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研究:把握调控力度,完善调控模式_宏观调控论文

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研究:把握调控力度,完善调控模式_宏观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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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08)04-0008-08

一、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

从2008年一季度或1~4月的统计数据来看,总体上我国宏观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但某些指标变化也显而易见。

1.GDP回落 一季度GDP实现61491亿元,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比全年则回落1.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保持双位数,虽然仍属一个较高的增速,但相对前两年增长11%以上的速度来说,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这本是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但经济减速拐点出现,尤其今年的明显减缓,仍然带来各方面不适。

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25555亿元,增长20.6%,比上年同期加快5.7个百分点,而1~4月增速又提高至21%。这是近几年少见的高增长,显然与我国连续几年出台的刺激内需政策有关,也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结果。但同时与去年以来我国明显上升的通货膨胀有联系——此指标并未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一季度CPI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

3.贸易顺差缩小 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增长虽与去年相比变化不大并稍有加快,达5704亿美元,增长24.6%,但出口与进口却此消彼长,发生了反向变动。其中,出口增长21.4%,同比回落6.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28.6%,同比加快10.4个百分点。进口增幅大大超过出口7.2个百分点,导致近几年我国强势增加的外贸顺差开始有所减少,合计414亿美元,比去年一季度减少49亿美元,下降10.6%,是四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从4月份情况看,增幅与一季度极为接近,贸易顺差累计达580亿美元,同比减少53亿美元。这种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极为明显,有可能引发某些结构性改变。同时,若以人民币计算,降幅更高达17.7%,影响GDP减速0.5个百分点以上,使净出口(贸易顺差)自2005年首季以来第一次成为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4.本外币存贷款变化 金融指标中,本外币存贷款发生了各自相反变动,合并起来则相互抵消,看上去比较平稳。3月末,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42.6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4%;贷款余额达29.39万亿元,同比增长16.23%。本外币增长却差异很大并正好表现相反,具体为:人民币存款增长加快,同比增17.35%,比上年末提高1.28%,主要是股市回流资金增多,促使储蓄存款明显回升;人民币贷款放缓,同比增长14.78%,比上年末降低1.32%,主要是中央银行又拿出计划经济时期的规模控制方法,使贷款增长得到显著抑制。一季度全国人民币存贷款分别增加26353亿元和13326亿元,比去年同期各多存7606亿元和少贷891亿元。外汇存贷款增长与人民币情况则相反:存款有所减少而贷款大幅增加。3月末全国外汇存款余额1553亿美元,同比下降5.78%;外汇贷款余额2688亿美元,同比增长56.92%;存贷款相抵,贷差1135亿美元。主要是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企业及居民均尽量压缩外汇资产、增加外汇负债所致。这也是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到4月时外汇存贷款形势突变,出现了存款大增、贷款增势骤减的局面,当月存款增加近90亿美元,一改前三个月连续减少的局面;而贷款则急转直下,只增加21亿美元,增势大幅萎缩(一季度合计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其主要原因可能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改变、外汇贷款成本迅速上升有关。

5.货币供应量增长放缓 反映在货币供应量中,三个层次的指标均有所放缓。其中3月末M2余额4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9%,比上年末降低0.45个百分点;M1余额15.0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比上年末降低2.80个百分点;M0余额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2%,现金投放则比去年同期少增258亿元。M1增长放缓明显,说明一部分存款出现长期化趋向。

6.其它指标变化 变化大、仍然高企的是实际利用外资、外汇储备增加及物价指标等。一季度,在外贸顺差同比下降10.6%的情况下,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却巨额增加,达到274亿美元,同比增长61.3%。外汇储备增势不减,增幅近40%;三个月累计增加1539亿美元,同比多增182亿美元,达到16822亿美元的历史惊人水平。一季度全国CPI累计上涨8%,4月又升8.5%。全国处于明显的通货膨胀之中,现已成为社会上广泛关注和热论的话题,也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中面临的头等难题。而相比变化不大、与宏观调控预期方向不相符的指标并不多,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全社会共完成21845亿元,同比增长24.6%,同期比还加快0.9个百分点。

二、对当前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的综合判断

1.外部经济环境对宏观政策效应的影响

以前我国宏观调控效果不明显,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国际上有大量外资源源不断流入,造成国内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虽然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手段积极进行对冲,但仍不能完全抵消这些外资涌入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必然结果是推高各类资产价格并形成泡沫;而这将带来“财富效应”,放大社会总需求,从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过高增长。同时,外资持续大量涌入我国,也是从出口及其顺差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源——当然,反过来也正是我国经济过热增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的原因。此外,各级政府换届追求政绩工程,也是推动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手中必须有钱(可以融到资金,包括财政收入),而这正是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附带效应。

