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首都部分专家学者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宏观经济论文,专家学者论文,中国论文,首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我国的经济形势伴随世界经济的初步复苏，在国家宏观政策的作用下，整体上保持了一个继续增长的趋势。一季度GDP增长了7.6％，虽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5个百分点，但比去年第四季度加快了1个百分点，比前年也高0.3个百分点，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用满意与否的标准来衡量当前经济的一些主要指标，那么可以说是基本满意的。
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的结构调整比较令人满意。一方面粮食播种面积经过两年调整，今年已经止跌转稳。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可能达到近16亿亩，比去年略有增长。另一方面是农业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主要农作物的优势产区和主产区比较集中，优良品种面积大幅上升。目前看，夏粮作物尽管去年年底一度旱情比较重，但是由于4月初一场及时雨，大多数地区的旱情得到一定的缓解，如果今后气候大致正常的话，那么，全年夏粮的生产能够获得丰收。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状况比较令人满意。由于去年年底加快了国债的拨付进度，再加上利用外资和银行信贷方面的配合，以及今年的暖冬等多种因素，第一季度全社会的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6％，增幅提高了7.2个百分点。应该说，投资形势比原来预期的要好得多，主要是基本建设的更新改造、房地产的投资，都保持了全面增长，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民间投资也增长了10.6％，应该说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趋势，但还是偏慢。
第三，利用外资的情况比较令人满意。一季度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10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5％，提高了15.8个百分点，保持了一个比较快的增长趋势。
第四，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比较令人满意。一季度城市居民由于去年1月1日和10月10日先后两次调资以及去年第四季度增发一个月奖金在今年一季度兑现，居民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2％，增幅也加大了。由于出售农产品数量明显增加，第一季度农民人均收入682元，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了7.2％，与去年的4.5％相比也呈加速趋势。
第五，我国的工业生产基本上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一季度增长10.9％，虽然比去年同期回落了0.3个百分点，但是比前年9.9％的速度高1个百分点，比去年第四季度8.4％的速度高了2.5个百分点。所以，就工业生产来说，还是一个可以基本接受的指标。
第六，外贸出口比较令人满意。一季度出口增长9.9％，比去年第四季度6.6％的速度要高，比去年全国6.8％的速度也要高，可以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指标。
第七，市场状况比较令人满意。一季度市场销售增长8.4％，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9个百分点，给人感觉消费好像有明显放慢的趋势，但如果考虑到去年同期商品零售价的下降幅度只有1％，今年一季度是1.6％，那么实际上增长的幅度只比去年同期降低了1.2个百分点。加上去年年底各种购物券的集中使用，带来相当一部分购买力提前实现的因素，那么一季度市场的销售增长幅度，应该说还是比去年同期略提高1个百分点多一点。
但是，我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第一个不满意是一季度贷款虽然增加318亿，但我们的投入产出状况不能令人满意。从财政收入看，第一季度增长幅度只有3.4％，明显放慢，考虑到有些特殊因素，比如说银行的营业税下调1个百分点，关税下调2个百分点，以及国有股减持等，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只有14％，比去年同期回落十几个百分点，这样，财政的情况是不理想的，可以说是近五六年来财政增长最慢的一个年份。一季度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3个亿，去年同期是800多个亿，今年只有200多亿。
第二个不满意是企业的效益。一季度工业利润下降9.1％，大概减少80亿，特别是国有企业利润下降30.1％，呈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工业的亏损一季度增长了14.4％，其中国有企业的亏损增长了16.6％。利润减少，亏损上升，是一季度工业企业运行中比较令人不满意的一个指标。当然企业利润下降有价格因素的影响，第一季度由于石油价格下降26.4％，造成石油、石化两个行业的利润减少168亿，比整个工业的利润减少了80亿还要多，相当于整个工业利润减少的两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目前的效益更多依赖于价格因素，还不是主要靠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降低成本增效。
第三个不满意是价格持续的下降。消费价格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一季度消费价格下降0.6％，其中1月份下降0.5％，2月份持平，3月份下降0.8％。除此以外，一季度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也下降4.1％，原材料动力价格下降4.7％，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同时下降，也反映出目前通货紧缩有再一次抬头的趋势。
第四个不满意是我们的下岗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尽管3月末国有企业下岗人数是490万，比年初少了25万，但是根据25省、市目前情况来看，还有5个省没有统计，加上这一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登记失业率可能比去年3.6％要提高0.1到0.2个百分点。此外，我们的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有230万左右，加在一起没有就业的人数可能达到1，300多万，这里还不包括没下岗还在工作，但可能一个礼拜只干三四天的职工。
以上四方面的指标是相互关联的。表面上看是财政收入大起大落。财政收入之所以回落是由于企业效益明显回落，而企业效益明显回落，是由于价格大幅度下降，而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增幅的下降，企业效益下降，价格下降，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就业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所以这四个指标相互影响，表象是财政，实际影响到失业下岗人员居高不下。
由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失业下岗人数的存在，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企业不安定的因素和群体性的事件明显增加。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下岗失业以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在1年，至多不超过2年，超过这个时限，心理就要发生变化，就要产生躁动，就会去寻是非，就要开始寻求一些排泄办法。根据调查，参与这种群体事件的人60％以上都是下岗失业和退休职工。这说明这么多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力度还不够，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个问题重视的程度，解决的力度还不够，过分地把物价等其他方面的一些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一位指标，而没有把解决失业下岗这个问题作为政府的第一位指标。
