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的收入分配效应与政府干预 *
——基于对涓滴效应的考察
刘 儒 李超阳
内容提要 一直以来，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对市场机制的涓滴效应会自动实现收入均等这一命题不断提出挑战。本文研究表明：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具有双重功效的价格机制、边际报酬递增的规模效应以及资本的逐利和增殖本性，市场机制内生性地阻碍涓滴效应的发挥；在我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中，因市场机制不健全而形成的泥团效应进一步阻滞了财富之水向社会各阶层渗漏。因此，政府必须通过促进市场发育和规范市场秩序优化初次分配，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弥补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的固有缺陷，以促进财富充分涌流，消弭贫困，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共享发展。
关键词 市场机制 收入分配 涓滴效应 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被公认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能否自发地实现收入均等化，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却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缺失政府之手的自发市场机制不可能使经济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所有人群，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甚至两极分化，但奇怪的是，自18世纪末以来，认同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收入均等化的观点却长期占据着经济学的主流，并直接影响了收入分配政策的取舍与走向。从斯密的“涓滴效应”到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无不如此。本文研究表明，无论是市场机制完善的发达经济体，还是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体，市场机制均无法自发实现收入均等化，政府必须对收入差距、贫富不均采取行动，实施收入调节和收入均等化政策，以最终实现共享发展。
文献回顾：市场机制收入分配效应的 两种对立观点
消弭贫困，实现收入均等化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在迈向市场经济这一新经济形式的时代，人们深切关注并需要在理论上回答清楚自由市场经济可否保证经济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所有人群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对这一问题首先做出系统回答的是现代经济奠基者亚当·斯密。在他看来，市场不仅是实现财富增长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实现财富分惠于社会各阶层的传播器。也就是说，市场引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会随着财富增长和最贫困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抵消，而且，仅就最贫困阶层自身比较而言，市场作为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手段，要远比以均等分配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安排更有效。正如斯密所说：“由于分工之故，各种不同技艺的发展，就大大增加了。这种增加，在一个有适当统治的社会内，引起一般的、普及于最低阶级人民的富裕。”①这也就是所谓被自由市场经济学奉为圭臬的涓滴效应。
该井于2010年3月31日射开井段2 710.6～2 713.6m、2 766.1～2 769.4m 投产，初期日产液20.3t，日产油16.6t，含水率18.4%，试油结果与评价结论一致。
19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学派的成本分析与新古典学派的效用分析相结合，构建了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涓滴效应”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进一步固化了新古典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念。他指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等生产要素的供需会逐渐达到均衡，各经济主体所获得的收入也会趋于均等。
“二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库兹涅茨对德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于1954年提出了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变化的“倒U曲线”，表明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经验性地支持了“涓滴效应”的理论主张。更重要的是，库兹涅茨认为，任何政策干预或者外部冲击对这一结论的影响都不大，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②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僵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乘势在全球肆虐。其理论主张承袭市场原教旨主义衣钵，笃信和宣扬市场机制可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积极性，推动整个经济实现帕累托效率，反对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在内的政府干预。哈耶克甚至坚称，“占数量多数的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占少数数量的富人。”③
文献搜理发现，尽管认同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长期占据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一观点一直以来就受到经济史实和经济理论的拷问与怀疑。
18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发展，但也呈现出明显的繁荣之殇。大量工人被机器排挤而失业，在业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加大，工资水平却显著下降。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种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犀利地称之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这里，“不得温饱的人们每天使自己失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被用于增加大财主的多余的财产”④。保尔·芒图更是详尽阐述了产业革命所导致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他运用统计数据证明：1770年和1795年英国工人工资虽有较普遍的上升，但这种上升很快就因劳动力的过快供给而连续下降。⑤
创新工作机制，高效推动创森工作。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指挥长的创森指挥部；同时，组建创森一线指挥部，坚持每周一、三、五早7∶00调度创森工作，听取各镇（街）创森进展情况，第一时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高效推动创森工作。目前，全县今年共流转土地4.96万亩，苗木栽植完成近130万株，占总任务量90%，今冬明春将全部完成3年创森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及其演变趋势作了历史性的深刻分析。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物质产出和资本收益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人工资的增长却长时间停滞的基本事实。这一现象被人们称为“恩格斯停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出发，分析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息等更为复杂的范畴，阐述了商品所有权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占有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和谐、不兼容的利益关系以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一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⑥
