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形式及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冲突论文,形式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全球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时髦话语，但随着全球化作为一种物质实践进程的不断深化，其中日益显现出的价值差异与冲突也开始更多地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社会变迁的美国理论家威廉姆·奥格本认为，采纳物质文化和技术新成果的速度往往是十分迅速的，而与此相应进行的修正非物质文化内容的过程，则通常要比前者慢得多，这种“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的现象总会带来社会变迁中的物质与文化观念层面的矛盾与困境。 （注： David Popenoe, Sociology,Seventh Edition,Prentice Hall,New Jersey,1989,p.545.）可以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偶然的历史过程，而其变动的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它在分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在引发着冲突，在实现普世化的同时也在形成着特殊化。对这种矛盾与冲突作出一种理性的分析，准确概括出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揭示其特殊蕴涵，无疑有助于探寻未来社会统合价值冲突的机制。
中心与边缘：价值结构的等级化与“抹平”
关于中心与边缘冲突的争论由来已久。虽然近年来奥梅等在全球化问题上持极端自由主义态度的人坚持认为，“随着新的全球劳动分工用更复杂的经济权力结构替代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旧的南北划分将不断落伍”（注：[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1期。），但现实却给这一论调以致命的打击。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正在不断拉大，1965年西方七国集团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最穷七个国家的20倍，到了1995年，这个差距已高达39倍，（注：《参考消息》1997年9月17日。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日益边缘化。有趣的是，与极端自由主义者观点形成对峙的阿帕杜莱也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冲突与秩序不能再用 “中心—边缘” 模式（centerperiphery models）来理解了，但他所勾画出的“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图式并未能给予我们以更具解释力和更明晰的思想地图。（注：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1—555页。）而且进一步讲，“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社会秩序与“中心—边缘”模式也非截然对立，后者依然在解释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现实时具有效力（甚至更有效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心—边缘”模式长期以来所蕴含的内容没有伴随着全球化的状况而进行着调整。
从历史上看，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是多中心的，因为当时的世界是相对封闭的几个系统，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 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抵制他者的互动（例如，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中国，还有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注：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1页。）。 所以这时的多中心是以多体系为前提的，通过阻断跨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来达到保持自己强势文化的目的。到了全球化时代，历史开始走向“世界历史”，“现在，所有的人第一次开始分享着同一个历史。”（注：Raymond
Aron,The Industrial Society:Three Essays on Ideologyand Development,Frederick A.Praeger,New York,1967,p.7.）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联系空前地加强了，跨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在全球化时代的初级阶段，随着许多封闭的文化体系闸门的洞开，最强势的文化价值将依靠着它多年所蓄积的落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处于弱势的文化体系，这时的“中心—边缘”模式将是典型的、纯粹的，即单一中心及其所辐射的边缘模式。随着强势与弱势“落差”的降泄，文化价值在等级上的差异也将被“抹平”，这时的社会将处于一种正常的连通与流动状态，文化价值也将显现出其相对性的本质——在不同事件上的互为中心和中心的频繁更换，而这样的一种多中心实际上意味着中心的消解，也就是“中心—边缘”模式的消解。当然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而在现实世界上，“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本质上要使积累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赢利率高于未经训练的劳动力）获得报偿，这些职能性技能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必然具有某种很强的内在动能。市场的力量更多地是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些不平衡”（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因此，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就经济而言，“落差”一直存在，甚至会越来越大。但如果我们单就文化价值进行考察，上述理论的分析可能就更切实际一些，文化价值将随着全球化的逐渐进展，由一中心走向多中心，并最终走向“中心—边缘”模式的消解。所以从价值论上而言，当前的“中心—边缘”模式恰恰经历着自身的消蚀，“中心—边缘”模式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它自身在矛盾中解构着它自己。
这首先表现为文化自觉性的增强使卷入冲突的国家、社会、群体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一种不平等的存在，从而使价值一致转化为价值差异，由价值认同进入到一种价值冲突。事实上，不仅是处于边缘的国家、社会、群体越来越自觉地反击与颠覆中心的控制，原本的价值中心自身也在经历着分化与冲突。例如，美国不仅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也对加拿大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相当严重，占领其电影市场的95%、电视剧市场的93%、英语节目的75%、书刊市场的80%，为此，加拿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呼吁采取保护本国文化的措施。法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所以，就连西方学者也认为，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和“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并对此提出强烈的抗议。（注：参见杨金海：《全球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热点问题》，《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甚至认为，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相比甚至更具有优越性，他因此反问道：“在21世纪，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吗？难道可以把它强加给整个世界吗？”见[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页。）
