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订再版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共产党员论文,修养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2年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是以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为会议指导思想的；同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是重新确定以阶级斗争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纲。此时，重新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不能不与党内高层在这个短暂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变化和矛盾直接相关。
修订再版的时代背景
三年“大跃进”，造成党风的最大破坏，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失常，无处有真话，也不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说，下面说假话，很大程度是上面逼出来的。从1955年下半年批农业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开始，宁左勿右实际上成为人们的座右铭。到1958年，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面说亩产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说亩产700斤为右倾。于是在党内就出现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者被提拨重用。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讨论这个报告时也曾说：当时提拔了一大批惯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注：王光美：《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刘少奇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02页。）。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郑重提出：“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页。）
那么，怎样教育党员“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呢？我想这大概就是当年在毛泽东多次提出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多次推辞、拖延，但最后却同意先修订出版《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邓力群的回忆可资佐证。
1986年11月22日上午，邓力群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宁乡县委负责人陪同下，参观花明楼乡炭子冲的刘少奇故居。一踏进故居的门槛，邓力群就问：你们搞刘史征集的是哪几位同志，我来提供一段史料。于是，在接待室里，邓力群就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再版的前后有关情况作了回忆。大意是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以后，毛主席提议，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卷出版的同时，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说，出了毛主席的著作就行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采取文献汇编的形式就可以了。1960年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当时，在广州定稿的时候，毛主席说，我的选集一、二、三、四卷都出版了，文章已选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后的以后再说。主席又一次提议要出版少奇同志著作选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书记处进行了讨论，1960年八九月间作出决定，并指定康生、陈伯达负责。
1961年初，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当时农村问题暴露得很严重。1960年10月，周总理搞了个农村工作十二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毛主席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了解农村情况。1961年2月我们调查回来的时候，《刘少奇选集》编辑组从档案中查阅出全国解放前有关少奇同志的电报、书信、文章、书稿300余万字（也可能是500多万字），进行了初步挑选，并搞了个目录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非常慎重，说，这样编好不好？但不好说不编，因为这是主席提出的。他又说，当前工作很忙，没有心思再来看过去的文章。经过我们的说明，少奇同志才勉强接受。他表示，那就好嘛，跟着你们做吧，哪些可选的就选，哪些不必要选的就不选，你们整理一篇，送一篇，我抽时间看。实际上想拖，不愿把自己摆在与毛主席同等的位置上。6月，少奇同志由湖南视察回到北京，康生等又作了一次汇报。少奇同志说，过去的文章我没有看，听党内外的反映，《论修养》受欢迎，还翻译了各种文字，兄弟党一些同志也说好。为什么1939年的文章现在还能为读者所接受呢？恐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是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党的建设的总体来讲的，而《论修养》是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定之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这方面来讲的。这样讲，有自己的特色，能使读者得到帮助。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谈到，哪些文章有什么提法要考虑，某些文章中的章节有什么地方要调整。这以后，编辑工作继续进行。
1962年初，党中央正在召开七千人大会，很多到会的同志反映，“大跃进”中犯错误，除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何锻炼自己、修养自己，很不注意。七千人大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其中一条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锻炼和修养。不少同志建议，少奇同志有关党的建设的文章，可以不必等选集编定，先一篇一篇地出，印小册子。这样，少奇同志感到，不仅是毛主席，而且很多负责同志都要求出版他的文章，不能说不是一种压力。七千人大会以后，他才真正接手这方面的工作。首先还是准备出《论修养》（注：吴孝龙等：《邓力群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再版的情况》，《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
邓力群上面这一席话，应该说，把《论修养》修订再版的背景是说清楚了。
再版《论修养》的现实意义
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的专家张飞虹，在《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研究述评》中指出：伴随着《论修养》三次出版，形成三次全党学习热潮。这三次学习热潮的共同特点是：以配合政治形势需要对全党进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为直接目的。第三次学习热潮形成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当时中共正面临着国民经济失调的困难，党的自身建设存在违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等诸多问题。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特别重申“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对于避免执政党的重大失误具有重要意义（注：《刘少奇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6～77页。）。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狂热，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注：这两本书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12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就曾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在1962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所以，如何正确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就有一个如何学习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论修养》在“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一节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并说：真正刻苦修养，忠实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强调共产党员进行理论修养，不能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也改造自己。
共产党员在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的同时，要进行思想意识修养。这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一名思想意识修养好的党员，具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在党和人民中，他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错误和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于改正。为了拥护真理，他能够忍受各种打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论修养》在阐述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之后，分析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时指出，共产党员绝不计较自己在党内地位和声誉的高低，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人家或幻想人家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然而，正因为他这样做，正因为他在革命斗争中始终是正直忠诚，英勇坚定，并且表现了卓越的能力，他就能够受到党员群众的尊敬和拥护。又说，我们的同志还必须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野心和虚荣心的人，来做我们的领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只有毫无个人目的、完全忠实于党的党员，他在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品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相当的工作才能，能够正确地指导党的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前进，只有这样的党员，才能取得党的信任，才能取得党员群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英雄。
在讲到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论修养》强调：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也不是好共产党员，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还要加强组织纪律的修养。就是要很好地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对上级要服从，同时又要监督他（每一个党的领袖、党的领导者都要受党员的监督，任何党员都有权监督别人）；上级指挥下级，要倾听下级的意见，实行民主，有什么事要和大家商量讨论；对自己左右平行的同级组织，应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观摩，互相竞赛。总之，每个党员应站在党的立场，利用现在的位置，正确处理自己对其他党员，对上下级的关系，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去开展党内斗争。