从长远来看，眼下存在的问题除了这四个方面以外，我觉得农民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农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像一季度的7.2％这么高，还会进一步减缓，所以农民买不起的问题眼下还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眼下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是增产不增收；另一方面是入世以后，进口农产品数量明显增长，比如，一季度，尽管1月份、2月份农产品进口控制得比较严，但是上个月配额一到位，马上大幅度反弹，一季度小麦进口已经超过200万吨，这对农民的收入增长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力，因此农民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关注。我国的城乡差距处在一个极其不合理的状态。表面上看，去年农民收入是2，366元，跟城市居民6，860元的差距是1：3，实际上2，366元中有40％是实际性的收入，而这个实际性收入是不可能对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的，把这40％扣除，城乡的差距就超过了1：4，再考虑农民收入中还有20％是要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比如说化肥、农药、柴油、种子等方面的开支，这样算来，2，366元中只有1，800多元现金收入，再扣掉20％的生产备用金，剩下只有1，500元左右，城乡差距接近1：5。再考虑到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隐性收入，比如住房的优惠价格，看病可以报销80％，孩子上学入托还有一定的政府和单位的补贴，以及城市居民用电的价格比农民还要便宜2-3毛钱，因此中国城乡的差距已经超过1：5，可能要达到1：6。这是一个严重不合理的状态，从国际上看，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通常城乡差距是1：2，我们大大高于这一比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问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额继续增加，尽管在政府加强对银行不良贷款考核以后，不良贷款的比例去年下降2个点，今年一季度下降0.8个点，相对数在减少，现在是23％左右，但是绝对数还在继续扩大，眼下银行的不良贷款总数超过26，000多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不加快改革，不加快改进自己的服务，这个问题可能还将继续突出地存在。眼下来看，四大国有银行资金放不出去，一方面吸收大量的储蓄存款，另一方面银行的贷款数量明显下降，大量的钱只好转存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效益很难得到改善。这个问题入世以后会更加突出。大家知道我们的银行无论是中国银行还是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他们的赚钱区域是很有限的，基本上只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等十几个城市，利润也主要靠这十几个城市，而大多数地方银行都不赚钱。入世以后，我们曾片面地认为外资银行不可能像国有银行一样建立庞大的信贷网络，所以不会对我们的国有银行造成威胁，但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入世的完成。国际上一些有实力的银行纷纷进入这些有效益的城市，寻找跟地方银行的合作合资。显然外资银行已看到这样一个现实，不需要在全国各地都设立分行，而只需要在这些赚钱的地方驻足。这对我们的商业银行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我觉得眼下并不仅仅表现在贫富差距上，这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绝对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如果从各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来看，我觉得我们至少在3个方面是有缺陷的：第一，对高收入群体我们既缺乏一个鼓励他们投资，鼓励他们发展慈善事业的机制，也没有一个对不正常收入进行合理调整的机制。眼下富裕起来的人大多数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另一手拿着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护照，民间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高收入群体投资的激励和保护机制，这远比简单的怎样把他们的收入调下来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从市场要求来看，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这种投资层，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资源。第二，我们在打破大锅饭体制，走向市场，把人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社会缺乏一个对低收入困难群体或者叫弱势群体的托底机制，使得这些眼下暂时处于困难状态的群体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造成他们不安定、不安心、不安分，对社会意见比较多。第三，我们缺乏一个强大的中间收入群体来做社会的中间力量。我们知道，选择市场经济就必然意味着贫富差距是不可能根本消除的，因为市场的风险必然会对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人的劳动技能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是不均衡的，所拥有的资源也是不同的，人的收入水平也必然会有差距。因此，在市场经济下是不可能消灭贫富不均的，那种想建立一个什么机制来消除这种贫富差距的设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从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上看，今后完成7％这样一个增长的预期目标还是有可能的，但要保持去年好的经济运行质量——财政收入高增长，企业利润高增长，个人收入也是高增长——是比较困难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国家眼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是存在的，第一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政策的支撑作用还是比较强的，有利于国内需求保持增长；第二是政策有回旋的余地，无论工资、债务，都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做新的调整；第三是前几年发的国债投资陆陆续续将发挥作用，从资源的供应角度来说不存在问题；第四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迹象比较明显，尽管还存在着石油价格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等不确定因素，但从眼下来看多数人和多数国际组织都认定今年社会将比去年好，明年将比今年更好，这样一种趋势的判断有利于我们发展对外经济，扩大出口。所以，今年支撑7％增长率的基本因素还是存在的。我大体上算了一个账：如果说投资能够维持去年12％这样一个增长趋势，像一季度19.6％，那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来说可以使经济增长3％左右；眼下消费尽管增长比较平稳，没有太多消费热点，但是大致维持去年的消费拉动力还是有的，增长4％的动力还是存在的。因此从内需角度来说，投资消费能够使经济增长7％左右这样一个目标是能够完成的。问题是比去年高还是低，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变化，取决于进出口增长幅度的调节，如果说今年出口能够高于6％，进口增长幅度也在9％以内，那么全年来看可能还有零点几的拉动。反之可能是零点几的负拉动。由此看来今年能不能高于去年，关键取决于对外经济。从内需角度看是大致跟去年增长速度接近的这样一种趋势，要把这种趋势变为一种现实，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要把政策落实的机制抓紧建立起来。我们的宏观政策落实机制还是有问题的。在落实中，有这样两种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一是积极财政政策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稳健的因素；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积极的因素。因为眼下经济从一个趋势上看，它的增长如果没有足够灵活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一个更好的发展趋势是比较困难的，仅靠财政的支撑是有困难的。财政上要解决弱势问题，稳健货币可以多一点。
第二，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预期。去年之所以还能够保持比较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各种大事使得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有一个上升。去年也有股市的过分波动，带来股民的伤心，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今年大家应该着力保持比较好的状态，一是经济安全的问题，要时刻关心。眼下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在增多，如果在经济安全上出问题就会给社会带来问题；二是社会安定问题也需要好好解决，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也还是不少的，需要加快解决；三是民众的安心问题，这也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没有安心的民众，社会安定的问题就很难做到。
第三，需要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在微观政策方面更加灵活一些，以求真正刺激民间投资。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长10.6％，与整个投资相比落后9个点，比去年曾经达到20％的增长幅度还低10个点左右，所以民间投资应是眼下需要积极关注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需要进一步降低市场门槛，需要进一步制定保护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没有民间投资的跟进，经济持续的动力会受到影响。
总之，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今年达到预期目标不会有太多问题。当然从一个长过程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体制方面往前走，改革如果不抓紧做，对中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会有很大的伤害。我们需要处理好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郑筱萸（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局长）：
