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商品化与垄断地租
——论大卫·哈维城市权利思想的三重维度
□ 方环非 周子钰
内容提要 二战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危机此起彼伏，有关城市研究的各类学科逐渐兴起，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城市研究思潮。其中，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至今不衰。作为城市权利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继承列斐伏尔的衣钵，立足《资本论》，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尤其是那种受到目前盛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的城市化，从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城市共享资源的私有化和通过文化商品化来获取垄断地租等三个维度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城市中城市权利的意义及其缺失，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权利观。
关键词 大卫·哈维 城市权利 资本主义
城市权利最早来源于列斐伏尔对正义、民主和公民权利的追寻。1967年，为纪念《资本论》发表100 周年，列斐伏尔撰写了关于“城市权利”的开创性文章，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特定时代与地点的产物。那时的巴黎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一直处于生存危机中，旧巴黎不复存在，而新巴黎似乎又太可怕，没有灵魂，也没有思想。那时，巴黎的工人阶级和移民发现自己被逐渐排挤到巴黎的城市边缘，甚至再也不能接近城市。在列斐伏尔眼中，城市权利是“哭诉”也是“诉求”，前者是对巴黎日常生活逐渐凋敝的痛苦反应，而后者则是擦亮眼睛去观察这场危机，并开创一种崭新的城市生活，它少了冷漠与疏远，更有意义，更富生机。
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思想蕴含着广泛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主张对城市权利的要求不仅来源于居住在城市中能够体验着城市空间的每一个人，更强调那些被排除在权利之外的人们以及那些被称之为“哭诉者”的、被城市疏远的人们。
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哈维将列斐伏尔的城市理论的核心结论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曾经了解和想象中的城市正在快速消失，并且不会复原；二是城市和乡村间的关系也正发生着巨大的根本性变革，乡村城市化过程遍及全球范围。从历史中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许多著名的革命都是城市事件。那些著名城市的名字总是无法避免地与革命暴动相联系：巴黎的法国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1968年的五月风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西班牙内战、圣彼得堡的俄国革命。世界各地的思想家虽然都留在处于社会变革运动中的城市里，却几乎没有贡献出什么新理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都是围绕工厂与工人斗争，无政府主义者们又常常表露出对乡村社会的怀念，这些都忽略了以上这个基本现实，即世界正逐步变得更加城市化。然而，列斐伏尔却异常清晰地认识到，革命运动常常呈现于城市层面，即使不是每次都是。
肆虐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扼杀了传统城市，过度积累的资本推动永无止境、不断蔓延的城市增长，全然不顾其带来的社会、环境或是政治后果。城市成为无休止的解决资本过度积累问题的受害者。列斐伏尔第一个意识到有一个逐渐增长的趋势使城市不断满足富人的需求而剥夺工人和穷人们享受城市生活的权利。他创造出“城市权利”这一概念，也暗示了未来世界的革命在本质上是城市革命。如今，城市的发展使城市衍生出更多内涵，也赋予城市居民更广泛的权利。当城市空间产生更多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文化创新和科技社会进步时，也会产生社会阶层分化、霸权主义以及不正义、不平等的现象。因此，我们对城市权利需要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何谓城市权利
在我们的时代，对人权的追求已经变成了政治和伦理的中心。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政治上我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推进、保护和表达这一权利的重要性。如今，我们谈到人权概念大多是基于个人主义和私人物权的，其本身既没有从根本上冲击到霸权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也未能从根本上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国家行动的模式。归根结底，我们身处一个私人物权和追求利润胜过其他所有我们所思考的权利观念的世界里。
著名城市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曾经说过，城市是“人类最始终坚持不懈的，并基本上最成功地依照他的心愿去改造他所生活的世界的尝试。但是，如果这个依照人的愿望改造而成的城市是人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个城市也注定是人今后要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城市居民在没有明确意识到改造城市也是在改造自己的情况下，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间接地改造了自己”①。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也认为人们通过改变世界来改变自己，反之亦然。
从横向上看，各类主题在媒体话语中的比重差异较大。在1 070篇传统媒体文本中，“问题反馈”和“热点事件”主题类话语比重较大，分别占31%、26%，即在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报道中，传统媒体侧重于挖掘并呈现当前政策引发的各类问题，或持续跟进热点事件。相对的，在500条微博中，反映“问题反馈”和“热点事件”的较少，而“政策观点”类占比将近50%，这说明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声者更倾向于“直抒胸臆”，鲜明地表达自身对当前政策的态度和立场。
