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0)11-0035-07
一、引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看来，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分工和交易带来了服务的独立化及服务型企业的产生。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交易种类和频率的不断增加，服务业逐步发展并出现分化，从而引致了服务型企业形态的变迁，服务型企业的内涵也因此而发生演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高科技含量、高渗透性、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典型的“两型”产业。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已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可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不过，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较高的GDP增长，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有利于创建“两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高端制造业亟待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来源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从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以及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技术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或者积极发展本土性高级生产性服务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制造业本身来讨论，而必须联系它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来研究。本文试图从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问题。
二、文献述评
(一)分工与服务业发展
关于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如Clark(1940)、Fuchs(1968)、Bhagwat(1984)、Riddle(1986)、Francois(1990)、Shugan(1994)、李江帆(1996)、黄少军(2000)、江小涓(2004)、程大中(2004)、卢锋(2007)、李娟(2010)等。多数文献集中认为，有以下因素导致了服务业的增长，如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妇女参工率、政府规制、技术进步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和服务外包(outsourcing)的兴起等。
Francois(1990)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的规模得以扩大，有利于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使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Shugan(1994)从分工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服务业增长的深刻原因，指出了以往经济学家认为的各种用于解释服务业增长各项指标或因素的不足。一般认为，由于服务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结构将逐步向服务转移，对服务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服务业的增长。事实上，这一解释只能适用于说明消费者服务业(如教育、医疗、体育、娱乐等)的增长，并不能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如金融、电信、各类专业服务)，而生产性服务业却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服务业部门。黄少军(2000)和江小涓(2004)的研究均表明，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尽管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同时也表现出相关关系的阶段性特征。Shugan(1994)指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起的劳动在一国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分工深化是服务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卢锋(2007)分别考察服务外包作为分工深化过程带来的利益和发生的成本，提出了理解服务外包发生原因的分析框架。罗时龙(2008)从分工和交易角度分析了服务型企业的产生、发展并出现分化的原因，提出服务型企业须根据其所处的分工领域和交易方式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战略和发展路径。宋宪萍(2009)分析指出，不仅不存在分工陷阱，反而随着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了，模块化就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分工深化的体现。
(二)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一直是研讨的焦点之一，主要存在四种观点。
1.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则是制造业的补充。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没有制造业，社会就几乎没有对这些服务的需求。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Cohen和Zys-man(1987)、Rowthorn与Ramaswamy(1999)、Klodt(2000)、Guerrieri和Meliciani(2003，2007)、Corbett和Michael(2009)。
2.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Pappas和Sheehan(1998)、Karaomerlioglu与Carlsson(1999)、杨小凯和张永生(2000)、Eswaran和Kotwal(2001，2008)。Eswaran和Kotwal(2008)进一步分析指出，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有两条途径可以使制造业部门受益：一是能够引起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二是降低了投入到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服务的成本，并以实证数据检验了结论。
3.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补性关系。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Park与Chan(1989)、Shugan(1994)、Bathla(2003)、刘志彪(2006)、Martin与Andersson(2007)。他们认为，随着分工的深化、经济规模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扩大与细化，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如研发、金融、交通、物流服务等会迅速增加，同时也提高了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另一方面，服务业部门的增长与分化依靠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产品的增加与发展。随着专业化分工发展程度的提高，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在逐渐加深。
4.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开始出现了融合趋势。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Lundvall与Borras(1998)、植草益(2001)、周振华(2003)、韩坚(2008)等。
近年来，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少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如Park和Chan(1989)、En-gelbrecht(1992)、Karaomerliogln和Carlsson(1999)、Guerrieri与Meliciani(2003)、Baldwin与Clark(2008)。其中，Guerrieri和Meliciani(2003)选取了OECD六个代表性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丹麦和法国)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部门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产出的主要需求部门，同时决定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及其国际竞争力水平。
笔者认为，分工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促进高端制造业的投入中包含大量密集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使高端制造业产出中含有更多的难以竞争和模仿以及持续创造价值的要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依赖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有效率的现代生产性服务是高端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前提和保障。
三、理论分析——一个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模型