现在我国的医药经济发展和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如何应对入世的形势，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当前我国医药产业的现状。
医药产业是集约化、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一个行业，是世界上利润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发展比较稳定。同时，医药产品又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的新产品之一，占国际贸易额的20％以上。医药市场的规模正在逐年扩大，平均年增长7％，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预计世界医药市场的规模到2002年可以达到4，116亿美元，2005年可以达到5，000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6，810亿美元。我国医药行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发展得很快，并且超过世界平均年增长7％的速度，年均增长17.6％，高于国内工业的4.4％。去年医药增长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达到2，767亿元人民币，比2000年增长18.5％；工业销售额累计完成了2，09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我国现在可以生产化学原料药1，300多种，40多万吨，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药产业起步较晚，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是企业组织结构，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规模和产品集中度较低，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专业化较差；与此同时，高新技术原料药、新药短缺，生产设备大批闲置。其次是科研投资经费少，水平不高，产品附加值低，新品种较少。我国现在每年科技开发费用仅为销售额的1％，加上各方面的投入，预计也就是1年30亿人民币。而国外大的公司科研开发占销售额的10％-15％，超大型企业现在已经达到了20％，有的公司1年投入就是10亿美元。1985年-1996年，我们的新药生产仅占4.33％，且还容易受到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限制和索赔。创新药少，不易形成产品高附加值，使企业利润水平不高，最终影响新产品的科研投入。再次是医药流通领域运转不正常，使得许多陷入困境的医药企业雪上加霜。医疗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医药购销之间的不正之风、高额折扣依然存在，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客观上造成企业投入不足，价廉物美的药品销售陷入困境。
整治目前这种状况，必须从改革体制着手。一方面整治流通环节，加大打假的力度；另一方面把药品一种分类改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两种分类，并改变新药审批办法，与国际接轨。此外，对药品企业进行整顿，强制推行GSP标准，进行良好的药品生产环境规划，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多家企业通过了，还有700多家在验收和换证过程当中。对药品流通企业实行GSP标准整顿，按照规范良好的要求进行检查。通过整顿，逐步取得了一些成效。尽管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但整体趋势是在不断得到提高。
第二，加入WTO对医药领域的影响。
加入WTO，我们有5个方面的承诺，特别是在关税方面，我们承诺优化和取消非关税的壁垒。医药产品的关税税率2000年是9％左右，我们承诺2002年-2003年，大部分医药产品的关税要降到4％-6％，医疗器械关税将由原来的10％降到6％，同时加入WTO要取消大型医疗设备的非关税壁垒措施。由于药品品种繁多，现在全国已经注册的药品批准号是15万多个，常用药是4，000多个，化学药去年药检品种达到1，699种，药料器械品种更是繁多，根据我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不同的医药品种，税率最终也不尽相同。
另一个重要承诺是知识产权协议。WTO若干协议中关税和服务贸易协议与药业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中要求对包括药品在内的所有产品和方法提供从原料申请开始最少20年的专利保护。我们国家在1993年1月1日以前已经实行了产品的专利保护，在这方面应该说对入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200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专利法》，进一步完善了专利制度，确立了司法在专利制度中的地位，这无疑在法律上进一步限制了对国外专利药物的仿制。此外，我们还承诺逐步开放药品推销服务领域，承诺从2003年1月1日起开放药品的分销服务，取消地域限制，允许外资对药品进行批发零售，提供售后服务。
加入WTO，我国药业也面临机遇。现在人们谈得最多的是WTO对药业的冲击。我认为加入WTO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首先冲击的是政府；对企业来说，首先冲击的是商业；而对工业来说，我觉得在注重对新产品鼓励创新、防止专利侵犯的同时，更要注重提高老产品的技术经济指标。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医药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一是管理，二是资金，三是品种。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在这3个方面都不如外方，加入WTO后，很容易受到冲击。特别是在医药流通领域，虽然这两年我们的医药流通企业进行了改革、改组，但总体看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有一定规模的不超过10％，企业集中度很低，产业平均利润率不到1％。在国外，以美国为例，仅有批发商200多家，利润率在1.5％，美国的20个药品连锁店占全国零售总额的90％。而我国现有300多家连锁店，销售额也只占全国销售额的10％。医药企业要加快推进连锁经营，加快GSP认证步伐，加快市场重组和整合，降低经营成本，才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由于医药工业比较早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制药业对入世有一定的准备，比如，天津从1980年就开始准备了，在1984年就成立了合资公司。目前世界排名前20位的医药跨国企业都在我国办了合资企业，他们的进入一方面给国有企业带来了经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带来了新的技术、品种和管理。总体上看，国内制药企业对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体会比较深，经受了市场经济的锻炼和考验。入世以后，我们将继续推进技术进步，加快调整，组建大企业集团，这样，就可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现在看来，国外专利产品的冲击有但是相对比较少，我们现在97％的产品是仿制的，但这些是合理、合法的仿制产品。
我们的技术指标不如国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冲击的将是这一块。有些专家谈到WTO时，讲防御多，讲应对挑战多，讲机遇少，我认为，应该看到，加入WTO以后，他国就必须给我国最惠国待遇，给我们国民待遇，给我们非歧视待遇。这样，我们就应该有进攻战略，而不是被动防御。应该说我们在过渡期还是有优势的，我们一方面要保护自己，一方面要走出去、打出去。我们的医药产业要面对挑战，更要看到机遇，尽快熟悉它的规则，遵守规则，不使我们违规出局；另一方面要运用规则，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我们对药品监督管理体制虽然进行了重大改革，但现在还不适应WTO对各成员国政府提出的体制性挑战；（2）法律体系还不适应，我们要对已经实施的法律、法规按照WTO规则重新修订；（3）管理队伍不适应；（4）技术专利手段、监督手段和装备比较落后。
第三，应对WTO的主要思路。
其一，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体制问题，降低药品医疗器械关税，必要的法律、政策准备；其二，进一步加大药品改革力度；其三，加强药品监督管理法制建设，提供法律咨询服务，WTO要求成员在实施有关外经贸法律和法规时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机会；其四，提高政策的透明度；最后，坚决做到法律、法规、政策的统一。
高坚（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助理）：