正如马克思所预见，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西方国家内部阶级矛盾越发尖锐，大规模失业、极度贫困和经济危机频繁出现，“市场失灵”问题进入经济学的视野。20世纪20年代初，福利经济学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普遍兼容”的观点，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常常会发抖，引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因此，政府可通过政策将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
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不期而至，此前持续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在顷刻间爆发，美国畸高的失业率以及惊人的贫富差距彻底粉碎了“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神话。凯恩斯认为市场在增进效率的同时无法促进平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⑦
(1) 施做注浆锚杆：由于护盾上方坍塌体堆积，普通注浆锚杆施做比较困难，可采用3 m长Φ25自进式中空注浆锚杆，在护盾尾部斜向上前方布设；此外，由注浆模拟试验成果可知，浆液在以强蚀变围岩中的扩散半径为0.5 m～0.8 m，结合现场蚀变岩赋存环境，注浆锚杆的间排距取1.0 m。杆体上注浆孔孔径为6 mm～8 mm，孔间距40 cm，梅花型布设。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放大至区域发展视阈中进行考量。他指出，通过消费、投资和就业，先进地区的进步会向下“涓滴”；而同时，先进地区高效率的生产会通过竞争机制削弱甚至剥夺落后地区的生产优势，抑制后者的利益获取，触发“极化效应”。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这两种效应的交互作用下变动。尽管“涓滴效应”作为经济学概念最早由赫希曼提出，但他也曾明确表示，发展状况均衡化的实现必须依赖政府“周密的经济决策”的调整。⑧
可以让台词内容形象化的依据是重音、停顿、语调语气、节奏这些语言发声或者语言表达的外部技巧。对于演员来说，他们在影视表演时都是把文字以声音的形式表达出来，再加上人物的情感就会创作出一个好的影视作品，在二次创作表演时要对剧本中的语言和文字有个深刻的探究，这一系列的东西对影视效果都有着很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有助于表达效果的方式，就是重音、停顿、节奏以及语调语气。[2]
随着经济事实的不断丰富以及经济学研究中计量方法的广泛应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现实准确性也不断受到诘难。Gottschalk通过研究OECD1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基尼系数随各国人均GDP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恰恰相悖于库氏“倒U型”假说。⑨此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库氏观测到的1914-1945年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指数的锐减，主要归因于这些国家应对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所大规模推行的再分配政策。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实现收入均等化观点的质疑和批判声浪再一次达到高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大卫·科茨等人和大批中国学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荒谬性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对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现实进行了深刻阐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大衰退，把众多美国人抛向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行列。……已为公众所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
文献研究表明：人们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的涓滴效应倒不在于完全否认市场机制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力量和作用，而在于说明自发市场机制不可能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惠及所有人群，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共享发展。
市场机制涓滴效应的实践检验及理论反思
那么，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可否同时伴随收入最优分配与财富普遍惠及自然而然地降临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实现经济高水平增长的发达经济体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实践回答了这一疑问。
1.市场机制涓滴效应的实践检验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人类开始迈向大工业时代，自由市场经济也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纪元。英国作为本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其经济成功实现“起飞”。从1781年到1881年的100年间，英国GDP从约为1369万英镑猛增至10.52亿英镑。然而，产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英国成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
并存的国家。到维多利亚中期，也就是自由放任到达顶峰的时期，英国贫富差距达到历史新高。1867年，前2%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收入的比例却仅为39%。
事实上，早在17世纪，英国政府就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介入收入分配领域，颁布《济贫法》——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但进入19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带来的巨额财富使英国上层社会对“自由放任”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想靠议会的影响增加工资，就如同想调节风向一样荒唐”
。英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其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张过程中不断恶化，“工业革命证明了，自由竞争可以创造财富，但不能创造幸福。”
历史继续向前推进，相似的情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再次上演。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击溃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后，逐步确立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并乘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华丽转身。至20世纪初，美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头羊，迎来所谓“镀金时代”。然而，正如马克·吐温所讽刺的那样，“镀金时代”在其光鲜诱人的外表下，掩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丑陋与矛盾。这一时期，美国富有阶层的总收入急速攀升。到1929年，前10%人口的收入占据了近乎一半的国民收入。与资产阶级“金色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人阶级的惨淡状况。当时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远低于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其劳动安全缺乏保障，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另外，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逐渐萎缩。
终于，席卷全球的“大萧条”轰然而至，冲垮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厦，攻陷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阵地，给了那些沉浸在完美市场幻想中的人们当头一棒。
