,大亲属群体团结和小家庭团结是同等重要的支配家庭经济的因素。企业家在亲属关系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接合点动员各种资本创业,亲戚带亲戚式的创业产生企业家集群。工业社会的大亲属群体团结有别于传统社会,前者是有机团结,后者是机械团结；前者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非等级社会秩序,后者是建立在先赋因素上的等级社会秩序。资本更有可能超越亲属关系的先赋构件成为现代头人的符号,这个资本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异质性资本组合。大亲属群体的集中、分散及扩展体现了实践亲属关系的策略：义利相制,各得其所。第二,从企业家的意义系统看,企业家身份模糊,自我范畴化受挫,意义系统碎片化。家庭伦理是中国人的统驭性意义系统,背井离乡创业的初衷绝不是贪图个人享受,而是家庭福祉。企业家们洞察市场需求,到不同环境寻找资源,他们在社会结构的模糊地带创造了新产品、服务、就业、财富和新思想,经验世界的角色分化导致了企业家的范畴化。企业家跨越社会底层和中上层、跨越市场和官场的经历使他们成为旧社会秩序的创造性破坏者。权力主导的经济部门中,企业家行走在商场和官场的模糊地带,微观环境可观察到的金钱和情感及企业和家庭的矛盾提示着宏观社会的官商勾结以及性别不平等。政治禁忌提供了关于官场和市场之间边界的地方性知识,违反它必然引起政治混乱和市场混乱,即无序状态。官场型企业家从无序状态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却免不了受到秩序偏好的道德拷问和情感困扰。企业家的“肮脏”表征了社会变迁中无序的经济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焦虑,去除“肮脏”需要企业家自身和社会共同努力重组经济环境。无论企业经营带来多大财富,家庭伦理尚未成为意义系统的残余,婚姻解体和子女不淑带来的心理创伤反衬了家庭伦理的强大力量。第叁,家庭女性化—企业男性化使企业家庭处于性别平等的洼地。官方意识形态持续地宣传男女平等,但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无性别的政治禁欲主义隐秘地实现了制度的性别化。男性化市场经济制度制造了一个包含男性—男性、女性—女性及男性—女性叁对复杂关系的性别支配等级。其中,男性—男性关系是主线,女性—女性关系和男性—女性关系是次线。尽管官员和商人是不同的职业范畴,也存在利益冲突,但二者在分类系统中统一于更高层次、更具归纳性的范畴—男性。男性化的市场经济制度禁锢了女性的经济才能,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家庭内部夫妻经济地位鸿沟和性别支配为代价。当再分配权力使隔居成为企业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婚姻生活消失,家庭道德和社会秩序有可能随之堕入失范状态。性资本以其时间递减性和资本交换方向的单一性特点进入市场经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性别支配的生活现实给企业家庭注入了紧张和冲突。本研究的创新意义在于,它兼顾了“结构”和“过程”、“功能”和“意义”,继承和发展了以企业家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经典人类学的结构功能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社会转型,本研究通过把企业家放在一个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套娃系统中,贯彻了人类学的整体视野,符号分析框架既描述了可观察的社会行动,也阐释了社会行动背后的意义系统。本研究提出的“头人企业家”、“隔居”和“企业家集群”等概念为理解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及家庭企业的产生、发展、破产及规模经济具有理论价值。
田广[4]2015年在《企业家研究的人类学模式与路径》文中指出企业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创新与变革的推动力,企业家精神则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特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工商人类学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业已形成独特的模式与路径,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路径,为企业家研究提供了可信且有效的方法。
张继焦[5]2015年在《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文中提出在国内外一大批学者80多年的持续探索基础上,最近几年企业人类学已经在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学术活动、学术成果等各个方面,开展了许多开拓性探索,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可以说,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意味着人类学发展的局部突破,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作为一个国际性学科,企业人类学打通了中国与西方人类学的通道。从这个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来看,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使其成为了企业人类学创新发展之地。中国学者应该可以基于本土的调查思考,提出本土的企业人类学新理论。
庄孔韶, 徐杰舜, 杜靖, 石峰[6]2006年在《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民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乃是现代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整体上来讲,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区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五大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农民社会变化变迁的平衡论、新平衡论、盛衰循环论等几种理论解释。但由于长时期以来对农民文化的“落后”定位,导致对农民文化的无情肢解,相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学家也应站好自己的立场,以有效关注农民社会。
Tomoko, Hamada, Connolly, 高崇[7]2013年在《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亲属和商业的比较分析》文中指出厘清了家庭和企业的概念,并不是"既定事实",而是作为观念和象征性的建构。通过探讨日本的系列和财阀以及韩国的财阀,这叁个家族企业模式,展示了这两个国家如何对亲属和商业进行观念和象征性的建构以及这些建构如何在全面的、历史的和政治社会背景下实地运作。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包括新儒家、封建阶级结构、祖先崇拜、殖民主义、战争、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国家驱动的现代化政策。强调如果有人轻易地把自己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扩展到那些具有不同历史发展过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那么一定会犯下严重的理论错误。
