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推动经济转型的战略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五论文,思路论文,时期论文,战略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04-0011-07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欧美消费、中国制造”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国际产业链结构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同时，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动力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尖锐，传统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调结构、促转型已成为政府的重大使命。“十二五”时期，要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五个过度依赖”，实现五个“再平衡”，建立“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五个过度依赖”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房地产业单一支撑、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及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方式等问题。
（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据测算，2000～2008年，我国投资增长17.9%，净出口增长34.7%，分别比消费增速快7.2和24个百分点。直到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才有所攀升，全年消费对GDP拉动达5.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55.4%，本世纪以来首次超过投资的贡献率。但这种增长和政府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特别是家电、汽车、摩托车、农机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刺激紧密相关。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呈双下降趋势。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一方面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严重制约内需的扩大，使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明显的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依存度也进入加速上升通道。据测算，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外贸依存度徘徊在30%～40%左右，2000年达到43.9%，到2007年，达到66.2%，2008和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分别为59.2%和44.8%。[1]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我国外贸依存度将重新进入上升状态。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导致我国面临外汇储备过多、对外技术依赖性过大、对外资源依赖性过强、环境污染过重等问题。
（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支撑
近些年来，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的增速和地方财政收入。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2005～2009年我国城镇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分别达8.65%、9.17%、9.83%、9.74%、10.80%，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动态模型测算，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直接拉动GDP增长1.12%，与上下游产业间接拉动GDP增长3%。[2]另据相关研究测算，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将导致全社会投资增速放缓约6个百分点，GDP增幅下降约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增速下降约15个百分点。[3]从经济长期发展来看，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高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将吸引大量资金涌入。一方面，会导致市场过热，加大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产生分流作用，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抑制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并且造成实体经济对房地产形成更大依赖，甚至出现消费、投资、出口被房地产“钳制”的状况，影响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教训表明，如果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
（三）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为21%，合计占全部因素的近70%。[4]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充裕、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依靠低成本竞争战略确立起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国民经济取得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如，流动人口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13.08%，最高达22.55%。[5]人口红利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会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潜力受到挑战。一方面，廉价的劳动力强化了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使企业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安于低价劳动力成本投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低端产业的恶性循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抑制产业转型升级，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控于人，面临“低端设计、虚弱品牌、微薄利润”的两难困境。据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苹果公司付给中国组装费仅为每台11.2美元，与最低售价499美元的iPad平板电脑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当低廉。[6]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使劳动者的报酬和收入增长缓慢，不利于通过国内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制约内需的扩大。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有其脆弱性，会被一些周边国家和拉美国家所模仿，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中陷入既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确立优势的困境，影响我国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
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储量有限，一些重要能源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我国已探明的常规商品能源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0.7%，人均能源资源探明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51%，[7]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储采比年限均低于世界总体水平。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以占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7.7%，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的“爬坡”阶段，距离能源消耗拐点临界值还有较远距离，能源消耗总量还将继续上升。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付出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对我国能源安全供给、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巨大压力。据中科院测算，2005年我国GDP增速为10.4%，而付出的环境成本大概占GDP的13.5%。另有研究表明，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20%，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企业依旧能从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中获取高额利润，使其节能减排和技术革新动力不足，影响经济发展的集约化。
（五）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未惠及所有人群。我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二，但人均GDP在全球排名却在百名左右，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方式。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低，并呈现下降的趋势。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至57.9%，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至39.74%。而政府的收入增速很快，出现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占“小头”的失衡格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达21.3%，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从构成上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8%～21%。[8]同时，资本所得也高于劳动所得。二是我国城乡间、行业间、阶层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我国城乡间收入比达3.3倍，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10%的居民收入差距达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与最低的地区居民收入比达13倍。[9]三是薪外附加重。有报道显示，目前搭载在工资上计提的“五险一金”等缴费项目有20多项，企业负担过重，客观上挤占了企业为员工加薪的空间。同样，工资被扣除一部分缴纳到各项基金中，员工实际到手的现金减少。分配结构失衡使居民难以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再加上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养老负担重等问题成为阻碍居民消费的障碍，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
二、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实现经济发展的再平衡
“十二五”时期，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不断创新发展思路，调结构、促转型，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推动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一）在发展动力方面，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激活民间投资需求，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十二五”时期，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态势，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挖掘内需潜力，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1.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破除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短板”。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能引导投资方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力量。为此，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以消费为主力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要落实城镇化新政，积极实施均衡城镇化发展战略，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二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让广大居民有能力消费。三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让更多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及居民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群体。四要加大对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部门的投入，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让其敢于消费。五要适时调整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增加涉及居民的减税项目和减税幅度及重点消费领域的税收支持力度，完善刺激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六要实行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继续对汽车、电器、旅游等领域的消费信贷给予优惠，并积极培育农村和中西部贫困地区居民的良性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通过结构性信贷政策鼓励消费增长。同时，努力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消费引导机制，培育新型消费文化，提供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2.激活民间投资需求，实现民间投资与公共投资的互动协调。相对公共投资而言，民间投资具有机制活、效率高、潜力大、可持续性强、有利于创业创新、就业效应强的特点，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与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0]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要激活民间投资需求，让民间投资接力公共投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此，要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将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切实解决政策细则缺乏、退出机制缺失、投资服务缺陷和执行监督缺位等关键问题。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坚持“非禁即入”的原则，消除民间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障碍，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促进各市场主体的有序竞争。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以及进入风险投资、基金、融资租赁、信托、担保等行业，将巨额民间资金转化为有效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采取多种方式构建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实现合作共赢。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优化投资服务，强化投资权益保护，让民间资本敢投资、愿意投资。