哈维的立场与他们很相似。由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我们，城市人在城市建设中一直都在间接地重新创造着自己。在哈维看来，城市权利不仅仅是人们所理解的个体或者群体获得现有城市资源的权利，它更多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愿望改变和彻底改造城市的权利。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够接受并适应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再者，在彻底改造城市的过程中，人们必定要依赖于城市化过程中集体权力的运用，所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通过创造一种在性质上不同的城市社会来改变和彻底改造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在的城市的权利是最宝贵的，也是迄今为止被忽略最多的人权之一。
这里，哈维对“城市权利”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谁的权利？谁的城市？回顾历史，1871年，巴黎公社的拥护者认为，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手中夺回巴黎是正确的，而主张君主制的人则认为，以上帝的名义保护私有财产，屠杀反动者也是正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认为，在贝尔法斯特暴力袭击伊斯兰信教徒是正确的，正如印度教民族主义党湿婆神军在孟买的所做所为。所有这些人不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期望而战，不都在平等地实践着他们心中的城市权利吗？在这里，哈维给出了明确回答：宣称城市权利实际上就是宣称对一种不复存在的东西的权利。进一步来说，城市权利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物，其内涵就在于谁给它填充上意义。城市中的每个人，从金融家、开发商到无家可归者和非法移民，都有权宣称这一权利。
二、维度之一：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
（一）吸收剩余资本的城市化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依靠剩余产品在地理上和社会上的集中而实现的。由于这些剩余产品总是来自于某些地方和某些人，而对它们的使用权又常常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城市化一直以来都是某种阶级现象。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仍然持续存在，但此时，驱动其发展的力量却不相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剩余价值（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就必须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这便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城市化所需要的剩余产品。反之，城市化也是资本主义用来吸收那些被无止境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工具。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发展和城市化之间便有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逻辑增长曲线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逻辑增长曲线大致平行。
哈维认为由于城市化的周期很长，以及建筑环境中的大多数投资都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所以城市化在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此外，它还在地理上具有特殊属性，如产生新的空间和空间垄断，这些都是资本积累这一动态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简单的依靠改变商品在空间中的流通形式，而且还要依靠于不断创造和生产出来的空间和场所所具有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一活动具有长期性，所以毫无疑问它需要金融资本和国家参与的某种联合来形成其活动基础。从长远来看，创造和生产空间场所的活动显然是投机的，虽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消除过度积累，但结果往往会面临重复建设和日后出现更大规模的过度积累的风险。因此，对于城市和其他形式的外部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很容易引发危机。
这里，哈维谈到了欧洲近代城市史中一桩著名的古老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1848年波及整个欧洲的危机显然是一个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同时被闲置而引发的危机，对巴黎的打击尤为严重。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后，为了解决吸收剩余资本的问题，政府决定在海内外实施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重点是重置巴黎城内的基础设施。作为巴黎改造的总负责人，奥斯曼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任务是要通过城市化的方式解决剩余资本和失业问题。他改变了以往在讨论巴黎重建时设想的城市发展尺度，从整体上改造巴黎城，而不只是修修补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确立新的金融体制和借贷方式，以债务融资的手段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巴黎重建的确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资本过剩的问题。
生：爸爸，您说过您会永远和我在一起的，您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您一定不会忘记的！您一定会来救我的！我等着您！