在谈到宏观经济形势时，我想就金融领域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是金融资产的结构不合理。我们的金融资产去年是24万亿左右，在整个金融资产当中，有2.8万亿是债权，有4.6万亿是股票，大概有0.4万亿左右是保险，其他是银行资产，在金融结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这部分中，股票、债券，保险等的比例非常不合理，大体上直接融资这部分是7.8万亿左右，其余有16亿是银行资产。如果我们再看看直接融资这部分，股票占4.5万亿，债券占5.8万亿，债券占资本市场绝大部分，也不合理。这样一个不良的结构对经济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大量资金都是通过银行，那么宏观经济上就是增加货币供给，表现为两个体内循环——一个是银行间市场体内循环，一个是股票市场体内循环。银行间市场体内循环就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全部停留在银行间这个市场内部，银行用这个钱又去买国债，又去买金融债券，这个钱还是留在金融领域，没有进入实践当中，所以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受到影响。银行为什么只买国债、买金融债券，不搞实业投资？原因是一搞实业投资，银行就有增加不良资产的风险，这样还不如买国债。特别是现在需要资金的非国有企业、民间企业，很难得到国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在县乡这些大量的非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银行的支行没有权力批准贷款。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银行资金非常多，另一方面民间需要的资金却得不到，而民间经济增长是我们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现在，国债利率比银行存款利率高，银行吸收存款大体上是活期不到1个百分点，这种低利率就促使银行用这些钱再去买国债，可以得到一个无风险利润，银行何乐不为？这样一来，财政发债向银行发，银行用吸收的存款来买国债，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效应，把民间投资给挤出来了。再看看银行，银行为了减少不良资产（每个银行行长现在都有这样的要求，三年内不减少不良资产就涉及乌纱帽问题），都非常重视大量购买债券。去年我们发行了15年、20年期债券，现在又发行了30年期债券，而它的收益率只有3.93％，这说明了什么？中国是7％-8％的增长速度，30年债券的收益率是3.9％；而美国经济是3％-4％的增长速度，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却是5.1％。所以，现在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了，这么低的利率，使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结构出现了扭曲，大量钱积累在银行，长期这样，银行会有很大风险。银行资金来源基本上是短期的，却把吸收的大量资金投在长期——现在银行16万亿资产中，大体上有3万亿左右不良资产，有3万亿中长期贷款，有2万亿债券。如果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他们会通过各种服务，争我们银行的存款，我们的银行马上就会出现流动性问题。现在银行不良资产很多，大家觉得这是国有银行，我把钱放在这没有问题，如果外国银行服务好，一部分钱就会转到外国银行去，届时大家到国有银行提取现金的时候，银行就可能会出现支付问题。有人说银行持有那么多债券可以去卖，但别忘了，所有成员都是银行，如果卖的时候没有人买，那就没有交易了，这时候，长期债券就会面临损失，甚至面临挤兑破产的风险。因此说，银行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问题包括安全、风险问题的集中反映，这当中也包括工作政策的传导机制，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风险就有可能在银行系统中出现。银行出现风险，大家认为这是银行管理问题，只要加强监管，防止银行个人把钱卷走，防止人们抢银行就行了。这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风险，还有更深层次的风险要防范，如果银行出现支付问题，银行大量倒闭，引起社会不稳定，那么这个责任又是谁的？我的结论就是，银行改革要加速，这个改革就是不要主管部门干预，逐渐把利率放开，减少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问题。
第二是银行业务单一。银行现在只有存贷款业务，没有中间业务，我们怎么跟外国银行竞争？现在国内银行、外国银行是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竞争，外国银行所得税免一半，他们没有我们这么高的所得税。我们的存款是保护利率，外国机构可以享受这种利率，然后他们到国外投资可以有很高收益。现在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是5点几，外资银行在我国吸收外汇存款利率大体是2点几，而我们国内银行没有这种竞争条件，我们不可能到外面投资，我们只能在国内贷款。所以，在税收政策、管制方面，我们把自己银行的手脚捆住了。给外国银行这么多优惠，这样只能把自己银行搞垮，如此，还不如更早放开，使我们更加适应市场环境。要解决现在的问题，一定要发展债券资本市场。一提到资本市场，大家都认为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真正的资本市场的基础是股权市场，一个好的股权市场的基准就是国债市场（债券资本市场），一旦股市这边收益率特别不合理，它会转到债券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就是没有好的债券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但是投资人没有感到投资过热的问题），债券市场对于宏观经济，对于稳定金融非常重要。
温铁军（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现在，三农问题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和紧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第一，中国不存在孤立地讲农业问题的条件。
三农问题以农民问题为首。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不是我说的，孙中山、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因为农民生活在农村，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相关，为什么说农业问题不能孤立存在？因为按照人均产量，中国农业主产品基本上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出口量非常之小，农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非常低，目前只有15.4％。因此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矛盾，15.4％的农业产值能不能支撑64.1％的农村人口的公共需求？无论是保障，是管理，是加强党的建设，还是加强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钱，这就造成了党群关系高度紧张，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高度紧张。即使有了农业产值，农业产值比较高，甚至跟农业人口基本接近同比（当然，至于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目前还说不好，也许30年或50年后有这个可能），如果仍然是2亿多小农户，80％以上的农产仍兼业化生产，政府也无法跟农民交易人均过少的那点剩余产品，因为交易对象太大，交易成本太高。50年来，除了人民公社时期以外，实际上政府没有解决如何跟农民交易的问题，这也是造成今天农民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总之，15.4％的农业产值支撑不了64.1％的农业人口的公共需求，在这样的条件下，讲什么加强对农村的管理，讲什么教育、税费改革都没有用，在这样一个大脑子、小身子、中间一个细脖子（现在的税费制度、管理制度等等）的比例之下，党群关系是不可能支撑的。发达国家一般都补贴，我们补贴不起，现在对农业的负保护率是8％以上，但客观上是农业资本净流出。这是第一个矛盾。
第二，政府跟2亿多小农户的交易成本太高，无论征粮或催款都会激化矛盾。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降低这种交易成本：高度分散的234，000，000多小农户，80％以上是兼业化的，每一个兼业小农户的剩余又是过少的。按照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农业的19.5亿亩耕地一般需要5，000万劳动力，按照实际农业生产力水平，则只需要1个亿的农业劳动力，那么3.4亿农业就业人口中有2.4亿就是多余的，这2.4亿劳动力的转移很难解决。80年代的劳动力转移主要靠乡镇企业，前提是土地没有管理，税收没有实行现在的严格税制，也没有搞分税制，而且税制上对乡镇企业优惠，只按其自报的营业额的1％征税。税不严格，地不严格，农村土地收益才转化成了乡镇企业收益，才替国家解决了127，000，000乡镇企业就业人口。现在一切严格了，再加上关闭十五小，乡镇企业大面积垮台，尤其是中西部尚未完成工业化地区的那些乡镇企业，都大面积垮掉了（大致有70％），因此，乡镇企业带动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国家在考虑乡镇企业的政策上有问题，不能照搬一个东西来管乡镇企业，尤其不可照搬公司法，乡镇企业不可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他是替你解决就业的，你对他没有任何优惠，他当然就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了。再加上大面积的乡镇企业私有化，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私有化以后，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再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就业率自然就大幅度下降。