其次，亚文化群体的“爆炸”也推动了中心与边缘冲突的深化。全球化时代，中心与边缘的冲突不仅是跨社会系统的，而且是同一社会系统内部主流文化群体与边缘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即使这一社会系统可能并不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例如现今女性主义等群体以及职业群体在各个社会系统中的广泛形成。全球化时代亚文化群体的“爆炸”是直接与全球社会的商品与文化的不断丰富以及专业知识的细化相关的，后两者为价值多样性的流行提供了经济和知识的基础。托夫勒对此就曾指出，社会结构的非标准化是引起亚文化群体“爆炸”的原因，而亚文化群体的兴起正在使过去时代社会的一元中心化的趋势一去不复返了。（注：[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 年版， 第256页。 ）全球化时代社会联系的加强又为这种亚文化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亚文化群体也开始联系在一起，共同执行着“解中心化”的历史任务。
再次，在全球化时代，价值中心已越来越难以持久，某一国家或社会可能会在一时或一事上成为核心，但这并不等于它成为价值的中心，即使暂时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和价值中心也会因为不断受到边缘文化的反思、质疑而受到诘难与反抗。事实上，正如沃勒斯坦经过历史的考察所指出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 ）而一旦边缘国家与文化的反抗力超过中心国家与文化的抵抗能力，中心也将遭到解体。
概括起来说，虽然目前的全球化时代仍然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模式将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在国家、社会、群体间多重复杂的中心与边缘的价值冲突中走向一种无等级的差异，或说平等的差异冲突模式，从而最终使中心与边缘的价值冲突寿终正寝。
东与西：意识形态冲突方式的战略性转换
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制度化与普遍化了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碰撞，它是价值冲突的一种集中体现，而一旦形成，又会固化人们以往的价值冲突。沃勒斯坦曾特意指出：“不过，有一点倒是清楚的，那就是，人们和群体的确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判断其行动是否正当。”（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政治、道德、 宗教、艺术等观念体系，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现代社会的两种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与演化。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终结，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海尔布伦那就曾断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 ”（注： Robert Heilbroner, Reflections: 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The New Yorker,Jan.213,1989.）《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也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得出作为普遍性的“历史”在跃迁与演进形态上“终结”的结论。（注：[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对此，西方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在反思社会历史的过程中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不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并强调虽然全球化表明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资本主义仍然无法克服诸如贫富两极分化、剥削、压迫、政治、经济、社会与性别的不平等、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社会弊端，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代仍然具有合理性，社会主义也因此仍然具有着生命力，换言之，社会主义并没有如福山所说被资本主义所“终结”，相反，社会主义恰恰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得到复兴。正如詹姆逊所说：“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的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注：Fredric Jameson,‘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ed.By Saree Makdis,Marxism Beyond Marxism,Routledge,1996,p.30.）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会完结，社会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
可见，西方“社会主义者”虽然在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与前者的观点针锋相对，但并不回避或拒斥全球化。也就是说，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两派有一致之处。这实质上预示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即“东”“西”矛盾至少在西方开始了重大战略性转换，即从冷战时期的尖锐对立转向更可能以“和平斗争”、“相互兼容”的方式进行。虽然资本主义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对这种表面形式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前者会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销声匿迹（因为社会主义曾将“暴力革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后者会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因素正在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肌体，并最终将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替代，但这只是斗争目标不变的情况下斗争方式的调整。
这在现实社会部分地表现为“第三条道路”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就业、福利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美国模式将资本与市场的自由放在首位，减少福利，放宽就业和工资限制以维持经济增长，但这无疑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拉大。欧洲模式则将“社会”的福利放在首位，维持高福利，但显然会牺牲就业和经济增长。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二律背反”就成了“第三条道路”出现的契机，即寻找一种不同于以上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旗手、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言：“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注：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这对我们理解第三条道路与当今西方意识形态的战略性转换的关系不无启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说，全球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而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进步准备了物质前提。