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性与政治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理性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诸多重大课题的探究，归究起来实际上都是对人的认识问题。如怎样看待人的本性；如何估计人类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认知程度和理智水平。前者是有名的性善性恶之争，后者便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认识。政治哲学对人类理性有过反复研究，对待政治理性的不同态度，推演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也酿造了迥异的政治悲喜剧。
一、政治领域中的理性与神话
理性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哲学概念，“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于人类”，〔1〕那么可以推论，政治理性就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以推理和行为实现一定目的的能力。政治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处理政治、社会事务时，有能力运用逻辑推理来认识事物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智来认识政治共同体，并通过理性指导下的行动来影响政治生活的运行与发展，即人类有能力影响和掌握政治、社会生活。神话“是一组观念，一组表象，一组理论信仰与判断……这些信仰与我们的感觉经验公然对立，并且不存在任何与神话相一致的物理对象……”。〔2〕很明显， 神话不属于感觉经验世界和客观实在，它超越人类理性能力，人们无法诉诸理性来认识与理解神话。因此，政治神话也就成为与政治理性截然对立的概念，一般来说，政治神话“指被他人所赞同的某种荒诞不经的政治信念”，〔3〕政治神话意味着人们丧失运用正常理性来判断政治生活的能力， 是对政治理性的根本否定，而政治神话赖以生存的力量也就来自人们放弃理智思考，对其绝对的依赖。历史上，政治神话数次介入政治生活，曾唤起千百万民众狂热的政治热情，也造成了空前的政治灾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法西斯极权国家的政治神话。
西方政治学说史中，政治理性主义是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坚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智力量，来理解和支配政治生活。但是，超越政治理性和经验的政治神话“……一直没有被真正征服和战胜。它一直潜藏在黑暗中伺机以待”，〔4〕政治神话的幽灵始终与政治理性如影相随，一遇非常时期，当政治理性似乎不能帮助人们度过难关时，政治神话的力量便显露出来，出现在近现代东西方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神话，其影响力与破坏力都是十分巨大。在考察人们放弃对政治理性的信赖，而拜倒在政治神话的脚下的过程时，我们可以发现，有两条道路诱导人们从政治理性走向政治神话，即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二、绝对理性主义和政治神话
绝对理性主义充分信任人类的智力水平，确信理性能够帮助人类达到全部知识与终极真理。从柏拉图“最高的善”，圣·奥古斯丁的“神启理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都可以发现绝对理性主义的发展线索。绝对理性主义者将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设想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整体，依靠心智与理性能力，人们终将达到和掌握全部知识。柏拉图认为可以通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即从算术到几何学，从几何学到天文学，再到声学和辩证法，以此来达到“善的理念”，并理解它的本质。〔5〕奥古斯丁同样承认这种“理念”的存在，不过对它的认识不是通过柏拉图所述的曲折道路，而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绝对理性主义以为通过逻辑思维领域的活动，人类可以掌握最高真理和全部知识，宇宙间的确存在统治一切的终极真理，人们认识和把握住终极真理也就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永恒目标。绝对理性主义者对理智力量的高度依赖，使其确信人类可以运用理性来辨明社会发展目标的准确方位，并以此目标来规划人类社会实践的每一步骤。柏拉图用几何对称规则定义“正义”的概念，然后将完全符合“正义”原则的政治共同体称为“理想国”，这种理想模型也就是国家发展的确定方向。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
体现人类最高理性的社会政治理想一旦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的每一阶段都由理想目标设定，目标具有高于阶段的价值，出现差错只能是某一阶段，绝不能追究整个目标。实现理想的目的高于一切，此目的的“善”可以来证明一切来达到目的手段。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曾毫不掩饰地提出：“……自由的英雄手中挥舞的刀剑与暴政的帮凶所武装起来的刀剑毫无二致……革命政府是自由反对暴政的专制主义”。〔6〕当结果是每个人都平等地成为拿破仑皇帝毫无自由的臣民时，目的便不再能掩盖手段的罪恶，对于个人来说，在社会理想的感召或胁迫下，个人理性必须完全服从社会理想的要求，个人自愿或被迫放弃独立思辨和搁置个人理性。将思考的权利拱手交出后，放弃了个人理性的人们都栖息在社会理性之下，不仅得到内心的安宁，还有社会崇高理想的光辉来涤荡世间的污秽阴暗和日常生产的乏味沉闷。人们同在社会理想的旗帜下，为共同的目标奋斗，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纯属多余，个人利益变得可鄙，任何个人与组织必须毫无差别、毫无私利地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出现。在崇高理想的掩护下，国家获得了控制社会、塑造社会的绝对权力，而这正是极权国家的基本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的“至善”属于理念世界，奥古斯丁也将最高理念归于上帝与天上之国，他们都认为最高真理不属于现实世界。而黑格尔却打破了理念世界同经验世界的二元僵局，他关于“绝对精神”的论述，将最高理念从彼岸世界拉回到尘世中。