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沿江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及其产业布局拓展的方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沿江论文,投资环境论文,产业布局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后，以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建设为契机，长江流域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为了促进这一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以此探索经济地理学服务市场经济主战场的理论和相关方法，本文采用了加权等级尺度法，对和上海发展密切有关的长江沿江15个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杭州、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宜昌、岳阳、成都和重庆）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总休性评价和重点产业的适宜性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一个时期长江沿江地区主要城市产业布局拓展的方向作了探讨。
本研究成果期望将对我国投资环境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有所贡献，并且能为各投资主体提供投资环境方面的相应信息，以引导投资流向，提高投资的效益。同时，提供沿江各市今后改善投资环境的方向，提高投资环境质量的途径等方面的经验。
1 长江沿江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1.1 投资行为和投资环境
在古典经济学中，投资是一种使资本增值增加积累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也间或考虑投资的社会效果（如社会公平、政治价格等），但大多是通过资本在一定地区的增值来起作用。影响投资人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最基本的一条，是投资回报率。否则，资本的循环将难以进行，投资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也难以达到。
决定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如投资时间、投资方式等）和外部条件。相对而言，在外部条件中，既可以包括不可测因素（如社会稳定性、汇率和税率等），也可以包括可测因素（如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口劳动力条件等）。外部条件在一定地域的总和，构成了这一地域特定的投资环境。
由于投资活动在不同的地域进行，可以产生不同的投资回报，所以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投资是投资人的基本投资行为之一，也是经济地理学（或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然，由于资源的类型多种多样，一种资源类型的投资会产生吸附其它资源的效应，因而在实际投资过程中，投资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经济地理学（或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不仅涉及由投资而引起的资源空间组合问题，以及社会生态协调问题（也即投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也包括如何优化投资环境更好地利用和吸收投资问题。本研究将综合包括这两个方面，但在前者主要侧重于经济层面的分析。
1.2 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投资环境评价的方法比较多。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已有上百年的实践，有一套成型的评估投资环境的方法与理论。比较流行的有美国的冷热因素法、多因素评分分析法（或等级尺度法）、多元变数模型，日本的标准评估法等。为适应投资市场化的需要，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对我国投资环境也进行了不少研究，提出了综合指标评价法、三元环境尺度法、专家得分综合评价模型等评价方法，并尝试运用模糊数学、熵原理、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进行投资环境的比较研究。
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和要求，本文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是采用了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和等级尺度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或加权等级尺度法）。相对而言，该方法考虑因素比较全面系统，操作也较为简便，而且便于两两对比，结论清晰直观。通过对不同（或关键）指标的选取，既可做投资环境的总体性评价，也可作重点产业的适宜性评价。同时，也通过对单一指标的分析，找出某一城市在针对这一指标方面的不足和长处，为这一城市今后在引导产业流向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工作指出方向。
在评价指标确定以后，本文对那些难以确定的非定量性指标，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等级尺度评价法，先对指标信息作了量化处理，根据一定的标准给出各城市得分，然后运用专家综合指数评定法，对这些城市进行综合评分和排序。在此之后，本研究对这些城市进行了投资环境的分类，以确定不同投资环境的等级类型，提出沿江各市今后在扩大投资，疏导产业流向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针对性意见。
2 长江沿江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库
2.1 评价指标体系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对投资环境研究的目的和范围不一样，投资环境评价的尺度和考虑因素也是不一样的。考虑到本研究的范围介于宏观与微观之中，研究的目标也不具体限定于某个行业，所以本文所界定的投资环境的含义属于中观层次。