列宁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注：《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经过全球化阶段， 历史开始走向“世界历史”，世界交往得到了普遍发展，而“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事实上，正是通过资本主义在全球化阶段的新发展，社会才真正进入到了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一般”规律的历史条件中，列宁所提出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毋宁说是一种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概而言之，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冲突方式的战略性转换就是由过去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总体性冲突转向一种功能性冲突，也就是由过去整体的结构性冲突转向一种强调功能与目标上的不一致，但其实现途径则可能是相同的。不像过去资本主义用市场经济作为手段，社会主义就必须用计划经济作为手段，现在彼此都可以用市场经济也都可以用计划经济，正如都不排斥全球化一样。但在运用某种途径和手段时，二者在控制和利用其功能方面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内在价值目标上仍然是不同的，只不过目前采取了一种策略性应对方式。
南与北：现代性价值的分崩离析与价值选择的茫然
“南”“北”冲突通常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曾经有段时间，发展中国家循着发达国家的脚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二者之间似乎找到了在现代性价值方面的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才渐渐发现自己所奉为圭臬的现代化理论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过去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统一性被打碎了，发展的价值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国都又茫然于未来的选择。
现代化理论曾对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该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渐陷入了困境：
一是价值目标的偏离。由于现代化理论产生的特殊历史原因，该理论有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研究者总是从西方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出发，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普遍的社会发展模式去衡量后发展的国家。根据这种理论，不发达国家应以一种有计划、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发达社会的发展。那么，“何谓发达社会？人们熟悉的模式是美国、欧洲、日本和苏联。据信，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于是，力求重复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或者至少确立同现存社会相似的社会模式”（注：[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因此， 都市化、自由化、民主议会制度、个人主义、私有制等等统统应成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目标。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援助也只严格地提供给那些执行西方意愿的国家，以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实践表明，这种“唯我独尊”的理论严重影响了它的科学性和普适性。西方国家制定的现代化计划打乱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化的正常发展进程，大量的经费被盲目地投入这些国家无法应用的许多项目中。在旧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时，又出现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新问题，严重背离了现代化理论的初衷。
二是理论解释模型的失效。历史证明，人类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解释模型都不可能永远正确。现代化理论主要看重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对工业化生产的贡献，信奉的是收益递减规律。而事实证明，随着人们对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原因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和总结，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有些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资本和劳动力，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收益递增规律。尤其是自从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更是无法用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同时，更多跨国公司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人们不禁追问：到底是哪一种力量在现在乃至未来的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还能适用于现在的情况吗？
三是现实指导方法的贫乏。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理论日益显示出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所能提供的指导手段的贫乏，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一理论自身所实际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该理论发源地发达国家的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由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等。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化模式中，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限制地开采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排放各种有害物质。直到罗马俱乐部成员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自然资源可以维持人类生活的年限时，才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与关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所信奉的不加任何控制的自由主义，也引发了相当程度上的社会混乱。