其次与调控方式、力度有关。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三项主要货币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所发挥的作用和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收缩银行过多的流动性。但这类政策操作的结果,实际上并不能压缩基础货币总量,更不能控制中央银行资产运用增加。所以,到2007年末我国中央银行资产总额达到15.3万多亿元(同年美联储总资产约9017亿美元),比2001年末的4万多亿元翻了3.7倍,而基础货币早已突破10万亿元。实际上,在现行我国外汇管制——结售汇机制的安排下,当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后,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收购,结果造成人民币资金过多积压在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过剩;而为了收缩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只能采用提高准备金率和增发央票的办法——这样中央银行一手从资产运用方创造了流动性过剩,另一手又从负债方设法收回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在这个操作中,中央银行始终陷于被动和滞后的困境,永远是发生流动性过剩在前,收缩在后,结果便出现流动性过剩总是覆水难收的局面。而收缩流动性的过程,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减少那些已经投放出去的人民币资金(存款),也不能改变这些资金的性质、用途和需求,只是可以起到抑制信贷扩张及存款资金的派生作用;另一方面还等于变相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此外,中央银行吸收流动性的能量也不是无限的,容量终究会受到客观限制。由于资金天然具有趋利性,当全球资金出于避险和盈利的目的涌向中国市场时,我们在现有结售汇制度安排下又不得不把这些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出现了“水浸”中国的现象,即世界上由美国带头发起一场浩大洪水;人民银行在其中充当了一个排洪站角色。此外,利率虽然在抑制投资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增长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机制,结果就影响我们利率工具难以有效使用——因为人民币与美元如果利差过大,必然会引诱更多国际投机资本涌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因此,就我国目前利率水平来看,还不足以在宏观调控中起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抑制通货膨胀等目标的实现,甚至自去年下半年又出现了“负利率”现象。

再次,财政政策乏善可陈。财政搭上了流动性过剩的“顺风车”,自2003年开始每年超常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已由1990年代最低时约11%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各级政府的资金来源:第一是预算内收入在社会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超常增长,近几年基本上以2~3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迅猛增加,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更多由政府集中;第二是有相当部分的收入并未纳入各级财政的预算内,而是游离于预算作了各种花销;第三是政府融资,更是天文数字,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准确统计。总之,流动性过剩为财政增收带来了巨大“红利”,也为政府融资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条件。因此,对于财政政策虽然在提法上由“积极”变为“稳健”,但实际上近几年的财政政策无论从收支规模及占全社会比重,还是庞大的政府投资规模来看,均充当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财政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非但没有起到控制作用,反而发挥了巨大的推动能量。

宏观调控在今年显效,主要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忽然发生变化引起的收缩效应。自2007年3~4月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下半年以后日益严重,并很快波及到欧洲,使欧美大多数金融机构普遍受到牵连,遭受重创。迫不得已,在通货膨胀威胁尚未解除之际,美联储即于9月18日首次大幅降低联邦储备利率0.75%;之后美国更是连续7次减息,合计减少3.25个百分点,至今已降到2%。次贷危机进一步引发了欧美主要国家的信贷危机,导致主要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流动性出现异常收紧现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已明显放缓,并呈现衰退之势,从而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增速下滑。全球贸易市场出现收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品生产国;而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度迅速提高,净出口(贸易顺差)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出口放缓,那将对中国经济构成直接影响。据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门预测:全年中国出口增长会放慢至16%,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降至0.4%,相比前三年的2%减幅明显①。一季度中国经济增幅放缓的主要因素即是由出口及净出口增速下滑引起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第二个方面,即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动荡引起的信贷紧缩,造成国内市场外汇资金相对紧张,直接制约了内外资银行的外汇存贷业务,并连带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涉外业务活动。

其次,与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调控的累加效应有关。主要是从2007年9月后中央银行又运用计划经济时期曾长期实行的信贷规模控制方法,并把这些控制层层下达到各地基层(直到县级,计划经济时期未曾实行),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信贷增长的作用;并且随着通胀上扬,这种控制效果愈显突出。此外,国家连续出台的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尤其是去年下半年由银行监管部门推出的关于第二套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提高到四成并上浮10%。而调控累加效应的发挥,既包括十多次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增发央票等数量型调控政策的作用,也包括2007年6次调高利率、部分贷款利率上浮等。尤其是紧缩与加息结合起来造成的社会资金趋紧,导致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已显著上升。据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统计:一季度江苏省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上升到8.07%,比上年同期提高1.36个百分点。

