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哲学与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哲学研究的关系--新作理论研讨会摘录_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哲学与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哲学研究的关系--新作理论研讨会摘录_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哲学与经济学关系暨《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新著理论座谈会部分发言摘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经济学论文,新著论文,座谈会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由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于3月4日联合召开了哲学与经济学关系暨《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新著理论座谈会。张江明、高齐云、张井、曾广灿、梁渭雄、马中柱、章岳云、李明华等近30名专家教授参加了座谈会,未能与会的邹永图、范英等专家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在张江明教授的主持下,与会代表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哲学与市场经济和经济学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既充分地肯定了《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一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又提出了一些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会上的发言富有真知灼见。1997年4月4日的《广州日报》已摘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为了充分反映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在这里,我们继续摘登另外一部分专家教授的发言。

可贵的探索 良好的开端

——谈哲学与经济和经济学的关系

红旗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丘挺、张先贤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一书,这可以说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从哲学的发展而言,则可以说,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这部专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市场经济形态和体制进行了可贵的研究和探索,关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合理性的论证;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关于生产力标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等,在书中都有专门的、较为辩证的阐述,这既是着力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又是建立哲学与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代的联盟的良好开端。

这本专著的研究成果,既然是属于“探索”和“开端”,无疑会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进一步研究的启迪。这里,有几种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所当然应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服务,为其发展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市场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等等,都不能离开哲学的分析,不能没有哲学的头脑,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反过来,在当代,哲学要摆脱“贫困”状态,离开对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哲学只能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

其次,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内部的关系。哲学虽然是一个“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却又渗透在其他思想领域之中。用列宁的话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哲学与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分工不分家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评论苏联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很难分家。在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的《1843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也充分说明了这个论断;《资本论》既是经济学著作又是哲学名著。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深刻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建立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现实的需要。

谈到哲学与经济学的分工,关键在于把握哲学的本性。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体,就一定的范围来说,经济学属于实证科学。在这个角度看,哲学与经济学之间具有指导与接受指导的关系。哲学离开经济学,其论证就会陷于思辩的泥潭之中,成为书斋的或经院的哲学。同时,哲学的功能是“猫头鹰”与“雄鸡”的统一,前者是对实践的总结、概括、抽象,形成具有指导进一步实践的功能;后者则是由于哲学阐明的普遍规律可以给人们以科学的预见和战略的眼光。哲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和论证,既不能离开经济学,也不能代替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这部专著的不足之处。就是说,它基本上未能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畴体系,而在经济学范畴体系之内的论证较多;往往把较庞杂、具体的经济学内容引进来,却未能作进一步抽象和提高。在此,我们再次回忆和思考马克思当年在物的关系中看到人的或阶级的关系;在具体商品中抽象出人类的普遍劳动;在商品的内在矛盾中看到私有制灭亡的必然性等等,对我们进一步对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仍然有极大的启迪。

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促进哲学的丰富与发展,决不会带来哲学的贫困!这是在拜读了这部专著后的一点感想。

成功而艰辛的起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学术界对这一新生事物进行了各方面的理论探索,但从哲学上作较系统考察的专著,丘挺、张先贤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广东来说就是难能可贵的第一部,是敢于“先飞”、“闯进”哲学殿堂的新著。正是由于它的学术上的先创性,就像初生婴儿那样,难免有不足之处,但从全书总体构思,基本立论来看,是正确的。

这部专著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及其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关系,并在探索这一关系中显示出两大特点和新意:一是全书力求从市场经济与哲学的关系上,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内在关系中,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并从整体上提出建立经济哲学的学科系列,进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完善认识发展的辩证法,深化改革和稳定、发展的关系,强化全民的法律意识,完善法制和民主制度,更新道德观和价值观等一系列关系,进行了哲学分析和概括;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剖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功能、活力及其组织要素和社会作用的正负效应,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矛盾发展作了较全面的辩证分析,为读者对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现象作出了本质和矛盾的揭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崭新事物,从哲学上进行解剖和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是一项极其艰巨和复杂的科学探索,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值得商榷的各种问题。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正负效应,没有分清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效应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法制不完备产生的弊端的区别;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中,似偏于强调了前者,而导致忽视主客观关系的唯物主义原则等。又如,关于“把市场经济孕育的主体精神升华为哲学原则”是一深刻创见,但进行这一工作,却是极其艰巨的学术工程,比如,怎样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法,从市场经济的复杂矛盾中,抽象出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系,找到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中间环节,使全书内容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另外,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哲学上升,除了人的主体精神以外,还有它的唯物史观、辩证法、认识论及与逻辑学一致的原则,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和上升,就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提高我们的哲学思维水平。

在哲学变革上的切实行动

中国的哲学,曾经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扮演过“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儒、墨、道诸家的学说,是几千年来中国自然经济顶礼膜拜的偶像;而在推行计划经济的年代,哲学又一度成了论证这种经济体制的吹鼓手。由此可见,哲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必然要求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或哲学的变革。为此,哲学必须扭转为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唱赞歌的局面,才能真正当之无愧地充当新时期“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并使自己在新的经济体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丘挺、张先贤同志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这一论著,开了一个好头。

第一,它明确地提出“哲学的发展要面向市场经济”,要“建立市场经济哲学的学科系列”,表明作者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哲学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心境和投向,因而具有开拓性、时代性,喊出了哲学工作者的呼声,为哲学的生存、适应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第二,这种努力,是以批判继承和求实创新为依据的,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新时期的社会实践为考察对象的,因而具有指导性、学术性;其所得出的一些科学命题和结论,为哲学的生存、适应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第三,这种思路,最明显的特点,是坚持唯物史观、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和特殊作了范围广阔而又有所侧重的探索和研究,因而具有宏观性与操作性,让人觉得既非就事论事,也非不可捉摸的东西,读起来有启发,又实在,为哲学的生存、适应和发展闯出了一种新的模式。