20世纪前50年，中国有3次土地革命战争，后50年有按农民人口均分土地的制度变革，因此20世纪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21世纪就业问题高度突出，但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主要表现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说是农民问题？搞了这么多年，其实农民问题没有解决，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恶化。到去年为止，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农村发生的数量第一次大于城市，城市只有1，000多万下岗、待业、失业人口，但在农村，有2亿多潜在的农业失业人口。另外，还有农业产值低支撑不了公共开支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不能再单纯地讲农业问题了。对三农问题有个通俗形象的说法：“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可是，“三个代表”里有没有农民？市场经济有没有农村？四个现代化有没有农业？我不能说没有，但社科院做的《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的研究》把农民放在了第10位，最底层。在建国50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其实一直处在被剥夺的地位上，我们那几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话语：“三个代表”、市场经济、四个现代化等等，都是方向性的，但对占将近70％的农业人口来说，确实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农民仍然长期处于被剥夺的地位，你就很难说代表了他。第一，从政府机构来讲，这么多的中央部门没有一个代表农民，这么多的政府机关，连农业部也代表不了农民，没有哪一个部门是专门针对农民的就业问题而设立的，所以很难讲农民被代表了。第二，从市场经济来讲，因人口增加、土地占用，已经有1/3的省、1/3的县的人均耕地已下降到农民基本生存保障线之下了，土地越来越只具有保障功能而不具有生产功能。这样，假如土地要素不能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劳动力转移又非常困难，当劳动力投入产出比下降到0以下时，资金就不可能进来，农村存款就会大量流出，实际上就是资本净流出。总之，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个基本要素在农村构不成按市场进行调节的条件，市场经济就很难在农村得到发展，至于农业现代化就根本不用提了。1998年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时已经说了，只在发达地区争取率先实行农业现代化。因此，目前还不具备解决三农问题的条件。
目前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正式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提出来，希望国家能把就业最大化作为基本国策。无论追求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科学，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总之，得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仅农村劳动力总数实际上就不止5亿，60岁以上和16岁以下能劳动的全部加起来是6亿，假定需要1亿，则还有5亿要解决，这5亿如果乡镇企业能解决1亿，实际上只能解决几千万，这样，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希望国家能以就业最大化为第一国策，以此来衡量所有的国家审批项目，尤其是国债项目。现在国债投资总数是20，000多亿，拿老百姓的税收解决的不应该是外国人的就业问题，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国债项目一定要以能否带动就业为评价标准，所有国债投资不要求上机械，而应要求上劳动力，上劳动力必须以工代赈。现在多种产品过剩，就是因为农民没有收入。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把就业作为第一国策提出，同时在国债项目上考虑更多地以工代赈，尽可能多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入世后中国庞大的农村怎么办？就业当然是其一；其二，政府必须应对234，000，000小农户的局面。要允许农民在非农业生产领域中进行合作。有人说中国农民不合作，那是瞎话，你把所有能赢利的部分全都控制了，只让他们在最不赢利的种植业中合作，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利润。政府要放开农民能够进入的合作经济领域，金融、购销、加工这三大领域，政府应以免税政策鼓励农民合作进入，其产生的收益用于返还农村公益事业，返还农民的种植业，只有这样农民才能维持生活。如果一味强调农村土地私有化，去拼出一个规模，就会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如果城市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就会出乱子。美国的破产农场为什么会破产？规模不够，才200公顷，200公顷以下根本不挣钱。如果想通过土地私有化促进中国的农地规模，得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一个农户达到200公顷的规模？要从国情考虑，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这都是不可逆的趋势，30年内都不可逆，因为人口在增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过分相信了技术，过分相信了科学，忘记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现在决策中一系列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大家理解，事情是比较复杂，也是比较严峻的。
宋宁（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从总体上讲，今年和去年相比有很大的改观，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今年经济开端非常好，超过预期，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出口出现明显的回升。一季度出口增长9.9％，超过预期，特别是对美国、欧盟的出口。这说明美国经济衰退对我们出口没有太大影响。我国出口最多的是通讯电子、IT类产品，这些订单实际上是从其他亚洲国家转过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这些国家的企业供货关系中断，很多企业破产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这种情况跟1998年差不多。所以，世界经济不好对我们可能还是有比较多机会的。
第二，投资全面快速增长。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基本面的投资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带动一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且投资是一个先行指标，一季度投资快速增长，预示二季度以后经济仍然景气。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有明显增加，包括农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农民收入在今年一季度增幅比较明显，当然我对现在公布的农民纯收入增长也有疑问，因为现在粮价很低，而且农民进城打工没有明显增长，农民收入从哪里来？是调整结构？我看原因还不能直接解释，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数字，从抽样调查综合数据来看，应该是明显增长。
外需快速增长，投资和消费市场不错，扭转了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自去年以来逐季下滑的趋势。这超出了预期，原定的目标本来考虑是6％，后来定为7％，一季度实际是7.6％，比去年四季度提高了1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出口投资和消费的拉动。
从一季度情况看，下半年情况会好些。但现在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物价水平持续回落，包括工业品出厂价格、市场零售价格，都是持续回落。有专家认为，现在通货紧缩的趋势重新显现。不管怎么说，物价水平特别是工业品批发价格将近12个月的回落，这种趋势值得注意，而且由于物价水平持续回落造成企业效益下降，影响经济运行质量。今年一季度国有企业实际利润增幅是下降的，其中主要是由于油价的下跌，使石化、石油这两大行业的利润减少很多。但是剔除这一块因素也不能讲效益很好。
第二，财政收入增幅明显下降。今年只增长3.4％。有几个因素影响增收：一是关税下调3个百分点，这个影响很大，有600亿左右；二是金融结构营业税下调；三是国有股减持收入没有了；另外还有车辆购置费改税等等。剔除这些因素，财政收入按同比口径也只是增长14％多，支出比较快，中央财政收入减少。我们分析一下情况，支出过快增长一是由于工资增加的因素，就是去年加工资，而且年底又是一个月的奖金；二是出口退税，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这是比较好的，实际执行400多亿；三是今年国债项目进度很快，由于暖冬，施工期比较长，国债项目基本建设进展快。财政支出还包括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规模扩大，政策兑现快，这也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控制住收支进度，不要出现大的波动。
第三，出口市场秩序很混乱。中国入世以后，一些国家减少、取消或者是放松配额管理以后，我们的服务、纺织品、箱包出口大幅度增加，同时国内企业大打价格战，互相竞价。这个是很危险的，一方面出口实物量增长，但另一方面效益并不好，而且会引发倾销。
第四，货币传导机制有问题。金融机构贷款，从四大商业银行来讲，是少增加了几百亿，特别是一、二月份更明显，三月份贷款上来了，但总体上还不是太理想。这说明实际上并不是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国有商业银行机制有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现在超额准备金太多，而且利率太高，国有商业银行把钱大量存入央行，靠利率过得挺好的，而存款太多明显是一个紧缩的因素，应该实行零利率，改善市场资金供应。
