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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是随着国际间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日益增多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方法的多元性、中介性与边缘性，都能使国别之间的文学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探索人类的共同规律，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就是比较文学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方法 规律 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作为“国别文学”与“总体文学”之中介，是实现“世界文学”理想的重要途径。1827年，以法国学者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创设的文学讲座为标志的比较文学的诞生，与歌德在同年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是一个蕴藏着历史必然性的偶然的巧合。比较文学，作为第一个以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为存在前提的文学学科，体现了自觉的世界文学意识；作为旨在跨越国界和语言系统的界限进行文学的比较研究的崭新学科，则体现了人类对于世界性文学交流的自觉和反思。正象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所说：“比较文学反映了文学本身在观念方面的演变。过去的文学，曾长期地囿于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的世界里，现在它面向亚洲和非洲的文化了。这种转向是无可怀疑的”。[①]世界性文学交流的日益形成与发展，不断发现各民族文学之间所存在的现象的差异性和本质的同一性，不断确认各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影响、渗透、融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以横向沟通来达到揭示人类艺术思维和审美心理的基本规律，阐明文学的本质为目的的。比较文学明确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把歌德在1827年就表达过的一个思想变为科学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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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是文学横向沟通的主要形式。比较方法在西方的史前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亚里斯多德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基本命题，就是通过比较才确定事物的特性。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是在“质”与“文”的比较中来规定他所认为的“君子”。至于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至于刘勰说：“凡操于曲而后晓声，观于剑而后识器”，则是明显表明比较对于鉴赏作品、研究文学的意义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是人们运用辩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认识事物的结晶。跨国度、跨民族文学意识的产生，是基于英国的达尔文在生物研究中提出“生长相关律”原理，法国的卡诺从蒸汽机的运动效率中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等自然科学思想从搜集材料阶段进入整理材料阶段的发展。伴随着科学思想的这一发展，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一些注意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每个种类异同区别及相互关系的学科应运而生。这些学科的出现及其理论与方法，无疑开启了文学研究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路，促进了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比较文学学科创建人之一法国的梵·弟根指出：18至19世纪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地理学等“种种有利的新学”的产生，对比较文学的形成起到了“催促”的作用。[②]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也说过：“比较文学初期反映了对文学世界性现象的觉悟，以及对这种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愿望”。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克则说得更明白：“我们所处的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的时代赋予学者以世界公民的身分，这不能不激发起他们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趣。”[③]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比较文学随国际间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日益增多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它的研究视野和深度也随跨文化的文学对话范围的日益扩大而拓展。作为一种国际性文化现象，比较文学正是世界性文化交流的产物和重要途径。所以，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问（Scholarship），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Practice）。它不仅自觉地在跨文化的边缘地带研究文学之间的关系与规律，而且积极介入国际间文化交流，创造性地在跨文化的文学之间架设桥梁，促成它们之间的对话与综合。
严格地说，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方法，它是按一定的同一性对有联系的事物进行分析，以便找到它们相同或相异点，来把握事物的某些特征。比较方法的主要类型是类比（求同）与对比（求异）。这种方法在寻求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或确认本民族文学特色等方面均是不可缺少的。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在大量的研究工作中都内在包含着比较方法。钱钟书在《管锥编》与《谈艺录》中，就大量地运用了类比法，从而使中国读者在读外国诗作时，也能获得类似读中国诗的感觉。例如，在谈到法国诗人戈蒂耶、波德莱尔，美国诗人爱伦坡等人喜用金石等硬性物作比喻时，他以李贺、孟郊诗中大量的硬性物喻加以阐发，收到了相互生发、相得益彰的效果。这种方法不失为横向沟通的重要形式。然而，就比较方法本身来说，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例如，中国戏曲与诗文书画相比，是叙事的，再现的；而与西方古典戏剧相比，却呈现出鲜明的抒情与写实特征。这就是说，比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它往往突出比较双方最显著的相同或相异点，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这样就很容易在简明的风格中丢失对事物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把握，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再则，事物间比较关系的确立非比较方法所能达到，所以，比较很容易流于任意与散漫，而失去应有的价值。以至有碍横向沟通难以达到完全整一的境界。
由此似乎可以说，横向沟通又决不仅仅只限于比较方法。正如基亚说的：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的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④]。