鉴于古今中外历史上的革命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因骄傲而腐化而失败的前车之鉴，《论修养》指出：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论修养》的再版，对经历3年“大跃进”错误之后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可以称是一面镜子，值得每个党员重新学习，冷静反思。正因为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性，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9月到12月，在全国发行近500万册，掀起了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又一次学习热潮。
《论修养》“文革”厄运透视
《论修养》1962年9月再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时。邓力群回忆说：会上议论了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的问题。有的人提出，农村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三十是不好的。会议通过讨论，认为不好的也只有百分之十。主席对《论修养》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出有没有意见，没有听到。但是当时有人担心，这次会议气候不一样（注：吴孝龙等：《邓力群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再版的情况》，《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要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在这种气氛下强调共产党员加强个人修养，显然被看成是不合拍的。
二、从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到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以阶级、形势和矛盾为题的多次讲话中，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涉及的内容大都与刘少奇有关。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完全赞同陈云对困难形势的分析，并力荐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对邓子恢提出在农村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刘少奇也是同意的；对1959年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风吹，刘少奇虽然给彭德怀留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没有为他平反，但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无所谓反党了。所以说，这三股风，刘少奇都沾了边。毛泽东对刘少奇尤为不满的是支持“包产到户”，曾当面指责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注：王光美：《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刘少奇在人民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这一切，都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对“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之后发生的事。
人们都记得，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7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四个常委在会上作了讲话。毛泽东惟独对林彪在会上的讲话最为赞赏。会后不久，3月20日，他在写给田家英、罗瑞卿的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搞》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2页。）中说：此件（林的讲话）通看了三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嘱与其他常委的讲话一同下发。4月29日和30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罗瑞卿两次谈话，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注：参见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第150页。）
毛对刘的不满与对林的赞赏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在毛看来，当时所需要的是搞一点他的个人崇拜（这就是林彪发言的主题）；而《论修养》，则要求从普通党员到党的领袖人物，作自我批评。尤其是以上引用的“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人家或幻想人家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这样一些话，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强烈的刺激，而不能容忍。
三、从1939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面世，在党内就产生很大影响，曾被列入1942年的整风文献，是刘少奇党建理论的代表作。建国以后，《论修养》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得到外国各兄弟党的赞扬。这次修订再版，再次显示出刘少奇的理论魅力和他的人格魅力。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朝着刘少奇来的。1967年4月1日发表由戚本禹署名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5月8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下简称《要害》）两篇文章，前一篇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后一篇则是要从理论上打倒刘少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末荒谬地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这篇文章中，就曾诬称《论修养》是什么“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但这一大堆政治帽子后面，却提不出任何论据。《〈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想从理论上扫除《论修养》的影响，然而，除了强加于人的莫须有罪名以外，同样是说不出任何道理。如果说，因为文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那又怎样评价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这两篇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常学常新的文章呢？因为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同样只字未提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强调要人们学习白求恩、张思德的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至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要求共产党员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并认为，一个人只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不也是要求共产党员努力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修养么？可见，指责《论修养》是“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要害》一文似乎真正抓到的“要害”，是指《论修养》在引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中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一句，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并以此作为“背叛”的证据。
确实，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删节的。但是，如果像《要害》所说的是为了“背叛”，刘少奇就根本没有必要写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从行文的内容来看，引用列宁这两段话的目的在于说明，共产主义是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奋斗才能得以实现的伟大事业，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必须是伴随终身的。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仍然是存在的”。何况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侵蚀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众所周知，思想问题不是专政所能解决的。
更为现实的是，当时中国尚处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就明确宣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指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宣布：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的决议，更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的主张，决议说：“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中国的内部环境……和国际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至于将来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同年5月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时就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又在为施方白题写赠言中说：“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8～69页。）
在这种大背景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显然是与党的战略口号不一致的。至于1962年修订再版何以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一句，人们不会忘记，三年“大跃进”的后果，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当时的迫切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而不是要强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恰恰在《论修养》再版之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规定为党的基本路线，从而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历史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不是《论修养》有什么背叛，反倒是毛泽东步入了岔道。
十年“文革”造成人性的扭曲，党性、党风的败坏，有目共睹。20年改革开放的摸索，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可否认，也潜藏着相当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受个人私利的驱动，党员领导干部腐败之风日盛，积重难返；党内生活中的形式主义、说假话的恶习重新抬头；上下级之间的依附关系盘根错节，如此等等。因此，在全党贯彻十六大精神，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新认真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天，实在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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