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东亚报刊史研究初探_中国近代史论文

现代东亚报刊史研究初探_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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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春天的唐才常,正在长沙肩负编辑《湘报》的工作,那也正是大清帝国讲求“变法”推动“新政”的炽热时分。唐才常笔耕不辍,宣讲世界大势,为改革变法维新的时代风潮张目。有趣的是,观察一下他的立论来源,实在是广泛之极,令后世探索他思想世界的史学工作者惊异不已:僻处在长沙的唐才常,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寻书觅报,既扩张自己的思想资源,也强化了自己立论畅说的说服力?①唐才常旁征博引,声言当时“湖南新政”的局面竟然广受日本方面的注意,日本政教社创办的《日本人》②里的言论,就是他鼓动湖南同乡的依据:

才常又见日人新出一报,名其端曰《日本人》(以日本人三字名报,甚奇),所言多中国事。其胪中国名大臣,则首督部张公、抚部陈公,称陈公振湘政,尤津津不一二谈,又从而帜之曰湖南党。自余则艳称南海康工部门下诸君为狮子吼。于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东则莫不引领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喟然而叹曰:微日本言,吾几忘吾湘人之大有为至于如此,吾几忘吾湘人之受抚部赐与一时捄世君子恢张能力以存种教之功至于如此!……③

回到历史的本来场景,可能正是政教社成员之一的佐藤宏以《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为中介,将《日本人》寄到《湘报》编辑部,④遂让唐才常有机会读而阅之,竟可让他得以笔走龙蛇。然而,政教社以《日本人》为触媒,和大清帝国治下投身于报刊事业的士人结交相联,并不是日本报刊界偶一为之的罕见个例。当时比《湘报》发行量更大,影响更为广阔的《时务报》,则俨然是幅辏所集,《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与日本报刊界联络,也是兴致盎然。汪康年曾将《时务报》的缩印本寄给《大阪朝日新闻》,请其代售推广,《大阪朝日新闻》也刊出介绍《时务报》的文稿,双方俨然有意合作;⑤在近代日中关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团体“东亚同文会”,参与其创建工作的白岩龙平,既寄奉《日本人》给汪康年,也推动《中外时论》和《时务报》的交换工作,并在日本代售《时务报》。⑥汪康年与日本往来密切,以致友人如山本宪,为了报答获赠《时务报》的友谊,甚至于主动投寄他阅读《朝日新闻》的“摘译”文稿;⑦当“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之一《亚东时报》在上海创刊(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本人则为之撰《〈亚东时报〉叙》,⑧表达支持之意;彼时方甫辞卸《湘报》编辑工作,离开长沙的唐才常,也参与了《亚东时报》的创办工作,“为报务牵缠,几无暇晷”。⑨

在汪康年、唐才常的个例之外,放宽我们的观察视野,近现代中国报刊从日本取材者,报刊的从业者与日本有密切关系者,实不知凡几。近现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久的大型综合杂志:《东方杂志》,即是一例:

《论欧洲外交之变迁(录甲辰第三号外交报译日本国民新闻)》, 《东方杂志》第1卷第3号(1904年5月10日)。

《论日俄战争足以正政论之谬(译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东方协会会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2号(1905年3月30日)。

仅以1919年7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而言,便刊布多篇译稿:

译者

篇名

出处

高劳 《美人及美国论》《实业之日本》

善斋 《西伯利亚政界之波澜》 《东京日日新闻》

君实 《俄国过激派统治之内容》日本《太阳杂志》

君实 《产业组织之统一主义》 日本《新时代杂志》

至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报界拥有独特地位的《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初始,也屡屡利用日本报刊的数据,提供关于世界大势的新闻信息。以1902年7月16日《大公报》的“译件”部分为例,刊载14则新闻,来自日本报刊的信息即达8则,分别取材于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2则)、《国民新闻》(3则)、《万朝报》(3则);1902年9月3日《大公报》的“译件”,刊载13则新闻,7则取自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凡是可见,正在起步的《大公报》,以来自日本报刊的新闻信息,做为自身成长发展的动力根源之一。

