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论文,现阶段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2)03-0035-05
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共同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作为社会性概念的公平，它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共同富裕就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愿望。早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都曾有思想家提出过“理想图”、“大同社会”的思想。但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同富裕只是梦想和空话而已，缺乏实现的现实条件。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首先来自近代的“启蒙”运动，应该说它是与资本主义的平等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和相应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进步，但其追求的平等是指人们作为一定商品的所有者，在进行“等价交换”时主体之间的平等。贫富两极分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是消灭阶级剥削的平等进步的社会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的制度。只有在这个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目的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生产关系前提和物质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公平原则，使共同富裕的实现有了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依据邓小平的观点，“两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但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既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自我实现，它是建立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制度。“两消”不能脱离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实现“两消”创造物质条件；“两消”不能脱离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否则，“两消”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两消”也不能脱离解放生产力，因为“两消”的具体特征和实现形式不可能没有缺陷，必然要经过改革来加以完善。这样，在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的条件下，才确定了“两消”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才有正确的依据，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为实现共同富裕找到了可靠的体制保证。
理论的分析并不等于现实的状况。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现阶段，却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这也成为广大群众与政府、学界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
一、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影响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分化现象出身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说平均主义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贫富两极分化也同样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从现实的实际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在近些年来增长缓慢甚至有的下降，他们与富裕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好的征兆。
（一）贫富分化的基本事实
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贫富差距程度的度量问题，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标准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越趋向于0，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越趋向于1，说明贫富差距越大。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在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过大，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表明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到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34，平均每年上升0.5到0.65个百分点；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7，平均每年上升0.45到0.55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据世界银行测算，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偏低，一般都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有的甚至要低于合理的区间而显现出一种过于平均的态势，相当于我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如英国为0.36，法国为0.33，丹麦为0.25，瑞士为0.33，瑞典为0.25，意大利为0.27，德国为0.3，日本为0.25，加拿大为0.32，澳大利亚为0.35，只有美国稍高一些，为0.41。相比较而看，我国贫富分化的差距已比较严重，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以追求和实践公平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是城乡差距。统计数字表明，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2253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280元。表面上看城市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是3:1。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分析，这种差距不足以表明中国社会城乡居民的真实差距。他认为，城乡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1](P16)由于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并不能完全通过统计数字计算出来，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补贴无法统计，实际收入被低估。农民收入中还要扣除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相当一部分要作为下一年生产性投入，而可能被高估。因此，农民收入也就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这也是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它直接制约着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转换。
其次是地区差别。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地区之间的地理、经济基础、人文的原因，加上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西部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0个省（市、自治区）人口2.58亿，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5个省（市）的人口总数差不多，而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是1:1.87，到了1999年拉大到1:2.77。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3768元，而西部地区则为2000元。广东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8900元，是全国最高的地区，而最低的宁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4137元，前者是后者的2.15倍。1999年上海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5480元，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每人平均纯收入1258元的4.35倍。在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放大程度要显著地高于城市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
还有不同阶层、行业之间的差距。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初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如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组，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中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为124元，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从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来看，据资料显示，在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中，80%的储蓄存款被20%的少数高收入者所掌握，另外20%的存款由80%的人所掌握。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8年则上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如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种福利、奖金很多，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
（二）贫富分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的现象及矛盾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说还没有完全为社会所不可承受，至少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边缘。
首先是市场改革化效应，其结果应当是人们可以普遍认同的收入差距。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规律本身就具有使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动力。特别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具有更快、更强的财富积累和裂变效应，使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更加明显。
其次，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竞争初始条件差异是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尽管依靠市场竞争形成差距是合理的，但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现有的竞争格局是以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非常不平衡的经济基础条件和经济结构状况等为基点的，竞争存在明显的初始条件差异。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由于存在着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致使无论是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
再次，不公平竞争及非法和腐败因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不平等竞争的表现很多，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群体或个人则不能，最终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从现实的情况看，影响平等竞争的因素很多，核心问题是改革不到位，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行政权力”因素严重干扰甚至直接限制市场作用，且很多都是以“合法”方式进行的，或者说在目前体制与政策体系下并不能充分证明其“非法”。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聚敛财富的过程得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开放。在这一过程中所牟取的“不义之财”，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等形式实现的。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普遍性的腐败已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构成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财富的聚敛过程，必然导致社会财富更进一步地集中到社会少数人的手中，并使得另外的社会成员受到相对或绝对的剥夺。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贫富差别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说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或机制在起作用。这个力量或机制，就是由市场和权力形成的合力。[2](P6)市场的竞争，使资源由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农村流向城市，而国家的再分配权力，则导致资源由社会基层流向中央政府，由于权力的被滥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腐败现象，使得大量国家集中起来的资源，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
