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笼抑或舟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家”的形象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牢笼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1999)05—0023—05
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残了，许多有为的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捱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
——巴金（注：巴金《爱尔克的灯光》，《巴金文集》第十卷。）
中国历史是由兴衰的朝代组成的，是有着社会的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在经历所有的那些动乱时，家庭、家族、氏族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文明崩溃了，朝代为征服者消灭了，但这种生命之舟却能将文明传承到新的阶段。
——李光耀（注：见札克雷亚（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一席谈》，译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12期。）
1918年，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将抨击封建主义的目标首先指向了家族制度，自那时至今日，家族、家庭形象在中国文学中经历了一系列颇有意味的变换，不同时期家族、家庭形象的不同，不仅反映着该时期社会生活的现状，折射着该时期文化思潮的流变，而且深刻影响着该时期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艺术结构。宏观地看，20世纪文学中“家”的形象的演变过程，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辩证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牢笼内外：颓败与逃离的故事
“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者，之所以将家族制度作为他们攻击的首选目标之一，是因为他们全都明确地意识到家族制度在封建社会秩序中的基石地位（注：见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日里，这种制度迅猛地崩陷下来，但是，要说这种崩陷缘于他们的攻击，却是过高地估计了文化批判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他们只是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崩溃的必然趋势，并从意识形态上给了它一种新的有力打击，从而加速了它的全面解体。
文学对封建家族解体的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这部古典巨著讲述的贾府荣衰故事，相当超前地揭示出了封建家族制度面临崩溃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20世纪前期表现家族生活的小说准备下了艺术原型。在曹雪芹的时代，历史还不可能为作家提供正确认识这一趋势的条件，因而《红楼梦》对封建家族崩溃趋势的表现自觉度还是有限的，作者只能用“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这一家族衰败故事（注：见《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语。）。尽管如此，《红楼梦》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这一制度行将崩溃的感觉的表现还是无比深刻的，这使得它在古典艺术中获得了一种相当超前的地位，它之所以在20世纪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学地位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力，原因很大一部分即在此。20世纪前期涉及家族生活的小说、戏剧，其主题思想、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几乎无不受到它的影响。譬如这些故事大都有一个作为家族权力象征的家长（通常是祖父辈），一个性格软弱、病态、无能的继承人（通常是长孙），一些有叛逆性格的儿孙（通常是少子或少孙），一些姿禀异常的女性（通常包括两种人：家的支撑或毁坏者、被侮辱被损害者），和一大群荒淫、堕落的不肖儿孙（见下表）；家族的第二代继承人往往庸懦无能，无所作为，矛盾主要在祖孙之间展开……
功能家长嫡系继承人
家庭角色
祖父母
长子或长孙
《红楼梦》贾母 贾赦 贾珠(早夭)
《家》高老太爷高觉新
《财主底儿女们》
蒋捷三 蒋慰祖
《京华烟云》祖母孙氏曾文璞
《四世同堂》 祁老人 祁瑞宣
《雷雨》
周朴园 周萍
功能
叛逆家的内部支撑者或毁坏者
家庭角色 少子或少孙媳妇
《红楼梦》
贾宝玉 王熙凤
《家》 高觉慧 瑞 珏
《财主底儿女们》 蒋少祖、蒋纯祖金素痕
《京华烟云》
曾经亚、曾荪亚 桂姐、姚木兰、牛素云
《四世同堂》
祁瑞全 韵梅
《雷雨》 周冲 繁漪
然而，与其说这些作品是“照着”《红楼梦》写的，不如说是“接着”《红楼梦》写的。《红楼梦》写的是封建家族由盛转衰的转变，对家族繁盛景象的描绘在作品中占据着很大的地位，虽然它也写到了家族的颓败、家人的逃离（飞鸟各投林），但作者还不能给他的人物切实的出路，于是便死的死（黛玉、晴雯），遁入空门的遁入空门（宝玉、芳官、惜春）。进入20世纪，旧式家族、家庭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反封建已成为明确的时代主题，历史也已为叛离者们准备了许多新的人生路径，因此，这些家族故事便大都直接从家族的衰败没落写起——最富戏剧性的当然是《子夜》开头吴老太爷那象征意味极浓的死——而将故事的重心转向了青年一代的叛离和这些人在叛离后对人生道路的探寻。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自然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在20世纪前期作家的笔下，“家”的形象总是摆不脱牢笼的影子，从巴金的《家》、《憩园》，到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金锁记》，乃至林语堂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家”的牢笼感对青年一代来说始终拂之不去，文本中有关牢笼的隐喻语词，如“牢坑”、“监牢”、“桎梏”、“枷锁”、“囚禁”等，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注：牢笼的意象，最早也出现在《红楼梦》里，见第三十六回龄官与贾蔷的谈话。）