下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刊物之一的《新青年》,也刊有直接译自日本报刊的文稿,例如:

桑原骘藏(作),J.H.C生(译),《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⑩

当胡适读到桑原的这篇文章,就让他大生感怀,对桑原主张“采用科学的方法”研治“中国学”,颇有同感,对桑原声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也大发感怀;(11)日后胡适倡言“整理国故”,尝倡说要“下一番真实的工夫”,让“国故”成为“有系统的”学问,(12)其思绪所及,则是一脉相承。显然,在胡适的思想世界里,关于“整理国故”的主张与论说,日本方面的影响,自是一股潜流。(13)

至于《新青年》引介的“新思潮”,更颇有泉源于日本的报刊者。如李大钊的《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基本上便是山川菊荣的《一九一八年と世界の婦人》(原刊日本《中外》1919年2月号)之翻译。(14)即使是学生辈创办的刊物如《新潮》,刊布之文稿,亦有取材于日本报刊者,如谭鸣谦(即谭平山)即从日本《太阳》杂志取材,译出《劳动问题之解决》一文。(15)同一时期努力图谋革命事业之再起的国民党人,也重行步上接触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的衢道,(16)来自日本的书籍报刊,则犹如指南针一般,如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刊载这个主题的文章,参照《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改造》等日语杂志新闻而写成者,更是繁多难数。(17)其它例证亦多,不再一一详举。凡此可见,报刊杂志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时代”里,固然扮演了独特而且影响深远的角色,既是新闻信息的传递者,也引介了各式各样的新思想,刺激带动了政治社会意识的变迁。(18)可是,仔细分疏,日本则好似“看不见的手”,提供了相当的动力来源。因此,如果能够注意报刊杂志上的各式文献的取材依据,显然会深化我们对这个“转型时代”的认识与理解。

当然,报刊杂志上刊布的文献是一回事,读者开展自身的独特知识汲取之旅,并做出千样万态的回应是另一回事。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等,以日人著述或报刊为立论之依傍,研究既多,世所众知矣,(19)关于《清议报》或《新民丛报》引发的读者回响,则还有待学界细细考查。以当时积极追求新知而声名并非显赫的孙宝瑄为例,他看到了《新民丛报》后,即认为梁启超“学识”大有进步,所以这份刊物的议论“较前尤持平”,(20)即使他的朋友夏坚仲自日本游历归来,告诉他说《新民丛报》上让中国人“读之耸目惊心”的“新理”虽然连篇累幅,实皆拾取日本的“唾余”,不足与之比肩,(21)然而,《新民丛报》仍是孙宝瑄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之一,(22)他亦对梁启超在日本“播腾”的“闳言伟论”,以及在中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的功力,佩服之至,推崇为与袁世凯、盛宣怀足可同称并立的当代“奇人”。(23)梁启超影响所及,更还扩张到朝鲜半岛,其不少著作都被译为韩语。(24)

日本的报刊对中国影响深远,韩国方面,亦复如是。如在福泽谕吉的牵线推动下,井上角五郎对协助《汉城旬报》之创办(1883年),就是发人兴味的问题;(25)韩国报刊对大清帝国局势之观察述说,也反映了多重含意,如由独立协会创办的《独立新闻》(1896年4月创刊),对大清帝国“戊戌变法”景象及其失败的报道和评论,便具体反映朝鲜之“自我认识”的一个侧面。(26)