3.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从对外贸易大国向对外贸易强国转变，并确定对外投资大国的定位，实现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升级，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积极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新兴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贸易再平衡战略。通过加强海外投资立法、财税扶持、金融支持等举措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
（二）在产业结构方面，通过“增量创造”推动“存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创造经济增长存量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源泉，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格局，形成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
1.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以其特有的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危机的根本力量，能推动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我国必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把握新一轮发展的先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将科技研发和推广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决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和快速崛起。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摊机制，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难题。二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利用市场供求和竞争规律，用利益诱导、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的“倒逼”机制引导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统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区域间协调，充分利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动，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三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结合起来，获取协同效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不仅要注重战略性新兴技术的产业化，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同时也要推进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发挥高技术在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中的作用。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助于构筑现代产业结构体系，实现产业结构从“231”到“321”的转变。为此，要大力发展面向生产和民生的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经营业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促使新兴服务业态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深化服务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以改革和开放促发展，着力推进体制与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逐渐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增强服务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改革和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规范服务业行业秩序，建立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鼓励服务业中介机构的建设，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支持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并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对接，鼓励银行、小额贷款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加大对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支持，积极探索股权、债权、仓单、保单、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质押担保融资方式。依托大城市发展高端服务业，加强城市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提高政策的支持力度，改善产业配套条件，增强服务业的区域集聚与辐射效应。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高层次服务业人才，满足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人才需求。
（三）在经济增长源泉方面，着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技术创新驱动
创新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阐述，当国家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许多产业已出现完整的钻石体系。在这个阶段中，钻石体系的所有关键要素不断发挥各自功能，交互作用的效应也最强。[11]当前，要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技术创新驱动。
1.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学技术是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因此，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是要完善创新环境、机制和政策，激发全社会创新主体的创新能量。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力度，积极培育创新型示范企业，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壮大创新源头。完善鼓励全社会创业的政策，以创业带动创新。二是要完善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合作环境，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制定《合作研究法》，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基金和风险基金。鼓励各创新主体之间组建专利联盟、标准联盟、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或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开展合同创新、项目合伙创新、研究基地合作创新、基金合作创新及研究合作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三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不断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健全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的体制机制，引导更多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流向企业。国家、行业和地方的技术创新计划项目要主动与市场需求进行对接，在调动项目承担单位积极性的同时，明确项目承担单位成果转移、转化和技术扩散的责任。
2.提高劳动者素质，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劳动者素质是决定企业生产和创新能力及国家能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良好社会环境，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建立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各类人才培训基地、人才储备中心等人才集聚平台。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依托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以项目和平台为依托，打破人才流动的国籍、户籍、行业、部门、身份、档案、人事关系和所有制性质等限制，引进和重点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业，做到人才“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进一步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引导更多的优秀人才领办、创办企业。大力推进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股权和分红激励，敢于“试水”和“破冰”，探索技术和管理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激励职务发明人和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保护创新、创业人才的合法权益。
3.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强化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政府是创新配套环境的主导力量，能合理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创新领域，激发民间创新动力和活力。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其在创新激励、融资、人才开发、文化培育、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快转变管理方式，推进管理领域的创新，实现行政管理范围从全能到有限、管理重心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适应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同时，企业可通过管理创新形成独特的管理优势，进而营造市场竞争壁垒和独特优势来打造核心竞争力。实践证明，“企业一年成功靠促销，十年成功靠产品，百年成功靠管理”。管理创新经过时间的积累必然会产生管理效益，如战略管理创新能使企业获得长期效益，成本管理创新能使企业获得直接效益，形象管理创新能使企业获得间接效益。一个拥有管理优势的企业，能够根据企业发展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创造性地发挥企业所具备的其他各种优势，逐渐培育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确保企业长盛不衰。
（四）在资源环境方面，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突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制约，是我国“十二五”时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节能减排是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并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重点。为此，一要完善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增加节能减排专项经费，落实政府优先和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二要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运用排污权及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手段，让全社会自发节能。三要建立技术引领机制。当前，要加强已有节能技术成果的转化、示范、推广和产业化。有针对性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能技术，并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加强技术攻关，突破关键技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技术创新体系。四要完善结构调整机制。推广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改造，降低工业能耗，大力推进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五要发挥行业协会、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2.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并不断催生新的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对应对气候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一要突出绿色经济在国家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制定全面、系统、前瞻、可操作及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绿色经济发展规划。二要制定扶持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通过投资审批、土地供应、金融支持、财税优惠等政策工具，形成绿色经济的利益引导机制。三要不断创新和开发绿色技术，加强前沿技术攻关协作，优化产学研合作体系，强化政府研发投入，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克服发展绿色经济的技术瓶颈。四要发展绿色经济集聚区，依托现有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推广循环经济模式，推动绿色经济产业集群化，加强绿色经济集聚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软环境。五要倡导绿色消费，培育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家庭和绿色交通建设，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互动机制。
（五）在分配关系方面，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2010年，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正处于由下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提升的关键阶段。如何趋利避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新跨越和新发展，关键就在于推动经济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发展方式转变。
1.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与劳动报酬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职工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进一步完善工资协商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设置科学、合理、量化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2.调节收入差距，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平衡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民企的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国有资本预算，规范国有企业分红。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扭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构建“橄榄型”的分配格局，实现从“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大部分人先中产起来”的转变。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
3.政府和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清理对企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变资产为资本，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引导地方政府重视居民就业和收入提高，改变传统的以GDP指标为主的考核办法，增加人均收入、就业率等民生指标。
收稿日期：201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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