四是产生了“独立”与“依附”的价值冲突。萨米尔·阿明曾经在《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中深刻地分析道，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一旦采用了现代化理论（也就是阿明所说的“发展”理论），就必然在国际交换中进入西方国家早已设定的国际专业化分工的陷阱，从而进行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模式导致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群众的‘贫穷化’——换句话说，导致若干贫困化的机制：农业小生产者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化，以及组织在村社里的农民趋于贫困化而没有无产阶级化，城市化，城镇地区公开失业与就业不足的大规模增加，等等”（注：[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2页。）。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 “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注：[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3页。）。阿明70 年代的这些分析在今天许多已经变成了现实，在西方的导演和胁迫下，非洲私有化浪潮使6000多家国营企业将近半数转归私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包括金融、能源、电讯、交通等部门大多落入西方之手。在拉美，从1990年到1996年，西方跨国公司抢占了57.3%的市场销售份额，最大的100 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年平均销售额比拉美自己最大100家企业平均销售额多5.34 亿美元。（注：以上数字及资料参见傅佑：“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第5页。）随着以西方为模式的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一些不发达国家原有的传统文化也遭到西方文化的彻底摧毁，人们在西方话语的控制下，无法表述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历史，从而不能不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被压迫者”，这就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后殖民主义”的自觉反抗和重新燃起对于独立的渴望。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已经重新认识到“南”“北”在价值标准上的不一致和冲突，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1998年在开罗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推行所谓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工业化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它们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注：以上数字及资料参见傅佑：“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第2页。）。
分与合：全球化的诱惑与本土化的坚守
自古以来，分与合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对矛盾，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当人类走向公元第三个千年之时，全球化这一巨大合力的出现，又使得这一对矛盾再次凸显出来。是“分”还是“合”，是接受全球化的诱惑还是依然对本土化一往情深，这不仅是感情与心理上的调整，更是一次重大的价值选择。而这种价值选择又是基于满足两种不同需要的诉求：“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于人们扩大他们自己创造的秩序的范围，以便为他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在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注：[美]詹姆斯.N.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 页。）因此，从文化上来说（不仅从资本的特性来说），全球化也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张，以获得一种成就感；而本土化则倾向于保守，以获得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
当代“分与合”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两种不同维度上的冲突与融合。
在空间维度上，“分与合”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内与外”的矛盾，即其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与冲突，但不幸的是，他过分夸大了排斥与冲突的因素，尤其是他诱发人们产生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战争是一场西方与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战争的想法，这就使得西方为应对这种可能性而做的一切准备都合理化了。而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个体交往的增多，当今人类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在明显增加，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在时间维度上，“分与合”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前与后”的矛盾，即前后相继的文明间的矛盾关系。与亨廷顿不同，托夫勒将文明的冲突主要看作是历时态而非共时态的，因此他着眼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非社会文化的当下结构中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托夫勒眼里看到的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文明”。托夫勒将历史比喻为“波浪”，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冲突，绝不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宣称的那样，是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是非西方世界反对西方的冲突。……所有最深刻的经济和战略变化，来源于我们的文明已分化成三个独特的、不同的和潜在的冲突的文明，而这种现象是不能用寻常的定义来表达的”（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页。）。这三种文明的冲突便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后两者之间的文明冲突占据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也是两种价值的冲突，它“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截然不同的需要”（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页。）。
无论是空间维度上的“内与外”的冲突，还是时间维度上的“前与后”的冲突，都表征着全球化时代“分与合”矛盾的多重性。坚守本土化的人将面临两个维度上的“撕裂”，既要面对外来文化的拉拢，又要受到后发文明的推移，本土化将很难再依靠一种边界的封闭性，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经济孤立的办法避开全球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作为一对矛盾是相互增长的，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灭本土化的要求，相反，文化与社会联系越是全球化，人们对归属感的需要则可能越强烈，因为“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遥远的经济进程是非人格化的，它们几乎不可能促进与一个集体交往中的其他人共同分享的需要”（注：[美]詹姆斯.N.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所以， 全球化与本土化仍会共存下去，虽然这个时代看起来可能恰好处于一个“合”的周期。本杰明·R ·巴伯甚至论证说：“未来区域性联盟中的民族将以社会经济与文化单位为基础，这些单位比民族国家更小，但是它们将保持下去，并且不断扩大。”（注：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而与此经济分析相应， 恰恰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乡愁的理论”（the theory of nostalgia ）也在西方文化理论界强劲兴起。罗兰·罗伯森坚持认为：“全球化是存心怀旧兴起的首要根源。更具体地说，正是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迅猛加速的全球化这一起飞时期，目睹了发明传统这种强烈欲望的盛行。作为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以及文化的政治（politics of culture）——的一种形式，存心怀旧成了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注：[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巴伯与罗伯森所说的， 未必不是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另一种趋势。
