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民族语言前提中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与变异_介词论文

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和变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介词论文,处所论文,短语论文,位置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文基于接触语言学架构和类型学视野讨论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受汉语影响而发生的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或变异。（注：本文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范围限于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等语系和语族的语言，不包括藏缅语。）着重探讨的问题是：(i)哪些语言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发生了演变或变异，哪些语言还保留固有语序？(ii)这种语序演变或变异的机制是什么？(iii)如何判定这种语序演变或变异是与汉语接触而导致的？

本文以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等语系或语族的四十余种语言（见表1）为考察对象，材料取自相关的调查报告、语言志、参考语法以及研究文献。这些语言在类型上跟汉语大同小异：(a)小句语序为SVO；(b)使用前置词而非后置词；(c)具有连动式结构；(d)形态上属于分析性语言，缺少屈折变化；(e)有体范畴而无时范畴；(f)有量词范畴而无（严格意义上的）数范畴；(g)大多具有声调(contour tones)范畴。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给定一个“成分对”(pair of elements)A和B，如果它在同一个语系、语族或语支的不同语言里具有“A-B”、“A-B/B-A”和“B-A”三种语序类型，而后者(B-A)正好跟汉语的模式一致，那我们假设，这些语言固有的语序模式是“A-B”，“B-A”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语序演变的产物，而“A-B/B-A”则显示处在“A-B＞B-A”演变之中的变异阶段。换言之，我们把上述三种语序类型分别视为“未变(A-B)”、“在变(A-B/B-A)”和“已变(B-A)”三个演变阶段（第二节）。然后，我们从类型学的语序关联和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等角度来对上述假设进行证明（第三节）。最后，我们基于接触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讨论上述语序演变或变异的机制（第四节）。

二、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处所介词短语指的是表达活动进行或事件发生的处所的介词短语（如“老张在床上看书”）。在这类介词短语里，介词的宾语表达的是事件或情状的背景信息（如“床上”），而不是事件的参与者(participant)；句法上这类处所成分是主要动词的附接语(adjunct)而非补足语(complement)。

在汉语里由介词“在”引导的处所成分（“在+处所成分”）语义上有两类：一是表达事件发生或活动进行的处所(Locative)，另一是表示客体位移的终点(Goal)。试比较：

a.在床上看书［“床上”为附接语，表达活动进行的场所；属于事件的背景信息］

b.书放在床上［“床上”为补足语，表达客体位移的终点；属于事件的参与者］

本文的“处所介词短语”只指a类介词结构，b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表处所的附置词结构(PP)相对于主要动词(V)的位置，在人类语言里有V-PP和PP-V两种模式。比如英语里这种处所介词短语总是位于主要动词之后，汉语则位于主要动词之前：

英语：He is reading[in his home].

VPP

汉语：他［在家里］看书。

PP V

在我们所考察的南方民族语言里，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有V-PP、PP-V和V-PP/PP-V三种类型。（注：本文对这些语言中处所介词短语语序类型的判定（是V-PP、PP-V还是V-PP/PP-V），基本依据相关语言描写者的判断和举例。）我们假定，这些民族语言固有的语序模式同于英语（即V-PP）而异于汉语，而PP-V和V-PP/PP-V则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演变或变异的结果。

1.侗台语

侗台语中，德宏傣语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未发生演变和变异，这个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保持固有的V-PP模式。例如：

傣语（德宏）（喻翠容、罗美珍 1980）：

另一方面，侗水语支的标话、拉珈语、佯僙语、木佬语、蔡家话以及仡央语支的拉基语、普标语、仡佬语、布央语受汉语影响，处所介词短语相对于主要动词的位置已由V-PP变为PP-V，换言之，这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通常已不再采用固有的V-PP模式。例如：

标话（梁敏、张均如 2002）：

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里干活。

普标语（梁敏、张均如、李云兵2007）：

南方一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有V-PP和PP-V两种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些语言里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正处在“V-PP＞PP-V”演变过程中。这种语序类型的语言约有下面三种情形。（注：跟V-PP、PP-V和V-PP/PP-V三种类型的判定一样，我们对下面三种变异情形的判断也主要基于相关语言描写者的断言和举例。由于资料的局限，本文对个别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位置变异类型的判断可能未尽准确，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重要的是，所有相关的语言，其处所介词短语的语序均已发生变异（处于演变过程中），差别只是变异程度的不同。）

