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十大模式_隆林论文

广西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十大模式_隆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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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978年算起,广西的扶贫工作已进行了22个年头。就是从1984年成立山区建设办公室、给贫困社队发放“三养”经费算起,比较系统的扶贫开发也已有16年的时间。这是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16年。经过不断的开拓,全区各地已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实践中探索出许多路子对、效益好、覆盖面广的扶贫开发模式。总结、归纳比较成功的扶贫开发模式,不仅能为当前的扶贫攻坚提供借鉴,而且从中可以看出西部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扶贫开发、实现脱贫致富的客观规律,为当前的西部大开发和今后的长期发展指明成功的道路。需要说明的是,发展教育、卫生、交通等事业属于基础性、普遍性的工作,这里姑且不作为一种扶贫开发模式来概括;同时,所有的脱贫致富典型,都不是单靠某一种资源的开发实现的,而是靠综合开发、多种经营实现的。但每一种典型都各有其特点,即某一优势资源的开发形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在脱贫致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笔者就实地调查研究所见及所掌握的资料、数据,试作如下归纳。

一、发挥亚热带资源优势,发展蔗糖产业

广西大部分地区地处亚热带,光热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宜甘蔗生长,种蔗制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具有种植甘蔗、发展蔗糖业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种蔗制糖是以糖厂为龙头,连结蔗区农村千家万户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产业,具有较强的扶贫功能。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广西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逐步把兴建新糖厂当作扶贫龙头企业来抓。在桂西特别是桂西南的崇左、龙州、大新、宁明、扶绥、凭祥等县市和右江两岸各县,从80年代到90年代新建、扩建了一批糖厂,带动了桂西农村大面积种植甘蔗,使蔗区农民经济收入成倍乃至数倍增长,蔗糖生产和销售的税利大幅度提高了各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从而使蔗糖业成为这一带贫困县的支柱产业。1984年,全区甘蔗种植面积2.37万公顷,甘蔗总产144.394万吨;到1998年,全区甘蔗面积增加到61.4万公顷,甘蔗总产量3582.3万吨。1994年,全区糖厂100家,1993-1994年榨季榨蔗1985.5万吨,产糖223万吨、酒精12.27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60.2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产品销售收入63.31亿元,销售税金8.04亿元,实现利润9.75亿元。崇左县从1988年至今,累计投入1.2亿元扶贫贷款扶持农民种植甘蔗,到1995年甘蔗种植面积达36.8万亩,人均每年产蔗5吨多,仅甘蔗一项,全县农民人均收入1200多元。在糖的市场行情比较好的1994年,全县产机蔗132.38万吨,两家糖厂产糖14.5万吨,实现税利1.67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360元,1998年增至2241元。(注:以上数据参见《广西年鉴·1999》,广西年鉴社1999年版,第172、449页。)据粗略估算,全区约有300万贫困人口靠种植甘蔗实现温饱,其中有一部分已走向富裕。1995年以后,由于大量计划外进口糖和走私糖的冲击,加上全区大部分糖厂规模小、设备旧、技术差、成本高,致使区内制糖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面对市场的挑战,制糖行业正进行结构调整,按市场需求压缩生产规模,提高质量,走经营集团化、生产集约化、技术高新化的发展道路。尽管市场竞争激烈,经济效益上下波动,“打白条现象”严重影响农民种蔗的积极性,但区域优势和产业特点决定了蔗糖业仍然是广西目前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受益贫困人口最多的扶贫支柱产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制糖业将面临世界蔗糖市场的严峻挑战,如何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依靠科技,提高效益,保持优势,已经成为广西紧迫的课题。