再次,通货膨胀对宏观调控的收缩效应。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通货膨胀明显高企,三季度CPI已上升至6.1%,以后逐月升高,四季度达6.6%,今年一季度更踏上8%的高台;压制高通胀之时,PPI也开始拾阶而上、屡创新高,由2007年三季度之前的3%以下(2.7%左右)迅速跃升到四季度的4.4%,今年一季度则达6.9%,4月份更突破8%。PPI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三年连创新高说明企业因能源、原材料涨价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难以承受。因此,普遍认为此次PPI踏入上升轨道,并不会在短期内止步,必然要转嫁到消费品价格上,并推高CPI指数。今年政府实现CPI控制在4.8%的预期目标难度极大,几乎肯定会超过6%。然而,通胀一旦发生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自动起到收缩银根的作用。比如,4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已超过55.5万亿元,若通货膨胀率为8%,就意味着同样的55.5万亿元资产实际缩水4.44万亿元。因此,在通货膨胀升高及治理时期,一般均会出现信贷紧缩现象;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之所以显效,与此规律相吻合,并预期这种现象仍会延续一段时间。

2.企业成本制约宏观调控力度

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承受成本上升的能力已近临界点,宏观调控力度也走到边缘。我们从大量企业的实际调查中可看到:随着近几年宏观调控力度持续加重,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迅速上升,以出口为导向的低附加值企业,已普遍感到不堪重负,基本到了亏损边缘。这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出现大量纺织、服装、鞋帽、化工、金属类等中小企业停产、关闭、搬迁即可反映出来。江苏的调查显示:今年以来出现了“三个30%”,即有30%左右的中小企业已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信贷资金供给缺口约30%左右,企业执行新劳动合同法、提高工资等新增成本约30%左右。造成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仅今年一季度全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8%)、通胀高企与新劳动合同法共同推动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从紧货币政策使资金相对紧缺从而推动融资成本明显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甚至有的产品改为征税、人民币升值造成汇兑损失增加等。企业成本上升是多因素的合成效果,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使然,因此,单指(责)某一方面是不全面的。

既然企业成本上升、出口困难并有大量中小企业停产关闭,造成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出口等普遍增长下滑,那么就反映出近几年持续收紧的宏观调控已开始见效。在此时期,如果仍然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就有可能形成调控过度的局面,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

3.人民币定位影响宏观经济

人民币本轮美元贬值周期也许已经结束,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功能,人民币已无多大升值空间。本轮美元贬值从美国科技网络股泡沫破裂及遭受“9.11”打击之后的2002年开始,至今从美元最高值算起已对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贬值80%以上,即从大约0.85美元兑1欧元,贬为今年最低时的1.60美元兑1欧元;即使以欧元诞生时大约1:1的兑换率来看,美元也已贬值约60%。但近几个月来,尽管美国因次贷危机拖累经济显著放缓,陷入衰退的边缘,尽管美联储7次减息使联邦储备利率处于2%的历史次低水平,但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却始终难以突破1.60:1的水平(仅在4月22日等个别时点出现过),长时间徘徊在1.60之内这样一个水平上,说明美元贬值已基本到了最低水平,下一步反弹机会大于贬值机会。未来美国经济更加变坏、欧洲经济更加变好的机会不大,美元进一步减息、欧元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也越收越窄。本轮美元贬值已基本见底,进一步下跌的机会微乎其微。