在后面的15年中，奥斯曼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对巴黎进行改造，他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重新设计了巴黎空间，将巴黎的方方面面从狭窄、肮脏的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市中心林荫大道，建立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修建公园、商场、广场、医院、图书馆、学校、火车站等等。在奥斯曼手中，巴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而且还形成了崭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格，在景观和功能上都成为一座旷世新城。②然而，哈维指出，这座作为消费、旅游和休闲中心的“不夜城”却以一种通过粗俗消费主义来吸收巨大盈余的方式不断改变着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不但触及传统主义者的利益，也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过度扩张和投机性与日俱增的金融和信贷体系之上的，而这一体系在1968年崩溃了。再者，奥斯曼对巴黎的城市改造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他那种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就原生态文化价值和古典审美而言，无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过错。在新的巴黎城中，居民没有了归属感，群体意识缺失，他们四散成为没有历史底蕴的新阶层和人群。他们周围再也找不到认同的环境依据。金钱共同体取代了所有社会联系的纽带关系。多元、流动、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征。巴黎虽然可以成为世界的首都，却无法拥有自己真正的市民。正如本雅明所说：“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③此外，新城市是建立在旧城市的残骸上的，因而需要暴力。奥斯曼以改善市政、恢复环境和城市革新的名义，声称为了公共利益，使用征用权吞噬了老巴黎的贫民区。同时，他还蓄意安排将工人阶级和其他难以控制的元素连同有害产业一同迁出巴黎的市中心，认为它们会威胁到公共秩序、公众健康还有政治权利。他创造的这座城市充满了监视管制和军事控制，以镇压随时可能出现的革命运动。
雪后洗车一定要及时，即使天气预报显示未来的几天内还会下雪，也不要拖着不洗车。只要被雪覆盖了，就要马上用清水将雪冲掉。因为雪中含有腐蚀成分，无论是漆面、底盘还是轮胎、轮毂，长期被雪覆盖都会造成伤害。此外，露天洗车辆时，清水很容易灌进锁眼，这时因雪后天气寒冷，特别容易把锁芯冻住。因此洗车前，最好能用胶布把锁眼贴住，以防止进水。用洗车机洗车，水雾均匀，门被冻住的机会比较少。如果真的冻住了，用打火机把钥匙烧一下，就很容易把冻住的车锁打开。
因此，哈维再三强调，城市化在吸收剩余资本的问题上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那些“创造性的摧毁”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城市重建，那些穷人、弱势群体和在政治权力上被边缘化的人们总是最先遭受这一过程的波及，他们的任意一项城市权利遭到剥夺，引发周期性反抗，继而产生人们所说的“城市危机”。就接下来诞生的巴黎公社来说，被剥夺者揭竿而起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对奥斯曼所摧毁的城市的无限怀念和要求夺回他们在改造中失去的城市以及应有的城市权利。
（二）房地产泡沫下的金融危机
传统经济学通常认为，一般而言，建筑环境投资特别是住宅投资以及城市化，相比国民经济中其他重要事物来说是相对次要的，“城市经济学”这一子学科一度未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注意。甚至当经济学家们注意到城市发展过程时，他们也会把空间重组、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仅仅看作是地表上一些更大规模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发展不会受这些结果的影响。④在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下，经济学家们倡导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运用到城市事务中去，以扩大经济增长，增加资本积累。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认为对弱势街区、城市和地区重新分配财富是徒劳无益的。相反，应该把资源注入到充满活力的“创业的”增长极当中。这种“垂滴式”的空间设想据说会最终解决那些困扰已久的地区的、空间的和城市的不平等问题。将城市交给房地产开发商和金融投机者们有利于所有人。哈维认为，土地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商品，它是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价值取决于对未来租金的预期。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城市中心区逐渐趋于高档化，地产开发商在开发中摧毁街区，政府使用征用权驱赶居民以腾出高价值的土地。就土地产出最大化这一政策而言，就已经把低收入甚至是中等收入的家庭从城市中心区驱逐出去，加剧了阶级分化，并给弱势群体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些政策和主张明显更偏好于投机资本而不是人民。它们从未考虑以下情况，即一个城市就其资本积累而言发展的很好，而这个城市的居民（除去特权阶层）生活和环境状况却很差。哈维谈到，更糟糕的是，这些政策和主张与产生金融危机根源的诸多政策密切相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劳动者数量显著增加，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他们构成了丹尼尔·贝尔笔下“文化大众”的创意核心。⑩20世纪60年代，文化机构曾是激进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文化生产者也不断改变着他们的政治立场，这使得文化领域成为对新型共享资源的生产进行批判和政治动员的沃土。
城市是各类人、各种阶级相互交融的场所，尽管其中不乏冲突与不安因素，但人们还是创造出虽短暂和瞬息万变却又彼此和谐的共同生活。长期以来，这种生活上的共同性一直是所有城市学派探索的焦点，也是各种令人回味的艺术作品所描绘的永恒主题。在长期的城市乌托邦思想史中，我们记录下了人类有关改造城市形象的所有热切愿望。正如同帕克所说的那样，人们更多的是追随“源自我们内心的渴望”。哈维谈到，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浪潮下，出现了圈地、空间控制以及对城市整体生活质量严格监控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建立或是抑制新的社会关系或新共同性形成可能性的行为。这些私有化的城市发展过程即使不是被资产阶级利益所支配，也会受到其影响。于是，人们又开始重新关注城市共同性缺失的问题。