二、发挥山区优势,发展林业经济

广西区内山多,雨水多、气温高的季风带气候特别适宜林木生长,具有发展林业的优势。山区少数民族也有经营林业经济的传统,因此,发展林业经济就成为广西扶贫开发中项目多、投资大、地域广、效益好的重点支柱产业,是一种同时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成功扶贫开发模式。广西最大的林业扶贫项目,是九万大山林业基地。1986年,当时的国家林业部作出决定,把全国18大贫困片之一的广西九万大山地区作为林业扶贫基地,并帮助其所在地河池地区制定“九万大山林业扶贫计划”,派出专业干部到河池地区挂职,具体实施林业扶贫计划,10年间多渠道筹集、安排扶贫资金1.2亿元。至今,已在这一区域建成杉木、松木、茶油、桐油、八角、茶叶、白果、玉桂、柑果、李果、沙田柚、竹笋等亚热带经济林木生产基地;建成了5家木材加工厂、3家松香厂、4家绿色食品厂;并建立了7个县级推广中心,培训管理干部和农民实用技术人员25万人次。经过10年努力,九万大山地区有林面积已从原来的50多万公顷增加到8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34.64%,每年林业总产值6亿多元,基地范围内农民人均纯收入1500多元,有106万贫困人口越过了温饱线,使贫困人口从119万多人减少到13万多人,充分显示出发展林业经济是一种成功的扶贫开发模式。(注:数据为作者在河池地区调查时林业部门提供。)广西许多地处大山区、深山区的县、乡、村,在扶贫开发中大力发展林业经济,都取得了显著的效益。昭平县走“山上搞基地,山下搞加工,以种养为主,科技创高效,效益创第一”的山区扶贫开发路子,实事求是作山上文章,全县至今有林面积已达21.0499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达1099万立方米,年产松脂2.5万吨以上,全县已建立林产工业近200家,林产工业总产值每年达2亿元,来自林业和林产加工业的税利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0%以上。1995年9月经自治区脱贫验收工作组检查验收,昭平县已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注: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1996年扶贫工作会议资料。)地处华南第一高峰猫儿山脚下的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长期贫穷落后。这里的气候、土壤适宜毛竹生长,全乡现有毛竹16.3万亩,人均11亩。但由于地处深山,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毛竹不值钱。1993年以来,全乡以丰富的毛竹资源为基础,依靠各方面的力量筹集资金,兴建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先后建成多条林区公路。现在这里形成了包括刨花板、模压制品、人造板、竹贴面板、木地板、竹凉席、造纸、竹扫把等在内的桂林地区产量最大、

品种最多、规格齐全的竹木制品生产基地,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其中一部分远销日本、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为国家创汇800多万美元。竹木加工业的大发展使华江瑶族乡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1992年到1996年4年时间里,全乡工农业总产值从2070万元增长到3.86亿元,增17.6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4元增加到3370元,成为广西61个民族乡的首富。(注:作者到兴安县调查时查阅的1998年县人代会华江瑶族乡提供材料。)兴林扶贫使大山区、深山区的县、乡、村由穷变富,实现了发展繁荣。林业的发展还带来了丰富的林副产品、林下作物如药材、竹笋等等。田林县发挥自己的土地资源和土特产品优势,在扶贫开发中建立10余万亩八渡笋生产基地,并与安置外来贫困户结合起来,已开始产生效益。

三、发展生态农业,实现良性循环

在广西的扶贫开发实践中,理想的农业开发模式是发展生态农业,既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又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和人类经济活动的良性循环。这类农业开发模式的典型代表,首推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生态农业开发。这个自治县自1985年以来,以造林护林作为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先后筹集扶贫资金776万元发展林业。以大办沼气作为发展生态农业的起步,以发展畜牧业为沼气提供原料,以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水果生产来充分利用沼气池废料,逐步形成养殖→沼气→种植的农业良性生态循环。到1994年底,全县建成沼气池2.75万座,使用沼气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54.78%。沼气开发带动了农村其他各种能源的开发,有4.78万户农户建了省柴灶,占农户总数90.9%,安装太阳能热水器350平方米,并采用其他省柴节能措施,使全县每年节约烧柴10万吨,相当于减少砍伐2.5万亩林木。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87年的47%提高到现在的70.84%,许多濒临断流或夏流冬断的河溪又清水常流,流量增多,县内4条河流的平均水流量比1985年增加了15%,全县洪涝干旱灾害逐步减少减轻,为整个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办沼气需要大量的粪便作原料,因此带动了畜牧业的大发展。1994年全县畜牧业产值2.3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0.88%。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畜牧业收入214元,占18.54%。畜牧业与沼气的结合,生产出种植业源源不断的“粮食”——沼液、沼渣,培育种植业的发展。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全县把8万亩耕地改种水果,因农家有机肥充足,地力增强,粮食仍然连年增产丰收,农民人均有粮415公斤。到1995年,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以种植当地传统水果月柿、沙田柚、柑橙为最多。1994年全县水果总产量达6.56万吨,产值1.3亿元,占种植业产值的44.8%;农民人均产果275公斤,人均年水果收入500元,居广西全区首位,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154元。1995年水果总产量达9.8万吨,全县农民人均水果收入1000多元。这个瑶族人口占总人口47.8%的自治县,成为全区1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首富,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865元,(注:以上数据为作者在恭城瑶族自治县调查时县统计局、农办、水果办提供。)不仅已摆脱了贫困,还跻入全区富县的行列。生态农业开发不仅在桂东北的恭城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桂西的大石山区里也有这方面的典型。马山县古零乡弄拉村,地处喀斯特峰丛的深处,大石山连绵高耸,遍地岩石嶙峋,人们靠耕种石缝里的岩颗地维持生存。1958年这里并没有因为是大石