人与自然：价值新大陆的发现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由于生态问题本身的性质，它也是最有可能（除了经济问题以外）最先得益于全球化的问题，因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就是全球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这也是罗马俱乐部将这一问题列入他们所研究的“世界性问题”之中的原因（注：[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8页。）。 生态问题的提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价值冲突的思考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19世纪，许多人在欣喜于工业化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也同时开始担忧这种高消耗的生产会耗尽自然的资源。但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担忧才开始普遍起来。忧虑首先集中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上，人们担心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会造成地球上资源储备的急剧下降。而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为里程碑，生态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没人怀疑从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拯救自然、提倡绿色观念已经为人熟知。相继而来的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就产生了生态主义、环境主义、深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等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领域出现了绿色和平组织、绿党等政治组织。1987年，当《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发表以后，“可持续发展”随之又成为各国政治家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
以往人们对价值的认识，更多地强调价值同人的主观方面的关联，“但这样说似乎把价值说得太主观了，因为有些价值是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在这里，自然物至少是价值的载体。……科学家应比其他人更能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客观性质。我们也应提醒自己，不论从质还是从量上说，我们都不能期望自然这一大千世界里的每一事物承载的价值都相等”（注：[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著：《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当然，人类仍在从自身的角度思考生态（包括生物与环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思考我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界时所应该具备的伦理道德——这即使从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来看也是必要的。
60年代，史怀泽曾在他所建立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中提出：“过去的伦理学则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注：[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9页。）这之后，许多哲学家、伦理学家在史怀泽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人们不仅看到了生物的价值，同时将其扩展到环境和自然本身。伊恩·麦克哈格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包含了一个内在的价值体系。”（注：[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著：《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罗尔斯顿则指出：“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是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这个可贵的世界，这个人类能够评价的世界，不是没有价值的；正相反，是它产生了价值——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存在。”（注：[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著：《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他还详细分析了自然中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审美价值、宗教象征价值等等方面的价值。固然，人类无法彻底摆脱作为价值出发点的自身需要的牵扯去认识价值，但对自然价值的发现已说明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看到自然不仅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其价值合理性的方面。正如生态问题将全球联系起来一样，全球化也将生态问题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视野中来。按照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10月1日的报告，从1970年到1995年， 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财富。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如粮食、鱼类、木材和淡水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都给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西方国家造成的压力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两倍半。“污染正在地球上最贫苦的人们中展开一场悄无声息（且鲜为人知）的大屠杀。” 第三世界在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占90%，有2500万人因农药而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 世界森林的2／3被毁， 并正以每年1600 万公顷（约为一个英国或半个德国的面积）的速度消亡。90年代造纸所耗木材为50年代的两倍。美国、日本、欧洲纸制品消费占世界2／3，所用木材几乎全部来自第三世界。（注：参见傅佑：《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国外理论动态》 1999年第6期，第3页。）在全球化时代， 生态问题所产生的后果由于全球联系的加强而空前严重了，生态治理作为一种全球的政治，是在我们已经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的“亡羊补牢”，它同时必须担负起“重建道德”的使命，使人类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道德，使其行动能为整个人类负责，为我们的自然负责，也就是为我们个体负责。应该看到，虽然全球的生态治理还远未形成一呼百应、众志成城的声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这样一个重大全球问题的出现，如吉登斯所说：“为处于人类相互依赖具有深远而且全面意义的世界中的我们揭示了普遍性的价值。”（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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