第一，有些语言以固有的V-PP为主要或优势模式，PP-V为少见或次要模式，即呈现的是“V-PP/pp-v”类型。（注：如果某个语言中某个成分对A、B的语序具有交替形式(AB/BA)且其间存在优势和非优势之别，类型学家通常将标记优势模式的字母大写，标记非优势模式的字母小写。）属于这种情形的语言有壮傣语支的壮语，侗水语支的侗语、仫佬语、毛难语以及黎语支的黎语。例如：

黎语（欧阳觉亚、郑贻青1980）：

第二，有些语言V-PP和PP-V均为常见模式，不易确定或未有资料显示哪种模式为优势或主要模式，即呈现“V-PP/PP-V”类型。属于这种情形的语言是壮傣语支的临高语：

临高语（梁敏、张均如1997）：

第三，有的语言以PP-V为主要或优势模式，V-PP则为少见或次要模式。换言之，这类语言固有的V-PP模式正处在被外采模式PP-V所淘汰的过程中。属于这种情形的语言有壮傣语支的布依语、侗水语支的莫语以及黎语支的村语。例如：

村语（欧阳觉亚1998）：

2.苗瑶语

跟上举侗台语不同，苗瑶语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只见PP-V式，换言之，这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业已发生“V-PP＞PP-V”演变。例如：

炯奈语（毛宗武、李云兵2002）：

3.南亚语

南亚语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类型与侗台语相似。有些语言只采用V-PP式，即这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未发生演变和变异。例如：

布朗语（李道勇、聂锡珍、邱锷锋1986）：

与之相反，另一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位置已发生演变，这些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只见PP-V式。例如：

布庚语（李云兵2005）：

中国南方南亚语系多数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有V-PP和PP-V两种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些语言里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正处在“V-PP＞PP-V”的演变过程中。具体说来，这种语序类型大约有下面三种情形。

(i)以固有的V-PP为主要或优势模式，PP-V为少见或次要模式(V-PP/pp-v)：

俫语（李旭练1997）：

(ii)V-PP和PP-V均为常见模式(PP-V/V-PP)：

德昂语（陈相木、王敬榴、赖永良1986）：

(iii)以PP-V为主要或优势模式，V-PP为少见或次要模式(PP-V/v-pp)：

京语（欧阳觉亚等1984）：

4.南岛语

海南三亚境内回族人使用的回辉话，是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占语支(Chamic)的语言，与越南境内的拉德语(Rade)、罗格莱语(Roglai)以及藩朗占语(Phan Rang Cham)等占语支语言具有极近的发生学关系。回辉话里处所介词短语和主要动词的语序采用PP-V式，换言之，这个语言的处所介词短语位置业已发生演变。例如：

回辉话（郑贻青1997）：

以上的描写和分析可概括成下面的表1。

表1：南方部分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和变异

语言演变和变异阶段

未变演变中(V-PP/PP-V)