山而幸免生态劫难,石山上百年才能成林的树木都被砍光烧了木炭。那场灾难以后,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发展,全面封山育林,经过30余年的培育保护,这里万山重新葱郁,万木峥嵘于石缝之中,林下湿润,泉水叮咚,成为四季宜人的好山村。人们以森林作为农业的保障,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靠种植果树、药材、茶叶等经济林木,不仅解决了温饱,还积聚了资金,让年轻人到乡、县城镇开拓新产业,开创了在大石山区靠发展生态农业脱贫致富的奇迹,山村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四、发挥水电资源优势,振兴民族经济

广西的老、少、边、山地区山大坡陡,雨量充沛,沟谷纵横,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贯穿广西百色、河池、南宁、柳州等地区的红水河,是我国水电资源的第三大“富矿”,国家已规划建设11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11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600多亿度。现已建成和在建的大中型电站有7个,为沿线各贫困县的扶贫攻坚提供了能源基础。全区许多县、乡、村在扶贫开发中充发发挥水电资源优势,发展电力工业,促进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实现了脱贫致富,使水电开发成为扶贫开发中的一种成功模式。隆林各族自治县是苗、壮、汉、彝、仡佬等民族杂居的大山区,在百色地区流行一句话:不到隆林不算到百色,不到德峨不算到隆林。这里山大沟深,是大山区的典型代表。全县面积3543平方公里,只有1021.68公顷梯田,其中保水田只有457公顷。全县343,948口人,人均不到3分田,水田则只有1分3厘。在“以粮为纲”的时代,全县一直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直到1986年,农村人均有粮只有214公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36元。在扶贫开发中,隆林各民族同胞持续发挥山区优势,发展烤烟、桐油、板栗、核桃、药材、杉木、竹子、山羊等开发项目,使农民收入逐年增加,贫困程度有所减轻。然而,全县贫困的面貌没有根本性改变。进入90年代以后,隆林在扶贫开发中突出抓水电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民族工业,重点开发以水电带动的矿冶业,使这个贫困县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个县的水电资源开发已有较长的历史,从1957年到1989年,全县先后兴建了小水电站126处,装机14万台,总容量19,478.5千瓦。其中在横贯全县南北、由高山流下深谷的冷水河上,就建成了连成一串的7个梯级小电站,占全县水电总装机容量的88.4%。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天生桥电站的建设,把隆林水电资源开发推向了历史的最高点。隆林各族同胞为国家重点工程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为建电站有4个乡镇、32个村、273个寨子的15,698人让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共95,361.19亩土地,移民他乡。全县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全力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隆林各族同胞因此得到回报,全县每年可享受5亿度的留成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隆林各族自治县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首先建成22万伏变电站,以强大的电能带动隆林工业特别是矿产冶炼业的发展,相继建成了高耗电、高效益的铁合金厂、电解铝厂。电解铝厂年产铝锭12,500吨,年销售收入1.8亿元,经过扩建每年可达8亿元。铁合金冶炼年产硅铁10,000吨,年销售收入4000万元。在这期间,在*

具有充足的、低成本的水电能源带动下,隆林民族工业的各条战线也突飞猛进:锑业公司进入了广西的“百强企业”,1996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372万元,创税利1371万元;黄金开采1996年达到5129两,实现产值1424.1万元;年产8.8万吨标号在525#以上水泥、总投资3000万元的天生桥水泥厂于1996年底建成投产。1998年,隆林各族自治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5亿元。(注:以上数据为作者在隆林各族自治县调查时县统计局、经贸委所提供。)隆林的扶贫攻坚以水电带动工业、以富县带动富民的特殊模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是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在经济基础、投资环境、技术装备、资金拥有、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智能方面均处于劣势的西部民族地区,充分发挥自己资源优势所取得的胜利。隆林县的成功雄辩地证明了,发挥优势是西部民族地区在市场竞争中以劣取胜的法宝。