这里且不论基亚的概括是否全面，仅就他给出的三种基本方法，即给文学类型下定义，验证借鉴（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借鉴），评价文学类型和作家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不足以概括比较文学的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使用那一种方法，都要能够“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它知识间的关系”，把“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⑤]揭示出来，这里，文学的本质是从“全球性”的角度来理解的。因此，比较文学要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和创作经验中的统一意识来研究所有的文学”，即以全球性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为背景来透视某一种文学现象，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便不能仅限于“分割式”的比较方法，而应将描写、人物刻画、解说、解释、评价等跟比较同样多地用到它的探索中去”。20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各种文学流派之间，文学与哲学、心理学与其他艺术之间能互相渗透，科学思维对研究能产生深刻影响，以及文艺学向着科学化和多样化发展，无一不是由于这一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的结果。这就是横向沟通导致世界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必然归缩。
然而，发展中又蕴藏着变化，变化着的又在不断丰富，单一的比较方法远远无法满足迅速发展了的需要，于是，研究者又从影响与接受的横向关系，同某一国文学固有传统的纵向关系上来进行综合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既要对跨文化的文学进行表层的比较，又发掘出异同关系背后深层的文化或历史内涵；既不仅限于个别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又力求在概括出人类文学活动的某些共同本质或规律时，突破分析性的比较方法，使比较文学的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和丰富性。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说的：“文学的比较研究，甚至对那些相互之间没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都会对当代文学作出贡献。例如关于毫无联系的诗的结构的比较分析就会帮助我们发现诗歌或小说本身必须具备的特性”。[⑥]他认为“研究文学类型的历史演进（即渊源、影响和交流）和“研究不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与文学类型相当的每一种形式的性质和结构”同样重要。在他看来，所谓“外在”的有关“历史的演进”和“内在”的有关“美学的沉思”，两者不但不对立，而且必须互相补充并结合起来。因此，既要研究“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道家学说在欧洲的传播”，“二十世纪美国电影对法国的影响”这类历史性课题，也要研究象“‘能乐’和悲剧”、“‘狂言’和闹剧”之类的相互之间并无事实联系的理论课题。并接着进一步指出：历史和历史主义并不总是进步的，而美学也并非总是反动的；它会有助于发展这么一种比较文学；它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研究与“本文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一举赋予我们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恰当的方法[⑦]。
这种“有价值的课题和恰当的方法”，就是把偏重于历史方法的影响研究和偏重于美学评价的平行分析结合起来。因为影响研究侧重于求“事”，平行研究着眼于求“是”。“求是”必然以“实事”为基础，“实事”也必须以“求是”为目标，只有经历“实事”阶段，才能进入“求是”阶段。这二者的互为依托，互相补充，就显示出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比较诗学”的出现，即分析与演绎、描述与概括、实证与阐释等多种比较方法的运用，就找到了一种趋于综合的文学观念，为建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做好了理论准备，它们将不同文学理论互照、互识、注重阐发人类文学观念的绚丽多彩和丰富多样，并着力挖掘出寓于其中的共同文学规律和共同“诗心”、“文心”。这样的沟通，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总体观照的特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概括力，而且反过来也有助更加深入地研究具体作家作品。因此，这种丰富性与多元化旨在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寻求“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性”的研究，颇有些“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概。正是这一方法的运用，促进了国际间文学交流的全方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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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方法运用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决定了这一学科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与功能，因此，在注重以国际眼光来透视人类文学的现象的基础上，从中西文学现象的对照比较中阐发它的发展过程、总体面貌与实际作用，无疑就是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与功能独特品质。
既然比较文学学科性质决定了不能离开国际性视野，一切文学研究都内在包含着比较文学的方法，那么，在审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现象时，不能也不应该离开其它民族或国家的参照系。正象朱光潜说的：“做一切科学工作，都免不了比较，或者相关的问题比较，或者发现了问题来比较。说比较，不外是两个方面：纵的，文化遗产有什么，哪些是应当继承的；横的，各民族的相互影响，接受了什么外来的东西。我想，真正的研究一定要看这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这样，比较文学的范围就应当非常宽，不能狭窄”，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文学学科都把焦点放在文学的跨文化关系的比较沟通上。比如对“言志说”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可以在考察、描述、界定、阐释“言志说”的内涵、源流、演变、影响等问题的同时，引进比较文学方法，将它与西方的“模仿说”进行比较阐发、印证或界定，但是，这种研究的重点落在前者，后者是辅助性的，其功用主要在于拓宽前者的思维空间，丰富和深化其研究成果；而比较文学的研究则把重点放在“言志说”与“模仿说”（或其它外国文学理论）的跨文化关系上，或鉴别它们之间相似相异点，或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的相互阐发、印证与综合。这种研究也可以考察、描述、界定、阐释它们理论的内涵、源流、演变、影响等问题，并把它们放在文化、哲学等层面进行审视，但这些都处于辅助地位，最终服从于前者的研究。由此似乎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专门寻求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综合的学科，其重点是跨文化的关系上；而采用比较方法的中国文学研究则是在沟通的背景上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其中心仍是一国的文学研究。这两方面虽有联系，但在研究重点、方法和任务等诸方面都有重要差别。中国学者钱钟书曾说，他自己在著作中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而只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二者的实质则是一致的，把一切借鉴外国文学理论或具有一定国际性视野的文学研究都纳入比较文学范围，最终它们都只能建立在一种关系的考察上，这种关系的考察就是比较文学的独特性质与功能。
