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与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现状论文,研究生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回顾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是西方高等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新式教育刚刚起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仅有232人获得硕士学位。但大量在西方留学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归国人员，为中国引入了全新的现代研究生教育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生教育继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逐步进入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回顾建国后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体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
1.探索期（1950～1965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研究生教育即被列入议事日程，1950年开始招生。1958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招收研究生改为推荐入学，只重视政治条件，忽视了业务能力，结果是研究生质量明显下降，培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6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1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新中国在研究生培养制度建设方面迈开的重要一步，对研究生教育走向规范化有重要意义。由于前苏联计划教育体制的影响，当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也尚未实施学位制度。
2.挫折期（1966～1977年）
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刚刚起步的研究生教育受到了严重冲击，长达12年之久未招生。研究生教育的中断，使高层次人才在一段时间内青黄不接，同时也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与国际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3.恢复期（1978～1981年）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获得了大好契机。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6.3万人，经过考试，录取1万人。1979年1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学位制度”。到1980年，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2.1万人。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至此，新中国的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4.稳定发展期（1982～20世纪90年代末）
学位制度建立以后，研究生教育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从1982年起，国家出台了诸如试办研究生院、评选重点学科、颁发专业目录、召开培养工作会议、成立省级学位委员会、开展学位质量评估等一系列的配套管理措施，全面规范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使之逐渐进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
5.快速增长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迅速增长和对研究生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强，国家调整了研究生招生政策，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1999年以后的增长更是迅猛：与上一年相比，1999年增长了27.2%，2000年增长了39.3%，2001年增长了28.6%，2002年增长了22.6%，2003年增长了34.5%。1999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增长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20%，2004年全国招收33万名研究生，增长率依然维持在20%以上。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和中国经济腾飞相适应，中国研究生教育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状况分析
1.成绩述评
实施学位制度20多年来，为适应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坚持标准，认真进行学位授权审核及其改革工作，基本建成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的研究生教育体系；适应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设置了专业学位，开辟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渠道，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做出了积极探索；采取措施，建设了一批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了层次较为分明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认真实践，坚持全面提高学位授予质量的方针，逐步建立起了基本符合国际惯例的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机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建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法规体系和管理工作体系，管理水平日益提高；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积极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等。
上述努力有效推动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无论是研究生招生人数、报考人数，还是在学人数，都有了迅速增长。可以说，我国已经迈入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据统计，我国研究生年招生人数已由1978年的1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33万人；在学研究生总人数由1980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近百万人，仅次于美国；报考人数由1978年的6.3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94万余人；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培养出83万名硕士、11万余名博士。目前，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已成为中国科研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培养单位中约有75%以上的科研项目是由在学研究生参与完成的，博士生更是重要的科研攻坚力量，有的还做出了突破性的成果。在一些名牌大学，全校半数以上的SCI论文是以博士生为第一、第二作者撰写发表的。
当前，已有相当一批国内培养的硕士、博士成为各条战线特别是高教和科技战线的重要力量，有的已成为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甚至成长为两院院士。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不仅大大缓解了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推动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充实了各级各类师资力量，为我国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上系统规范的高等教育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形成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教育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2.问题分析
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也带来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认识、研究并最终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未来研究生教育继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1)体制与机制问题。随着社会变革进程的加快，原有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局限性日趋突出，如研究生招生仍实行统一的国家考试和计划招生；培养单位不能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主动进行迅速及时的调整，在生源的多样性、学制的弹性、学科方向调整的灵活性，以及课程设置的即时性上自主权不够，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和授权，一些高校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进行的各项改革和调整常常会受到不适当的行政干预等等。