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建设新家园

这种扶贫开发模式也叫异地安置、搬迁移民,在西北称为“吊庄”。在广西,这是解决大石山区因缺土、缺水、缺柴、缺粮、缺钱,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扶贫开发模式。一般是先由劳动力到安置点搞开发,待有经济收入后再全家搬迁,建设新家园,所以称之为异地开发搬迁更能体现客观实际。异地开发搬迁成本较高,但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扶贫开发模式。异地开发搬迁在广西大石山区已有较长的历史,是大石山区人民群众在与贫困作长期搏斗中所选择的一条摆脱贫困的出路。解放初期,都安就有部分贫困农户自由迁移到罗城、宜山等地。1966年至1969年,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大石山区各地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搬迁,仅都安就有1888户8826人搬迁到区内4个地区26个县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社队,有的在当地生产队落户,有的划分到田地山林后另成立生产队。由于许多地方安置点没有处理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加上70年代批判“穷则思迁”,不少搬迁户返回故里,但能坚持下来的搬迁户都摆脱了贫困。1987年,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石山课题”组经过调查研究,重提转移大石山区贫困人口,倡导异地开发搬迁,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在这期间和以后,异地开发搬迁日渐盛行,特别是在既有大石山、又有较多土山荒山荒坡的县,如环江、乐业、田东、巴马,既有群众自发的异地开发,也有政府组织的搬迁移民,如环江县就组织了上南、下南、木伦等大石山区的190户514人安置到本县平原畜牧场,开发荒山荒坡,组建了一个扶贫李果场。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大石山区人口的增多和生态严重恶化,异地开发搬迁已逐步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进而也成为各级政府领导扶贫攻坚的重大举措。在中央作出广东帮扶广西的安排后,广西的异地开发搬迁得到了广东有力的财力支持,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97年,自治区决定异地安置大石山区贫困人口从原有的20万人增加到25万人。据统计,从80年代末开始至1998年12月,全区异地开发搬迁贫困人口已达到20.15万人。其中由各级政府扶贫办组织安置的有205个点2万户11.65万人;通过各部门产业开发、兴办扶贫企业和乡镇企业安置2.73万人;由能人带动、投靠亲友等群众自行异地开发搬迁3.02万人;世界银行中国西南扶贫项目在广西举办的经济实体吸纳贫困人口2.76万人。(注:以上数据部分为作者实地调查所得,另一部分参见《广西年鉴·1999》,广西年鉴社1999年版,第116页。)异地开发搬迁的贫困户,当年就能得到温饱,第

二、三年就脱贫,有的已开始致富。全区呈现出了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异地开发搬迁的新局面,使大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空间大大扩展,实现了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展现了广西扶贫攻坚壮观的动人画面,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六、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组织劳务输出

劳务输出同异地开发搬迁一样,是扩展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空间,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优化组合的扶贫开发好模式。劳务输出通过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优势,到异地他乡提供劳务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贫困户带来了比较优厚的经济收入,是一种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扶贫开发形式。这种自我谋生手段也是贫困地区特别是大石山区群众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中作出的选择。早在人民公社时代,就有许多人走出贫困的山村,到外地提供劳务换取报酬,求得全家的温饱。尽管此举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野马副业”,但几经劫难,死而复活。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蓬勃开展。早在1986年,都安的劳务输出就达到45,605人,其收入成为县里的一项重要财源。1994年,天等县外出打工9万人,当年通过邮电局寄回县里的汇款就达5000多万元,全县人均120元,超过了当年全县的财政总收入。如果再加上民工回家过年带回的钱,以平均每人自带回2000元计,5万人回乡过年,其收入就与当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17亿元相当。都安三只羊乡有2万人口,近几年每年有3000人在山外打工,春节前每3天就有1万元汇款通过乡邮政所寄往各个村寨,成为这个全区著名的大石山贫困乡最大的一项外来财富。多年来,广西贫困地区每年劳务输出约100万人次,人年均汇回现金为2000元上下。天等、马山、都安、大化、靖西、德保等特困县,劳务输出的收入数亿元,已经成为各县每年最大的一笔现金收入。(注:以上数据为作者在各县实地调查所得,其中的综合数字为作者调查后的估算。)劳务输出因此也成为这些县最大的新兴扶贫支柱产业,对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贫困地区劳务输出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风险大,几十万人出去,难免有空手而归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是不相信眼泪的,要脱贫致富就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与贫困抗争。而且,劳务输出所换来的不仅仅是钱,还为贫困人口换来市场竞争的本领,为贫困乡村培养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为西部贫困地区架起一座座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