名称系属 V-PPV-PP/pp-vV-PP/v-pp/PP-V

已变资料来源

PP-V PP-V

傣语（德）壮傣（侗台） + 喻翠容1980

傣语（西）壮傣（侗台） +

喻翠容1980

壮语

壮傣（侗台） +

王均等1984

侗语

侗水（侗台） +

梁敏1980

仫老语侗水（侗台） +

王均、郑国乔1980

毛难语侗水（侗台） +

梁敏1980

黎语

黎语支（侗台）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4

临高语壮傣（侗台） +

梁敏、张均如1997

布依语壮傣（侗台） + 喻翠容1980

村语

黎语支（侗台）+ 欧阳觉亚1998

莫语

侗水（侗台） + 杨通银2000

标话

侗水（侗台） +

梁敏、张均如2002

拉珈语侗水（壮侗） +

毛宗武、蒙朝吉、

郑宗泽1982

佯僙语侗水（侗台） +

薄文泽1997

蔡家话侗水（侗台） +

薄文泽2007

拉基语仡央（侗台） +

李云兵2000

普标语仡央（侗台） +

梁敏、张均如、李

云兵2007

仡佬（平）仡央（侗台） +

张济民1993

木佬语仡央（侗台） +

薄文泽2003

布央语仡央（侗台） +

李锦芳1999

苗语

苗语支（苗瑶）

王辅世1985

布努语苗语支（苗瑶）

毛宗武、蒙朝吉、

郑宗泽1982

巴哼语苗语支（苗瑶）

毛宗武、李云兵

1997

炯奈语苗语支（苗瑶）

毛宗武、李云兵

2002

畲语

苗语支（苗瑶）

毛宗武、蒙朝吉

1986

优诺语苗语支（苗瑶）

毛宗武、李云兵

2007

勉语

瑶语支（苗瑶）

毛宗武、蒙朝吉、

郑宗泽1982

佤语

孟高棉（南亚）+ 周植志、颜其香

1984

布朗语孟高棉（南亚）+ 李道勇、聂锡珍、

邱锷锋1986

莽语

孟高棉（南亚）

高永奇2003

俫语

孟高棉（南亚）

李旭练1999

德昂语孟高棉（南亚） +陈相木、王敬榴、

赖永良1986

克蔑语孟高棉（南亚） +陈国庆2005

京语

孟高棉（南亚）+ 欧阳觉亚等1984

布芒语孟高棉（南亚）+ 刀洁2007

克木语孟高棉（南亚）

陈国庆2002

布兴语孟高棉（南亚）

高永奇2004

布庚语孟高棉（南亚）

李云兵2005b

回辉话占语支（南岛）

郑贻青1997

三、判定接触性语法演变的参数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假设中国南方民族语言里，处所介词短语与谓语动词的固有语序是V-PP，而部分语言使用的PP-V模式以及大多数语言具有的V-PP/PP-V交替模式，则是与汉语接触而发生的语序演变和变异的结果。下面我们从语言类型学、接触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角度来对这个假设进行证明。我们要着重回答的问题是：

(i)既然有些南方民族语言只使用V-PP，而另外一些语言只见PP-V，为什么不可以假设后者是南方民族语言的固有语序，而前者是后者发生演变的结果？

(ii)即便有证据显示南方部分民族语言确已发生或正在发生“V-PP＞PP-V”的演变和变异，为什么不可以假设这是部分民族语言独立发生的平行性或普遍性演变而非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

(iii)即使可以证明南方民族语言“V-PP＞PP-V”确是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或变异，那么触发这种演变或变异的“模式语”(model language)为什么不可以是某个（或某些）具有PP-V模式的南方民族语言而非汉语？

1.语言类型学的语序关联

世界语言的小句语序主要有SVO、SOV和VSO三种模式，此外极少数语言是OVS、OSV、VOS。语言学家把这六种语序分别概括为VO(SVO、VSO、VOS)和OV(SOV、OVS、OSV)两种类型。考察表明，世界语言里动词和宾语的这两类语序关联于某些另外的语序模式（参看Greenberg1963；Lehmann1973，1978；Vennemann1974，1976；Hawkins1983；Dryer1991，1992，2007，2008）。

所谓语序关联，简单地说，是指不同语序之间存在蕴涵(implicational)关系。Dryer的定义是：如果一个“成分对”X和Y呈现的是这样的情形：X位于Y前这种形式在VO型语言里远比在OV型语言里常见，那么则是一个“关联对”(correlation pair)，其中X是动词模件(verb patterner)，Y是宾语模件(object patterner)。(Dryer1992:87,2008)

下面的表2是Dryer(1992，2007，2008)发现的无争议的语序关联对：

表2：语序关联对(Correlation Pairs) (Dryer 2008)

动词模件(verb patterner)宾语模件(object patterner) 示例(Example)

动词宾语 ate+the sandwich

附置词(adposition) NPon+the table

名词关系小句 movies+that we saw

冠词N'the+tall man

系词表语(verb predicate) is+a teacher

“想”义动词（‘want’） VPwants+to see Mary

时-体助动词 VPhas+eaten dinner

表否定的助动词 VP

标补词(complementizer) 小句(S)

that+John is sick

疑问性小词(question particle)

小句(S)

状语从句小句(S)

because+Bob has left

表复数的小词(plural word)

名词属格定语(genitive)father+of John

形容词比较基准 taller+than Bob

动词附置词短语(PP)slept+on the floor

动词方式副词 ran+slowly

根据Dryer(1992，2007，2008)，表2所列的“成分对”跟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有单向关联和双向关联之分。单向关联是指动、宾成分对和相关成分对之间的单向蕴涵关系。比如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跟名词和关系小句语序之间就是一种单向关联：

这两个蕴涵式读为：若一个语言是VO，那么它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是NRel，反之不然；若一个语言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是RelN，那么该语言是OV，反之不然。