此外，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国有办学体制和一元投资体制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与国外发达国家公私并举的办学格局相比，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办学体制较为单一，民办研究生教育没有立足空间。国有办学体制，决定了研究生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社团、民间机构以及社会个人等投资研究生教育的热情还不很高。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规模却在迅速扩大，如果不改变单一经费来源渠道的现状，必将限制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机制方面，尚未形成政府宏观调控、市场配置资源的调节机制，政府调控不到位，生源市场、技术市场、资金市场、人才市场的发育不尽成熟，研究生培养单位对市场的反应也不够敏捷。
(2)培养制度与模式问题。与发达国家多样化的培养模式相比，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缺乏差异，大多强调理论创建，过于强调发表论文，忽视其他能力培育，各类研究生培养标准整齐划一，缺乏个性，从课程设置到论文要求，区别甚小，致使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中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相对薄弱，不能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各培养单位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往往口径过窄，不能体现学科交叉的发展趋势；课程设置只讲形式上的规范，忽视发掘特色资源，新的教学方式很难展开；缺乏充足的参考资料、必要的阅读文献和完备的教学文件；课程内容老化，不能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研究进展；如何设计硕士、博士不同的培养方案，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等；均处于探索阶段，学制过于僵化，往往成为束缚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和发挥的制约性因素，远远不能适应研究生的创业要求和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
(3)办学条件与环境问题。一方面，研究生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研究生的教学、教材、实验等硬件条件却严重滞后，一些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和新兴学科发展的研究条件、研究手段十分缺乏。许多学科研究生生均科研经费明显不足。在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平均指导研究生人数逐年增加，在部分热门专业，导师少、研究生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在研究生教育法规建设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重实体、轻程序，责、权、利失衡，开放度和相关法规配套等问题亟待解决。
在研究生教育的决策理论与实践方面，至今仍然是以经验和探索为主，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管理队伍和理论研究队伍尚待建设，研究生教育的重大决策缺乏科学的理论研究基础，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理论工具，而且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难以及时作出理论的概括和解释。
(4)国际竞争力问题。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年均增长率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大国”，但显然还不是质量“强国”。研究生教育缺乏精品意识，缺乏特色，缺乏产生精品和特色的机制和手段，因而培养的人才多表现为创新动力缺乏、创新能力不足，远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我国博士生教育20年，尚未出现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发现，也未出现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这表明博士生创新不足是一个大的问题，在目前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下，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
博士生导师队伍学历结构整体偏低、年龄偏大，有国际一线学术研究背景或经验的导师比例偏低，相当数量的导师经费不足、外语能力偏弱，在推进研究生教学与科研国际化方面也因此而很难有所作为。
在建设高水平学科方面，由于各学科领域之间在人才培养上的相对封闭，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在优秀研究生教育资源（包括导师资源、课程资源、科学研究实验条件、优秀生源等）方面的交流不够，影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科缺乏优势和特色，水平难以与国际一流学科相比。
三、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在跨入新世纪之际，我国研究生教育又发生很多新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生规模进一步膨胀
20世纪如年代末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从1995年的年招生规模5.1万人增长到2004年的33万人，增长6.4倍，再加上同等学力人员，以及攻读专业学位的人员，我国目前在校研究生规模已近100万人，基本上是20世纪末期的两倍。这个规模已接近美国的年招生规模。可以预见，随着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研究生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应该说，硕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大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但由于国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存在的诸如定位不明，争上层次等问题，扩张数量已经成为许多学校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年，不仅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大幅度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也有了一个大的增长。一般来说，博士生规模增长应滞后于硕士生规模增长，国际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的博士生与硕士生的比例一般为1:10，而我国已达到1:6左右，这一超常增长值得深思。在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和教育资源条件下，博士生教育还应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简单模仿西方学位制度，批量制造博士学位，最终并不能真正培养出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学术精英。目前一些重点院校主动减少规模，把重点放在质量上，应予提倡。
2.研究生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
在我国经济连年增长的同时，各区域间经济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是研究生教育不平衡趋势越来越突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研究生教育的困难日益显现，许多非常强的优势学科和博士点人员基本流失。尽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少数高等院校得到了国家支持，研究生教育保持了一定的规模和质量，但整体来说欠发达地区缺乏培养研究生的优良环境与条件，使不同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全国6年间共评选出593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西北、西南、东北三个地区共68篇，不到全国的12%，而这68篇也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支持的研究生院单位（共有43篇，占63%）。
在学科点布局方面，地区差距也明显存在。截至2002年6月，东、中、西部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别约为64%、19%、17%，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分别为57%、20%、23%，与1994年的数据相比，东部为64:61，中部为19:21，西部为22:18，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数在东部持续增高；在新增设的一级学科授权点中，这种差距更突出，东部一级学科授权点数占全国的2/3，而西部连东部的1/4都不到。直到现在，西部的贵州、青海、西藏、广西、宁夏、新疆六个省区还没有一级学科授权点，青海、宁夏、西藏连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都没有。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学位授权点数亦处于相对下降状态。到目前为止，国家批准建立和试办研究生院的高校共56所，其中东部36所，中部有11所，西部有9所，中、西部的数字相加，只是东部地区的55.56%。