（三）掠夺性的城市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工人们一得到用现金支付的工资后，立刻就受到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地主、小店主和当铺老板等的‘袭击’”。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形式的剥削和围绕其展开的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置于他们的理论和政治斗争范围内。哈维认为，资产阶级中的这一部分人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构成了一个依靠剥夺而实现积累的巨大利益集团，这样货币进入虚拟资本流通中，来支撑金融体系中所创的巨额财富。
哈维谈到，在住宅市场全面崩溃之前，特别是在次贷领域爆发大规模危机之前，这种掠夺性的行为就已经无处不在了。城市低收入的阶级在经过掠夺性次贷的袭击后，损失了大量的资产，而资产阶级所获的红利和抵押贷款行业的收入却持续飙升，以及纯金融操作的利润率，特别是那些与高成本高风险抵押贷款证券化相关的利润率，都史无前例的高。这表明，通过多种潜在渠道，大量的财富从穷人囊中转移到了富人手中。在住宅市场的金融操作下，资产转移的规模往往很大，超出了有明确记录在案的黑幕以及那些经常从事非法抵押贷款的公司所为。然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大量取消房屋抵押赎回权的案件都是非法的。在哈维看来，这些非法取消房屋抵押赎回权的行为是银行和政府对私有财产最大的掠夺和欺诈。
在巴尔的摩，一些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由于被认为有很高的信用风险而无法获得信用担保。房地产公司为了从这部分人身上获取高额利润就必须使他们能够获得抵押贷款。于是，当时出现一种名为“土地分期付款合同”的方式可以使它们获得抵押贷款。在实际操作中，房地产业主成为非洲裔美国人和信贷市场之间的中间人，“帮助”他们以房地产业主自己的名义获得抵押贷款。许多年后，在本金和利息偿还到一定程度时，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信用度随之提高，房地产业主和地方抵押贷款机构会把产权再转交给他。有些非洲裔美国人成功了，但通常是在那些房产价值衰退的老旧街区。但是对一些无良商家来讲，这种做法可能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实现积累的掠夺行为。因为，房地产业主还可以向居住者收取一定的房地产税、行政和法律费用等等。这些费用有时是极高的，也可以叠加到抵押贷款的本金上。在若干年的稳定月供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欠的住宅本金比还贷开始时还多。一旦利率上升，他们不能偿付较高的月供，这个合同就会立即作废，他们也会随之被逐出住宅。这种做法在当时引发了各种丑闻，公民展开维权行动与无良的房地产业主斗争。⑦
在哈维看来，类似这种打击穷人、弱势群体和下层贫民的掠夺性实践是多种多样的。很多时候，任何一个微小的未支付的账单都能够成为扣押一处房产的理由。此外，城市穷人大都将大量的开支用在购买劣质的基本商品上，并且低收入社区社会公共服务的缺失实际上也增加了这些贫困人口的经济压力。许多临时的和没有工作保障的低工资行业的工人都曾经历过某种程度的非法工资损失。因此，对弱势群体的经济剥夺既是持续的，也是活跃的。
在许多大都市区，这类大规模的掠夺性行为制度性地侵犯着弱势群体。工人所获得的微薄工资可以很容易就被整个资产阶级通过消费领域的掠夺和剥削而收回。对于大多数城市化了的低收入人群，对他们劳动和资产的过度剥削使他们很难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再生产条件。这也是导致城市动荡，社会运动频发，城市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维度之二：城市共享资源的私有化
因此，哈维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对引发资本主义深层次危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破产和投机性资金流密切相关，并且这些繁荣与破产从总体上看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及对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产生诸多方面的外部效应。再者，房地产市场中的住宅抵押贷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建筑环境中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越重要，就越有可能成为宏观危机的潜在源头。
②摊铺前浇水润湿基层表面，然后把搅拌完成后的基层透水混凝土用工程车运至施工现场，先用铁锹及铁耙子摊铺后用铝合金刮杠对基层表面进行首次找平处理，基层找平误差±10mm；待表面刮平后采用透水混凝土专用振动机进行均匀细致的振捣；对于不平整的部位及时补料并进行人工压实，然后再次采用振动机进行细致的振捣整平，直至与标高线等高为止。
在谈到共享资源的问题时，很多学者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哈维赞同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观点，认为城市是生产共享资源的工厂；他反对加勒特·哈丁将“共享资源的悲剧”这一概念误用做是证明共享资源私有化和放松对其管制是合理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人们关于城市共享资源的思维方式已经一再陷入到一组非常狭隘的假定中，所以常常在私人财产和专制性的国家干预之间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共享资源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一书中认为，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人们常常能够设计出非常精妙及理智的共同方式来管理共享资源。她否定了以往分析者们在解决共享资源问题时的看法，指出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将公共和私人手段充分混合起来，以一种“巢式的”（nested）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等级层次的组织形式来处理某些宏观问题。此外，她认为对共享资源和罪恶的“圈地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是混乱的。从大的方面来看，特别是以一种全球视角，或多或少的圈占往往是保护一些有价值的共享资源的最好方式，如为亚马逊河流域划定界限并严格管理，有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土著人的文化。因此，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圈占”都应按其定义被看成是坏事。对此，哈维给出的结论是，共享资源问题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问题，在其背后却是隐藏着社会和政治利益冲突。因为“政治永远都只能是存在争议的那个共同的活动领域”⑧，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企图保护哪种公共利益和是用什么方式去保护它。