单向关联的前提是：在两个成分对所具有的四种逻辑上可能的模式中，三种常见，一种罕见。比如动词、宾语成分对和关系小句、名词成分对的匹配模式中，OV&RelN、OV&NRel和VO&NRel常见，而VO&RelN极其罕见。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蕴涵性概括：“若是VO，则应NRel”，或者“若是RelN，则应OV”。但反之则不然，比如我们不能作出“若是NRel，则应VO”这样的断言，因为具有NRel类型的语言有些是VO，有些则是OV。同样，我们也不能作出“若是OV，则应RelN”这样的预测，因为对于OV型语言来说，RelN和NRel同样都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双向关联则是指动、宾成分对和相关成分对之间的双向蕴涵关系。比如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跟名词和附置词的语序之间就是一种双向关联：

OV <=> Po；VO <=> Pr

这两个蕴涵式读为：若一个语言是OV，那么它通常使用后置词(Po)，反之亦然；若一个语言是VO，那么它通常使用前置词(Pr)，反之亦然。

跟单向关联不同，双向关联的条件是，在两个成分对所具有的四种逻辑上可能的模式中，只有两种常见，另两种罕见。比如动词、宾语成分对和附置词（前置词／后置词）、名词成分对的匹配模式中，OV&Po和VO&Pr常见，OV&Pr和VO&Po罕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对前两种成分对的匹配模式作出双向性的断言和预测：“若是OV，则应Po”以及“若是VO，则应Pr”；反之亦然：“若是Po，则应OV”以及“若是Pr，则应VO”。所以说，附置词的位置（前置词抑或后置词）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之间是一种双向关联。

Dryer(1992，2007，2008)的分析显示，与本文论题相关的附置词短语、动词成分对和动词、宾语成分对之间也是一种双向关联，即：VO<=>V-PP；OV<=>PP-V。

也就是说，若一个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VO，那么该语言的附置词（前置词／后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采用V-PP，反之亦然（即若一个语言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采用V-PP，那么该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VO）；另一方面，若一个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OV，那么该语言的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通常采用PP-V，反之亦然（即若一个语言附置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采用PP-V，那么该语言的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是OV）。（注：Dryer(1992，2007)的“附置词短语”(PP)中名词成分在语义上包括源点、处所、终点（目标）、受惠者、接受者、伴随者、工具等题元角色。所以他对附置词短语、动词成分对与动词、宾语成分对双向关联的概括完全适用本文讨论的处所介词短语和动词的语序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Dryer(1992，2007，2008)上述语序关联的概括并非演绎而来，而是基于跨地区和跨语系625种语言的定量分析作出的。比如他的“动词、宾语成分对与附置词短语、动词成分对双向关联”这一结论就是基于表3中动词、宾语语序与动词、附置词短语语序的匹配数据而得出的。

表3：动词和附置词短语的语序(Dryer1992，2007，2008)

表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是语组(genus)的数量而不是具体语言的数量。语组是基于发生学关系对毗邻地区不同语言所做的归类，每个语组包含数量不等的语言。由表3可以看出，在世界语言中OV&PP-V和VO&V-PP两种匹配模式普遍可见，OV&V-PP相对罕见，而VO&PP-V仅见于汉语语组。因为在上述四种匹配模式中，OV&V-PP和VO&PP-V罕见，所以OV和PP-V之间以及VO和V-PP之间是双向关联。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Dryer(1992，2007，2008)语序关联的发现给我们的启示是：

(a)既然VO型语言通常只见V-PP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所考察的南方民族语言（VO型语言），其固有的语序模式应是V-PP而非PP-V。前述的傣语和布朗语正是在这个语法参项上完全保持固有语序(V-PP)，而标话等语言则可视为在相关语序参项上完成了由V-PP到PP-V的语序演变。

(b)既然类似汉语VO&PP-V这种匹配模式在世界语言中极为罕见甚至绝无仅有，那么部分民族语言业已完成或正在发生的“V-PP＞PP-V”演变，就不大可能是这些语言独立发生的平行性或普遍性演变。因为，如果某种语法结构是跨区域、跨语言罕见的模式，那么这种语法结构在同一区域若干语言中的存在，极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区域扩散的结果，而不大可能是语言话语或历史演变的普遍原则或平行演变作用的产物。（吴福祥2008）

(c)既然VO&PP-V这类跨语言罕见的匹配模式只见于汉语，那么触发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发生“V-PP＞PP-V”演变或变异的“模式语”就只能是汉语。