对人民币而言,因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消费品主要生产国,目前多数出口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等因素已处于亏损边缘,并有不少企业转迁他国,所以制约中国生产及出口难以继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明显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生产企业更难以生存,会出现更多企业被迫停产、关闭或搬迁他国。因此,就货币充当的贸易结算功能来衡量,人民币升值也已走到边缘。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人民币依然抢手,面临的升值压力似乎有增无减,致使我国外汇储备巨增依旧。原因是随着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货币,无论其是否实行自由兑换,只要长期保持坚挺,均会受到多种需求、多种货币功能的追逐和影响;人民币除了发挥中国进出口企业贸易结算的货币功能外,事实上还承担着价值储藏、金融投机等多种货币功能。因此,目前人民币之所以还面临着巨大升值压力,主要来自货币投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等多种需求的影响,并且还有近年来人民币连续升值带来的惯性作用。不过,价值储藏、金融投机等功能的人民币需求,也快走到尽头,尤其是随着欧美等国出现流动性紧缩,形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根本改变。因为人民币虽然自汇率生成机制改革以来表面上对美元升值18%(美元兑人民币1:7计算),但同期由于中国通货膨胀明显高于美国,等于人民币变相升值,若将其计算在内,美国财政部测算的真实升幅已达22.7%②。若再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提高(工资收入)等因素,升幅将更高。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宏观调控的叠加效应以及调控方式的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正在或已经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亟需我们仔细观察和把握这种趋势,冷静地加以思考和分析,及时地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灵活地进行有效的调整和调控。而不应当反应迟钝,决策滞后,方法简单、僵化,那样终将错失良机,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应有的危害。

三、本轮通货膨胀的特点和治理

(一)本轮通胀特殊性本源

对于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方针,一是在去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双防”要求,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二是今年“两会”期间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情况,又提出在宏观调控中注意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点。目前仅从经济数据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及其调控中重点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及外汇储备仍然增长过高、过快、过猛。三个问题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外汇储备增加过猛必然会释放出过多的流动性,容易引起资产泡沫并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而流动性过剩及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必然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引发通货膨胀虽然是最后一个环节的问题,然而一旦爆发却是影响最广泛、最深刻、也最难治理,并且最终还会引起各类资产、产业的价值重估和结构性调整,直接破坏经济稳定增长。

毫无疑问,三个问题比较起来,当前最严重、影响最大、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即是治理通货膨胀。1~4月全国CPI已累计上涨8.2%,4个月分别增长7.1%、8.7%、8.3%和8.5%;PPI也高达7.2%,其中4月升8.1%;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超过10%,其中4月份达11.8%。这些价格上涨因素中,还未包括国家管制石油、煤炭、电力等大宗商品价格因素,如果放开,必然会推高各类物价的涨幅。很显然,我国已出现了明显甚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仍难有效压制,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是全球性问题,并不是我国单独能控制的。而且,这类价格上涨转移到企业中,日积月累,使下游生产企业难以完全消化,正逐步转嫁到消费市场。因此,中国防治通胀形势并不乐观。

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对本轮通货膨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前我国发生的明显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胀有本源性区别,因此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具体来讲:在1995年之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不高、外向度有限,所以外汇储备很少,境外货币、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发生在1984~1985年、1988~1989年、1992~1993年的三次严重通货膨胀,其根源在于我国自身在货币管理中出现问题,导致人民币发行泛滥。三个阶段均表现为严重的银行贷差(即总体上全国银行贷款余额多于存款余额),这等于中央银行在背后用投放基础货币来支撑商业银行放贷并形成信用膨胀,因此那时的通货膨胀表现为内生性,与世界经济形势、其他国家关系不大。但本轮通货膨胀却不是我国自身主动过多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而是由于中央银行被动吸收过多的外汇资金从而导致人民币过多投放使然,因此本轮通货膨胀,其本源并不在人民币,而是背后的美元泛滥,本轮通货膨胀是一种外生性通货膨胀。这也决定了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不同的两个特点,即所谓“输入型”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以前在我国并未发生过,这次是首现。因此,对其治理应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法。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近几年人民币面临的持续升值问题,起因并不是人民币估值过低,而是由于美元持续大幅贬值造成;我们的问题在于实行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过于僵化,从而陷人民币于被动地位。外资出于赢利本能纷纷涌向中国,以如期得到可观回报。然而,仅我国即将冲上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美元兑人民币假如最终贬值30%,那就意味着我国损失了6000亿美元的可观财富。其次,全球巨额外资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趋势开始逆转并引发资金外流时,对中国经济、金融又将带来严重冲击,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了解和认识本轮通货膨胀的国际背景十分重要,本轮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通货膨胀,是由美元的滥发和贬值形成的,因此,只要美国的政策不改变,其他国家很难根治国内通货膨胀。我们千万不要被美国释放的通货膨胀套牢。中国等新兴国家之所以通胀严重,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多为劳动力密集生产大国,大量采购、使用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同时人口众多,粮食的需求也最大),所以受涨价的冲击也最大、最直接;当然,也与这些国家汇率管理体制僵化、货币估值容易偏离变化中的市场价值、近几年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并形成流动性过剩有关。