哈维首先谈到了垄断地租。所有地租都是建立在私人业主对某些资产拥有垄断权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垄断地租，是由于他们凭借着对一些可以直接或是间接交易的商品的专属控制，在长时间中获得高额利润。在哈维看来，垄断地租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情形是人们控制了与某种活动相关的具有特殊品质的土地、资源或是区位，使得他们能够从希望使用这些资源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垄断地租，例如，能够生产优质葡萄酒的葡萄园，当这些葡萄酒在市场以垄断价格售出时，便创造了垄断地租。这是一种间接获取垄断地租的形式，用来交易的并不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土地、资源或是区位，而是通过对它们的使用而获得的产品或是服务；第二种情形是对土地、资源或资产进行直接利用或交易，通过抑制减少现有使用，造成土地、资源或资产的稀缺，以投资其未来价值。例如，罗丹和毕加索的作品可以作为投资来买卖，其作品独特的艺术性或其所处的相关场所的文化性便形成其垄断价格的基础。此外，哈维还谈到了垄断地租本身存在的两个矛盾。一方面是市场化和独特性之间的的矛盾。很多东西越容易销售，其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就越难显示出来。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本身更趋向于摧毁这些物品的独特品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或事件越容易市场化，就越容易遭到复制、伪造和模仿，以至于很难形成获取垄断地租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下，竞争性的市场理应占据主导地位。但如马克思所言，竞争总会趋向于垄断，因为在相互争斗中，适者生存的原则会淘汰掉那些实力弱小的企业。
竞争越是激烈，走向垄断的速度越快。市场自由化和市场竞争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集中，这一趋势严重影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反垄断法。但是，市场发展关键在于各类资本家对包括资本和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人垄断，对私有财产的垄断权是所有资本主义活动产生的原因也是其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目标。因此，这里存在的矛盾在于一边要维持充满竞争力的经济关系，另一边还要维持作为资本主义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基础的个人和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垄断权。
在界定共享资源的概念前，哈维首先分析了公共空间、公共物品与共享资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城市里，公共空间和公共物品一直受国家权力和公共行政管辖，公共物品更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国家开支，它们并不一定来自共享资源。而共享资源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创造和使用的。但是，当这些公共空间和公共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享资源的品质时，就需要人们采取行动去占领它们，或使它们变成共享资源。例如，街道是一种公共空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通过社会活动转变成革命运动的共享资源以及血腥镇压的场地。因此，哈维认为，共享资源并不应该被看作是某些特定的事物、资产甚至社会过程，而应被看作是一种变化的且具有可塑性的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某一特定的自我定义的社会群体和它实际存在的或打算创造的，对其生存和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某些方面中。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创造共享资源的社会实践。这个实践与共享资源（或专属于某个社会群体，或部分的或完全的向所有人开放）产生或建立起一种社会关系，其核心原则是：社会团体与环境中被认为是共享资源的那一部分的关系应该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制于市场交换和市场价值逻辑。
共享资源并非曾经存在而后又消失的东西，它是被连续不断创造出来的东西。尽管共享资源本身不是商品，但它总是能够进行交换的，特别是在它没有被封闭起来的时候。在城市中，占用共享资源或是被资本以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形式谋取私人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即使它是由集体劳动不断地创造出来的。譬如，一个城市所具有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和城市景观特色是其市民们的集体产物。然而，旅游业却将这种共享资源商业化、资本化，以从中获得利润。类似这种案例比比皆是。在城市中存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基于不同的理由致力于创造共享资源的实践，而这一实践一定是要建立在集体的而非个人的物权之上的。如今的大城市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共享资源，它是由城市中为城市不断付出的集体劳动所产生的，那么有权使用这些共享资源的人必须确保与参与生产这些的人一致。因此，从创造城市共享资源的集体劳动者的角度而言，这是要求城市权利的基础。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是要反对资本的权利，它从其他人创造的共同生活中无情的攫取租金并从中获利。这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产权的私有性以及赋予这些产权占用劳动和他人集体产品的那些力量。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共享资源本身，而在于两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即那些以各种形式生产和创造共享资源的人们和那些为了个人利益私占共享资源的人们。