显然，作为中介性学科的比较文学是具有两方面的边缘性的，即跨国际文化区域的边缘性和跨人类文化活动领域的边缘性。前者是比较文学最根本的特征，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伸和深化。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而学科的边缘性或交叉性，正是本世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特点，它既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同时又扩大了学科之间的新领地，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严谨有结构的，又是随意杂乱的，既是有规则有秩序的，又是紊乱的毫无章法的，手法不拘一格，方法多种并具，体现了一种综合化的艺术原则。在本世纪这种学科的边缘性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带来了可喜的新成果，不少新兴学科（如生物化学、人文地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技术美学等）均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宇宙万物的普遍联系要求我们打破原有科学的严格界限，从各学科的交叉中，运用多样化和综合性的方法来寻求新的发现。比较文学正是针对着文学的跨文化联系而产生的边缘学科，它的对象正在交叉点上，其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当然，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边无际，它应有自己的对象与范围，应以跨文化的文学关系及文学与其它文化领域的关系为中心，只不过其学科边界不象传统学科那样相对确定罢了。因此，我们在应用这种方法时，应该自觉地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研究，警惕学科泛化的倾向。对此，韦勒克曾敏锐地指出：“许多研究文学，尤其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著名学者其实并非真正对文学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民族性格的概念等等——简言之，在于一般文化史。他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使它几乎等于整个人类史。但是，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个学科来研究，从方法学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⑧]
韦勒克对文学本质理解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我们并不赞同，但他要求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区分开来的观点却有它的合理性。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学领域中的文化研究。二者的研究方向、重点和目的均有差异。将比较文学泛化为一般文化研究将会丧失它自己的独特地位、功用和价值。比较文学应以文学问题为本体，把焦点对着跨文化的文学关系。
比较文学最根本的任务在于沟通。国际间跨文化的文学关系是通过相互沟通、比较、阐发、印证、对话、综合实现的，它是把彼此分离的文学现象引入一个可以相互比较、阐发、印证和综合的语境之中。正如H·雷马克所言：“我们所理解的比较文学……是连贯各片较小的地区性文学的环节，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联结起来的桥梁。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论方面不管有多少分歧，关于它的任务却总是意见一致的，使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广大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是看成某部分或彼此孤立的几部分文学。”[⑨]
要实现这种沟通，关键在于创造性地实现跨文化的文学意义形式的转化。所谓“意义形式”就是人们对话的中介。它包括语言符号、表达方式和意义，又对应着一定的理解力。通过它，一方向另一方说话；通过理解力，另一方理解了它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文学的意义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各不相同，如中国的意境理论无法找到相应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内涵及表达方式，因此，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必须从意义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入手。这种转化调整或转换了原先的文学话语，但不是用一种话语去同化另一种。合理的意义形式转化是主体创造性与对象真实性的统一。当然，对认识主体来说，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真实性，被理解和阐释的对象难免带有阐释者的主观性。但转化必须保持对象原有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具有相对的客观真实性，否则便是歪曲。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任何比较文学研究都会失去应有的价值。所以，意义形式的转化是既保持其原有的特殊意义，又寻求其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这样，通过意义形式的转化就能发现一种新的综合、新的知识，建立一种新的理论观念。如，在中国抒情诗与英国抒情诗的相互比较、阐发、印证之中，建立一种范围更广泛的新抒情诗理论观念，而不是以原有的某种抒情诗理论去寻求一种跨文化范围的证明，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获得对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的真见，也才能使某种文学话语获得跨文化的可交流性与可理解性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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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它的核心概念或中心论题，就是“世界文学”、“总体文学”与“国别文学”，跨文化的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学的“普遍规律”，文学研究的“国际性视野”等等。尽管各种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对立，或处于不同的层面，但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这里所说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远不仅只是某些学者（如法国的基亚、卡雷）所理解的国际间文学的“事实联系”，而是为了促进民族文学，研究总体文学，最终实现一体化的世界文学。
所谓“国别文学”，主要是处理一国文学之内的问题，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而“比较文学”一般以处理两种不同文学的关系为原则，是国别文学的必要补充。事实上，国别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很难划分开的。朱光潜曾多次指出：在人类文学已经形成世界性的普遍联系的时代里，不论研究一个作家、作品，或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不能片面、孤立地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而应胸怀全球，注意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显然，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面对研究对象，而不是有意割断它与异民族的联系，研究每种近现代国别文学现象，都不可能不跨越到比较文学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每种近现代国别文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比如我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运动“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散文界革命”等，一方面是由国内社会政治变动激发和促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方文学的棘激和影响。任何人要全面了解这些运动，仅仅将研究视野局限在国别文学范围内是无济于事的，而应该用国际的眼光来透视它们的兴起原因和发展轨迹。因为当时“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散文界革命”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的结果。同样，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论是研究个别作家、作品或重大文学思潮、运动，若不能将其放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中予以考察，照样难以对研究对象获得完整、准确的认识。因为在歌德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现象已经形成的二十世纪，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不是独立自足的“单流”，而是整个世界文学“汇流”中的一个“支流”，其潮涨潮落和水质变化，既受其他支流的波动也会波及到其他支流。仅此而言，当代任何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的研究，都难免不是“跨国度”、“跨民族”的。