(二)治理本轮通胀的对策

1.具有国际视野,无须急于求成。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是由美元泛滥造成的,具有深刻的国际大背景,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一国事务”,因此单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手段、政策难以奏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紧盯国际环境变化,积极进行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顺势而为,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使治理措施有效发挥作用。世界上也许并没有明显存在的“游资”,它实际上是无形的,是一种趋利行为;各类基金在其中仅是起到了一个汇集作用,并且只占很小部分。因此,放松心态和放宽治理时限十分重要,切忌急于求成。治理通胀不宜设定短期目标,而应确定一个中期目标,确保中期物价稳定即可。本轮通胀具有全球背景,联系广泛,治理过程会在国际范围内体现出明显的整体周期性特征。而且,正是由于这次通货膨胀的全球性特征,预计并不会发生失控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各个国家在其中比拼的是抗通胀的承受能力和持久力。应将政府在年初确定的通胀控制目标由4.8%调高为6%上下,拉长通货膨胀的治理时间,并稳定居民的心理预期。

2.不失时机地放开石油、电力等的价格管制。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即是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放开价格管制,实行真正的市场化,才能顺利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价格管制与发展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价格管制必然带来经济运行扭曲、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因此,尽管我国目前重新实施管制的大宗商品种类有限,时间也不长,但带来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比如,煤电供应长期紧张、汽车加油出现排队现象、外国航空公司专门安排到中国的机场为飞机加油等,尤其是在企业生产成本普遍大幅提高、不少企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两高一资”④企业生产、出口却依旧畅旺,原因即是我国每吨原油价格比国际油价低3600~4000元,因此对这些高耗能、高耗物的企业来说反而具备更高的价格比较优势,竞争力更强。因此,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经济体制下,价格管制措施虽对通胀仍有一时的抑制作用,但那也是个假象,即隐性通货膨胀重现,价格管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首当其冲应放开机场的航空油价格管制,不要再让外国的航空公司来中国捞“便宜”了。如果国内航空公司一时承受不了,可由过去对价格的“暗补”改为对公司的“明补”,并不失时机地提高机票价格。同时,在采取上述财政政策实行有效调节之后,应弃用价格管制方法,以理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价差及价格体系。

3.财政政策为主导。一般来讲,宏观经济调控均以货币政策为主,尤其是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治理中更是如此,这也是前几次我国实施宏观调控中得出的主要经验。但这次却不同,原因是引发通胀的货币本源并不在中国及人民币,而是美国及美元。因此,控制通胀的政策手段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央行的手中,而在美联储。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用货币政策强行控制通货膨胀是用错工具。这也正是从2003年之后,我国以货币政策为主,年年大谈宏观调控,结果却越调控经济增长越快、投资规模越大、物价涨幅越高的原因。今年以来,由于通货膨胀高企,每当CPI指数在月度报出时,人民银行总是在当天就急不可待地宣布调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少媒体并美其名曰“此举反映出中央银行治理通货膨胀的坚强决心”。这一方面反映出针对通胀治理的急切心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治理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以货币政策为主的传统方式的运用上。每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并未对通货膨胀形成丝毫抑制作用,通货膨胀反而渐行渐高。如果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改变,即使将国内的流动性抽干,以致引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相反,近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已造成不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社会资金紧张,大批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结果影响供给减少,反而推动了通货膨胀更高上涨。

因此,本轮通货膨胀治理决不能仅仅停留或依赖于过去的经验与方法,而是应根据新的不同情况更新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式,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要始终注意保持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谨防在宏观调控中造成骤然失速而引发系统性流动风险。重点调控中应摒弃货币政策的传统思维,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货币政策发挥辅助作用,保证信贷规模不失控、相对从紧的一种状态。具体包括:首先,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安定民心。假如CPI上涨8%,财政应拿出钱来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及低保户的保障性收入也相应增长8%,保证职工生活水平不下降,自然可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消除社会不满情绪。其次,减税,包括降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率1~2个百分点,比如目前增值税率为17%,降低至15%或16%,这样一方面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其竞争活力,另一方面可以让出空间由其向所属职工实行物价补贴。