教师给学生的榜样作用非常重要。学生对教师充满敬意，对教师满怀期望和强烈的好奇心。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给学生上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给学生展现出最好的精神状态和足球教学技能，取得学生对教师良好印象，为以后的教师威信的树立打下良好的基础。反之，足球课没有充分的准备，教师就容易出现各种错误或者紧张等情绪，给足球课堂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四、维度之三：地租的艺术——文化的商品化
自1973年起发生的上百起金融危机有不少是因为房地产过热或是城市过度开发所导致的。1973年，起源于全球房地产市场崩盘的那场危机，在一夜之间就使得数家银行倒闭；美国80年代后期，由商业地产引发的“储蓄和贷款”危机导致几百家金融机构破产，损失了美国纳税人2000亿美元；1990年，日本经济繁荣的终结与其土地价格的崩溃息息相关；1992年，瑞典银行系统因为本国房地产市场过热而被迫国有化；1997 至1998年，促使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之一就是泰国过度的城市开发。⑤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区域事件，而且波及全球。此外，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严重的影响，进而引发财政危机，并对政府部门的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
分位数回归方法最早由Koenker and Bassett (1978)提出，它是依据因变量的条件分位对自变量X回归得到的所有条件分位数上的回归估计。建立如下模型：
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就文化生产者自身而言，他们会对审美、情感价值、社会生活、心灵感受等事物更感兴趣，而“垄断地租”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相距甚远，他们所更多权衡的也不过是开发商、金融家、房地产商和房主们笔下的数字而已。但是在这里，哈维想要强调的是“垄断地租”实际上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只要解释得恰当，它能够充分解释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地方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间的关系中产生的许多实践的和个人的困境。
而获取垄断地租的方法并不仅仅止步于开发房地产、经济目标和政府财政。具有的特殊性、独创性、真实性以及某种特定的文化审美观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也是获取垄断地租的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不断地被市场化、商品化。
在哈维看来，共享资源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共享资源都是开放的。有些是开放的，如我们共同呼吸的空气；而另外一些，如我们城市的街道、广场、公园，虽然原则上是开放的，但总会受到某种形式的监管，甚至被交由私人打理；还有一些共享资源，可能一开始就专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共享资源，如知识产权、文化资产等。如今，这些共享资源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商品化和私人占有，如我们常说的文化产业日趋“迪士尼化”；出版商在收取一定费用后才允许读者阅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而这些共同的知识本就应向所有人开放。哈维强调，最后这类共享资源常常不会因为稀缺而受到制约，也不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人们可以共同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收听同一个无线电广播，却不会使资源减少。哈特和奈格里也说过，文化共享资源“是动态的，既包含劳动产品，也包括未来的生产资料。这种共享资源不仅仅是我们共享的地球，还有我们创造的语言，进行的社会实践，以及确定我们关系的社交模式等等”。这些共享资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的，原则上应该向所有人开放。⑨
随着高校的扩招及扩建,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校园网络应用业务越来越多,网络负荷越来越重,逐渐超出了原有网络的承受力,多数校园网络需要改造及扩容[1-4]．校园网的更新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原有的网络体系结构是否合适,能否进一步扩充;从资金及技术2个方面考虑更新方案是否可行等．因此,如何对现有网络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的网络能否满足实际应用需求,值得深入探讨．
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的经济空间在形式和规模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全球化的发展也削弱了垄断保护，减少了垄断地租。但资本主义离不开垄断权利，因此，要想方设法重新组合起垄断权利。哈维强调垄断权利重组这一过程会对地方发展和文化活动的诸多方面造成直接冲击，特别是在区位和地方垄断权利的层面上，人们更加热衷于用文化的思维来重申这些垄断权利。因为垄断地租对唯一性和真实性的要求恰恰可以更好的表达为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哈维谈到了一个发生在葡萄酒行业中的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葡萄酒行业日趋国际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很多地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葡萄酒力求通过强调土地、气候、独特的传统优势以及由酒庄名称做担保的产品独特性来保护和维持垄断地租。法国葡萄酒业在这种制度性控制的强化下，坚持其产品的纯正性和独创性，因此具有了获取垄断地租的基础。哈维总结道，葡萄酒业固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其在寻找垄断权利的过程中个也涉及到了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对垄断地租的不断追求意味着需要找到每一个领域中特殊性、真实性、唯一性和独创性的标准。所有这些话语的转变以及出现在国际葡萄酒市场战略中的变化和更新，在根本上不仅是为了寻求利润，也是在寻找垄断地租。