就十九世纪以来变动无已的东亚世界而言,媒体报刊领域呈现出中、日、韩之间的互动样态,自是多样复杂。意欲开展探研之路,如何借鉴既有成果的积累,当可为持续前行,提供无限的动力根源。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借鉴既有成果来说,笔者所知,日本学界对于媒体报刊之研究,成果丰富,如小野秀雄、西田长寿等,皆有引路之功,传承相衍,更是推陈出新。像是在所谓“大众社会”的背景下,解析新闻报刊如何借着举办猜测谁是“大相扑优胜力士”、谁会当选民意代表的“预选投票”等“悬赏”活动而吸引读者的因应之道,展现媒体和“国民的大众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27)又如研究读者对报刊的响应互动,向来是报刊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却也往往因资料欠缺,颇有难点。山本武利则广辑史料,分析日本各阶层对各种报刊的响应,甚至于包括军队士兵在内,展现报刊如何为满足前线士兵的思乡之情而特辟地方新闻的场景;(28)永岭重敏析论日本报刊杂志的读者群,视野所及,则注意地方上的学校教员如何形成了“读者共同体”的样态。(29)报刊创办者及其事业,亦有细密的勾勒,有山辉雄对于一代言论巨子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的历程及其言论变化的趋势,(30)便是一例。对个别的重要报刊进行精致研究的成果,亦不乏见。例如,铃木贞美编辑以《太阳》杂志为探讨对象之文集,收文22篇,举凡《太阳》杂志之整体沿革历史,其出版者博文馆与其主要编者的情况,《太阳》杂志涵括之重要论题(如“中国观”、“教科书问题”、“翻译文学”之介绍、“妇女问题”等),皆有涉及;(31)“明治维新”初期,福泽谕吉等人组成了“明六社”,以《明六杂志》为言论机关,影响深远,类似取向者,如: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明六杂志”とその周辺:西洋文化の受容?思想と言語》,因个人工作之中研院院内各图书馆皆未收藏,尚未之见。又如,后藤孝夫以《大阪朝日新闻》之“社说”涉及“日中关系”者为中心,检证日本言论界自身纠缠于“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思想样态。(32)笔者涉读之后,颇得启示,受益甚众。

就西方例证而言,报刊/媒体的文化史研究,提炼之议题,观照之领域,更是粲然可观,更屡屡形成似可概括人类历史经验的宏大理论。如法国学界从文化史角度观察法国大革命,媒体即成为重要的观察对象,各式各样的论著层出不穷;(33)研究阅读出版史之名家Roger Chartier即强调,研究者不能只是注意所谓的文本,还要重视读者群(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角度)接近/取得这些文本的途径,没有物质条件的支持,读者(或听众)不可能接近文本,阅读文本的过程和它如何为读者得到的形式,自是密切相关。(34)他的述说,提示我们应该注意报刊和信息之生产流通过程的物质条件/基础,发人深省。

例如,新闻消息的传递速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实是息息相关。以大英帝国为例,19世纪50年代从不列颠本岛到澳洲的新闻传播,要三个月之久;即使后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使用蒸汽轮船,两地之间,仍需45天。(35)不过,在1850年时,英、法之间首先搭起了海底电缆,由此际起,开创了让新闻在世界快速传播的可能空间,此后十年,更建立了海底电缆的环球体系。就大英帝国而言,这项工程大大改变了帝国的核心与边陲之间的空间关系(the spatial relationship),各式各样的信息,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里散播开来,让人们可以想象自己就是某个国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员,维系了帝国认同。即时的新闻,让那些即便是出生成长生活于帝国领地(the Dominions)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同各种帝国事务与政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36)

以日本而言,电信事业作为“社会基盘”(infrastructure),既提供了经济活动里迅速传达情报的效果,也让日本新闻媒体可以广为利用,甚至于在1877年“西南战争”的新闻报导战里,电信更是大起作用。(37)那么,在中国、韩国的相关场景例证,又是如何?显然值得追索。就笔者所知,1910年长沙“抢米暴动”的讯息如何迅即传达出去,致使清廷得以发动镇压的整体历程,石川祯浩做出了生动细腻的考察;(38)谢俊美则分疏武昌起事后革命党人如何利用电报传递讯息,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动力之一,(39)便都是以独特观察视野研究“辛亥革命”历程的罕见之作。