黑格尔首次提出，理性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东西，它就生活在世界历史中，在现实国家之中就可以发现最高和最完善的实在，他“不是象柏拉图那样到九重天上寻找‘理念’，他是在人的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的现实中寻找理念”。〔7〕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发展的普遍领域定义国家，使现实中的政治国家成为最高理念的载体，或本身就是“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的理念”，这种对理性浪漫化的处理，使国家成为一种伦理观念的体现，国家也就挣脱了道德的约束；因为国家就是神圣理念，国家意志代表着所有人的最高利益，那么个体与个人理性根本没有理由对国家意志提出质疑，这样，国家又挣脱了民众的约束。由于国家权力自身运动的规律，体现“最高理性”的政治国家，便具有讽刺意味地开始了非理性的狂奔。虽然黑格尔对国家权力的理想化描述，与法西斯的极权国家在逻辑上尚有距离，但它与法西斯与帝国主义理论的联系是紧密和明显的。墨索里尼就是充分利用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抛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理论：“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不容反对；国家无所不包”。〔8〕
研究政治神话的现代标本可以发现，极权主义下的人们往往都放弃个人利益、个人思辨以及个人理性，非理性的独裁者以最高理性和国家意志的名义统治着丧失政治理性的臣民。绝对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从对理性的绝对肯定和一味提升，到社会理性、国家意志，从理性一步步不可避免地滑向它的对立面：非理性与政治神话。
三、非理性主义和政治神话
自古希腊哲学诞生以来，人类思想中，非理性主义始终伴随着理性主义这条主线。当人类社会进入某些非正常时期时，非理性主义的力量便开始显露，甚至在与理性主义的争斗中占据上风，人类近现代政治神话的产生，则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影响政治生活的直接后果。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事物的相对性；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名与唯实论之争，唯名论者只承认事物个性，否认一般性的客观存在。这些均是非理性主义在古代思想史中的表现。然而非理性主义对人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造成重大影响，非理性与理性主义开展激烈斗争还是始于近代。
浪漫主义运动从十八世纪后期起，开始影响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然后通过卢梭又影响到政治学。严格说来，浪漫主义有两个分支，一支即上述的绝对理性主义，所谓“浪漫理性主义”；〔9〕另一分支则是否认理性价值，与理性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后一种浪漫主义崇尚个人情感，排斥理性和自利，用审美原则代替功利原则。〔10〕卢梭提出“人无往不在枷锁当中”，号召人从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振奋人心的非理性浪漫主义，却给人类政治实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个人情感被史无前例地肯定和提升，在缺乏理性约束的情况下，激情的泛滥就很难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需要配合协调，个人之间更难达到协作互利，这种个人的极度自我膨胀正是产生无政府状态或独裁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神话中也大致可以察觉到这层因果关系。
理性主义者一般认为，理智在所有人中间都是平等分配的，所以人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力，即理性平等证明权力平等。非理性主义则否认理性在认识客观实在过程中的作用，如费希特提出：认识实在与真理不能靠逻辑推理能力，而要靠人的自由意志。叔本华与尼采也同样确定了意志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首要地位，尼采还进一步论证：坚强的意志是一个“超人”的卓越特性。费希特将理性等同于道德意志，而道德意志又只属于英雄伟人，这样，理性平等和权力平等被意志不平等和英雄理论所代替。沿着这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托马斯·卡莱尔在他英雄崇拜理论中，论证英雄是道德意志的载体，英雄是各种力量的完美组合，因此必须树立对英雄的崇拜，普通民众应该绝对服从英雄的指挥。在这里，识别英雄的标准是道德意志的体现，英雄崇拜是对道德力量的崇拜，而不是敬畏权势，所以卡莱尔的英雄理论与法西斯政治神话中领袖崇拜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但是，政治现实中的“英雄伟人”，或者说那些有能力自诩为英雄伟人的人，往往是权力场上的胜者，而不是道德的圣人，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理论就是这样被利用来唤起民众的狂热政治情绪，为法西斯领袖崇拜提供了哲学的重要基础。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是指对个人，而法国历史学家戈比尼则将崇拜的对象定为种族。他在《人类种族间不平等》一书中提出，真理与实在不是存在于人类的思想与理性当中，应当从决定历史命运的物质力量，即从种族力量中去寻找，戈比尼宣称白色人种在文化生活、道德意志等方面的优越性，高于其他种族的白色人种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戈比尼进一步论证：人之德性不是取决于他的思想和行为，而由其血统与遗传所决定，高贵的血统也就决定了高贵的道德价值，从而贬低了非白色人种。戈比尼的种族不平等理论在法西斯政治神话中演化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与生存空间理论一起，为法西斯国家对外扩张和残害犹太民族提供哲学依据。
综上所述，非理性主义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与个人体验，反对社会对个人的任何束缚，在政治上极易造成极端主义倾向；同时，非理性主义强调个人道德意志，继而肯定个人之间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宣扬英雄崇拜与种族崇拜。非理性主义就是这样构成与政治神话的密切联系。值得补充的是，非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理性无法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只是被动地由命运安置在时间长河当中，这种存在主义的悲观论调促使民众放弃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念头，心甘情愿地匍伏在极权主义独裁者脚下，在政治神话中英雄崇拜与民族崇拜的刺激下，人们又会产生一种充满力量与使命感的幻觉。最终诱发政治狂热的产生。