如果宣称唯一性、真实性、特殊性和独创性构成了获取垄断地租的基础，那么，那些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文物、积淀下来的文化和传统习俗、特定建筑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就都成为了获取垄断地租的绝好途径。哈维称其为“集体符号资本”，他说许多垄断地租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源于对历史的缅怀、对集体记忆的解释以及进行文化实践。“集体符号资本”是某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标志力量，同时也是引导更广泛资本流入的重要吸引力。此外，它必然承载着地方民众集体的记忆、生活经历、历史的力量和政治权利。
没有月亮，星星稠密地点缀漆黑的天空，也许是血腥之气造成的重压使四周真寂静得人们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哈维谈到在欧洲很多城市地位和声望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它持续积累起来的集体符号资本和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标志。如巴黎、纽约、雅典、柏林这类城市所特有的集体符号资本使其获得了相对巴尔的摩、利物浦、埃森、里尔、格拉斯哥等地的经济优势。对于第二类城市而言，它们的任务就在于提高自身集体符号资本所占的份额，增加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标志，以便更好地拥有获取垄断地租的独特性。
但在这一过程中，哈维强调，往往会出现之前提到过的第一个矛盾。当一个城市因其某种集体符号资本而得到了大量获取垄断地租的机会，其他城市也会竞相效仿，出现越来越多同质的跨国商品化。开发商或是旅游经营者单纯为了获取垄断地租而对城市集体符号资本进行千篇一律的“迪士尼化”改造，给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不仅使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还摧毁了原有的城市结构，带来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继而挑起了新的政治斗争，引发了人们关于谁的集体记忆、谁的审美价值、谁应该首先受益这一类具有地方色彩的问题。因此，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街区运动，人们在城市里发出政治上的呼声，在集体符号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认同和赋权的诉求。哈维指出，民众对新型城市共享资源的生产、集体符号资本的积累，对集体记忆的调动和对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诉求，是所有类型政治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有居民应该享受的城市权利。
五、评价
哈维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权利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和政治解读。就其理论价值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工具和指导思想，更是分析资本主义城市权利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工具。哈维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在对城市权利思想的阐述中涉及了如资本积累、资本流通、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商品化、垄断地租等诸多方面。然而，他在继承和借鉴其诸多范畴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又以一种崭新而独到的视角来分析、解读其城市权利思想。
首先，哈维使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危机有其深刻的城市生产的根源。特别的，他指出了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房屋与房地产市场的扩张与最终的崩溃是与经济的扩张与衰退息息相关的。如果城市生产是资本主义获利的核心活动，那么这恰好是人们所期望看到的。大部分最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很多都是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触发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这里，哈维指出这些由房地产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会反复发生的。但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城市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过剩”是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
其次，哈维特别强调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提出城市是生产共享资源的工厂。在这里，他对那些将“共享资源悲剧”这一概念误用做是证明共享资源私有化和放松对其管制是合理的人提出异议。在他看来，真正的悲剧在于占用共享资源为私人谋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消极的外部效应。
最后，在“地租的艺术”这一部分中，他认为文化是一种获取垄断地租的形式。在城市生产中，文化恰好是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征，而资本家正是利用这点在市场上获利的，他们的做法破坏了那些使城市变得独特的特质。这些独特的特质恰好是来自于集体生产和城市共享资源的再生产，资产阶级设法将这些垄断为己有，其结果是导致群众的不满，甚至引发城市暴动与起义。