。视封建大家族为禁锢人的灵魂、摧残人的生命的牢笼，这是“五四”及其后几代人的感觉和观念，它不仅出现在上述描写家族生活的作品中，也出现在许多作家、思想家的理性论述中。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在这种家族制度本身，亦在这种制度在20世纪前期的现实状况。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家族制度正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这种家族制度的问题完全彻底地从实际生活中暴露了出来，而新的社会思潮和新的人生道路，又向青年一代敞开了大门，因而，视家族（家庭）为牢笼，渴求逃离，并诅咒它灭亡，就成为时代的必然。1937年，巴金在为《家》写的一篇代序里说：“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布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注：巴金《〈家〉十版代序》，《巴金论创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版。）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关于家族生活的表现，全都与这一信念有关。1937年的巴金，已然在宣布着家族制度的死刑，但这只是观念形态上的事，封建家族制度的毁灭还有待于一些更具根本意义的社会政治、经济事件，即便在它的整体崩解之后，它的残余，它的阴魂，还会不时出来作祟。而封建家族制度与家族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作为一种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家族的社会功能也有它的多面性，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并不等于家族存在的不合理，这在当日视家族为牢笼而决心彻底拆毁它的人，是很少想到的。
二、金丝鸟笼与围城：个体家庭的困境
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个体家庭。组成这种家庭的成员，多为从旧式大家族中叛离出来的青年，他们以明显的平等、自由观念，和社会中、上层生活地位，赋予了这种家庭一种小资产阶级色彩。奇怪的是，从旧式大家庭中的逃离，并没有消除他们——尤其是女性——那种牢笼的感觉，虽然这牢笼从血泪斑斑的桎梏、监牢变成了精致的“金丝鸟笼”。最早揭示这种个体家庭困境的，仍然是鲁迅。写于1925年的《伤逝》，不仅回答着他自己早先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且也预示了这类家庭将要长期面临的困境（先生自己在与许广平关系上的犹豫，似与此不无关系（注：见林贤治《一个人的爱与死》，《花城》1997年第2期。））。 “金丝鸟笼”的意象也许来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但揭示的却是一个完全现实的问题。自《伤逝》之后，新文学便不时触碰到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从茅盾笔下的林佩瑶（《子夜》），到张爱玲笔下的某些女性，乃至50年代杨沫笔下的林道静（《青春之歌》），都曾遇到过这种逃出大的牢笼，又被关进“金丝鸟笼”的尴尬处境。对这种个体家庭困境的最集中而深刻的表现，也许在钱钟书的《围城》里。该书第三章褚慎明与苏文纨讨论婚姻的一段话相当著名：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笼子，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子里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注：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版。）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新式个体家庭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
这也许得从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实际进程说起。20世纪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开始于封建主义的“王纲解纽”。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也解除了封建秩序最高层的王权束缚（至少在公开形态是这样），然而封建秩序并未就此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它还深埋在旧式家庭（族）制度之内，这里有“父权”，也有“夫权”。虽然“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同时瞄准这两个目标开火，但在封建大家族解体过程中，真正受到挑战与破坏的主要还是“父权”。就前举那些大家族故事来看，虽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写得比男性更富光彩，但故事的中心矛盾冲突还是在封建家长和年轻一代之间展开，叛逆的女性角色在作品中的功能地位与那些男性叛逆者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作为家族中受压最深的人，她们的命运更引人同情而已。在“五四”时代，随着易卜生戏剧的上演，在新文学中也出现过一批表现“女性解放”的作品，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卓文君》、冯沅君的《菤葹》等，但这类作品中叛离家庭的女性所反抗的对象，与易卜生的娜拉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除个别例外，这些所谓追求女性解放的叛离，仍然是针对封建家长的。只有在逃离后组织起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她们才可能进到娜拉的位置。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又入了小资产阶级家庭的“金丝鸟笼”，这确是“五四”后许多新女性的共同命运。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这正是娜拉、子君们所必须求得解决的问题，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但问题的解决过程并不简单，因为这不能靠一个或一些妇女的努力，而必须等待社会整体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先冲出来的女性必然要遭受更多的痛苦。如果说子君、繁漪、林佩瑶们的家庭地位是由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话，曾树生（《寒夜》）、孙柔嘉（《围城》）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受的某些歧视，则必须用并非“一切女性”都回到了“公共的劳动”中来解释。另外，还有一个心理问题。男人的心中固然有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女人心中又何尝没有割不断的依附心理？在许多家庭中，编笼子的往往就是女性自己。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性（如白流苏、孟烟鹂）不说，就是《围城》中的孙柔嘉，还不是自始至终都在编一个把丈夫和自己都装在里边的东西。
