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美关系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1931—1945年）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的变化过程。本文将这一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评述。
第一阶段（1931年9月至1938年10月）
“九一八”的炮声，不仅强烈地震撼着中华大地，也引起全世界的极大不安。日本发动的此次侵华战争是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而与远东有密切关系的美国虽有不满，却忙于应付国内；同时，为了显示其在国际的重要地位，又不得不玩弄外交伎俩。迟至1932年1月7日，美国才向日本提出警告，同时还不分青红皂白地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1〕这一照会， 即是有名的“不承认主义”政策。此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虽然曾多次对日本发出呼吁、警告，并积极帮助国民政府改革金融、统一币制，增强实力，但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力避卷入一切国际纠纷，加上对日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又占极大比重。因此，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成为日本的附庸，这就不能不与早已捷足先登而在中国拥有巨大权益的英美等西方列强产生矛盾。基于此认识，国民政府认为，阻止日本侵略便成为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在其外交活动中，始终把英美作为对抗日本的天然盟友，“苦撑待变”，并努力推动它们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南京当局所采取的“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对日政策明显是以依赖英美为核心的。
而美国在此后数年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不付诸任何行动，而且毫无刺激性的远东政策”，因为美国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不会使美国蒙受多大损失”。〔2〕当日本逐步扩大侵略， 将其势力伸入华北时，美国甚至还有人认为：由日本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外交活动的重点继续放在争取以英美为主导的有关国际组织的援助上。中国先后向以英法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和以美国为主的“九国公约”组织提出申诉，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支持中国制裁日本的措施。但由于英美此时尚不愿与日本直接对抗，这两个组织均未能给予中国实质性的援助。美国在呼吁“和平解决”的同时还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这种对战争双方不加侵略和被侵略的区分，虚伪地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声明，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偏袒和姑息，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义性质的歪曲。中国政府在组织国内抗战的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通过国际讲坛和各种外交途径，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如实地公诸于世，唤起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提醒国际舆论注意日益恶化的远东局势，在国际上孤立日本侵略者。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及中国人民抗战决心的坚定，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外交努力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937年10月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打破沉默，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他认为仅仅通过孤立政策及中立、不介入的外交是达不到对付侵略者的目的，因而提出了“隔离侵略者”的口号。但美国仅在道义上、法理上支持、同情中国，却不改变中立观望政策，布鲁塞尔会议美国居然拒绝讨论制裁日本侵略问题，致使解决中日冲突问题的会议不了了之。相反地，美国却继续向日本出售用于战争的石油、废钢铁以及其他战略物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废铁在远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过去的废铁播下死亡。枪炮、炸弹和军舰都是越过太平洋运来的数量日增的废钢铁制造的。”〔3〕日本所需废钢铁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美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欲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来缓和它同日本的矛盾，并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借收渔人之利。
第二阶段（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
1938年10月，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了以前所承诺的“门户开放”原则，11月3日的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 宣布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中美关系升温的时机成熟了。
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东亚新秩序”的外交反击，揭露日本建立东亚经济集团，无非是要独霸东亚垄断利益。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也需拉住蒋介石，使他不致于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而落入“俄国共产党手中”，决定向中国提供适当的援助。1938年12月，罗斯福批准发放一笔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此举带动英国也宣布对华借款50万英镑。数目虽不大，却意义重大，表明美国已由“中立”观望开始向援华转化。
在争取英美援华之时，中国的外交方针发生了一个重大而又正确的变化，其外交侧重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调整：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自晚清开关以来，英国长期以列强的带头人身份出现在中国。但到20世30年代后期，英国的国力限制及欧洲时局的牵制实际上已使英国在远东处于一种虚弱状态，它已没有能力再充当首席列强的角色。中日战争的爆发把这种虚弱一下子暴露出来，围绕着远东危机的若干交涉活动都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也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根据这一变化情况，在日益重视对美关系的基础上，并在1938年逐步完成了政策转变，最终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