最后，再分配能力不足，难以对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有关手段及功能严重不足。首先是对高收入调节不力。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征收、处罚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现象极为普遍。其次是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尽管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护等制度，但投入严重不足，管理和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致使相当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
（三）贫富分化的严重影响
一是威胁政治与社会稳定，影响改革顺利推进。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共同富裕是最基本的社会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非常大的收入差距，这显然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也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及腐败收入等大多与某些政府机构及某些掌握权力的公务人员有关。尽管这只是部分人的行为，但公众通常会把个别人、个别部门行为归结为政府的问题，从而使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一步降低。
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的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从经济重构的角度看，中国近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从工人和农民的角度看，这些改革将损失他们对安全、平等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收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暴富阶层和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严重经济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二是加剧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目前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少人的高收入并非是通过正当手段。虽然不正当收入的规模及涉及人数等难以准确估计，但示范效应却非常强烈，引起更多的人在发泄不满的同时，也被迫或主动采取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方式谋取个人财富，致使本来就不很规范的经济秩序越发无序和混乱，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无法形成，同时，以“致富”为目的的走私贩毒、诈骗抢劫、杀人绑票、拐卖人口等令人发指的刑事犯罪越来越多，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对经济秩序的进一步破坏有个人行为，也有部门、群体甚至地方政府行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利用权力寻租，制造垄断等不公平竞争，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谋取部门及小群体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迫于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及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也时常违背国家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采取各式各样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封锁市场、保护落后，有时甚至公然纵容不法经济活动，如此等等。较之与个人行为，这更为可怕。利用政府或部门权力，为谋取小群体利益而干预经济活动，不仅涉及面大，还很容易使不良经济秩序“制度化”、“公开化”。
三是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最近的一项跨国实证研究表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并容易形成经济萎缩。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导致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并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点早已为理论和经验所证明。
其次，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情况看，在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下，产业发展必然自动围绕这部分人的需求。有限的资源及投资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与此同时，由于多数人收入低下、需求不足，满足多数人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重化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无法优化。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决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这里，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干预政策。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相反，不平等的拉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长期增长。而只有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强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
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贫富分化的扩大，不仅危及到民众对公正的基本信念，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里的公平或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要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是非常必要的。
（一）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贫富分化既损害公平又抑制效率。因为通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而迅速致富的行为意味着少数人掠夺了社会和群众本应得到的一部分财富；又如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收入，这种收入差距与职工自身的努力程度没有必然联系，不是平等竞争的结果，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同时，贫富分化也抑制效率提高，突出体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对效率的促进作有具有递减性和不明显性，甚至具有可逆性。“所谓递减性，是指当人们的收入可以保证自身和家庭的生活需要，而继续增加收入将要付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将会牺牲掉相当一部分发展和享受的时间时，人们往往会考虑是否值得做出那样的牺牲。其结果，往往导致辛勤努力基础上的收入差距对效率增长的激励作用递减。”[3](P61)就是说，贫富分化会对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其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它所造成的对立情绪还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乃至酿成一定范围的社会动乱，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造成明显损失。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方面，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之后，提出了符合实际、符合经济规律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不能忘记兼顾公平呢？这主要是市场经济本身没有自发实现收入公平的条件，即通过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达到每个社会成员在个人收入方面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在强调效率优先原则的时候，忽视了兼顾公平，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也是忘记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人在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其背后实际隐含着一种价值倾向，那就是公平是次要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背离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宗旨。如果把贫富分化看作是提高效率的必要代价，或者认为市场竞争就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那么这种观念都可能存在着某些偏颇和危险。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错误是必要的，预防和解决分配不公同样是必要的。
（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收入差距
一是保护合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实际上就是保护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只有对合法收入依法保护，才能使一部分有能力、有技术、有资本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率先富裕，并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二是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或用偷税漏税、权钱交易以及其它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要通过严格执法予以坚决打击和惩处。三是整顿不合理收入。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垄断行业的分配制度，制止一些垄断企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现象，把福利收入货币化，隐性收入显性化。同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逐步消除垄断利润。四是调节过高收入。当前的重点是加强对部分高收入者所得税的征管，采取得力措施制止偷、漏税行为，同时要借鉴国外调节收入分配的经验完善所得税制，对高收入者在收入、财产、消费诸环节进行全面有效的税收调节，如对只有高收入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开征特种消费税；对不动产和财产继承，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等。五是保障最低收入。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为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如果说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三）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效控制地区差距
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非常突出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城乡差距的关键是经济基础及资源约束导致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继续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回旋余地已经非常小。长期的发展思路应立足于逐步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在短期内，仍然应积极做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一是要继续清理“三乱”，同时，应积极探索改革基层社会事务管理体制及相关财税体制，彻底解决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制度性约束。
对地区差距问题，治理重点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加大对西部的投入，全面改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基础条件方面的差异，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自身竞争力；二是通过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等再分配手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改善居民生活，尽可能弥补市场竞争中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为此，全面提高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尤其是增强中央财政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认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切实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不断完善和健全社会转型中的法制和体制，就能够扼制和克服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及其负面影响，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收稿日期：2002-07-15
标签：贫富分化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共同富裕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