2.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境外亲属语或姐妹语的比较）

识别和判定接触性演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观察和比较某一特征在相关语言的亲属语或姐妹语中的分布模式。基本的假设是：给定某个语言特征P为语言M和语言R所共有，而这两个语言在地域上是紧邻关系并且处于长期密切的接触之中。如果特征P也见于与语言M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但不见于与语言R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这是接触引发的语言特征迁移的实例，更明确地说，P是由语言M移入语言R的。（参看Heine & Kuteva 2005，2007）

根据上述假设，如果我们将上述南方民族语言PP-V的存在归因于汉语影响的结果，那么最好的证据是这些语言的境外亲属语或姐妹语，其动词和处所介词短语的语序采用的是V-PP而非PP-V。这样的证据很容易获得：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与国内侗台、南亚及南岛语发生学关系极近的境外语言中，附接语性质的处所介词短语均位于动词之后。请看表4：

表4：境外若干侗台、南亚及南岛语处所介词短语的位置

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资料来源

名称系属使用国家

V-PPPP-V

标准泰语壮傣语支（侗台）

泰国+Iwasaki and Inkaphirom 2005

老挝语壮傣语支（侗台）

老挝+Enfield 2007

侬语壮傣语支（侗台）

越南+Saul and Wilson 1980

越南语孟高棉语（南亚）

越南+Thompson 1965，Clark 1974

柬埔寨语孟高棉语（南亚）

柬埔寨 +Jacob 1968

Chrau语孟高棉语（南亚）

越南+Thomas 1967

Bru语

孟高棉语（南亚）

越南+Miller 1964

Katu语孟高棉语（南亚）

越南+Costello 2000

藩朗占语占语支（南岛）

越南+Thurgood 2005

下面是这些语言的例子：

侬语(Saul and Wilson 1980:95)

标准泰语(Iwasaki and Inkaphirom 2005:119)

老挝语(Enfield 2007:187)

越南语(Thompson 1965 ,Clark 1974,Srichampa1998)

那天我在图书馆遇见Lm先生。(Thompson 1965:144)

柬埔寨语(Jacob 1968:270)

Chrau语(Thomas 1967:91)

Bru语(Miller 1964)

Katu语(Costello 2000)

藩朗占语(Phan Rang Cham)(Thurgood 2005)

Kam呆在下面，把Hlok所有的鱼倒进他自己的篮子里。

3.语法描写者的观察和判断

在很多南方民族语言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献里，语法描写者在不同程度上对相关语言中PP-V语序模式的出现或来源从汉语影响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这类观察和判断是本文立论的一个重要证据。特别是有些语法描写者同时是对象语言的母语者，其观察和判断尤其值得关注和信从。下面是一些语法描写者针对特定语言中介词短语位置受汉语影响而发生演变或变异的现象所作的观察和描述：

佯僙语（薄文泽1997:136）：“除前置副词外，谓词性修饰词组的修饰语大多位于被修饰语之后，而汉语除补充成分外，谓词性修饰词组的修饰语一般都在被修饰语之前。由于受汉语的影响，现在，许多本来只能后置的修饰成分也可以前置了。如：由‘在’构成的介词结构，在修饰动词时一般位于动词之后作补语，直到现在，传统故事、礼仪用语中还是如此，而在现代口语中，‘结构’经常位于被修饰动词的前面，后置的说法反而被认为是不合规范的了……”

木佬语（薄文泽2003:127）：“木佬语谓词性修饰词组的修饰语一般都在被修饰语之前，这也是汉语影响的一个结果，本来，介词结构在动词性结构中充当修饰、补充成分，一般都位于动词的后面充当补语。……但是，现在介词结构位于动词后面的使用方式非常少。更普遍的是介词结构位于动词的前面，作状语……”

京语（欧阳觉亚等1984:114；123）：“介词结构作状语，京语固有语序是：介词结构在被修饰的中心词之后。由于受汉语的影响，现在有将介词结构放在被修饰的动词前面的用法。”

4.语言接触的历史和现状

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顾名思义这种语法演变过程是由语言之间的接触诱发和导致的。因此，判定接触性语法演变的先决条件是须有证据显示，相关的语言之间存在或曾经存在接触关系。比如我们要证明中国南方民族语言PP-V模式的出现是汉语句法扩散的结果，那么先决条件是汉语跟这些民族语言具有接触关系，而这方面的证据可谓俯拾即是：大量的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史和社会语言学的资料和成果显示，汉语和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具有数千年的接触历史（参看LaPolla2001，Matthews2007，吴安其2008），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接触尤其广泛而深刻。