课程目标达成度是教育评价的一个部分，通过构建课程目标达成度综合评价体系，能够促进教育的发展。本文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统计专业《统计学原理》课程为例进行实例研究，据此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教师了解本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增强教学效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一，区域之间市场割裂导致生产要素梯度流动受阻。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和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土地、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从中西部地区现有的要素供给结构看，土地、劳动供给丰富，而资金、技术等高生产率要素供给稀缺。东部地区则恰恰相反。这就为要素的梯度流动提供了很大空间，但如此梯度流动并非真正实现。优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集聚了大量的优质生产要素，迥异的要素价格和投入产出率使得要素市场在沿海和内地之间明显割裂开来。东部地区的高生产率带来的高投资效益具有外向牵引作用，再加上中西部地区本身滞后的市场发育使其难以充分高效地调动这些高端的区外流入要素进行生产，反而产生侵蚀、漏损和排斥等不利影响，最终出现要素逆流现象，成为钳制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1.3.3 认知功能评定 在治疗前后采用简易精神状 态 检 查 量 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进行评分，包括注意力、记忆力、执行功能、信息处理速度、视觉空间结构能力等5个维度，分数越高，神经心理功能越好。
2.市场机制涓滴效应实现受阻的内在逻辑
实证检验证明，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涓滴效应，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引致马太效应，形成愈加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问题。这种“富裕中的贫困”悲剧的上演，归根结底，在于涓滴效应的理想设定忽略了市场机制的特征和缺陷，缺乏逻辑自洽性。
第一，市场机制的竞争作用具有奖优汰劣的特质。“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各行为主体之间利益的非一致性、信息的不完全及非对称性等，尤其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使得同一时间各自得到的利益是不均衡的，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它们之间必然会展开以利益再分配为主要内容而以优胜劣汰为手段的资源配置调整。”
退一步讲，即使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交易成本是极小的，要想实现经济利益在经济行为主体间的均等分割，也是希望渺茫的。恰恰是这种完全自由的理想状态，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市场越透明，竞争越激烈。经济行为主体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惨败以至于被逐出市场。而那些优胜者却攫取大量利润并强化竞争优势，从而持续积累财富。市场机制的这种天然属性注定其难以实现分配结果的均等化。
第二，价格机制作为市场运行的核心机制具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市场通过价格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另一方面，价格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会引致收入不平等。原因在于，效率本身就包含了对平等分配的排斥。以劳动力市场为例，价格机制所保证的效率会强化劳动力个体异质性对其收入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导致工资收入不均。在充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佣者会根据劳动力技能等方面的差别给予差异化的报酬，以体现稀缺性和保证效率。价格机制越是发挥作用，普通劳动者在这种不平等中就陷得越深。詹姆斯·E.米德也明确指出，“用于达到效率的价格，将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很不公平”
。
第三，市场机制中规模效应的发挥使利益分配趋向不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为达到低成本和高产出的目的，倾向于集中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将提高生产率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与扩大规模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相结合以攫取巨额利润。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要素边际成本的递减自然使得其边际报酬递增，最终获利最多的就是那些聚合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人”。他们依赖于要素高报酬的惯性，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模进行财富积聚和垄断，进而蚕食鲸吞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第四，市场机制下资本逐利和增殖的本性释放得淋漓尽致。逐利和增殖是资本的特性。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一方面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另一方面通过资本积聚与集中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由此在产生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同时使生产资料积累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且，资本利用信用杠杆更是能够肆无忌惮地积累、膨胀。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和社会生产的集中，资本所有者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愈加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工人的相对贫困化便愈加深重。
总而言之，“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
。反之，财富与贫困的悖论，正是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操纵的结果。诚然，市场经济不是零和博弈，参与其中的经济行为主体总能或多或少地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的增加。但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同时又以更大的力量在扩大着经济行为主体间获得利益的差别，使发展成果无法被平等共享。
首先，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对市场机制的驯化功能。诚然，市场是目前为止所能发现的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必须加以规制，以完善其功效。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初次分配占居民收入的80%-90%，即使是福利国家，初次分配也要占到70%。
初次分配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收入分配的均等性，而完备和规范的市场机制是释放涓滴效应、优化初次分配的制度保障。显然，政府是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秩序的最佳主体。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宏观引导和行政管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确保生产要素平等地参与分配，以规避市场不完善带来的利益漏损，促进经济发展红利向下涓滴。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市场运行秩序加以严格规制，杜绝寻租、腐败等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转轨经济体收入分配的现实困境
在发达经济体中，财富之水无法涓滴以惠及所有人群。实现收入均等化，需要政府对分配过程进行干预以消解市场机制的逆向收入分配效应。那么在我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中，市场尚在进一步发育和成长，市场机制中普遍充盈的所谓“泥团效应”对收入分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我国改革开放40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态势
1978年，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突出矛盾与困境，我国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经过40年市场化改革，我国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我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78.7亿元猛增至2018年的900309亿元，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71.2元增至2018年的28228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小康。但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不均等仍然普遍存在。及至2018年，我国仍有1660万农村贫困人口和大量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突出瓶颈。