然而，小资产阶级个体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也并不能全都从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地位和心理惯性上得到解释。就《围城》而言，褚苏二人的谈话，涉及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非一时一地的特例。“围城”的隐喻，暴露出西方文化传统一个难于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便是个人主义哲学对绝对平等、独立、自由的追求，和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所要求的尊重、忍让、约束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西方式现代社会至今面临的基本文化难题之一。“五四”后出现的新式个体家庭，是接受西方平等、自由观念的积极影响建立起来的，它在20世纪前期所暴露出的大部分问题，都从封建主义的残存中得到了解释，但后一方面的问题，也并非不存在，至少在《围城》里，方鸿渐对妻子的不满与最终出走，不无追求个人自由、厌烦家庭义务的隐秘心理。但这样一种问题，在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得到正视与理解，它的凸现，要等到这个世纪的末叶。
三、革命堡垒：血缘纽带的弱化与阶级情感的强化
封建大家族不可遏止地崩解着，小资产阶级家庭又面临着新的矛盾和困境。那些从旧家庭中叛逃出来，又不愿钻进资产阶级家庭“围城”的人，该向哪里去呢？二三十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革命，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暂时的路，许多人正是“投身革命即为家”的，从茅盾的梅行素（《虹》）、丁玲的韦护（《韦护》），到杨沫的林道静，其归宿莫不如此，然而革命队伍并不等于家，梅女士、林小姐们后来会遭遇些什么，我们且不去管它。再来看革命浪潮中逐渐产生出来的又一种家庭观念和形象。
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是建立在血缘、婚姻关系之上的，家族、亲族则是这种关系的拓展。然而，3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和阶级革命学说，却在不断怀疑和冲击着这种关系的牢靠度。《子夜》的末尾，杜竹斋的背叛已经暴露出血缘、婚姻纽带在经济利益冲击中的脆弱；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褓姆》，更让一个地主的儿子不依血缘，而依生活情感，选择着自己“家”的归属；就连自由主义作家的许地山，也在《春桃》中写出一个三位底层人物相濡以沫的奇异家庭。这种对血缘、婚姻纽带在家庭关系中重要意义的漠视和对阶级情感的高度强调，在50年代以后的社会生活中渐趋极端。
在20世纪社会组织结构的现实变迁中，真正给予旧式家族、家庭以最后的致命打击的，是农村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而其后出现的人民公社，从社会组织功能上说，是一种试图多方面取消家族、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的尝试。这种公社制度，除剥夺了家庭对生产资料的拥有之外，还取代了家庭组织生产的功能，并一度降低了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大跃进”时期的食堂、幼儿园，70年代的“向阳院”）。这种解构血缘、婚姻家庭，强调阶级情感、集体生活的倾向，自然也会反映到文学中。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一涉及家庭关系，大都体现着这样一种倾向。《红旗谱》让主人公完成了从家族仇到阶级仇的认识提升，而书中描写的朱严两家亲如一家的关系，又恰好和同期小说《三家巷》中周、陈、何三家姻亲在时代潮流中的依阶级分化，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变革解构着传统的家庭关系的同时，“革命家庭”的观念却一再得到有力的维护。肖也牧写于五十年代初的《我们夫妇之间》，轻轻触碰了一下这种家庭可能出现的矛盾，就遭到无情的批判。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有意无意间触及了人的感情的复杂，结尾却仍以道德谴责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维护了家庭的稳定。
四、阴影，抑或舟船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注：北岛《一切》，《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封建家族制度和家庭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启蒙文化的批判和社会结构变革的摇撼，旧的家族制度的有形建筑在20世纪后半期，已是荡然无存。但那种家族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封建主义因素并没有消失殆尽，它还隐伏在中国社会的各种暗角里，不时骚扰着人们的平静。出现在80年代文学中的家族形象，往往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令人心惊不已。王安忆《小鲍庄》中的家族文化，在“仁义”的外表下，掩盖着许多族内族外人的不幸。张炜《古船》里的四爷爷，几十年来凭着“族长”的身份，维持着一种强大的权力。贾平凹的《浮躁》，更通过对龚田两姓在商州政治生活中垄断地位的揭露，对家族文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侵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然而，阴影毕竟只是阴影。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家族的社会政治意义逐渐降低，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悄悄出现新的变化。