汪精卫投敌叛国，甘当“儿皇帝”，神州共愤，国际谴责。就在汪伪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美国政府率先发表了不予承认的严正声明，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声明最后宣告：“12年前，美国政府和其它政府一样，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有充分理由相信，现在建都于重庆的这个国民政府曾经是，并且现仍继续是大部分中国人民所服从与拥护的。美国政府当然继续承认这个政府为中国的政府”。〔4〕同时，美国政府还给重庆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欧战爆发及日汪密约签订后，美国政府于1940年3月8日向国民政府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援助，9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提供贷款2500万元，并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就在日本宣布承认汪伪政府的同一天，美国竟针锋相对地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和50 架新式战斗机。美国的援华制日措施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0年9月，日本开始推行“南进政策”，进军印度支那， 实施其“大东亚共荣圈”计划。9月27日，日本与德、 意法西斯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希冀利用这一条约起到威慑美国的作用，使其不再继续援助中国并不干涉日本在远东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日军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但是，其结果适得其反，日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美国不仅以实际行动表示继续援华制日，而且对日本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继日美商约废除之后，美众、参两院通过了“国防法案”，授权总统实施出口统制，制裁日本。美国还加强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防务。1941年4月25日，美国向国民党政府交付50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日， 罗斯福批准了美国空军人员为参加筹建陈纳德上校的“飞虎队”（美国航空志愿队）而提出的提呈；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的要旨在于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改进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4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4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000吨。”〔5〕5月27日， 罗斯福在演说中声称：“中国抗战是反对希特勒征服世界计划的两种因素之一”。〔6〕大约在6、7月间，“飞虎队”组成并参加对日作战，9月底，在华的美国志愿飞行员有100名，地勤人员181名，负责驾驶和维修100 架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P40型飞机。7月底，美国向中国派遣以马格鲁德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10月10日，美国又向中国交付5000万美元的贷款。
但美国的决策者仅从美国自身利益和安全着眼，实施“先欧后亚”战略。该战略反映了美国长期追求的对外扩张的政治经济重心之所在，是反映美国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的战略。希特勒德国闪击西北欧，打垮英法联军，使泰然自若的美国感受到战争的威胁。自“九一八”事变后以超然姿态隔岸观火的美国突然被推到自身也要面临战争威胁的局面，坐收渔人之利成为过去。有头脑的美国政治家也意识到美国必须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付出代价。从1940年到1941年，“先欧后亚”的计划得以制定，该计划确定了美国的战略主攻方向，大致规定了英美的军事布局，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该战略计划有明显的不足，美国不准备在太平洋方面承担责任。美国军事当局根本未就美国会首先受到日本的攻击因素进行考虑。英美在远东方面没有一个整体的防御战略。战略计划中没有包括中国。中国的抗战长达近10年，中国战场的存在，对日本南进是至关重要的牵制。中国战场竟在美国所谓的“全球战略”中没有应有的地位。这一战略极大地限制了美国的援华措施。美国的有限援华都是在避免刺激日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说的比做的多，计划的比具体实施的多。
1940年11月，美国纽约的天主教会主教瓦尔歇等以视察为名，赴日本与日本的“民间代表”、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就如何调整日美邦交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就揭开了美日谈判的序幕。美国背着与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的中国所进行的美日秘密谈判，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误。美国当局曾在谈判中欲对中国问题作出巨大让步，使牺牲中国利益、实现远东慕尼黑几乎成为事实。美方无原则地同意日本提出的“美国不支持中国”和“放弃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甚至当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之时，美国仍有牺牲中国的企图。美国这种仅从自身近期利益考虑，固守太平洋的消极防御战略；与潜在敌人言和，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私性与短视性。尽管如此，日本军国主义独占中国、称霸东南亚的侵略野心早已膨胀，美日之战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上述情况表明，此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一方面较坚定地支援中国抗战，一方面仍持对日本的妥协。二者相比较，以前者为主。
第三阶段（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 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结束了中国人民孤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局面。由此开始了中美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抗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立即表示与反侵略各国建立共同的反日阵线的愿望。事变的当天，蒋介石召见美英驻华的外交代表，建议缔结军事互助协定，并提议美国负责协调各国的军事行动。1941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中、美、英三国联合作战会议，决定三国在远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但实际上，由于日本在东南亚的节节进逼，英美军队没有能够在远东集结大量兵力，与中国军队一道形成共同防卫的战略态势。
太平洋战争之初态势，把早已存在却被美国忽略轻视的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毫不夸张地突出出来。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的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7〕这种可怕局面终究未出现， 得益于中国战场的牵制。
美国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了中国同一战壕的战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美国由此开始修补战略的缺憾。为使中国政府能更积极有效地组织对日作战，牵制日军在太平洋的行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罗斯福总统不仅提议成立了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联军统帅，而且将中国列入了《联合国家宣言》4个领衔国之中，与美、苏、英并列。这一举措，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也使中美关系达到了空前热切的程度。