5.平行的语法复制过程或其他特征迁移的实例

在语言接触及由此导致的语言演变中，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形是，A语言某一特征F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现象，相反，在这个语言里通常还有其他“语言B＞语言A”特征迁移的实例。特别是，如果这些假定的特征迁移的实例之间是互相独立并且涉及不同的迁移种类（比如语法复制、语法借用以及词汇、语音成分的借用等），而相反的特征迁移实例，即“语言A＞语言B”，未曾发现或相对罕见。那么，A语言里F的存在应该来自B语言对应范畴的迁移。在本文考察的南方民族语言里，有大量的语言特征来自汉语。首先，所有南方民族语言都存在数量不等的汉语借词（实义词）；其次，几乎所有南方民族语言都具有汉语的语法借用成分（如连词、副词、助动词、介词、语气词、结构助词、体标记等）；再次，很多语言从汉语复制了相关的结构式，最典型的是汉语正反问句“V不V”（吴福祥2008）；最后，很多南方民族语言复制了汉语“‘获得’义动词＞补语标记”、“‘拿’义动词＞工具介词＞处置式标记”等语法化过程（吴福祥2007）。但是，相反的语法特征迁移的实例则殊为罕见。

6.人口统计学变量(Demographic variables)

一般说来，语言接触以及由此导致的语法迁移有时对某个言语社会中特定社会阶层和人群有更多的影响，因此这类受语言接触更多影响的人口统计学种类(demographic categories)往往能显示更为明显的语法迁移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像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即可为我们识别语法迁移的方向提供一些重要线索。(Heine&Kuteva 2005,2007)比如假定语言A和语言B共享的语法范畴或语法结构F是语法复制的结果，若F在A语言里的使用只限于知识阶层或受过教育的其他人群，而B语言里F的使用没有这种限制。那么，F的迁移方向极有可能是“B＞A”，即语言A里F的出现是对语言B对应模式复制的结果。譬如在黎语里，由“在”、“对、和”、“从”这类介词参与组成的介词短语通常用在动词之后作状语（王均等1984），但“在知识分子及干部的口语中，尤其是用黎语翻译汉语的时候，这些介词结构几乎都可以用在动词之前……这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一般群众多把这些状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王均等1984:725；751）。

黎语中PP-V的使用只限于知识阶层、政府官员等受过教育的人群；但这样的限制并不见于汉语。可见黎语PP-V的出现一定是汉语影响的产物。

四、演变的机制

拙作（吴福祥2008）参照Heine(Heine 2007；Heine & Kuteva2003,2005,2006,2007,2008)的相关论述，把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的机制分为“语法借用”(grammatical borrowing)和“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语法借用指的是一个语言（源语）的语法语素（语法性的音－义单位，即虚词及词缀）迁移到另一个语言（受语）之中，比如很多南方民族语言从汉语借入结构助词“的”和介词“比”。语法复制则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和“语法结构复制”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化过程的复制，后者是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语法结构的复制。“语法结构复制”可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类：(i)“语序重组”(reordering)或“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即一个语言（复制语）的使用者依照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句法和形态模式来重排(rearrange)自己语言里意义单位的语序，比如印度北部阿萨姆邦境内的阿含语（侗台语）受周边印度-雅利安语和藏缅语影响，固有的小句语序SVO、领属结构式语序NG已被重组为SOV、GN。(Enfield 2003，Thomason&Kaufman 1988)。(ii)“构式复制”(constructional replication)，即一个语言的使用者依据另一个语言的模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构建出与模式语对等的（形态／句法／话语）结构式。比如很多南方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利用本族语言的材料复制了汉语正反问结构式“V不V”（吴福祥2008）。

那么，前述南方民族语言里PP-V的产生属于上述演变机制的哪种呢？首先，“V-PP＞PP-V”的演变或变异应是语法复制而非语法借用，因为这些民族语言从汉语引入的是一种抽象的句法模式而非具体的语法语素。具体说，“V-PP＞PP-V”的演变机制是“语序重组”，即这些民族语言的使用者仿照汉语处所介词结构和主要动词的语序模式，将其语言固有的模式V-PP重排为V-PP。但这种演变也可能涉及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因为在大多数具有PP-V模式的语言里，与汉语“在”对应的前置词都发生过“‘住居’义动词＞存在／处所动词＞处所介词”这种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如侗语、巴哼语、布芒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