鉴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参考了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大量文献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推举并筛选出了九大评价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沿江15个城市进行综合评价。和一般研究不一样的是，其中第2个指标借用灰色系统模糊关联度分析法，对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同构程度作了分析对比；第3个指标设置了城区基础设施的分指标，以便于作重点行业的投资适宜性评价；第7个指标考虑了区位与交通通达性；第8个指标增加了地方投资优惠政策的因子。指标体系除了考虑投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物质技术环境之外，同时也考虑了投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环境等因素。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9个指标“环境容量”。这一指标的设置是作为第1指标“综合经济实力”的对冲因素而考虑的。因为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势除了对投资效果起正面作用之外，有时还起阻碍作用，特别是当经济实力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在环境容量指标中，既包括了社会生产的空间密度，也包括了排污强度等因子。
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中，本研究依据的主要原则是：①该指标是否对投资环境影响较大；②该指标是否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③该指标是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互相重复；④全部指标是否能综合反映各地区的投资环境概况；⑤指标因子是否能忠实反映所对应指标的真实意义，并具有可操作性。
2.2 评价指标数据库及操作程序
在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以后，本研究建立了以15个沿江城市为单元的评价指标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统计计算和组合比较。数据库中的基本数据主要来源于1996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本研究的专题研究。建立的基本原则是准确可靠，并且口径划一，便于运用、核查和更新。
在数据库建立以后，本研究对所有数据作了标准化处理，以去除各指标量纲不一带来的计算困难。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有多种，本研究主要是采用了“均值”归一法。由于生产密度、排污强度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投资环境的好坏成负相关，所以本研究对这些指标因子作了逆化处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目前进行的投资扩张方式应主要采用盘活和重组存量资产为主，本研究把产业关联度作为正相关处理。
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时，本研究设计了多组指标因子，每一指标由相对应的一组指标因子来综合表达。在具体评价过程中，每一组中对各指标因子求和（或加权求和），形成各城市在这一指标下的求和数据。然后根据指标因子的多少求出均值，用以得出各城市相当于这一指标的综合评分值得分，依次类推，直到全部指标处理完毕。在此之后，再在每一城市下对各指标的评分值得分按照指标重要度加权求和，最终产生各城市的综合评价得分值。
2.3 评价指标重要度的专家咨询与权重的确定
为使评价的结果具有代表性、客观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对评价指标系及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了专家咨询。咨询范围遍及高校、机关、公司、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等10多个单位的有关专家。各重要性程度的评分标准（见表1）。
咨询结果表明，本研究选定的评价指标都在“重要”以上，最差的是7（环境容量），最好的是13（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按照专家评分的集中程度，得出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评分值结果（见表2）。
3 长江沿江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的总体性评价
根据全面、综合、统一、可比和实际可操作性原则，本研究最终确定了9大指标46个因子，对沿江各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总体性评价。通过投资环境的总体性评价结果得知，在15个城市中总得分最高的城市为苏州、南京、武汉、杭州、无锡、成都、重庆。按照城市的性质和总体特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如苏州、无锡、杭州；另一类是沿江中心城市，如南京、武汉、成都、重庆。
长江三角洲城市得分较高的原因在于综合经济实力、对外开放度和市场潜力和融资能力三项指标都比较高。在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实际吸收外资总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4个指标因子中，苏、锡、杭3市共占了4个第一，3个第二和4个第三位。沿江中心城市总分居前的原因在于市场潜力和融资能力、技术与管理水平、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区域基础设施和产业关联度五项指标一般都比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得分比较低的城市中，九江、宜昌、安庆和芜湖的某些单项指标都有突出的表现。在城区基础设施指标中，九江和宜昌分别居第一和第四位；九江、安庆和芜湖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分别居第一、二、三位的低水平，这是今后在确定投资扩张和产业转移的地区方式和内容时，应当加以考虑的因素。
从各个指标来看，各城市的得分差距比较大。在综合经济实力、市场潜力和对外开放度三个指标中，沪宁杭地区占绝对优势。但在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和区位与自然资源两个指标中，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九江、武汉、宜昌、成都和重庆占有绝对优势。
根据对长江沿江15个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和无锡等市虽属二级城市，但其综合经济实力、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等指标得分，都超过武汉、成都和重庆等省会城市。苏州的对外开放度等指标超过武汉等城市，占居第一位。这里除了自身努力开放力度比较大以外，和其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以及和上海的紧密联系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汉虽然在基础设施方面位居第一，但在综合经济实力和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两个指标中，仅分别位居第八和第六位。在这里，形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江航运和沿江东西交通的滞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制约因素。