七、发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优势,发展旅游业

广西老、少、边、山地区贫穷落后,却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利用雄伟秀丽的山水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发展旅游业,能够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为当地各族群众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为各民族传统的手工艺品、美味佳肴和农副土特产品开拓广阔的销路。因此,旅游业是见效快、永久性的扶贫开发项目。龙胜、融水、资源、富川、金秀、宜州、东兴、凭祥、隆安、崇左、大新、宁明等县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已取得一定成效;巴马、大化、凤山、靖西、德保、凌云、武宣、上思等县也在积极筹划,宣传旅游资源,改善投资环境,配置旅游设施,努力开创旅游业的新局面。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桂东北大山区,是侗、苗、瑶、壮等民族杂居的国定贫困县。在扶贫开发中,这个县充分发挥山区的优势,开发了温泉风景区和龙脊梯田等游览胜地,扶贫效果显著,旅游业的开发带动了全县第三产业的发展。1995年该县接待国内外旅游者20.8万人,旅游收入765.3万元,成为广西旅游大县之一。该县个体工商户从1981年的117户、从业人员152人,发展到1995年的3992户、从业人员5880人,个体工商税达1837万元。温泉旅游胜地附近的白面瑶寨1995年旅游总收入9万元,仅此项收入人均570元,加上农林牧各项收入,全寨36户158口人都实现了脱贫致富。龙脊梯田旅游胜地的金竹壮寨,1994年仅卖旅游纪念品壮族绣球一项纯收入就达15万元,加上其他旅游商品收入,全寨年旅游业收入约为20万元,仅此一项人均增收555元。农林牧工旅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兴旺,使龙胜各族自治县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637元,成为广西率先摆脱贫困的国定贫困县,当年荣获全国扶贫开发先进县称号。融水苗族自治县从1991年开辟贝江苗族风情游开始,当年游客2.3万人,第二年升到7万人,第三年达到10.7万人,当年旅游直接收入30多万元。旅游项目也从贝江一日游,发展到苗寨二日游、元宝山三日游。旅游业开始成为这个县的支柱产业之一,有效推动了扶贫开发事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使融水县城的饭店从一家发展到100多家,三轮车从几辆增加到600多辆,木衣架、竹凉席等竹木加工厂家发展到15家,竹笋、冬菇、木耳等土特产品畅销山外,糯米甜酒、酸鱼酸肉等美味佳肴吸引着海内外游客。苗族同胞由传统观念认为卖东西赚钱丢丑,转变为以能够办旅游做买卖赚钱而感到光彩。长赖苗寨105户500多人,人均不到4分田,人均收入长期徘徊在200元上下。现在办起了旅游村,男女老少踊跃参加,组织了芦笙表演队,摆摊出售土特产、*

工艺品、竹器,出租苗族服装给旅客照相,全村3年旅游总收入达68.4万元,(注:两地数据均为作者实地调查所得,其中有县旅游局、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跨过了温饱线。大山区旅游资源丰富,边疆地区旅游资源也富有特色。这方面,东兴、凭祥的成就尤显突出,其中又以东兴的京族三岛更富特色,成绩卓著。在改革开放中,京族同胞利用宽阔的浅海、金色的沙滩、葱郁的树林、壮观的鹤群和多彩多姿的海岛京族风情,大力发展旅游业。1997年,到这里旅游的人数已达30万人次,以平均每人消费150元计,旅游收入为4500万元。按各行业的平均收入来计算,万尾村的旅游纯收入达400万元上下,有945户建起了小楼,整齐排列在民族大道和中心大道两旁。(注:两地数据均为作者实地调查所得,其中有县旅游局、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全村交通、通讯、家庭设施都实现了现代化,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了都市化的海滨旅游度假区,京族因此已成为我国率先实现小康的民族。