西方学界的既有成果,亦可刺激吾人的研讨向度。以欧洲而言,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架构,就对出版业的活动范围与可能性,带来不同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亦复如是。然而,研究者还是可以异中求同,设定某些共同的议题,以求得我们对报刊的出版史/文化史的多元认知。例如,就报纸而言,可以追索:谁拥有报纸(谁是报纸的老板)?为它们写作的是哪些人?报纸如何流传?读者是那些人?至若报纸的售价、出版周期、市场营销方式与普及程度,既决定了它可以渗透的地域和社会层级,也决定了它们能否从背后的赞助者与社会力量独立出来的程度。每个国家/地区的情况,各有差异,探索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应可对于各种关于出版文化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s),提出愈形深入的反思。(40)

在报刊/媒体研究的宏大理论方面,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论题,更激发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勃兴。除了欧美各国以自身独特历史经验而开展检讨思索之外,其它地区的反思探索,亦颇有可堪借鉴之处。如日本的三谷博以创刊于1875年而于翌年惨遭官方依据《太政官布告》第98号遂被封禁的《评论新闻》为分析对象,释论日本的“公论空间”;(41)又如印度史方面,Veena Naregal则(主要以语言和文学领域)探讨在大英帝国统治下接受英语和印度自身语言双语的西印度菁英,如何建构出“殖民的公共领域”(colonial public sphere)。(42)至如在中国史研究脉络言之,导入“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以开展者固众,辩驳亦多(43)跳脱了既存“新闻史”的研究格局,以具体的报刊研究进行讨论的成果,(44)也陆续出现。总之,关于人类社会里的“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历史经验与理论议题,显然已蔚为学术产业。

可是,即令从文化史角度,或是借鉴于Jürgen Habermas的论题,开展报刊史的探讨,不应离事而言理。如何从具体的史料搜集与解读等步骤出发,以比较精细的个案讨论取向,“见微知著”,藉以做为认识历史的变化趋向的根底,实为史学工作者无可旁贷之本来任务。如前述《大阪朝日新闻》刊出介绍《时务报》的文稿,台湾方面未藏有《大阪朝日新闻》,想查核这篇介绍《时务报》的文稿,尚无其门。又如,白岩龙平与《时务报》方面的往来,笔者虽知悉白岩龙平的日记已然问世。(45)台湾却无任何图书馆收藏是书,无从考查。想要精确述说这一段媒体互动的历史本来面貌,目前实无可能。在台湾的笔者,意欲研讨这段“互动”的历史,显然得仰赖日本学界友朋的“互动”之助。

总结而论,我们以报刊为研究对象,如果能够放宽知识视界,从近代东亚世界彼此交缠绕结的整体场景出发,广涉史籍,交互参照相关资料文献,必能对近代东亚文化思想之互动、交流和影响的历史,别出新见,拓展更为宽广的认识空间。

在笔者看来,开展之道,实应奉朱熹“小作课程,大施工力”为典则,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工作;那种“一口饮尽西江水”的信笔泼墨,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始可展现具体的知识成果。以既有成果为借鉴,笔者浅见认为,努力之道,或可略分为下述诸衢:就某份报刊对于近代东亚世界的某一课题之报导和述说为对象,进行详缜的分析讨论。(46)抑或全面整理某位历史人物在个别报刊上对于近代东亚世界的某一课题之言论。(47)抑或对某一报刊及其出版者、编者之关联,进行整体历史重建的精密研究。(48)甚或地毯式地整理、纂辑某报刊涵括之语汇或概念词汇(乃至刊行“复刻本”)。(49)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如能承继学界之创获,后继者必然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知识贡献。