四、相对理性主义
在对待政治理性的问题上，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将政治神话引入人类政治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思想史中仍存在着不同于它们的第三条道路，可以称为相对理性主义，相对理性主义也认为正是这种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才使人们规避了政治神话的悲剧。相对理性主义处于绝对理性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对人类政治理性持一种既非绝对肯定、盲目抬升，又非一概否定的审慎态度。它强调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模式与目标来自于政治经验，而不是靠纯粹逻辑思维领域中的冥想与臆测，反对将人类理性盲目抬高和神化处理的作法，相对理性主义以此同绝对理性主义相区别。相对理性主义强调人类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政治经验，认为是活生生的政治活动造就了人类的政治、社会发展，从此角度看，相对理性主义比较靠近英美经验主义哲学营垒；同时，它又认为人类可以依靠政治理性来协助政治实践和分析政治经验，反对绝对否定人类理性的作法，否认人类政治、社会变迁中，存在着起决定作用的非理性的神秘力量，相对理性主义以此同非理性主义相区别。亚里士多德早就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柏拉图的政治研究途径，他从对一百多个城邦国家的实际考察中，推导出切实可行的最好国家应该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的混合形成。在近代，休谟与柏克是相对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休谟认为社会规则并不是来自于人类理性，而是由人类动机、爱好形成的行为模式，再由习俗固定下来的产物。这个基本观点使休谟十分重视社会习俗与传统的重要性，也就是对人类政治经验的肯定。柏克基本同意休谟的主张，他“承认社会并非仅仅是理性的产物，承认社会的准则是习俗”〔11〕。法国大革命悲剧的刺激，更加促使柏克激烈反对政治学中“不言自明”的抽象概念，转而强调与政治经验紧密相连的“实实在在的政治人格”。
休谟与柏克的学说否认人类理性能够在纯粹思维领域推导出任何抽象的政治概念，推崇人类政治经验所积累的社会习俗与传统，认为理性不能铸造新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是政治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于相对理性主义对政治理性持谨慎态度，认为政治思维本身不能推演出政治理想，那么人类理性也就无法为社会发展预先设定一个恒定的目标，靠演绎推理得来的社会理想不能限定人们实践的每一步聚和细节，相反，人类的知识与理性要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拓展和增强。正是从这一角度，哈耶克先生将这种相对理性主义称为“进化论理性主义”〔12〕，卡尔波普则将此名为“批判理性主义”〔13〕。波普认为，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增长，历史发展的趋势不断受其影响，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测历史发展和人类的未来命运。〔14〕在此基础上，波普将自然科学的证伪原则引入社会科学，提倡实行所谓“渐进工程”，要求通过消除看得见的“恶”，而不是通过追求摸不着的“善”来实现社会进步。由于人和组织都无权确定一个遥远的目标和理想，来指导和限制个人行为，那么个人便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性，根据个人切身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也正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
相对理性主义对人类政治理性持审慎态度，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类不断政治实践的结果，否认任何从逻辑思维领域产生的理想目标的社会功用。这听起来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学说，通过重新审视人类理性和历史发展过程，突出人类政治实践与政治经验的重要地位，从而也确定了个人最低的自由保障，从根本上避免了政治神话和极权主义。
以上梳理出人类思想史上理解政治理性的三种不同思路，说明对待政治理性的态度与人类政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绝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时刻潜伏在人类的思想深处，只有当它们与国家力量结合在一起，真正成为主流思想时，才迸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在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中，应该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以防政治神话重返政治生活，在此过程中，相对理性主义的思路或许有些借鉴意义。
注释：
〔1〕〔3〕《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第630，55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4〕〔7〕《国家的神话》第26，329，308页，[德] 恩斯特·卡西尔华夏出版社。
〔5〕《理想国》第288—297页，柏拉图，商务印书馆。
〔6〕〔8〕〔11〕《政治学说史》第663，987，680页[美] 萨拜因，商务印书馆。
〔9〕《西方的智慧》第309页[英]伯特兰·罗素，世界知识出版社。
〔10〕《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16页[英]伯特兰·罗素， 商务印书馆。
〔12〕《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第4页，霍伊，三联书店出版社。
〔13〕《世界哲学宝库》第1187页[美]F.N.麦吉尔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页，卡尔·波普，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