巴于茜[8]2013年在《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研究》文中提出临夏古称“河州”,早在汉唐时期便是“丝绸之路”的驿站和唐蕃古道的通途。改革开放初期,这里创造了一度闻名于全国的“河州模式”。20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叁访临夏,被当地热火朝天的“回商”贸易所震撼,随后提出了“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他期望能够通过“东引西进”,实现“以商促工”,带动青藏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并有望借助穆斯林重开丝绸之路。时至21世纪,东有的“温州”已基本实现了区域工业化,当年全国倒买倒卖的小商小贩也大部分转型为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家了,他们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格局；而西有的“河州”,工业化的道路似乎尚无突破,与当年的辉煌较之略显落寞。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多方面的,如地理位置的限制、政策环境的制约、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本文主要从转型之后的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的发展现状为横切面,以期通过对企业家的发展研究试说明一二。众所周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原动者”,是市场经济的中流砥柱和灵魂所在。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生成的土壤已经形成,无需对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给予过多的关注,其对工业化的作用甚至可以被忽略。但反之,特别是在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的道路面临着许多显着的制度性约束,其道路的启动只能依靠具备“内生”性能力的载体,即企业家,此时企业家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创新精神、风险精神等特质都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的分工和交易的完成,推进工业化的道路。本文是建立在实证调研基础之上,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运用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软件分析等民族学、社会学常用方法而开展的研究。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依次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田野点选择、相关研究综述、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交代了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生成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内容。第叁章至第七章,则分别从素质能力、成长环境、激励约束、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精神等五个方面对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第八章是全文的结论部分,主要通过对AHP分析方法的应用指出并阐释了有利于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发展的具体途径。
张继焦[9]2005年在《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对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资本的利用》文中研究说明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在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亲缘网络是"先赋性"的社会资本,商业关系上的"结构洞"是"获得性"的社会资本。家族企业在发展中会面临信任、规范管理及发展规模等问题。
金烨[10]2001年在《北京朝鲜族的个体企业》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众多娱乐、餐饮服务行业中，外地来京的朝鲜族开办的餐馆、食品店等格外引人注日。据有关统计，北京地区有上千家朝鲜族风味餐馆及各类食品店和其他服务性企业。其数量在各少数民族之首，远远超过其他民族。 北京的朝鲜族个体企业是如何创办、发展的?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来京创业的朝鲜族在大都市里，观念和生活有什么变化?本文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运用都市人类学、妇女人类学和文化涵化的理论的方法，通过朝鲜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以及米京人员姜铁柱家族企业的分析，说明了以下几个个问题： 1、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流动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朝鲜族的文化适应能力强这一民族特性有关，朝鲜族先民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曾经过多次人迁徙，因而形成很强的文化适应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的生活；二是与朝鲜族较高的文化水平有关，朝鲜族重视教育，文化教育普及，文化水平高于汉族，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也是促进人口流动的动力之一。 2、北京朝鲜族的个体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家族经营方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在市场经济初期，家族企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阻碍着企业的发展。在高度信息化、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下，家族企业将失去优势。 3、朝鲜族性别角色分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角色也明显地表现在朝鲜族的家族企业中。作为“贤内助”和“老板娘”角色以及朝鲜族女性吃苦耐劳、善于管理的品德，使主妇成为家族企业的支柱，在朝鲜族个体企业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以姜铁柱为代表的朝鲜族家族，他们来到北京后，观念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一方面保留了朝鲜族文化固有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融入到大都市生活中，在某些方面发生都市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第二家庭—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D]. 张华志.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有限现代化:企业家的亲属关系变迁[J]. 王利芬.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延续、疏远和理性化[D]. 王利芬.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4]. 企业家研究的人类学模式与路径[J]. 田广.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J]. 张继焦.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J]. 庄孔韶, 徐杰舜, 杜靖, 石峰.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7]. 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亲属和商业的比较分析[J]. Tomoko, Hamada, Connolly, 高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8]. 临夏穆斯林民营企业家研究[D]. 巴于茜. 兰州大学. 2013
[9]. 迁移创业型家族企业:对存在的和生成的社会资本的利用[J]. 张继焦. 思想战线. 2005
[10]. 北京朝鲜族的个体企业[D]. 金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标签：社会学及统计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亲属关系论文; 家族企业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