当然,入手之方无穷,着眼之道无限,端赖知识生产者自身的巧思妙想。至于如何集众合作,为共同深拓人类的知识板块与智能空间,各尽心力,则有待于其它同志。本文之作,“野人献曝”,希望稍具提醒作用而已。

注释:

①关于研究唐才常汲取的知识与其思想之关联的先驱文献,可以参考陈善伟:《翻译与政治:唐才常的西学知识与政治思想》,《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9期,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第235~248页。

②关于政教社与《日本人》的专著研究,可以参考中野目彻:《政教社の研究》,思文阁出版社,1993年;佐藤能丸:《明治ナツョナリズムの研究——政教社の成立とその周辺》,芙蓉书房,1998年。

③唐才常:《论兴亚义会》,《湘报》第65号(1898年5月20日)。

④《佐藤宏函(三)》,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册,第3326~3327页。

⑤原文是:“贵报馆之声价,敝纸曩者绍介之于世,载在二月念三日纸上,若夫博售之,敝邦人使其随时展读,亦不为两国联合之端邪”,见:《大阪朝日新闻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289页。

⑥《白岩龙平函(一)》、《白岩龙平函(二)》,《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319~3320页。

⑦《山本宪函(五)》,《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296页。

⑧翟新:《東亜同文会と中国:近代日本にぉける对外理念とその実践》,庆应艺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第74页。

⑨参见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下册,第555页。

⑩按,原稿注记:本文原见日本《太阳》杂志,1917年3月号。

(11)这是胡适于1917年6月自美返国道经东京时的纪录。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台五版]),第4册,第1166页。

(12)《胡适演讲集(三)》,《胡适作品集》第26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1~4页。

(13)参见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收入:《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14)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第44页。

(15)谭鸣谦:《劳动问题之解決(译自日本太阳杂志)》,《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01~609页。

(16)关于国民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行接触马克思主义及其它社会主义思潮的一般状况,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266~322页。

(17)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56~57页。

(18)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37~60页。

(19)关于梁启超如何透过日本报刊思想界汲取“思想资源”,参见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书房,1999年;本书有汉译本: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0)原文是:“梁卓如改《清议报》为《新民丛报》,议论较前尤持平,盖年来学识之进步也”,见孙宝瑄:《光绪廿八年二月二十日(1902年3月29日)日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80册,第299页。

(21)原文是:“梁任公《新民丛报》,新理盈篇累幅,我国人读之耸目惊心,而自日人观之,皆唾余也,其程度相去悬远”,见:孙宝瑄,《光绪廿八年六月廿六日(1902年7月30日)日记》,《忘山庐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80册,第378页。

(22)如孙宝瑄读了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虽觉梁启超对于中国“旧史之弊”的论议“有未安之处,一时亦无以难之也”,但对梁启超称誉司马迁等六位史学家“有创作之才”,则认为“颇允当”,见孙宝瑄:“光绪廿八年七月八日(1902年8月12日)日记”,《忘山庐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80册,第383~384页。

(23)孙宝瑄:《光绪廿八年八月一日(1902年9月2日)日记》,《忘山庐日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80册,第397页。

(24)佐佐充昭:《韩末における“强権”的社会进化论の展开——梁启超と朝鮮爱国启蒙运动》,《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40期,绿荫书房,2002年10月,第183~213页。本文列表说明梁启超著述被译为韩文的情況,尤为充实。

(25)参见金凤珍:《朝鲜の开化と井上角五郎——日韩关系史の“脱构筑”を促す问题提起》,《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40(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0年12月),第453~474页。

(26)月脚达彦:《『独立新聞』にぉける“自主独立”と“東洋”——近代朝鮮にぉけるアヅアと脱亜》,收入:渡辺浩、朴忠锡(编),《韓國·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变容》(东京:庆应艺塾大学出版会,2005),第303~331页。