图 1我国 1978-2017年东、中、西三大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年)与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图 2我国 1978-2017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年)与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2.市场机制不健全阻滞经济发展红利全社会共享
在城乡层面，城镇的发展并未对农村产生明显的带动效应，二者之间的差距仍然悬殊。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明显缩小。然而，这一势头并未得以持续。伴随1984年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路攀升。从此，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二者之间的差异倍数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飙升，最高比值达3.33∶1(见图3)。
图 3我国 1978-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图 41978-2017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在个体层面，经济发展红利惠及全民的状态并未在我国完全呈现。从基尼系数的统计结果来看(见图4)，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09，1993年冲破国际警戒线，在经历小幅波动后，于世纪之交再次突破0.4，直至今日一直居高不下。另一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帕尔玛比值(前10%收入群体与后40%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比值)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我国帕尔玛比值从1978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4.4，上下两端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中间50%人群的收入份额也逐渐被压缩，由53%降至49%。
另外，招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我国0.12%的人掌握了全国29.7%的个人可投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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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这40年间，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换言之，我国40年来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之源”并没有充分“涓滴”至欠发达地区及贫困阶层，而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带、城市地区与富有阶层，形成一种“聚而不淌”的态势。
弱电网下并网逆变器自适应H∞控制方法//马兴,徐瑞林,陈民铀,何国军,付昂,董光德//(13):189
在区域层面，我国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均存在明显差异，并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呈阶梯状分布，40年的发展并未显著缩小三大区域间的差距，东部地区的优先富裕似乎并未发挥到其应有的带动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他地区的发展空间。1978-2017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49.95%提升到55.63%，2002-2007年间曾一度逼近60%，而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则由28.84%下降到24.47%，西部地区由21.21%下降到19.9%(见图1)。此外，东、中、西部人均收入的殊异也是涓滴效应未能实现的又一力证。东、中、西部自1978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中、西部地区“稳定地”相随其后。但问题就在于这种“稳定”。经济发展成果一如既往地在东部地区凝滞，而且，这种凝滞在不断僵化，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见图2)。
经过40年的艰辛探索，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经越来越多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如前所述，在我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当中，市场仍处于发育和成长之中，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规则不统一，由此形成的泥团效应阻滞了经济发展红利全社会共享，进一步滞碍了市场机制涓滴效应的力量和作用。
“大萧条”之后，政府干预暂时挽救资本主义于既倒。及至60年代末，美国创造了20世纪以来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70年代末，为了医治“滞胀”顽疾，美国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监管，推行以供给学派为根基的被冠于“涓滴经济学”之名的里根经济学，至此，全球迎来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放纵资本主义”时代
。资本在自由市场机制的“保驾护航”下越发猖狂，大规模地从实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国民经济逐渐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同时，随着虚拟经济的扩张和减税政策的实施，财富资本快速地从收入底层流动至顶层。到21世纪初，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堪比“大萧条”前夕，由此坠入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出现所谓美国1%的问题。“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导演的这场闹剧，最终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现实再一次无情地击碎了市场机制自发优化收入分配的美好幻想。
第二，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阻滞城市地区反哺农村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施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城市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由于当时经济基础薄弱，不得不采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一系列以农促工措施，导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深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政策保障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向城市倾斜，城市相较于农村获得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成为城市反哺农村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农村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无法为先进的企业生产提供经济基础和设备保障，极大地限制了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藩篱。与户籍相挂钩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体制削弱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以致在城市内部形成“新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固化的城乡二元格局大大强化了这种发展不均衡的代际遗传。
第三，双轨制下的权力资本化加剧收入与财富集中。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双轨并存的状态。双轨制以调拨价和市场价之间悬殊的差距割裂了市场，赋予了行政机构较大的资源分配权力，为寻租和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再加上转型时期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还不够清晰，从而助长了寻租和腐败的蔓延。这种通过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又进一步恶化了市场环境，以致“按权分配”的现象变得比较普遍，财富更多地集中于一些“掌权者”手中。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在《灰色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中指出，大量的隐形收入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失衡状况。
