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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1)0036－0005－12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研究
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①。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②。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并从实施和保障等方面规范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又提出高等职业学校属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逐步确立了高等职业院校的财政投入和管理体制。1998年教育部实施的“三改一补”政策和1999年颁布的“三不一高”政策，规范了高职院校的成本、收费、招生、学生分配行为，以及政府对高职院校的财政投入责任。2002年第四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要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2006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出台的《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为重点院校的优先发展提供了政策和财政支持。
新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高职高专院校数和学生数出现大幅度增长。一方面，高职高专院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之一。从1999年到2009年，中国独立设置的、具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高专院校已经从474所发展到1215所。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也从1998年的43万发展到2009年的313万。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学界对职业教育收益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严重不足。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现有研究重视对高职高专院校供给规模的分析，轻视对个人和社会需求与收益的分析。已有研究聚焦在高等职业院校和学生的规模，各省招生数量以及供给规模的变化以及院校财政和固定资产的区域比较③。其次，研究者对高职教育成就和问题的讨论脱离了对教育收益的分析。由于职业教育的收益是个人投资于高等职业教育和国家提供此类教育的主要依据，研究的匮乏导致论证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困难。
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证研究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现有研究多为宏观层面上的现象归纳，缺乏对微观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教育收益问题的探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还处在学理探索的阶段，缺乏高水平的定性或定量研究。
随着高职高专院校规模和社会对高职教育需求的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本文试图梳理学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和高等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这三个问题的研究，总结国内外研究结果，指出现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
1.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视角中的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是否能带来个人和社会收益？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普遍使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高等职业教育所带来的个人经济收益。Becker提出通识教育可以生产一般性人力资本，而职业技术教育可以生产特定人力资本。对个人而言，特定人力资本和具体的工作岗位相联系，可以提高工人在特定企业的生产力。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工人一般会获得较高的工资、更多的培训机会和更好的工作岗位。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提升特定人力资本而间接地提高了个人的终生收入和职业声誉④。从社会的角度分析，国家为了保持在一般性人力资本和特定人力资本生产之间的平衡也需要发展职业教育，以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⑤。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生产特定人力资本最有效的途径。换言之，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提高特定人力资本的存量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简言之，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提高个人和社会的生产力，而且通过生产力的提高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因此，很多国家投资于职业教育以期提高个人收入和推动经济发展。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成熟的职业教育部门。它们不断通过立法来为职业教育提供制度和财政保障。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于1963年通过了《职业教育法》(Vocational Education Act,1968)，该法极大地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在高中和社区学院中的发展⑥。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帕金斯职业教育法》(Carl D.Perkins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1984)以及它在1996年和2006年的修订，要求联邦政府以教育专项经费的方式将资源拨付给各州，支持各州职业教育机构的发展和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参与⑦⑧。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社会学者提出了与经济学家不完全相同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州立公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的扩张实现的。在过去四十年中，美国社区学院逐步经历了“职业教育化”(vocationalization)的过程，从通识与职业教育并重的教育机构，转变为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等院校。
教育社会学研究提出社区大学所提供的高等职业教育可能对学生的教育和经济成就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⑨⑩(11)一方面，社区学院教育开放了教育机会，使得原来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提高了该群体的教育成就。这些获得更高教育成就的弱势群体成员可以凭借文凭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这一现象被称为社区学院的“民主作用”(democratization effect)(12)。
另一方面，社区学院的廉价高等教育也吸引了一些原来有可能直接进入四年制大学、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贫困高中毕业生进入社区学院学习。这些学生在完成了职业教育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丧失了获得本科学位的机会，降低了他们的终生教育水平。由于本科毕业生和副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收入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学生因未能获得本科学位将仅能获得与副学士学位相应的较低工资，而损失了与本科学位相应的较高工资(13)。因此，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而非一般高等教育将降低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终生经济收入，并间接地降低社会整体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这被称为社区学院的“转移作用”(diversion effect)(14)。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应该等于“民主作用”和“转移作用”之和。当民主作用大于转移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将会带来个人和社会的净收益。反之，个人和社会将会遭受净损失。