八、发挥边疆优势,发展边境贸易

利用区位优势发展边境贸易,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是发展边疆经济、实现西部地区各民族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因此也是扶贫开发的好模式。广西边疆的防城港(包括东兴)、凭祥、宁明、龙州、大新、靖西、那坡七市、县,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且多数是国定贫困县。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边疆各族群众为了恢复经济,摆脱贫困,积极开展边境贸易,有效促进了广西边疆经济的发展。1996年,广西边贸进出口商品总额为29亿元人民币。其中,防城港市港口区1898万元、防城区9.01亿元,东兴市5.5亿元,宁明县1.35亿元,凭祥市9.41亿元,龙州县1.02亿元,大新县69万元,靖西县1亿元,那坡县1484万元。(注:参见《广西年鉴·1997》,广西年鉴社1997年版,1998年下降为27.66亿元。)以扶贫开发的角度来说,边境贸易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边疆地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一是增加了边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边境贸易点上及其附近的边民,有许多人直接参加边境各种贸易活动,有许多人为边贸提供劳务、仓储、翻译、咨询、住宿等服务,其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许多人已脱贫致富,建起了楼房,实现了家庭现代化。最典型的要算凭祥的弄尧村,这里原来是偏僻、贫穷、落后的大石山村寨,现在变成了兴旺繁荣的中越贸易一条街,全村实现了小康水平。边境贸易的发展,使边疆市、县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1998年,凭祥市地方财政收入达到7130万元,比1986年的222.8万元增长32倍,主要来自边境贸易各种税费的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1830元,比1986年的271元增长近7倍,其成果与边贸的发展密不可分。东兴市1998年地方财政收入1.06亿元,(注:参见《广西年鉴·1997》,广西年鉴社1997年版。)则基本上是边贸、旅游财政。二是带动了边境地区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凭祥市从原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在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国际贸易小城市,是由中越边境贸易的蓬勃发展所造就的。从平孟壮族山寨,到京族三岛渔村,在边境贸易恢复不到10年的时间里,村镇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那些“茅房到处有,铺店老又旧,街天百把人,平日放猪牛”的边境小镇和村庄,迅速变成高楼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节日人山人海,平时车辆穿梭的一座座现代化小城镇。那坡的平孟、靖西的龙邦、大新的硕龙、龙州的水口、宁明的爱店、凭祥的浦寨、东兴的江平,都变成了边境上新的贸易、文化中心,变成了各边境市、县新的经济增长点。沿边境线的村寨也因为

边境贸易的开展而旧貌换新颜,砖瓦房代替了茅草房,普遍实现了温饱,开始走向富裕的道路。三是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中越边贸的一次又一次红火,吸引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厂商到中越边境的各处贸易点,寻找商机,开展边境贸易。有的独资开铺设店,有的与当地公司、企业合作,使边境贸易成为内地许多厂家产品畅销的市场,边境贸易因此救活了不少濒临倒闭的企业,使许多厂家兴旺发达。从此,边境地区不再是远离内地的穷乡僻壤,而是同全国各地千百个工厂、公司、财团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使边疆经济与内地经济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有力地推动边疆经济走向繁荣。四是为内陆边疆各民族经济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辟了新的途径。内陆边疆各民族经济长期以来贫穷落后,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处在很低的层次上。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内陆边疆各民族要向东对外开放,由海路走向世界,困难重重,竞争能力很低。内陆边疆的对外开放,边境贸易的迅速崛起,使边疆各民族经济对外开放区位由劣势变为优势。在中越边境贸易中,中国货进入了越南市场,又转口到老挝、泰国;东南亚各国的商品及其各种信息也由越南进入中国。东兴与芒街虽隔着国界却已连成一体,凭祥与谅山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龙邦、水口与高平市贸易往来逐渐频繁,这不能不说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在边疆初显端倪,是内陆边疆各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一条途径,是西部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一条新路子。(注:以上数据、资料为作者多次到广西边境各县实地调查研究的积累。)