第五，内需不足。特别是农村内需不足还相当突出，在城市主要是就业压力相当大，这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城市，失业和隐性失业，加起来1，500万-1，600万，存在这么大的失业人群，影响社会消费，而且影响社会稳定。最近群体事件明显增多，主要是由于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困难持续的时间太长，已经到了要出事的时候。
这些问题应该集中解决，把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从今年的趋势看，总的趋势是向景气方向发展，但是不会像有的专家说的，增幅会达到8％多。我最近看到北大一个教授说今年是“坐八望九”。从国际上来看，美国经济虽然出现了好转，但是也有很多隐忧，它主要靠消费，家庭和个人债务增加了，老百姓预支了今后的消费，债比较重，这是影响今后美国消费很重要的因素。虽然美国经济好转了，但是失业率还是很高，大公司破产还在不断发生，金融机构的问题还没有暴露，像花旗这样的大银行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不能过于乐观。美国去年衰退是温和衰退，去年四季度已经有1.7％的增长，这样温和的衰退，在复苏以后其增长也不可能是强劲的，一定是一个温和走势。从国内看，这些问题实际上影响了今后的需求。所以，从全年来讲，我认为不可能出现前低后高这种态势，可能是平稳的，搞得好稳住在7.6％，后面高到哪去，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从需求来看，没有很大把握，出口很难说，现在反倾销日益增加，我们想保持一季度9.9％的出口增长，全年做到这样，即使美国经济好转了也不会有太大增长，因为我们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财政政策上看，减税还不到时候，明年国债如果不发1，500亿，也得发1，000亿，这是必要的，因为现在还没有进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还需要政策支持。
魏杰（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在未来20年中，基本还是城市化、工业化问题这两条线索，而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的载体就是企业，这种社会组织机构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企业问题。中国入世，一个是政治入世，一个是企业入世。中国企业入世实际上是三个方面入世。
第一方面就是企业制度安排问题。企业实际上是制度组合体，企业制度怎么安排是企业最主要的问题。我们专门找了国外10家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研究国外企业制度安排比研究我们企业难多了。我们企业看中央文件就可以了，一查就查到。而国外企业各有各的一套，当我们提出要研究他们的制度安排时，他们给我们两个资料，一个是公司章程，一个是管理白皮书。对比下来，我们企业入世在企业制度安排上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外这种企业制度安排实际上有六个内容：一是企业产权制度，二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三是企业管理制度，四是企业组织结构，五是企业信用制度，六是企业文化制度。而我们的安排则简单得多，并且不配套，导致竞争力很差。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在国外，政府不是企业制度的主体，企业制度安排的主体是企业自身。六个因素怎么安排是企业自己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公司法》、《证券法》都有失误，就是政府去界定、安排企业的内部事务。因此，我们的《公司法》必须全面修改。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企业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视一个新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已经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登上历史舞台，而我们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是人力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源，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在国外企业的制度安排中体现出来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比如首席执行官CEO，我们认为CEO就是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其实，我们搞错了，他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总经理，而是总经理再加上一半董事长的职权，是企业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不是出资人，而是人力资本。这标志着人力资本已经上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的制度没调整，动不动自己就封自己是CEO。最近网上统计全国有24，000人宣布自己是CEO，结果我一看还是董事长、总经理那一套。我深深感觉到，近十几年，国外发生了一场深远的革命，而我们现在搞的是人家30年前的那一套做法，人家早不要了，我们还当真经念。对国外企业的研究，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必须进行变革，再不变革，中国企业根本无法入世。人家已经采用非常先进的制度，而我们还在用这些老掉牙的制度。中国制度安排出现了大问题。
第二方面是企业战略选择问题。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的战略选择是企业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研究了国外10家企业发现这10家企业虽然有不同办法，但是在5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其经营包括5大战略：（1）产业战略，这个体现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2）市场战略，即怎样获得世界市场；（3）要素战略，就是生产要素战略；（4）资本经营战略，即不仅搞生产经营，还搞资本经营；（5）国际化战略，全世界企业都要国际化，国际化战略既包括产品国际化也包括资本国际化。谈企业战略选择就谈这5个问题。最近，外资进入中国，其根本不是创办新企业，而是对中国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企业战略的大变化。比如，家电业的生产能力已严重过剩，怎么转移出去？我们的一个办法是到发达国家办厂，另外一个就是实行国际分工，我不出去，我当制造中心，你当利润中心，我给你生产。老外发现，同样一台设备，在发达国家赚钱没中国多，比如一套空调生产设备，在国外一个星期最多转四天，一天转六小时，而在我国可以转六天、七天，一天可以转八小时，甚至更长。实际上这种制造中心必然是就业中心，刚好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第三方面是企业文化塑造问题。企业文化是企业三大问题之一。我们研究国外10家企业的材料，一看就是人力价值理念怎么塑造的问题。企业文化不是企业搞文化，也不是企业搞形象设计，用我们的话讲叫思想概念，让所有员工的思想一起集中到企业的思想上来。我们研究发现，国外企业文化投入比较大，基本上是销售额的1％，培训不是教你怎么做生意，主要是灌输企业文化。因此讲，CEO是传道士。我们研究法国一个企业，它的人力资本部长告诉我们，是博士来了，就要把他培训得忘了自己是博士，要接受这种理念，形成一整套企业文化。这些我们根本没有，我们企业大多数是散沙。我们企业怎么去适应，恐怕好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入世之后，外资跟我们决战的第一个战场不是产品，而首先是人力资本。现在，我们不能靠管、卡、压，我们不能谈民族工业，只能谈经济安全。
中国企业入世是极其艰难的一个过程，这三个方面必须集中解决。入世不是贸易价格问题，而是要整个企业实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才行。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现在，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多隐忧，很多矛盾。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分化；经济大发展，地区大失衡；经济大发展，官员大腐败；经济大发展.人民大抱怨；经济大发展，道德大崩溃。当然这可能有点极端，但是却把问题很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去年我连续3次去了上海，也3次到内地，包括山西、江西这样一些地方，感受应该说非常矛盾。上海是一片繁荣，上下内外都好，而内地却很不景气，反差极其强烈。经济大发展，是不是就能够带来社会稳定，带来社会全面进步？我们现在讲粮食，好像是很富裕了，甚至粮食往哪儿搁怎么储存都成问题。其实，中国历史上粮食相对比较多的是隋朝，隋炀帝时候，即使天下一年无收成都够维持老百姓的粮食需求，但是恰恰这时却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有一场讨论，道德到底是滑坡还是爬坡，今天这个讨论已经不存在了，结论已经出来了。我们到底应该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观，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没有航标的区间。