它一方面阻滞了产业布局由东向中西部地区拓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妨碍了对中西部地区资源与设施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造成了现有潜力的放空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从总体性评价得分高低的分布态势来看，本研究发现和传统的梯度理论有所不同，除了沿江中心城市武汉之外，东部的沪宁杭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诸市和南京）属于第一等级投资区，西部的成都和重庆（包括宜昌）为第二等级投资区，中部的芜湖和九江（包括岳阳）为第三等级投资区。这主要是由于东部的沪宁杭地区改革开放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地处沿海开放区，较早地受到国家的扶持享受优惠。西部地区虽然实行开放的时间比较晚，但具有人口劳动力资源和区位与自然资源的潜在优势，在市场和资源两方面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战略性意义。受资金、资源、腹地范围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地处中部的二级城市开发程度比较低，和长江沿江的其他城市相比，实际上尚处于欠开发阶段。但随着京九和淮南铁路的建成以及长江航运通道的再开发，芜湖和九江的区位优势将会得到改善和发展，这两个城市的港口型交通转换点效应将得以发挥作用。
4 长江沿江主要城市重点产业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
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对于投资环境的要求不尽相同，在不同产业的评价中各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也不一样，在对沿江15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总体性评价之后，按照综合性和差异性原则，本研究还对和国民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几个产业进行了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进行重点产业适宜性评价的重点行业有基础工业（包括能源、原材料工业等）、轻纺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对投资环境具体指标的要求差异性比较明显。在具体评价过程中，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殊要求，调整了相应指标的权重。
4.1 基础工业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
基础工业既包括重化工业，也包括建材、电力等原材料和能源工业。根据基础工业的生产布局特征和对外部投资环境的要求，选取经济实力、产业关联度、区域基础设施、技术与管理水平、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区位与自然资源（不包括农产资源）、环境容量、职工年工资水平和地方投资政策共9个指标31个因子，对沿江15个主要城市进行了综合评价。
通过基础工业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结果得知，在15个城市中得分最高的城市为南京、武汉、重庆、苏州、杭州、成都、无锡、宜昌。按照城市的性质和分布特征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块：东部的苏南块、中部偏东的宁杭块和西部的川鄂块。
宁杭块得分较高的原因在于技术与管理水平、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产业关联度和区域基础设施四项指标都比较高，在这四项指标中，宁杭两市共占了2个第一、3个第二和1个第三位。苏南块的优势，主要在于经济实力和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两大指标，得分占的比重比较大。武汉则在产业关联度、区域基础设施和区位与自然资源三项指标中，得分比较突出。但是南京和武汉在环境容量指标中，限制因素比较大，分别居倒数第二和第四位。相比较而言，重庆的各项指标得分组合情况比较好，位居第三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与管理水平和市场与融资能力两项指标得分都比较低（位居第十位），影响了总得分。
相对总体性评价，基础工业投资环境的中西部优势比较突出，这和区位（特别是腹地）、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地方投资优惠政策有关。就南京和武汉而言，在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度和区位与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重庆和宜昌的区位与自然资源和地方投资优惠政策两个指标，得分都比较高。宜昌市的葛洲坝电站装机容量271.5万kW，三峡电站建成后，装机容量将达1820万kW，在大耗电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和建材工业方面，将有很大潜力。
4.2 轻纺工业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
轻纺工业对市场潜力、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和农产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根据以上特点，我们选取了工业行业关联度、技术与管理水平、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农产资源丰裕度和地方投资优惠政策共6个指标20个因子，对沿江15个主要城市轻纺工业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
通过轻纺工业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结果得知，在15个城市中得分最高的城市为南京、成都、武汉、重庆、杭州、无锡、苏州和常州。
根据评价结果，沿江主要城市轻纺工业投资环境的地区分布具有以下特点：①沿江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的位置显著突出；②西部的优势大于东部地区；③长江三角洲诸市得分比较集中，均处于中游。这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市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和人口与劳动力资源优势突出，工业行业的关联程度比较高；西部地区的农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比较明显。如南京在技术与管理水平、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农产资源丰裕度、工业行业关联度和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等五项指标中，得分都比较高。成都在人口与劳动力资源、农产资源丰裕度和地方投资优惠政策三个指标中，得分分别高居沿江15个城市的2个第一和1个第二位。