九、发挥地域优势,发展经济作物

广西各贫困地区在扶贫开发中,从各自不同的地理、气候、土壤等客观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种植各种价值高、效益好的经济作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成为许多贫困的县、乡、村得以脱贫致富的支柱项目。发挥地域优势发展经济作物因此也成为一种比较成功的扶贫开发模式。广西贫困民族地区的经济作物除了上面讲到的甘蔗之外,比较著名、扶贫效益比较显著的,有桂林地区的柑橙、柿子、白果;玉林、钦州、南宁三地区的荔枝、龙眼;右江盆地的芒果,百色、河池两地区的板栗、核桃;桂西、桂北传统的油茶、油桐、八角;桂中、桂东稀有的灵香草、绞股兰、香蘑菇;桂东北的荔浦芋;桂东南的沙田柚;富川、隆林等县的烟叶;环江、宜州等地的桑蚕。大到遍地的西瓜,小到南丹的辣椒;多如田阳的冬菜,少像靖西的山楂;云雾山中的茶叶,低坡矮岭的菠萝等等,品种繁多,各具特色,是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重要内容。许多经济作物是老、少、边、山地区的土特产品,是当地传统的商品生产项目,在扶贫开发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对振兴当地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展,各种经济作物得到相应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各种经济作物和土特产品的深度开发、加工增值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右江革命老区田阳县90年代大规模发展冬季蔬菜,使冬季蔬菜变成这个壮族聚居的山区县的支柱产业,就是广西民族地区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经济作物的成功典范。田阳县北部是土山区,南部是石山区,右江从西向东横贯全县的中部,形成一条宽阔平坦的河谷,这是右江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带实施了电灌化、搞万亩双季稻样板田,实现了绿色革命之后,变成了桂西著名的粮仓。勤劳智慧的老区人民并没有到此止步,在改革开放中,农民创造了“稻—稻—菜”、“菜—稻—菜”、“菜—菜—稻”等新的耕作制度,充分利用右江盆地夏季炎热、春秋温暖、冬季无霜的南亚热带气候条件,在原来冬季闲置或只种绿肥的稻田上种植西红柿、青椒、黄瓜等冬季蔬菜,探索一亩田年产值万元的“三高”农业路子,获得了成功。田阳县党政领导机关及时总结、推广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大力推动冬季蔬菜的生产。1990年,县里成立了蔬菜生产办公室,协调各有关部门为冬季蔬菜生产提供全方位服务。到“九五”初期,县里进一步把冬季蔬菜当作支柱产业来发展,建设南菜北运生产基地,并出台了加快冬季蔬菜发展的有关生产、销售和科技服务等配套改革,使全县的冬季蔬菜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流