教育社会学的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分析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教育成就的直接关系，以及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教育成就对个体经济成就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人力资本理论将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较，发现了高等职业教育对生产力和收入的促进影响，这相当于单方面强调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民主作用”。教育社会学理论不仅将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较以确定高等职业教育的“民主作用”，而且将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与本科生相比较，从而发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转移作用”。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教育社会学分析更为全面地概括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和经济功能。
实证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确可以通过影响学生的教育成就来影响未来收入。经济学家一般通过比较社区学院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来考察高等职业教育的民主和转移作用。(15)(16)(17)Grubb对现有文献的综述表明，社区学院副学士学位获得者和高中毕业生相比，他们的年收入(或小时工资)平均高20％到30％，这间接地表现了高职教育的民主作用。同时，本科毕业生的收入又比副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年收入(或小时工资)高10％到20％，这体现了高职教育的转移作用(18)。
“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发展职业教育”一直是一个处于争论中的问题(19)(20)。以Bennell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可以带来三种显著收益。首先，发展中国家行业的差异化要求毕业生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教育是提供这些技能的最佳方式之一。其次，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提供在岗前培训领域中就业的机会、鼓励个人创业、提高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从而降低失业率。低失业率可以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收益，并降低个人对社会福利系统的依赖。再次，职业教育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公平。职业教育可以扩大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并缩小收入差距。以Foster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职业教育不能解决受教育劳动力的失业问题，而且职业教育本身的成本效益比很低。他们认为职业教育既不能降低劳动力和工作岗位的不匹配，又不能提高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相对收入(21)。
以往20年的研究显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显著地提高了个人收入(22)(23)(24)。例如，对泰国的研究表明，与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相比，职业教育将女性年收入提高了50％，将男性年收入提高了64％(25)。对越南的研究也显示，教育年限的增加(包括职业教育在内)能显著地提高个人收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年额外教育平均提高个人月收入5％(26)。针对Foster的观点，Bennell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明显地低于普通中等教育(27)。钟宇平对发展中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在其分析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2个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率高于普通中等教育的收益率(28)。在Tilak研究的七个国家中，职业教育也具有显著的个人和社会收益率。但职业教育社会收益的变化范围很大，例如塞浦路斯的社会收益率为5.5％，而台湾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高达27.4％(29)。
2.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
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教育社会学理论都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提高个人收入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高等职业教育的私人和社会经济收益体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它也是个人选择职业教育和国家提供职业教育的主要原因。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不仅局限于就业、收入和经济增长，它还可以在其他很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以往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高等职业教育所产生的收益进行了分类，图1归纳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现有文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可以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30)(31)。私人收益指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从教育中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私人收益的大小可用私人收益率来衡量。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指教育产生的、由受教育者之外的其他人或社会所获得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包括受教育者带来的额外社会生产力、教育的集体消费价值、和教育的正外部性(例如公民行为、健康和社会民主参与的提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可用“社会收益率”来衡量。
私人收益又可以分为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或称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首先，对私人经济收益的衡量主要包括就业和收入(32)。对于高职教育所带来的就业收益，学者已经分析了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业行业和地区、工作转换率、年工作时间、职业声誉和工作匹配程度。对高职教育的收入效应，研究者集中探讨了高职毕业生的年收入、小时工资、收入的明瑟收益率和收入的增长(33)。
其次，直接消费价值和间接消费价值是非经济收益的主要度量。高职教育产生的直接消费价值包括学生对教育的满意度、家庭生产效率和家庭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识字率的变化。间接消费价值的范围更为广阔，它包括对自身和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再投资、健康、社会民主参与，以及储蓄和理性消费行为(34)。
图1 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的分类
注：参考Levin and McEwan(2001),Chapter 7; Solmon & Fagnano (1995)in Carnoy et al.(1995) p.114-125; McMahon (1995) in Carnoy et al.(1995) p.168-172; Carnoy (1995) in Carnoy et al.(1995) p.364-369.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