作为社会组织的细胞，家庭的性质和功能本来具有多样性。20世纪前期对于家族制度的批判，着眼点主要在它的政治功能，因而突出在文学中的，主要是家长的专制和“家”对家族成员的压制和戕害，在那时我们几乎找不到多少家的正面意义。但是，“家”确实还有许多其他功能。譬如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对生产、生活的组织和安排，灾变、动乱中对家族成员的保护和扶助，以及情感心理的交流和寄托……这一切，很长时间以来都为它在政治生活中的历史性危害遮蔽了。以致我们不能正确解释巴金在控诉“家”的罪恶的同时，流露出的那一些爱恨交缠中的爱，也不能充分地估价《四世同堂》里，“祁家的文化”或“钱家的文化”在民族灾难中的积极意义。早在1939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英文版）里，就借荪亚之口说出过这样的话：“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注：张振玉译《京华烟云》第四十五章，《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大出版社。），但在激进反传统的国内，能想到这层意思的人还是不多。对家族文化的重新认识需要一次更切实的历史机遇。
这机遇，便是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公社的解体，使得家庭组织生产的功能得到恢复，它的出乎意料的活力，为中国农村经济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其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家族、亲族的纽带关系又发挥出积极的意义，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家庭、家族的功能刮目相看。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世界的成功，似乎也在向人们证实着这一点。早在60年代，海外学者就已注意到华人家族社会的积极意义（注：梅贻宝《中国社会思想与行为上的个人地位》，刘小枫编《中国文化的特质》，三联书店1990版。）。八九十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又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一问题。特别是主要由华人构成的东南亚城市国家新加坡，更创造出了一个建立在家族社会基础上的文明奇迹，该国领导人李光耀关于儒家伦理和家族意义的论述，更是引起了世界性的深思（注：见札克雷亚（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一席谈》，译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12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现，90年代以来文学中“家”的形象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其实，这种变化在80年代后期就悄悄发生着，同是一部《古船》，张炜在展示着四爷爷所代表的家族文化的阴影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家族传统在隋家弟兄身上激发出的某种强劲动力。90年代后，陈忠实的《白鹿原》对待家族文化的态度，虽然仍徘徊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但后者的成分明显增多，作为封建家长的白嘉轩，不再是那种单面的专制主义化身，在他身上也有个值得人们同情和肯定的一面。而白鹿两姓的子孙，不管叛离得多远，叛离向哪一方面，最终都摆脱不了“祠堂”对他们的引力。莫言那部毁誉参半的《丰乳肥臀》，虽然自言是对大地和母亲的礼赞，但给人感受最深的却是，由母亲所代表的那个“家”，在世纪的风云动荡中，繁育和庇护子孙的博大胸襟。那个不怀偏见地养育着众多外孙，不问他的父亲是土匪还是穷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上官氏，以及她那个破败的家，难免让人联想起李光耀所说的那艘生命的舟船。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家族形象发生了走出阴影的变化的话，笼罩在个体家庭形象上的那片阴云则愈来愈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在思想解放潮流冲开了以道德的名义对“革命堡垒”的维系后，个体家庭的矛盾更多地暴露出来。八十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对此有着集中的展示。
最有深度的描写往往出自女性作家笔下。谌容写于80年代初的《人到中年》，虽然是一部歌颂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作品，但我们也从中读到了“家”对一个事业型女性的沉重。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索性就让对平等的追求消解了男女主人公走到一起的可能。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沉重的翅膀》，到《方舟》，张洁的女主人公和“家”越来越疏远。到了90年代一些女性作家如林白、陈染笔下，女性更以某种病态的自恋、自赏，疏离了男人。也有作品写到了家的稳定，谌容有一篇《懒得离婚》，池莉也让《不谈爱情》中的梅莹以她练达的现实主义，维护了家庭的安稳。然而这又是怎样的安稳呢？
那么，男性笔下的“家”怎样呢？在《灵与肉》中，还让男主人公对他那个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家满怀温情的张贤亮，到《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已然让章永璘视家庭如其政治人生的驿站；而刘恒《白涡》中的周兆路，也只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维持着家的安稳。贾平凹《废都》中庄之蝶的滥情和放纵，无疑是对正常家庭秩序的破坏；顾城的《英儿》，则公然蔑视着家庭形式的历史规定。最悲观的言论出自林贤治的笔下：“婚姻是奴隶制在现代社会中的最后一处安稳居所。”（注：见林贤治《一个人的爱与死》，《花城》1997年第2期。）既然如此，家又有什么存在的可能？
当然，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但它们确实揭示出个体家庭至今面临着的困境。女性对平等、独立的不断要求，与男性对自由放纵的无度希冀，必然让家庭的存在笼罩在阴影之中。在这儿，我们发现高耸在阴影之上的，仍是西方文化造就的那一座围城。
收稿日期：199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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