(27)奥武则:《大众新闻と国民国家:人气投票.慈善.スキヤンダル》,平凡社,2000年。

(28)山本武利:《近代日本の新闻读者层》,法政大学出版局,1981年。

(29)永岭重敏:《杂志と读者の近代》,日本ュデイタ一スク一ル出版部,2004年。

(30)有山辉雄:《德富苏峰と国民新闻》,吉川弘文馆,1992年。

(31)铃木貞美(编):《杂地“太阳”と国民文化の形成》,思文阁,2001年。

(32)后藤孝夫:《辛亥革命から满洲事变へ:大阪朝日新聞と近代中国》,みすず书房,1987年。

(33)评论之作,可见:Jeremy D.Popkin,"The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 (1990),pp.664 ~683。

(34)Roger Chartier,"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in Lynn Hunt,and Jacques Revel,eds.,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pp.550~551。

(35)参见:Simon J.Potter: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The Emergence of an Imperial Press System,1876-1922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7 。

(36)参见:Simon J.Potter,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p.28 。

(37)参见:石井宽治:《情报·通信の近代史:近代日本の情报化と市場化》,有斐阁,1994年,第108~109页。

(38)石川祯浩:《长沙大抢米的“镇压”与电信》,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上册,第503~519页。

(39)谢俊美:《情报傅达と辛亥革命——盛宣怀と中国電報局をぁゎせて論ず——》,收入:孙文研究会(编),《辛亥革命の多元構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神户)——》,汲古书院,2003年,第70~89页。

(40)Hannah Barker and Simon Burrows edited,Press,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1760~1820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本书收文10篇,分别就荷兰、德意志、英国、爱尔兰等欧美国家/地区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际的情况,分而述之。

(41)见:三谷博:《公论空间の创发——草创期の“评论新闻”——》,收入:鸟海靖、三谷博、西川誠、矢野信幸(编):《日本立宪政治の形成と變質》,吉川弘文馆,2005年,第58~85页。

(42)Veena Naregal:Language,Politics,Elites and the Public Sphere:Western India under Colonialism (London:Anthem,2002)。

(43)参看:孔复礼(Philip Kuhn):《公民社会及体制的发展》,李孝悌、沈松侨(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3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3月,第77~84页;陈永明:《“公共空间”及“公民社会”——北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0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11月,第90~97页(不详举例)。

(44)如:Rudolf G.Wagner:"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1:1,pp.1~34、 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1872-1911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不详举例。

(45)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記:ァヅ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年。

(46)略举其例:土屋礼子:《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报道につニて——“东京日日新闻”を中心に——》,收入:明治维新史学会(编),《明治维新と文化》,吉川弘文馆,2005年,第211~235页;井口和起:《“东洋经济新报”の殖民政策论——1910年代の朝鲜政策论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日本帝国主义の形成と東アヅア》,名著刊行會,2000年,第244~277页。

(47)略举其例:井田进也:《二○○一年の福沢諭吉——清仏战争期“時事新報”论説の再检讨——》,《近代日本研究》,第17卷,庆应艺塾福泽研究センタ一,2001年3月,第45~68页。李向英:《陸羯南の對清认识——日清提攜论から支那保全论へ—》,《史学研究》第243号(2004年1月),第21~41页。

(48)略举其例:山口昌男:《明治出版界の光与闇:博文館の兴亡》,收入:《“敗者”の精神史》,岩波书店,1995年,第219~251页。杉原四郎、冈田和喜(编):《田口卯吉と東京经济杂志》,日本经济评论社,1995年。

(49)笔者所见,关西大学内田庆市与沈国威教授等组织之工作团队,於此致力尤勤,贡献厥伟,参见:沈国威(编著):《“六合叢談”(1857-58)の学际的研究》,白帝社,1999年;沈国威、內田庆市(编著):《近代启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启蒙塾課初步”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2年;沈国威、松浦章、內田庆市(编著),《遐迩貫珍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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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东亚报刊史研究初探_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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