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矛盾较大，中国主张以中国为基地打击日本，要求收复缅甸，立即打通滇缅公路，援助中国抗日；英国正相反，主张以印度为基地，收复新加坡，从海上打击日本。英国抱住殖民主义观念不放，拒绝支持战后中国收复东三省，主张保持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对把中国列为四强之一。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1942年8月， 美国开始干预中英斗争，说服英国提供对华贷款。在1942年至1943年迫使英国废除治外法权的斗争中，美国的明智态度起了很大作用。1942年9 月10日美国建议英、美一起立即谈判废除治外法权，英国被迫同意。国民政府又与加拿大、新西兰、挪威、阿根廷、巴西、比利时、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谈判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使中国首次以平等的面目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从此，中国人民便从法理上解脱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束缚。这是洗涤百年奇耻大辱的第一步，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相当重大的历史意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平等合法的地位得到了公认。当然，中国的国际形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彻底性的改变。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同样也在国际法理上结束世界移民史上华侨备受歧视的悲惨历史。1943年10月罗斯福要求国会废除1882年—1913年间的一系列《排华法案》，给予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移民一样平等的入境限额。12月，国会予以通过。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华人一直为之斗争的目标。这个重大的外交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中国人民10多年来对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巨大贡献，其次要归功于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和美国的远见卓识。然而，美国的种族偏见根深蒂固，歧视有色人种（包括华人）的事件仍屡有发生。
由于罗斯福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为鼓励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并在战后能成为抗衡苏联的力量，积极扶植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结果，1943年10月，中国得以与美、英、苏共同签署关于世界普遍安全的宣言，对战争和战后和平工作作出了权威性的安排。依据宣言，中国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各大国间为结束战争的协调行动，筹划战后组建联合国机构。11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最高级会晤，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就战时及战后的军事、政治、经济极为广泛的议题交换了看法，共同商订了对日战争大计，发表了三国《开罗宣言》，声明在彻底击败日本后，必须将满洲、澎湖列岛和台湾归还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在远东起支配作用的强国。总之，中国能联署《世界普遍安全宣言》，出席开罗会议并参与制定有利于中国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已正式跻身于“四强”之列，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罗会议后，中国积极参加了筹建战后国际组织的工作，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取得了对安理会的任何重大决议的否决权，第一次在国际组织中明确了它的重要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大国”的角色。
在此阶段，美国在与中国联合抗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以其特殊的影响力使国共两党继续合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史迪威事件”〔8〕后，美国完全执行“扶蒋压共”政策。 美国在其与中国利益相对一致时，便能促进中国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国共关系起到积极的影响；当与中国利益发生矛盾时，则不惜牺牲盟国利益，为我所用，从而对国共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在关键时刻不公正地对待中国，例如，不支持战后中国收复香港；在雅牙塔会议上，背着中国，与苏联签订有损于中国权益的秘密协定。
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是当时中国和美国整体外交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它可使我们从中看出中美双方对外政策的决策情况，从而加以分析其得失。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运用是比较成功的，它积极发展中美关系的作法也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在大敌入侵时，争取友邦，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从中国的基本利益出发，认定美、英必将与日本发生冲突，始终把它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依靠对象而坚持不懈地工作，不论是前期的“苦撑待变”，还是中后期的力促其变、主动合作中都不乏明智之举。表现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所少有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对获取外援、坚持持久抗战，争取胜利；对争取国家民族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以及大国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的依附外交，逐步向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迈进。当然，在叙述这些外交“光彩”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其暗淡无光的“攘外必先安内”与三次反共高潮。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不管中国的外交方略如何正确、高明，但只要你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要以真正的平等身份跻身于大国之列则是不可能的。“自助人方助我，自强人方视我强。”这是人类历史的基本法则，我们一定要牢记。
就美方而言，在整个中国抗战期间，它的对华政策均以本国利益为准绳，审时度势，变换手法。无论其早期的中立观望，还是中后期的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无一不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但美方的一些举措，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美国虽不乏明智之举，但也有短视、失误之处。珍珠港上空的爆炸声应成为长鸣的警钟。
研究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实现国家统一，都将大有裨益。
本文1997年5月收到。
注释：
〔1〕〔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392页。
〔2〕〔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9页。
〔3〕〔美〕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5〕〔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页。
〔6〕1941年5月31日《解放日报》。
〔7〕〔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 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49页。
〔8〕约瑟夫·史迪威是美军中将，1942年1月底受命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与蒋介石在租借物资分配权和对待中共的态度方面有难以弥合的分歧。1944年7月至9月，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连发4封电报，要求蒋任命史迪威为在华盟军总司令，指挥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全部军队。蒋介石对此软抗硬顶，最后干脆以“难以共事”为由，要求调走史迪威。此事在中国现代史上称“史迪威事件”。召回史迪威意味着美国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策的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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