国家是否应投资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是高等职业教育是否能为个人带来经济回报，并通过提高了的个人收益促进社会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因此，以往实证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以及收入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以下是对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的简单归纳和评析。
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高特定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与普通高校相比，高职高专院校侧重于职业技能的培养。例如，美国社区学院提供的职业课程比例高于通识课程的比例，很多课程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导向(35)(36)。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可能会重视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所提供的特定人力资本，倾向于雇佣高职高专毕业生。因此，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高中毕业生相比，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可能提高个人就业的可能性、减低被解雇的可能性(37)。
个人的就业概率被认为是个人背景因素、能力和学历的函数方程(参见公式(1)和(2))。研究者一般使用逻辑回归来估计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概率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高等职业教育哑变量的回归系数说明了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可能性的作用。
其中P(Y＝1|X＝x)是就业的概率，X表示个人背景，A表示个人能力，VOE是表示高等职业教育的哑变量，
表示这些变量的系数。其中
表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概率的影响，分析的对照组是高中毕业生。若显著地大于0，则与高中毕业生相比，完成高等职业教育能促进个人的就业；若不显著则高等职业教育没有明显的就业促进作用。
早期研究关注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率和失业率的影响，不同教育类型毕业生的职业等级和就业模式，以及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38)。近期分析聚焦于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率和就业岗位的影响。Grubb归纳了美国使用长时段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39)。他提出与高中毕业生相比，高职教育的确可以提高就业的可能性、找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及提高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化倾向，但定量分析表明高职教育能直接影响职业类型、寻找工作时间、失业可能性和收入变化(40)。以职业类型为例，高职毕业生多从事销售/办事员(40％)工作，部分从事管理工作(16％)和专业工作(19％)；而多数高中毕业生在服务业(41％)和机械修理行业就业(20％)。显然，高职教育提高了在工资较高、工作晋升前景较好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此外，高职毕业生的失业率(2.7％)显著地低于高中毕业生(3.7％)；其收入变化(0.43)和本科生相同，但是均低于高中毕业生(0.52)(41)。使用1980年到2000年之间的三个长时段数据库，Bailey，Kienzl and Marcotte的分析表明，91％的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80％的高中毕业生和95％的本科生已经就业。此外，高职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全职工作，约有86％的社区学院副学士学位获得者找到全职工作，比高中毕业生高9％(42)。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与高中毕业生相比，高职教育提高了找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43)。因此，高职教育降低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以及收入的不稳定性(44)。高职教育对25岁以下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作用尤为明显(45)。
最近，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高职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国内学者重点分析了高职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者普遍认为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大于普通高校的本科生。涂晓明(2007)分析了我国高校扩招以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扩招后2003年第一批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仅为50％，2005年上升到73％，其中本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82％，高职高专生为62％(46)。此研究指出就业期望、就业压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黄秋明提出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包括专业性质、企业性质、工资薪酬、性别差异和学生素质(47)。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高职高专院校本身的特征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例如，徐致琴和蔡历维认为高职高专院校就业指导工作的不足、专业设置与市场的脱节、教学软硬件设备的落后都会影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情况(48)。
以上研究分析了就业的决定因素，但没有定量地确定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的影响。这需要通过分析高职教育对就业概率、就业行业和岗位，以及就业地区的影响来说明。
首先，部分研究者定量地分析了专科教育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概率的影响(49)。岳昌君和丁小浩分析了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学生基本情况、个人学业状况、学生求职状况、家庭情况和学校状况(50)。该研究使用北京大学2003年“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7省47所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并应用了逻辑回归模型。在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专科毕业生(包括高职和本科院校的大专学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显著地低于本科生和研究生。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使用北京大学2005年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了全国16省34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因素(51)。此研究使用与岳昌君和丁小浩2004年研究同样的模型和解释变量，其结果也发现学历层次对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研究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明显比本科毕业生高，专科生找到工作的概率又明显低于本科生。换言之，高等职业教育与较低的就业水平相联系。这反映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转移作用”。
其次，一些研究分析了专科生就业岗位的选择。对专科生和本科生就业岗位和学历匹配的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弱比较优势。丁小浩运用2003年北大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了专科和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位置和比较优势(52)。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育层次、岗位域、教育层次和岗位域交互项、个人背景和受教育背景之后，逻辑回归模型支持了弱比较优势理论对专科和本科生就业和起薪的四种假设。值得注意的是，此研究关注的是岗位和学历之间的匹配，而不是高职教育如何影响个人就业领域和具体行业的选择。