同样，哈维的城市权利理论也有其现实意义。城市权利是一个城市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它在未来将会影响世界的总体格局和城市化进程，也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质量、方向等重大问题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累积了许多的问题和矛盾。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土地、社会、文化等权利归属问题、权利冲突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民众维权行动也不断发生。能否正确认识城市权利，推动实现城市权利，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我国城市与社会发展的质量与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建立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城市发展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城市权利话语体系和城市权利推进方式，对促进城市权利的合理化、规范化，实现中国未来城市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哈维的城市权利思想将会对我们认识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亟待解决的城市化问题有所启迪。
然而，不可否认，大卫·哈维的城市权利思想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表现在他并没有提供关于我们如何重新改造城市生活的一个实际的蓝图，没有关于我们如何能够使城市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做法，没有提到关于哪种可再生能源对于维持处于人为全球变暖的世界中的城市生活是必要的，也没有论述我们如何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方式来重组城市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制度。
你在填任何调查问卷时，都可以把收入与头衔往小了写，但为了让孩子在幼儿园不至受到冷遇，在幼儿园的那份上得朝大了写。
注释：
正如前文所言，文化属于某种形式的共享资源，但无法否认，不知何时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商品。然而，与一般的商品不同，人们普遍认为某些文化产品和某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其自身存在着某些特质。因此，哈维认为尽管这两类商品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晰，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分析上对它们加以区别。他说，与工厂中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相比，文化产品以其特有的独创性、真实性、特殊性和某些特定的文化审美观存在于人类某些较高层次的创造性活动和意义之中。街边的艺术工作室、画廊、音乐家演奏的咖啡馆和酒吧都区别于服装店。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也需要获得足够的收益以支付地租就认为它们相同。
利用选定的方案对田家石畔特大桥进行了托架加固，加固后进行过反复的观察和对比，加固后的托架平顺性保持良好、列车通过时的震颤明显减小，整体加固效果良好。通过对托架螺栓折断原因的分析，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些重载铁路桥梁上，可以考虑结合将混凝土步行板更换为轻质橡胶步行板，可以有效减轻桥托架动静荷载，从而避免托架病害发生。
①Robert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
（五）自我测评。每位组员根据自己对学习任务的所承担的内容、完成情况进行自评，然后写上书面总结上传到网络平台中。
在数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是寓德育于智育之中，要将德育目标与数学教学内容所具有的德育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组成合理的科学的教学结构，通过教师有目的有意识地教学活动，使德育内容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逐步内化为学生的思想品德.
②③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一第II页，序一第V页。
(2) 将从GIS中导出的预处理后的模型数据导入HEC-RAS软件，以实现河网的几何属性编辑。这些属性主要包括：河网形状、河流走向、河道断面、研究区曼宁系数。根据需要，还可以添加水工建筑物，例如堤防、水坝、桥梁、堰、孔口等。
④⑤Harvey.D, Rebel Cities :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Verso, 2012, p.28,31.
⑥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4.
⑦参阅Harvey.D, Rebel Cities :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Verso, 2012, pp.54～55.
⑧⑨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50, 137～139.
⑩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20.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Chapter 1, Chapter 5.
Harvey.D,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London:Verso,2012,p.97,103～109.
作者方环非，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子钰，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宁波 315211）
责任编辑 余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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