政府干预：弥补与驯化市场机制的有效机制
市场与政府这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是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关键。在依靠市场机制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要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灯塔”或者“守夜人”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以促进公平。事实上，几乎所有经济学派别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政府或者支持市场。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国家行为，而在于国家根据何种原则、以何种程度，参与那个领域的经济生活。”
如前所述，市场机制在优化收入分配方面无能为力，甚至会造成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这是市场机制的固有特征和缺陷；而在市场欠发育、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经济体中，收入分配结果更是不如人意。因此，政府干预不仅在于通过再分配政策弥补市场缺陷，还必须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秩序。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市场必须被驯化和调和，才能确保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我省《关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已由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实施意见》牢牢把握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充分体现江苏的发展阶段和省情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明确攻坚任务，强化保障措施，是新一届省委省政府接续奋斗、确保打赢打好我省脱贫攻坚战的任务书，是未来几年全省扶贫工作的施工图。
在明确了著作权所特有的性质后，我们就可得知，未经许可演绎人取得著作权后，法律并未赋予其以法律规定以外的方式利用其作品的权利。其是否有权对其作品实施控制，仍须得到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这是因为，哪里有独创性表达，哪里就有保护，未经许可演绎作品中包含有原作品著作权人的独创性表达，因此原作品著作权人可依法对未经许可演绎作品进行控制，以禁止或许可未经许可演绎人乃至于第三人利用未经许可演绎作品。而赋予未经许可演绎人著作权，仅赋予了其许可或禁止他人以特定方式利用其作品的权利。他人欲利用未经许可演绎作品，需获得双重许可，除了得到未经许可演绎人的许可之外，还须得到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其次，要在再分配领域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对市场机制的弥补功能。“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也就愈严重，前者受苦越多，后者越可以恣意挥霍。除非国家通过一些好像和增加财富的纯经济目的相反的制度，就不能改善分配，就不能保证创造享受资料的人得到更多的享受。”
政府必须对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方面的缺陷加以弥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剔除逆向财政转移现象再生；培植和建立既有利于效率提升，又有利于平等实现的制度环境，发挥其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中的引流作用，促进经济益贫式增长，使财富之水向欠发达地区与贫困阶层充分流淌。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7页。
⑨P. Gottschalk, T.M. Smeeding,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arnings and Income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No.2, Vol.35 (1997), pp.633-687.
③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④《圣西门选集》(上卷)，何清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75页。
⑤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79页。
⑥《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9页。
⑧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曹征海、潘照东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
②S.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No.1, Vol.45 (1955), pp.1-28.
⑩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105例单胎绒毛吸取术均一次穿刺成功，481例单胎羊膜腔穿刺术中，由于子宫收缩或胎体运动阻挡，有4例(0.83%)存在二次穿刺，45例(9.36%)无法避开胎盘穿过胎盘进针。154例脐静脉穿刺中存在5例(3.25%)二次穿刺，5例(3.25%)出现一过性胎心下降。
B. Disraeli,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5.
J. Hampden, Jackson ,England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15-1948 , London: Greenmood Press, 1975, p.76.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628页。
A.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London: Rivingtons, 1884, p.9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6页。
彼得·诺兰：《十字路口——疯狂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的未来》，丁莹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XIV页。
杨文进：《论市场机制“不完美”之美——优胜劣汰的动态效率胜过优化配置的静态效率》，《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斯豪斯：《经济学》，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黄泽清、陈享光：《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各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基于帕尔玛比值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8期。
王小鲁：《灰色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比较》2013年第5期。
送走了深圳客人回到公司，竹韵便敲开了海力的办公室，神情冷峻地走了进去：“老板，这是我的辞呈，请你在上面签个字吧。”
如上文所说，游客是旅游饭店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意识和行为直接影响入住期间使用的能耗与对应的碳足迹排放量。游客可以通过细小而自律的行为，就可以大降低旅游饭店的能耗。比如，离开房间时关闭空调、电灯、电视等电器设备、进行垃圾分类、自带洗漱用品、购买绿色旅游产品，甚至通过使用价格略高的生态环保用品进行一定程度的碳补偿，以实现低碳旅游和绿色旅游的目标。同时，通过提升低碳意识，适当降低对舒适度的要求，减少电耗、水耗。
斯蒂夫·G.梅德玛：《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启蒙编译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王庆华：《收入分配机制与政策选择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1页。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项目号：18JZD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和创新路径研究”(项目号：17AKS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儒，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超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18402046@qq.com。陕西西安，710049
〔责任编辑：曹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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