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专科生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因素。应用北大2003年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岳昌君和周俊波分析了专科生和本科生跨省就业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跨省就业的收益(学校性质和学校属地)和成本(学校帮助程度和性别)对毕业生跨省就业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专科生和本科生就业选择的因素并没有显著差异(53)。
我国学者已经对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较高水平的研究，但是现有研究中仍存在不少方法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对照组(counterfactual)的选择。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应该首先比较高中毕业生和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概率，以确定高等职业教育的“民主作用”。其次，为了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的“转移作用”，应该比较高职和一般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明显，国外研究同时考虑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两种作用，而国内研究经常依赖于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不包含高中毕业生)，因此只能确定高等职业教育的“转移作用”，忽视了它的“民主作用”。这是对高职教育收益的片面估计，低估了它对就业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问题涉及遗漏变量所带来的误差(omitted variable bias)。高中毕业生不是被随机分配到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中，而是根据个人的家庭背景、能力和预期来选择高等教育的类型，这些因素中有很多属于不可观测变量，例如个人的能力、动机、进取心和自我期望等。因此在使用逻辑回归模型估计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概率影响的时候，公式(1)中高等职业教育哑变量的系数不仅受到高等职业教育哑变量的影响，而且受到那些不可观测的、同时影响就业概率和高等教育类型选择的因素的影响(54)。若回归方程遗漏了这些不可观察的变量，会导致对高等职业教育作用估计的误差。遗漏变量一般会引起对回归系数的高估。
第三个问题是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我国专科生中包括了普通高校的大专生和高职高专院校的大专生。这些大专生接受的并不一定是职业教育，不少人选择了通识教育课程。所以直接比较专科生和本科生就混淆了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使用了带有测量误差的变量，一般会导致回归系数的低估(55)。
四、高等职业教育与收入
高职教育经济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起薪、年收入和工资的提高。为了估计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工资和年收入的影响，经济学家一般使用明瑟收入方程来进行计算。公式(3)假设个人工资或者收入的对数是个人背景因素(种族、父母收入、高中成绩或能力测试成绩、工作经验及其平方、大学学习年限和学历哑变量的函数(56)(57)。
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发现，高职教育的确能显著提高工资和年收入。Kane and Rouse使用NLS72数据对社区学院毕业生的研究表明，获得副学士学位的女性比女性高中毕业生的年收入高31％，获得副学士学位的男性比男性高中毕业生的年收入高26％(58)。Grubb使用同样的数据分析了社区学院中职业专业毕业生(vocational major)的工资和年收入。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专业女性毕业生的收入比女性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7％，年收入高9％(59)。Leigh and Gill的研究同样发现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收入高于高中毕业生，且他们年收入的提高幅度大于小时工资的提高幅度。这说明高职教育不仅提高了小时工资，还延长了工作时间，从而提高了年收入(60)。利用90年代高职毕业生数据的分析同样发现，高职毕业生的年收入和小时工资要比高中毕业生高14％到34％。(61)(62)换言之，高职教育的收入效应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
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发现高职教育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Neuman and Ziderman发现在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中，若男性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并在与专业相关的领域中就业，那么他们的小时工资率将比男性高中毕业生高10％。如果女性接受技术教育并进入技术领域工作。其小时工资将比其他女性高20％(63)。利用越南1992年生活标准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比小学未毕业者的年收入高21％，其作用对女性尤为明显(64)。对泰国和荷兰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也证明职业教育与收入增加显著相关(65)。
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析集中于大专教育对起薪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专科毕业生起薪低于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此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潜在地降低了个人的未来收入，这表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转移作用”。利用北京大学2005年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发现在控制了学生基本情况、学业情况、求职情况、家庭情况、学校的基本情况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后，学历层次对起薪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历越高收入就越多，本科生比专科生的收入高14％，研究生比本科生收入高32％(66)。
除了对起薪的分析，教育经济学家也关注职业教育的收益率。国际研究表明亚洲国家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为18.2％，社会收益率为11％；中国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为15.1％，社会收益率为11.3％(67)。对越南的研究显示，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率仅为4％，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约为11％(68)。
陈晓宇使用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级别教育的收益率。研究显示大专教育的明瑟收益率高于中专，但是低于大本和研究生。我国高中、中专、大学专科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7.3％、13.8％和14.5％，而大学本科的收益率则达到了18.9％，研究生教育的收益率为17.4％(69)。陈晓宇、陈良焜、夏晨总结了过去二十年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他们发现各级教育收益率均随时间推移而显著的提高。大学专科的收益率从1991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9.97％(70)。此外，有学者利用1995年的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分析了11个省10193个城镇居民的收入(71)。发现大专毕业生的小时工资比小学毕业生高54％，年收入高37％。同时，每一年学校教育将个人小时收入提高了4.3％，将年工资提高了6.9％。
从方法论角度分析，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对高职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同样涉及对照组的选择问题。国内研究选择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专科生的对照组，这种比较强调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转移作用”，忽视了专科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差异，也就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民主作用”。这种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低估高等职业教育带给个人的收益。