第四,这种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比如,在体系的总体上,怎样才能把哲学的红线一以贯之,而不使有些章节显得薄弱;在哲学与经济本身以及哲学与经济之外的“市场”关系上,似乎也有须进一步理顺的难点问题。但作为一本论证哲学与市场经济的书,有这样好的开头已经不易,这要感谢作者们多年的辛勤劳作和在哲学变革上的切实行动。这就是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第五,这种责任表明,我们不仅要用哲学去阐述经济,还要紧紧地从经济哲学、市场经济哲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的各个层次出发,用新的视角去阐述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经济现象和本质。因而,大力开发经济哲学的学科群,探索其系列层次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将会促进哲学工作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只要有更多的哲学工作者承担起这种责任,就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成果问世。

从“市场经济的哲学”概念谈起

丘挺、张先贤主编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一书,顾名思义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哲学,而不是泛指市场经济哲学。该书把研究范围界定在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分析具体的市场经济问题,把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论证。

这部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哲学”,体现在其“内容提要”的阐述:本书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结合”,从以下两方面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一)论证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联系;(二)坚持唯物史观、认识的唯物论、认识的辩证法,探讨市场经济同哲学相关的各种范畴和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多样的矛盾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处理和解决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关系。这就表明,本书着重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索、论证。因为本书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哲学的学科体系而系统地、严格地对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和重要的市场经济现象作哲学阐释,所以把研究对象界定在“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是确切的。“市场经济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哲学”两个概念虽然难以截然分开,但是可作大体的区分——“市场经济哲学”倾向于经济方面的哲学体系;而“市场经济的哲学”则倾向于应用哲学,实用意义更大。为此,我赞成多采用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形式。

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格式自由,实用性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欧洲普遍轻视经济学,重视哲学。马克思打破世俗之见,专心致志研究《资本论》,并在许多方面运用哲学方法研究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的作者们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轨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客观形势中,产生了当代哲学和市场经济学联姻的结晶,它必然有新的角度、新的思路和新的见解。这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较大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经济改革需要哲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18个年头了。十多年来,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既是一条渐进的量变的路,也是一条总体向前又偶有曲折的路。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已有相当的量变的积累,但又仍未实现根本性的质的飞跃,这除了社会改革本身所具有的艰巨性特征外,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改革思路、改革方案、改革措施的设计上缺乏哲学思考。往往是陷入单向、孤立思维,一厢情愿,形而上学。什么“一包就灵”、“一股(份制)就灵”、“一破(产)就灵”等等;还有的把人统统视为纯经济动物,人人唯利是图,唯钱是举,唯有用利益刺激……。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我们一些经济改革研究人员脑子里缺少辩证思维方法,缺乏哲学思辨。

也许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的著作者惯于用哲学思辨的眼光观察现象,当国内学术界尚在刚刚谈论经济中要有哲学和哲学要指导经济、为经济思维的时候,他们已将一部近35万言的经济哲学研究著作奉献给了大家。这不能不令人感叹著作者的洞察力和敏锐性!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的研究内容是丰富的:如“经济工作失误的哲学根源”、“形而上学对经济理论的误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认识发展的辩证法”、“改革、发展、稳定与市场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辩证关系”、“有序与无序的辩证关系”、“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等等,这一系列跃入眼底的命题,无不吸引人一读为快。不能说作者对书中的每一范畴、矛盾和关系都阐述得十分透彻,但是至少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加深对现实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矛盾的理解。

正因为是“走在前面”的缘故,让人感到不足之处也自然不少:比如说“架子”似乎显得太大了些,使人感到作者想囊括一切而又并未如愿以偿;又比如有些地方让人感到有哲学思维,却少了点经济思想;还比如,在体系的逻辑结构上似乎还欠细致,等等。但瑕不掩瑜,不管以后的研究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总有她的一席之地。

哲学与经济学结合的成功尝试

多年来,张江明老前辈不断呼吁和倡导社会科学理论界,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努力建立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研究、探讨和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广东理论学术界的一批同志为此作出了努力。现在,我们拿在手上的丘挺、张先贤教授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专著,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成果。他们尝试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来探索和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所阐述的问题有现实指导意义,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逻辑性都很强,是个成功的尝试。

其实,严格地说,努力使哲学与经济学结合,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来分析、说明、回答问题,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倡导、所做过的事情。马克思当年就是综合运用哲学和经济学知识来研究资本主义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9页)他从研究、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入手,从揭示商品的二因素到揭示劳动的二重性,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提出其发展的规律性,写成了《资本论》。列宁也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的新矛盾入手,找到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写成了《帝国主义论》。他们并没有孤立地用某种学说去研究问题。只是后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块来研究,并长期局限于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结果就使得本来深刻生动的理论带上了很大的孤立性和某种人为的片面性,往往说明不了、回答不了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搞哲学的缺乏经济头脑,而搞经济学的又缺乏哲学头脑,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一些哲学著作由于脱离了丰富多采的现实经济生活而变成了“沉寂的哲学”和“贫困的哲学”,显示不出应有的价值。而一些经济学著作则由于太过局限于经济学而缺乏应有的深度。

不实行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就写不出有分量有深度的理论著作来,这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比如,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许多人单纯从经济学或单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就感到困惑,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来,但我们广东学者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原理就比较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详见该书的第一章和第十二章)。由此可见,坚持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上探索和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是个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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