从农产资源角度看，长江流域的我国最重要的粮、棉、油、茶、桑、肉、鱼生产基地之一，也是我国轻纺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基地，各城市的差别不大，影响投资环境优劣的因素主要在于腹地范围、人力资源、市场和区位。从这方面考虑，成都和重庆虽处第二和第四位，其优势要超过南京。在人口与劳动力资源中，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高低影响比较大。从这个角度考虑，九江、芜湖、安庆和重庆则具有相对优势。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差别，中西部地区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在目前的统计中尚没表示出来，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尚未充分开发，在服装、食品、饮料及耐用消费品方面仍有很大的需求。
4.3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环境的适宜性评价
高新技术产业对脑力资源、城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邮电通讯以及环境质量要求比较高。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布局的特点和对投资环境的具体要求，我们选取了综合经济实力、城区基础设施、技术与管理水平、市场潜力与融资能力、人口与劳动力的科技素质、地方投资优惠政策和环境质量共7个指标24个因子，对沿江15个主要城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
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适宜性评价结果得知，在15个城市中得分最高的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重庆、苏州、武汉、无锡和扬州。评价结果和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技术市场成交额、专利申请量和科研部门收入占GDP比重四项指标基本吻合。
但是，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反映评介指标的数据是不断变化的，各指标之间的组合情况也会发生改变，所以给评价结果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从发展的观点看，到一定程度，目前评价结果比较看好的城市可能会走向反面，而某些目前评价结果并不看好的城市，由于其中某一关键指标的改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乘数效应”，可能会转变为第一等级投资区。
5 长江沿江主要城市产业布局拓展的方向研究
通过评估分析，我们认为，长江沿江地区主要城市产业布局拓展的方向和方式，拟采用“东西中”跨越式推进模式。
(1)从总体上来说，东部的沪宁杭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诸市和南京）是今后实行投资扩张和产业转移的第一等级可供选择投资区；西部的成都和重庆（包括宜昌）为第二等级可供选择投资区；中部的芜湖、安庆、九江（包括岳阳）为第三等级可供选择投资区。
东部的沪宁杭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孕育地。80年代以后，这种关系得以再现，通过横向联系的广泛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证明，沪宁杭地区各市的经济结构和上海十分接近，但是整个80年代，这些市相互之间的物流、财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远小于各市和上海之间的流量，这种联系实际上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萌芽和推动力。
西部的成都和重庆（包括宜昌）是我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富集区，而且腹地深厚，为联系整个西南的门户，不但市场广阔，而且东部地区紧缺的许多物资如有色金属、森林生物资源、稀有药材、稀土、煤炭等，都能在这里找到；经历过几十年的三线建设，又富集了大量高科技人才，在市场和资源两方面对整个长江流域今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东部地区政策性优势的逐步消失，西部地区时序优势的逐渐突显出来，西部地区可以作为今后扩大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点考虑地区。特别是重庆专门制订了国内投资企业可以比照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重庆的万县市及湖北的宜昌市对凡属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项目，在税收、土地租金和基础设施使用费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成都还专门制订了鼓励吸纳上海等沿海城市产业转移的政策，这些都是可资利用的政策优势。
(2)和投资环境的总体性评价不同，基础工业投资环境的中西部优势比较突出。南京和武汉在基础设施、区位和产业关联度等方面条件比较优越，重庆、成都和宜昌具有较好的区位、自然资源和地方投资优惠政策优势。从更大范围着眼，鉴于四川、湖南和湖北拥有丰富的井盐、天然气和硫、磷、铁资源的具体情况，中西部各市可以考虑成为基本化工、化肥、农药、有色金属冶炼和建材等工业实行产业转移和扩大投资的重要选择地点。
沿江中心城市的南京和武汉都已具备国家级重点钢铁、汽车和石化工业，根据后福特主义世界生产潮流和发展趋势，宜采用联手合作办法，加强包括设备和零部件生产在内的标准化和独立化生产，各取所长，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实行分段分工的专业经生产协作制，以降低生产成本，发挥总体优势。如果可能，对沿江的二级城市也可以通过择优选择加以投资，使之逐步成为汽车零部件及化工通用半成品的生产基地。
(3)由于我国目前轻纺工业的设备和生产能力大量过剩，长江沿江地区实行产业转移和投资扩张的主要方向，宜考虑资源和存量资产两个方面，包括劳动力价格。所以，工业结构关联度较高的沿江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和具有资源与劳动力优势的西部为轻纺工业实行优势扩张和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区。考虑到中心城市既有大量的存量资产可以利用，又有广阔的市场，但本身的生产水平也比较高，所以就轻纺工业而言，在沿江中心城市宜采取优势扩张策略。但是，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则具有资源优势，又有劳动力优势，除武汉以外，生产和市场结构的层次尚比较低，产品的档次和生产技术也低一些，相对来说，具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
(4)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扩张和转移的主要方向，在于科技实力、城区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都比较好的城市。权衡之下，西部的成都和重庆为第一首选区，这两个城市的劳动力科技含量比较高，东部的杭州和南京为第二首选区，这两个城市的环境质量和技术与管理水平优势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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