坦率地说，我们的发展观有片面性，就是把经济发展作为惟一的尺度，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很多同志说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问题只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看来未必如此。发展中问题不解决恐怕没法发展，人们的满足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甘地过去讲过，自然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填不满人的欲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调动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断去扩张，去占有。需求形成要超过需求满足。我们今天看到，如果不解决这种狂热的物质财富追求欲，那么在这样一种气氛下，那些所谓的制度，或者某些政策调整，恐怕起不到令人满意的，或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的作用。这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去年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我的理解就是这为我国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观，那就不能是片面的，不能再一头沉。如果一个社会，把财富，金钱作为惟一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们的那些分配制度、产权制度，面对这样一种欲求也是杯水车薪。现在，需要在整个发展观上做一番思考，我们的社会需要二元价值体系、双重目标，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道德目标，而这两个目标，是并行不悖的。西方市场经济，一个真正的奥秘，恰恰在于市场和道德的两重妥协或者两重制约。西方市场经济不管怎么批判，都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统一，也就是在市场经济外部有一个道德因素。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是越多越好，市场经济外部是克制与勤俭，是基督教基本精神，这两个结构对立统一，维系着西方社会的安全。
我们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把一切矛盾解决，它会自然而然发育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而道德实际上是在市场之外的。“以德治国”的提出，就是要获得一种辩证的发展观，获得一种社会的均衡，那就是信仰体系的重建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没有现实生活以外更大的价值观念，他凭什么自律。现在有的同志说市场经济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新关系，实际上可能搞错了一个概念，即行为方式和道德是两回事。比如尊重顾客，顾客是上帝并不是道德，那是由现实中的交易关系决定的，它对你的尊重并不是尊重你的人格，而是尊重你兜里的钱，你没有钱他把你拒之门外。实际上在道德领域中我们看到今天之所以这个状况，是因为人们无法归一，除了现实利益没有别的东西。
人们现在感觉到需要道德，需要诚信。但是，信仰体系到底在哪里？20年来，我们能制造市场体系，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制造一个信仰体系。但在社会、在民间或者在人们内心中，实际上存在着残缺不完整的信仰体系，有人概括成三种因素：
一种是传统道德因素，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比如一般老百姓要做好人，不修今世修来世；再有就是社会平等的观念，50年的中国社会，传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今天的中国，人们的平等观念包括在下岗工人、农民的自发反抗当中，这对我们社会有警示作用，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是有好处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来自民间的这种力量；还有一个是有深厚社会基础的自由、民主观念，这更多来自西方。三方面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存在于我们社会当中，但是现在缺乏一种整合。新的信仰体系在哪里？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和西方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有矛盾，只有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团结，只有整合起来才能克服危机，只有整合起来才能前进。
我们在关心经济问题的同时，也需要给予经济以外的社会道德因素一定的关注，这样才可以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和心理条件。
陈章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高校产业目前的状况、遇到的困难和我们的困惑；第二是生物技术；第三是转基因食品。
第一，关于高校产业的问题。到2001年底，高校高科技产业已经突破150亿，清华去年已经到100亿。除了给国家做贡献外，给学校做贡献，校办产业还有很大一个特点，它改变了教授和学校领导的一种意识。原来我们都是内部办大学，有产业以后，多多少少在意识观念上面有了改变，这个改变很难用资金来衡量。在北大和清华停放的汽车，绝大部分是跟企业有联系的老师的，这在老师间虽然产生了不平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高校办产业不光是为大学挣钱，其实深层次的意义非常大。微软公司写信给中央领导说，大学不能再这么办产业，美国大学没有这么做，欧洲大学也没有这么做，日本大学也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中国可以这样做？紧接着我们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大学办产业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几经争论后，经国务院批准，以北大、清华作为试点，对现有高校产业进行改制。
改制的意思就是一部分股权给个人，一部分股权卖给社会，学校留一部分。北大的方案是按四三三分享，就是40％留给学校，30％由社会公司购买，还有30％由发明者拥有。
大学产业应该说对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没有一个好机制，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不可能发展得像今天这么迅速。当然改制势在必行，但也不能简单照抄美国，美国有很多风险投资，简单的套用是很危险的。
第二，关于生产安全及立法。大家关心干细胞组织工程，更关心克隆人什么时候诞生。从理论上来看，克隆人出现并不怎么奇怪。克隆是个普通概念，柳树全部是克隆的，把柳树枝条剪下来插在地上就能长出新的柳树，马铃薯花全部也是克隆的，克隆对植物来说本身就有。但是对动物和人，科学家一致认为很困难，但经过研究，克隆牛已经出来了。人在生物学中是高等动物，现在欧洲科学家已经在做，并且说女的已经怀孕，再过8个月就可以生下来，到时大家可以看看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当然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准许做克隆人。
但有关干细胞却遇到了问题，干细胞具有分化功能，它可以分化成皮肤细胞，也可以成为骨头细胞，还可以成为某些组织如肝脏、肺部的增加细胞。原来治疗皮肤烧伤是将自己身上的皮肤挖过来再贴上去，而运用干细胞技术，皮肤可以自己长起来。我们看到干细胞产业覆盖面非常大，包括烧伤皮肤治疗、牙齿牙龈等等，但到底我们允许做到什么程度，法要立到什么程度，却在争论不休，希望两三年后有一些法规制定出来，能真正促进干细胞研究向前发展。
第三，生物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是1983年欧洲科学家成功发现的。1994年美国经过整整8年的研究，发现转基因食品对环境、人体健康无害，才决定人类可以吃转基因西红柿。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农业要靠科研，863计划安排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中安排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转基因。经过10多年的研究，中国转基因研究水平已经处在国际领先的位置上，但是，由于担心贸易、安全等问题，中国只批准种植棉花，现在西红柿也批准了，但基本不敢种。美国最大的转基因研究是大豆。转基因技术本身确实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如把有毒蛋白质转到大豆上，大豆就不能吃了，当然科学家不会去做。在国内，最大的转基因研究是水稻的虫害和病害防治，现在虽然已经有转基因，但是我们还是坚决不放开转基因水稻的种植。
樊纲（中国体改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就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介绍一下国际经济的情况。作为现代中国经济的宏观背景，应该说国际经济现在确实在好转，而且好转的速度比原来预想的要好，现在普遍认为美国今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2％，世界经济增长能够达到3％，应该说这次波动基本上要过去了。大家有一个想法，认为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成果，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果。在最近六七年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基本没错，基本没有去扩大这个波动，基本都是逆向调节，想办法抵消这个波动。宏观经济学发展培养出了一些宏观政策高手，像格林斯潘。