其次，高职教育可能对收入发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一方面，高职教育可以提高个人就业的可能性，并通过提高的就业概率来影响个人收入。另一方面，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高职教育可以直接提高毕业生的起薪。目前，我国研究使用的样本仅包括已经就业的普通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而未包括那些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种方法显然忽略了高职教育通过就业对收入发生的间接影响，其结果将导致自我选择误差(72)。
我国的教育收益率研究同样面临由于个人自我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自我选择误差，因为收益率研究中同样只包括了已经就业的大本和大专毕业生，忽视了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就业对收入产生的影响(73)。
五、新的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高等职业教育与就业和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但是，现有研究中普遍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在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中将就业和收入问题分开讨论，这种方法有待商榷。前文的分析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和收入(人力资本理论)，还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教育成就来提高个人的就业，并且通过提高的就业机会来提高终生收入(教育社会学理论)。因此，对教育收益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就业研究的基础上。换言之，应该使用Heckman的two stage least square方法(74)或者Lee的generalized econometric model with selectivity(75)等方法，同时估计高等职业教育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避免自我选择的偏差(76)。
第二，研究者对教育非经济收益的研究不足。现有教育收益的研究聚焦于个人的就业机会、起薪、收入和收益率等经济收益指标，忽略了高等职业教育所创造的非经济收益(77)。图1显示教育的个人非经济收益包括健康、生活满意度、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再投资等，教育的社会非经济收益包括所有由教育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例如犯罪率的降低和社会其他福利支出的降低等。因此，忽略高等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将严重低估它对个人和社会的贡献。
第三，现有研究对高等职业教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缺乏对高职教育和就业与收入关系的专门分析。我国研究将高职高专院校和本科院校的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笼统地定义为大专教育，没有对高职教育本身予以清晰地界定。因此，在估计高等职业教育对个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时，估计结果往往会受到测量偏差的影响。其次，我国学者缺乏对不同时期高职教育收益变化的研究。现有研究一般使用一个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而横截面数据多来自于学生问卷调查而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调查或者人口抽查。由于已有研究尚未使用面板数据，因此普遍缺乏高职教育收益变化的动态把握。此外，数据质量和样本规模也将从一定程度上限制高职收益研究的信度。
为了准确地估计我国各种类型高等职业教育所带来的个人经济和非经济收益，并回应前文指出的一些方法论难题，我们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图2对新的研究框架进行了概括。这个框架将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高职教育与就业和收入的关系；高职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和再投资的关系。
图2 研究总体框架
注：虚线代表就业变量对高职和收入关系的间接影响。
第一，高职教育与就业和收入的关系。首先，研究将分析高职高专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其中包括就业率、就业行业、地区和工作转换率。其次，研究将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对收入—起薪、年收入和明瑟收益率的直接影响。再次，研究将探讨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就业对收入产生的间接影响。
第二，高职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和再投资的关系。雇主可能认为高职教育毕业生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学习能力，并容易从在职培训中获益，因此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多在职培训机会。与高中毕业生相比，高职毕业生可能更重视在职培训，并善于利用在职培训来积累特定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和收益。因此，高职教育可能提高个人参与在职培训的机会，并相应地提高累计在职培训时间。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步进行：①研究将首先探讨高职教育对在职培训和累计培训时间的直接影响；②其次研究高职教育通过就业和收入的提高而对培训机会产生的间接影响。
此外，高职教育也将提高个人对人力资本再投资的兴趣，提高代际转移的意愿和质量。换言之，父母从自身教育的收益中看到教育的经济价值后，可能会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并相应地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最终提高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因此①可以首先分析高职高专教育对父母期望、家庭教育开支和子女教育成就的直接影响；②然后分析高职高中教育如何通过影响父母收入而间接地影响代际转移的意愿和质量。
这个新的研究框架将填补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第一，对高职教育收益的研究可以验证国家对高职教育投资的合理性。第二，探讨高职教育收益可以解释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选择方面的差异，并分析本科毕业生和高职毕业生在就业选择和收入上的差异。第三，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收益，可以帮助学者分析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第四，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有利于解释高等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和代际流动之间的关系。第五，对高职收益的分析，有利于提出更为合理的成本分担模式和学生资助政策。
收稿日期：2011－10－25
注释：
①(21)Yang,J.(1998).General or vocational? The tough choice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18(4),289-304.
②陈嵩，郭扬．我国高职教育十年发展的成就与经验[J].教育发展研究，2006,(19):18-21.
③陈嵩．我国不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07,(7):5-10.
④Becker,G.S.(1975).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⑤(29)Tilak,J.B.G.(2002).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sia.In J.P.Keeves & R.Watanabe (Eds.),Handbook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p.18):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⑥((13)(18)(41)(59)Grubb,W.N.(2002).Learning and earning in the middle,Part I:National studies of pre-baccalaureate education.Economies of Education Review,21(4),29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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