季羡林先生说：“研究比较文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借鉴活动找出一些可遵循的规律，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我们常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不同文学的比较，可以从理论上提高我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不同文学之间相同之处何在？不同之处又何在？产生这些同与异的关键何在？从技巧到内容，都可以进行对比。从对比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得出来的切实可靠的理论，又可以帮助我们对人类共同思维规律加深认识”。也就是说，要探索“人类共同思维规律”，就必须掌握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不等于总体文学，但它们又不是绝缘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随着视野的扩大，其结果必然要涉及到总体文学的领域。从尽可能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文学现象，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进行比较，钱钟书在谈到比较文学的目的时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比较文学不是事实的罗列，不是简单的比附，不是单纯的异同现象的发掘，而是在于对文学规律的探索。比较文学要求要有广阔的视野，有新的领域，有国际的角度，有益于科学地认识文学现象，探索文学的普遍规律。比如王元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就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研究。他把刘勰与歌德对艺术形象的理解进行比较，一方面指出刘勰的“拟容取心”说与歌德的意蕴说有某种类似之处，即把艺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在意蕴显现于外在形状，外在形状指引到内在意蕴。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对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刘勰由于受到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制约而导致这样一种偏向：“作家不是通过现实的个别事物去表现从它们自身揭示出来的一般意义，而是依据先入为主的成见用现实的个别事物去附会儒家的一般义理，把现实事物当作美刺箴诲的譬喻。因而，这里所反映出来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譬喻的关系了”。歌德的意蕴说没有这种主观色彩，他反对那种从主观出发的譬喻文学，但是他又走到了另一个片面，要求作家在创作时“只表达个别而毫不想到或者提到一般”，从而否定了文学创作过程中一般对个别的作用。王元化从跨文化关系上来鉴别它们之间相似相异点，并对它们从文化、哲学的层面上进行审视，深刻阐明了其中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以此探求出了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
随着各民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的活动环境，随着各民族文学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越来越强，把每一民族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系统中的有机部分来考察，在各民族文学的互相比较中把握每种文学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就形成了世界的总体文学。所谓“总体文学”，是指多个国家所共同拥有的文学事实，它是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展开，是以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为终极目标的。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每一个人的距离都在缩短，每一个人与人类的联系都在加强；人类的生活在各个领域中日益世界化，世界意识和人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在人类的各项活动中被置于空前重要乃至生存所系的地位。各民族文学的空前的接近、交流和融合，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空前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已不仅仅是一种解决本民族文学内部发展危机的权宜之计，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我完成的过程，而已经成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的缩短，必然导致彼此间的文化心理距离的缩短；人类时空观念的改变，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导致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文学的多样化、日益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学的多样化和各民族内部的文学的多样化，共同构成世界文学总体内的人类文学的多样化。由此可见，总体文学是交流意味着一切，一切在交流中生成，一切在交流中存在；不在交流中发展，就在交流中淘汰。交流是生活的标志，生活是交流的总和。生活的活力、动力、魅力……无不源于交流——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所进行的交流：即一切民族的生活，无不处于世界性的交流之中；一切民族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无不系于世界性的交流之中。因此，总体文学无不以某种方式得益于外来的，他民族的文学；他民族文学，已经构成了任何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总体文学是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之内的交流不断地深入和扩大，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彼消此长。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黑暗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⑩]事实正是如此，1923年柏林就出版过德国人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后又出版了陈铨所写的《中德文学研究》。五四时期，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特别是那如此众多的世界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明发生撞击，形成了一股相互影响、冲突、排斥、吸收、改造、变形的潮流，在经历了“五四”这场综合与交流的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开始适应人类世界性联系和文学国际交流日益紧密的需要了。中国辉煌的古代与当代文学便开始走向世界，成了世界文学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注释：
① ④M·F·基亚：《比较文学》第119页、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②梵·弟根：《比较文学论》第19页，商务印书馆。
③H·M·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86页。
⑤ ⑧R·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译文集》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 ⑦艾金伯勒：《比较文学中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07页、第102—103页。
⑨H·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比较文学译文集》第7页。
⑩《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