近期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觉得经济增长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后，尽管进口压力很大，但是出口还是有很多优势的，会进一步增长。因此从进出口平衡的角度来讲，不会有大的问题。投资也不会有大问题，至少一点，外资在增长，外资去年增长15％，一二季度增长24％，这个势头还不会减。我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改革的问题上，利用好时间，更好地推动改革，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中国高增长20年都不够，恐怕得再增长20年、30年才能解决中国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太落后，我们现在人均GDP是3，000美元，美国是35，000美元；第二个是农民不进城，农村体制问题解决不了。就地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惟一办法是脱离那个地方。
回想过去这些年，宏观调控应该是这两届政府做得比较成功的，尽管对财政赤字有很多非议，但基本成功，而且政策调整速度比较快，这个，世界承认，我们自己也承认，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此外，还有几件比较大的事情做得比较好：第一是机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第二是社保体制改革确实动起来了，尽管现在还没有全国铺开，但是概念已经形成，体制框架已经形成，力度也比较大；第三是加入世贸组织，确保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些事情都是值得记住的。
当然还有许多比较大的问题，最大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银行迄今为止仍然是国有银行严格控制，不允许民间发展，国有银行存在大量呆坏账。加入WTO后，马上会有最好的客户转到外资银行，特别是大客户。现在银行开始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收权。现在县一级银行基本不做贷款。这样，造成银行贷款一个是数额大，一个是决定权在上面。这几年我们一直鼓吹给中小企业贷款，但总是活不起来，而且在慢慢退出来。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不能在正式金融体系里面拿到银行贷款，就去民间贷款，而那是高利贷。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不畅现在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从储蓄到投资这个融资渠道不畅，一方面银行高额挂账，另一方面民间工业发展不了，通货紧缩。外国人说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我说中国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信贷的萎缩，金融的萎缩，导致我们的通货紧缩，基本就是这个道理。有人怕出事，比如发展民间金融这件事情，我们交流好久了，但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民间金融会不会出乱子，过去出乱子是因为没有搞监管，而现在民间金融是一定要严格监管的。
第三个问题是企业改革，现在讲有进有退，国有资产要有进有退。资本存在的形式也不仅仅是国有资产，可以是公共设施的形式、公共财产的形式。
第四个问题是市场体制，包括农产品的流通问题，粮食流通的问题、也包括市场的管理问题，还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改革的地方。
娄勤俭（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信息产业从2001年的统计来看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是全国工业部门之首。1995年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是2％，到2001年是4.2％，国家在制定政策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我想也是基于这样一些基础，从而在通讯运营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今年前几个月的情况看，移动用户还是以每个月300万的速度在增长，这些应该得益于国家的一系列政策。
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情况来看，前5年每年都超过了20％的增长速度，应该说，是以300亿的增长速度发展的，后5年，我们希望也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现在看来，应该说还是可喜的。最近，国家非常重视软件业的发展，制定了一些政策刺激软件的增长，去年已经超过了34％的增长速度，出口在去年年底达到650亿美元，今年的形势也比较好。
从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来看，应该说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给予了十分的重视，加大了国家信息化建设的进程，现在区域信息化、企业信息化都在推进。
另外从信息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看，一个就是集成电路技术，它作为高科技的代表，也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石；另一个是系统继承芯片，就是把一个系统继承在一个芯片上，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从技术发展看，量子器件生物芯片、真空微电子技术、纳米技术都对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软件来讲，平台网络化、技术对象化、系统构件化、产品性能化、开发过程化、生产规模化等，其发展方向已经不单单是计算机系统软件、功能软件以及各个用户软件，现在希望搞的是一个软件框架，通过各种软件都能够对用户不加以限制，在朝一种“傻瓜相机”式的方向发展。
现在通迅技术总体的趋势是朝高速、宽带、大容量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新一代移动通讯系统，将进一步推进移动通迅的发展，数据的传输能力将达到每秒2兆，卫星通讯全球覆盖向个人通讯系统推进。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现在的发展非常可喜，电信网、电视网和计算机网的功能趋向融合，视频技术非常活跃。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消费类电子技术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导致原有的专业方向、专业划分，越来越不明显。划分得太清楚，实际上是制约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信息产业的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就人的素质来讲，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水平算高的，加上工资便宜，又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国家采取一些政策以后，把市场带动起来了。信息产业是最活跃的产业，竞争性很强，因此，信息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整体，都必须拿到世界的范围内进行考虑，如果不在世界的范围内考虑，则不可能成功。从国家来讲，信息产业虽然是第一支柱产业，但是从我们的定位上来讲，可能只到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这个水平。实际上，我国在核心技术的掌握方面还处于弱势，而且我们的限制还比较多，主要有：一是审批限制，政府应该把该管的管住，不要去做这些竞争性产品的审批，要把审批放松；二是信息产业融资环境不是很好。如果风险投资跟不上，你要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谈何容易，有的没有办法，只好找外国人投资。科技创新的竞争力要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政府，就是要在核心竞争力方面给出一部分投资去引导。这是必需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要规模化和专业化协调发展，信息产业不规模化，就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专业不突出，也没有生存价值。要搞信息产业就必须有决心和信心，做到持之以恒，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不了气候。
另一方面谈谈我们对信息化建设的热情和实际运用，现在一谈信息化，无论条件具备不具备都说要搞这个，好像随便整一个就怎么怎么了，实际上未必。信息化里面有一个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实际上是核心技术的问题，是电子技术的改造，电子技术是飞速发展的，利用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比较优势我认为是能够改造、能够出成果的。提高技术含量，才真正具有竞争力，传统产业必须要依靠自己进行改造，我们有这个能力。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有时间差，把成熟的电子信息技术用到传统产业上应该是超前的，是最有效的。
关于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活力去吸引人。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人才都还在技术层次，而且还是一般的技术层次，搞得很出头的，可能请他也不回来。因此，在运作企业的这批人还没有形成前，就请他们回来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