4.货币政策具有特殊性。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宏观调控中的主要矛盾,是由外资大量流入形成流动性过剩引起的。粗略看,外资涌入我国有三个渠道。其一是进出口贸易并形成巨额顺差,2005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比前几年平均水平翻了3倍多,而至2007年三年累计增加5416亿美元。其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在2002年突破500亿美元之后,近几年维持在600亿美元以上,2007年突破700亿美元大关,六年累计已增加3648亿美元。其三是各类外汇汇款,这在国际收支统计中被列为“其他外汇流入”,过去不大,但近几年突出起来,今年更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巨额增加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一季度累计达8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占全部1539亿美元新增额的55.3%。这当中还包括一部分由银行外汇存款结汇为人民币而形成的外汇储备,从2005年我国外汇存款1616亿美元到2008年3月末减少至1553亿美元。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外资,由中央银行进行结汇后若以人民币资金仍然停留在银行体系中不被商业银行进行放贷活动即信用扩张的话,那么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金钱的天然特性即是逐利,银行出于赢利目的,必须进行有效运用才能“利滚利、钱生钱”。所以,一般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银行放贷、扩张的冲动往往又特别强劲,这就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严重。宏观调控难度很大,应把握如下几点:

首先,改进调控方式,有效控制信贷总量。在流动性过剩环境下进行宏观调控,控制好信贷总规模至关重要。往往宏观失控,实际上就是信贷失控。办法是在现有银行存贷比管理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灵活、合理地调整存贷比成数,即可起到控制信贷总规模的作用。除了总量存贷比之外,还可以对增量存贷比进行调控,即新增存款的放贷比例,这更是一个灵活的调节手段,弹性更大。并且总量存贷比与增量存贷比是相互联系的,增量控制最终会在总量中得到体现;总量控制力度较大,增量则属微调。比如2008年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量存贷比约为72.57%,增量存贷比约为51.96%。总体来看,采用存贷比控制信贷总规模的方法更加市场化,一个规则、一个标准,未加入任何行政权力因素;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处于同一个游戏规则之中,多存即可多贷,也有利于资金在社会上的融通使用,更有利于货币市场的有效运行。

其次,慎重提高利率。利率虽然是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政策工具,但鉴于目前我国的利率水平已经不低,人民币汇率又与美元挂钩,两者之间的利差因美联储连续减息而显著扩大,如果再提高利率,那将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更多外资涌向中国。并且,近几年我国生产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已大幅降低,目前困难不小,也不宜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财务成本。鉴于本轮通货膨胀的不同特点,调高利率本身对当前通胀的抑制作用并不大。但可考虑调高存款利率,或允许其在基准利率之上实行一定比例的浮动,一方面可以缩小我国由于未能实行利率自由化而明显过大的存贷款利差,减少银行垄断利润,以还利于企业和居民;另一方面也可鼓励资金存放在银行体系中,减小“负利率”幅度,自会起到紧缩作用。同时,也是以相对市场化的方法,部分缓解中小银行机构的流动性紧缺问题。

再次,多用增发央票收缩流动性,慎用提高准备金率的方法。存款准备金率管理过于刚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过高,给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巨大压力,如果再持续调高,就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但另一方面,为避免社会流动性过剩持续增加,应更多增发央票来加以收缩,资金多余的大型银行机构可多购买,而资金紧张的中小银行机构可少购买,便于全社会的流动性管理。

最后,在外汇市场上由社会资金直接对冲外汇资金,以减少外汇储备增加额,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由财政部或中投公司发债筹集社会资金,作为另一个投资主体,在外汇交易中心直接收购外汇进行对冲。中投公司从中央银行手中购买存量外汇可以省去中央银行为收购这些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这个环节。

收稿日期:2008-06-05

注释:

①见《参考消息》2008年5月17日第4版路透社报道。

②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5月19日21版:美国财政部5月15日公布的政策报告。

③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4月22日第13版:2008年美国联邦债务达8.6万亿美元,其中超过1/4由外国政府和银行持有。据麦肯锡研究院所做报告:“如果美元比2007年1月的水平贬值30%,则美国的经常项目到2012年可完全实现平衡。”其根据在于:一方面可以将美元经常项目赤字由不贬值情况下的1.6万亿美元减少至约7200亿美元;另一方面“贬值会带来更多的海外投资收益,海外资产可能加速升值,赚得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收益。”具体可以理解为:“用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的钱,再反手投资中国。这样贬值能够降低利息,同时还可以加速以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升值。”结果“美国非但不会成为所欠外债高达GDP46%左右的净债务国,反而会成为重要的净债权国——拥有的对外债权将达到GDP的28%左右。”

④“两高”: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一资”:资源消耗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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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研究:把握调控力度,完善调控模式_宏观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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