通渠道不断完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93年至1994年菜季,种植面积5.8万亩,总产量10.2万吨,总产值0.88亿元。以后每一个菜季上一个新台阶,到1997年至1998年菜季,种植面积扩大到15.3万亩,总产量32.5万吨,总产值2.94亿元。冬菜产值在种植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30%。所种植的西红柿、西葫芦、辣椒、四季豆、豆角、冬瓜、黄瓜、菠菜、芹菜、萝卜等40多种蔬菜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大中城市,近两年部分产品还远销俄罗斯和越南。(注:以上数据资料为田阳县蔬菜生产办公室提供。)田阳冬季蔬菜生产成为全县“三高”农业的重要内容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不仅产生日益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产生了十分突出的扶贫效益。县里采取多项措施,鼓励和扶持南部大石山区的贫困户劳动力到右江两岸各蔬菜生产乡镇农村搞异地开发,采用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参与冬季蔬菜的经营,使每年都有数千名大石山区贫困农民到右江两岸农村,参与冬季蔬菜的生产、运输、销售,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成效。如大石山区的尚兴村在扶贫状元莫文珍的带动下,到右江两岸的村屯搞异地开发种冬菜,每年全村人均收入增加1000元,占全村人均纯收入的60%。大石山区巴别乡陇合村11户农民到冬菜产区承包20亩田种冬菜,年产量3万公斤,年人均纯收入1954元。大石山区永常村农民,到右江边的定律村合股经营60亩田种冬季西红柿和西葫芦,产量19.3万公斤,销售收入10.08万元,该村分到红利3.17万元,人均收入1500元。田阳冬季蔬菜产业的形成,还带动了南北部山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年产30多万吨的冬季蔬菜外运全国各地以至国外,需要大批量的箩筐包装,因此直接带动了山区种竹、编织业的发展。南部大石山区五村乡大路村抓住了这一机遇,大种竹子,编织竹筐销往冬菜产区,使种竹编筐变成了全村经济效益最好的新兴产业,1997年,该村仅竹编一项人均收入就达2180元。(注:以上数据资料为田阳县扶贫办提供。)现在,这个大石山区的贫困村已旧貌换新颜,全村已有160户靠种竹编筐出售收入盖起了二三层的楼房。田阳冬季蔬菜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农机、种子、植保、农艺和加工储藏、交通运输、交易市场、商品流通、农田水利、信息通讯等各行各业的发展进步,还变成了全县下岗职工、分流干部重新就业的主要门路。由此可以看出,一种成功的经济开发模式的形成,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广西老、少、边、山地区地形复杂,地质多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贫困地区潜在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南丹的锡矿,环江的铅锌矿,龙胜的滑石矿,靖西、大新的锰矿,隆林、田林的金矿和锑矿,以及平果的铝矿,田东、田阳的石油等等,原来已经开采的,在扶贫开发中加大了开发的力度;原来向未开发的,被列为扶贫项目来开发;在开采中与当地群众有利益冲突的,得到了必要的调整。广西的矿产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桂西贫困地区,但矿山属国家所有,大矿山必须由国家开采,矿山所在的贫困县、乡只能开采小矿山。而且,矿藏分布大部分高度集中在局部的县、乡,绝大部分县、乡是没有重大矿藏分布的。矿产资源的分布特点和开发权限,决定了矿产资源开发的扶贫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如此,经过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矿产资源的开发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扶贫开发的一种较好的模式。归纳起来说,矿产资源开发在如下几个方面发挥了扶贫功能。其一,小矿、边矿由县、乡、村开采,使这些矿山的开发具有比较直接的扶贫作用,使矿业的矿产品加工成为矿区贫困县的支柱产业。如南丹县锡矿的采、选、冶,靖西县锰矿的开采及利用,隆林各族自治县锑矿、黄金的开采及加工,都已成为这些县重要的财富源泉,成为县级扶贫支柱产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仅铅锌矿的开发就投入了3亿多元,建成4个矿山、40家选矿厂、4家铅锌冶炼厂,形成采、选、冶、贸一体化有色工业体系,成为广西新的“铅锌之乡”。据该县的数字统计,环江的其他各种矿产资源也得到开采。以铅锌为主的县、乡矿业企业大发展,全县工矿类乡镇企业有4161家,从业人员13,270人,1998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3.64亿元。(注:参见《广西年鉴·1999》,广西年鉴社1999年版,第469页。)其二,国家大矿山的开发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大厂锡矿,平果铝矿,田东、田阳石油这些国家大矿山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第三产业、建材工业和城镇建设的发展。这些国家大企业还向当地缴纳资源税、特产税等税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当地的财力。其三,矿山部分承担了矿区的扶贫责任。贫困地区的国家矿山企业,都参与了当地的扶贫工作,有的与当地合资兴办企业,有的为挂钩扶持的贫困乡村提供一定的扶贫资金,有的为地方企业提供技术支援,有的为当地办教育、交通、自来水,提供用电、通讯、文化娱乐等方便,为当地的扶贫开发作了一定的贡献。国家大型氧化锰矿大新锰矿,多年来在矿区开发、土地利用、环境污染、公共设施等方面与当地群众长期存在尖锐的矛盾。1983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调节,将矿区中心的壮族村寨农户连带土地等资源,划归矿区管辖,人口农转非,劳动力转为矿区职工,矿区工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利用由矿上统一安排,走出了一条矿区工农合一、共同富裕的扶贫开发新路子。其四,创办扶贫股份制企业,辐射非矿区贫困户。南丹是全国著名的锡矿大矿山,是国家大企业—大厂矿务局所在地,多年来国家大矿为地方提供的各种税金,为南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经济体制改革使南丹县的矿产资源开发获得了蓬勃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车河镇、大厂镇等部分矿区农民参与矿山开发首先实现了富裕。然而远离矿山的里湖、八圩两个瑶族乡和中堡苗族乡,由于地处大石山区,生产生活环境恶劣,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县里在财力逐步增强之后,帮助大石山区的瑶族同胞搞异地开发搬迁,把部分人口转移到土地资源丰富的土山区安置,使这些地方的贫困程度有了缓解。经过扶贫开发,使全县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6.1万人减少到1994年的4.9万人。但剩下的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很大。为了实现1996年全县脱贫的奋斗目标,南丹县采取了新的扶贫举措,创办扶贫股份制企业。具体办法是,由县财政作担保向银行申请扶贫贷款创办企业,贷款由企业承贷承还。所得货款以1000元为一股,分配到贫困户主的名下,使贫困户成为扶贫股份制企业的股东,享受企业的利润分红,但不直接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因为这种扶贫股份制企业分配给贫困户的股东权是为了扶持其脱贫,所以股权不是永久性的,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而且有一定的期限,可以轮换,就是不脱贫不脱股,脱贫后股权就轮转给其他贫困户。贫困户的股东权由乡、村两级核准,上报县股份扶贫开发公司董事会讨论确定。待全县都脱贫以后,企业分配给贫困户股东的红利,除继续扶持新产生的贫困户,还将为残疾人、孤寡老人买养老保险,使残有护、老有养。扶贫攻坚中的这一创新,为西部民族地区开发矿产资源和水电等其他重大资源,推动当地民族经济发展,实现区域性脱贫致富,开拓了一条广阔的扶贫开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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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十大模式_隆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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