3.研究生教育理念日益多元化，单一培养模式的“坚冰”开始被打破
经典意义上的大学，崇尚学术至上。然而随着我国就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大学的理念与研究生价值观的多元化正在形成尖锐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碰撞中，研究生教育的理念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者、导师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以个性培养为核心的多元教育理念已初现雏形，研究生教育理念面临挑战的同时也正在发生变革。
伴随着研究生教育理念的悄然变革，研究生教育目标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专业学位及各种应用型学位比例上升，科学学位数量相对下降；僵硬的专业设置、刚性的学制已开始松动；培养工作与社会需求的联系已越来越紧密。
4.研究生教育经费相对数量仍然不足，教育资源投向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近几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教育投入保持了较快增长，教育经费投入总量有了较大的增加。1997年至2002年，教育投入平均每年增幅达16.7%。但对大多数学校来说，目前国家拨付的研究生教育经费只能覆盖实际在校研究生培养费用的50%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各个学校获得的经费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研究生教育水平高的大学获得的经费支持远远多于其他学校，教育资源投向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最近几年实施的重点建设工程，如创新工程、“211工程”、“985工程”，基本上都用于建设部分高水平大学。应该说，在目前资源总量非常有限的条件下，重点支持部分学校以及部分学校的部分学科，对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培养拔尖人才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从完整的学术生态环境考虑，还有不少学校得不到支持，即使在重点大学里也还有不少学科得不到支持，如果要求这些学科建立科研、教学、学习相结合的创新型研究生培养制度显然困难很大。从当前研究生教育资金筹措的渠道来看，只靠政府拨款确实难以满足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需要广开财源。
5.教育工程项目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
在当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重点教育建设工程，对一些学术水平高、研究生教育基础好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对发展中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项目建设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水平，使这些学校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基地。
以“211工程”建设为例，据统计，“211工程”学校数量占全国高等学校比例虽然不到10%，但目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69%和84%，科研经费、仪器设备值占全国高校的72%和54%，“211工程”学校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国高校中有博士学位教师的87%，覆盖了全国96%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85%的国家重点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重点建设，这些学校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聚集地，成为国际或国内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心，成为与国际人才培养机制接轨的桥梁，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主体，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发挥重要的骨干和示范作用。
6.行政手段管理学科布局的模式面临科学快速发展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基础学科、传统学科所占比重偏大，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应用性学科所占比重偏小，应用性学科、高技术学科、基础性学科未能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特别是不能集中有限力量支持一批优势明显的基础学科，高新技术学科，以及新兴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等等。鉴于此，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学科授权审核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改革，通过遴选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学科项目等手段，对我国学科结构布局进行了不间断的调整。目前，学科结构布局得到了初步改善：基础学科、传统学科的比重开始下降，学科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一批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得到了重点建设。特别是“211工程”建设中一些交叉学科建设项目，突破了原有的学科目录分类和学校内部的院系设置，促进了学科的开放，对于学科重组和结构调整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校内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中，培育、扶植和形成了一批面向21世纪、处于学科前沿或是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新兴学科，特别是使一批高科技和应用领域的新兴学科得到了重点发展，如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学科，从管理机制上就需要重新加以检讨，面对发达国家新学科、交叉学科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局面，简单地模仿跟随而设置新学科，将永远无法迈出原始创新的第一步，对此，我们还需要积极探索新的研究生学科设置与管理方案。
7.行政拨款成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研究生教育对政府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直到20世纪末，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基本上还是国家控制。应当说，在研究生教育发展初期，国家控制对于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考虑到中国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学术性决策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未必能够达到效益最优，因此政府控制过多与学校办学的主动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淡化这种控制也是大势所趋。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年，政府拨款已经成为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政府对教育拨款的增加与拨款方式的改变，不断地影响着学校的办学体系，如最近几年实施的重点学科建设、创新工程、“211工程”、“985工程”等等，都是政府控制的主要手段。但是这些经费只是支持了部分学校或部分学校的部分学科。因此，研究生教育还应该更多地考虑扩大学校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使学校得到社会的更多支持。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也应适度考虑以评估监督作为调控手段，而不仅仅依靠直接的投资调节。高等学校也应积极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逐步改变单一依靠政府投入的依赖型办学模式。
四、结语
通过总结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经验可看出，要使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未来发展中再创辉煌，就应该继续把质量作为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把研究生教育放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常抓不懈，在借鉴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先进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途径，既要锐意改革，又要遵循规律，更要坚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