企业培育基于核心能力的竞争优势，是为了获得理查德租金或垄断租金，并通过培养不可或难于模仿的能力来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从而长期占有垄断租金。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专业化分工迅猛发展，各种异质性要素与高科技融合形成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带来规模效益，极大地促进高端制造业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性知识广为传播，技术、能力的扩散与外溢非常迅速，一些只可意会的知识(如默识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也能被复制。那么，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只能不断创新，不断更新知识，随着专业化不断的深入演进，不少新的业务开始慢慢独立出来形成一些新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突飞猛进，不断对专业化生产提出新要求，积极促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高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跨越。一方面，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将为高端制造业提供更为高效优质的标准化、专业化服务，促进高端制造业厂商专注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发展壮大，对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与牵引；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以及客户需求的多样化，高端制造业为了塑造更新的核心竞争力，有些非核心业务会进一步剥离、外包等，而生产工艺的不断细分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又将大大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专业化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相互关系见图1。
图1 专业化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加里·贝克尔和墨菲(Becker，G.S.，Murphy，K.M.)(1992)的分析方法，我们将分工引入生产函数，同时参考沈坤荣、耿强(2001)构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构建出关于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数学模型。首先，将巴罗(Barro)(1995)提出的生产函数改造并动态化为总体生产函数：
上述理论模型的结论表明，高端制造业的均衡增长率主要依赖于：制度的演进(A)，分工水平(H)，引进、消化吸收及模仿先进技术的效率(G)，以及时间贴规率ρ的大小。这种增长率与分工水平成同方向变化，与消化吸收及模仿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及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分工与专业化越深化，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越开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与先进技术的差距越小，吸收新技术所需成本越小，则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
四、实证分析——基于高端制造业发展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及平稳性检验
依据第三部分的模型，高端制造业增长归因于制度的演进(A)、分工水平(H)、引进消化吸收与模仿先进技术的效率(G)以及储蓄。韩坚(2008)采用数理模型已经证实专业化是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之一，随着企业的产量增加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间接劳动与直接劳动的比率(即生产性服务的相对就业份额)在增加，生产性服务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那么，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且分工水平难以找到合适的统计数据衡量，于是剔除变量分工水平，选择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变量进入检验方程；同时，制度的演进(A)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被认可。所以，本文确定如下的检验方程：
其中，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根据历年年鉴中按行业分FDI的实际使用金额统计，主要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高端制造业产值根据历年年鉴中按工业总产值分行业统计，主要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储蓄额根据历年年鉴中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来源)统计。
为消除可能的异方差性，对三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分别以LY、
表示。在检验高端制造业产值、现代生产生服务业吸引FDI数量和储蓄额之前，需要检查变量的平稳性，否则就可能出现伪回归错误。检验平稳性的常用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三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见表1。由检验结果可知，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I(1)。本文所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 5.0。
图2 1993-2008各年各项数据图示
(二)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
由上文已知，本文所涉及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如果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反映了所研究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对于服从I(1)过程的变量的协整检验，从检验的手段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两步法；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检验。EG两步法易于计算，早期被广泛采用，但其缺点是在小样本下，参数估计的误差较大，并且当变量超过两个以上时，变量间可能存在多个“协整”关系，其分析结果不易解释。Johansen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极大似然估计法(MLE)，优于EG两步法。由于本文研究变量超过两个，样本量也相对有限，所以本文采用后者进行分析。
在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检验高端制造业产值(Y)、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X[1])和储蓄额(X[2])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需要先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期。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是判断模型好坏的关键条件，而且随着滞后期增长模型稳定性越差，所以当VAR模型不符合稳定条件时的前推一期为最长滞后期，然后根据残差检验逐期剔除不显著模型，通过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异方差性检验的模型为最终模型。依据上述思路，当滞后期为3时VAR模型稳定性条件不满足，比较滞后1期到2期VAR模型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和异方差性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为1期(检验结果见表2)。用AIC、SC、HQ信息准则、FPE最终预测误差方法以及LR统计量标准来选择，可以得出最优滞后期为1的一致结果。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VAR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
如表3所示，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仅有1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的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
由协整关系式可知，就长期而言，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和居民储蓄额是影响高端制造业产值的决定因素，居民储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高端制造业产值将增长约0.81个百分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高端制造业产值将增长约0.58个百分点。上述结论是基于协整检验得出的初步分析结果，有待于结合其他方法进一步验证分析。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高端制造业产值、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和储蓄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为了检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及储蓄额对高端制造业产值的长期因果关系，我们采取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检验。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因此应首先确定合适的滞后期，由前文知最优滞后期为1。表4列出了滞后期为1、2、3的检验结果，检验的结果一致，说明检验稳定可信。由表4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储蓄额不是高端制造业产值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说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储蓄额是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本文第三部分关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数理模型基本通过了实证检验。同时，表4的结论表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与高端制造业发展互为因果，可见本文第三部分图1揭示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亦可推证。
五、总结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关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数理模型，发现高端制造业的均衡增长率主要依赖于：制度的演进(A)，分工水平(H)，引进、消化吸收及模仿先进技术的效率(G)，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分工与专业化越深化，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越开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与先进技术的差距越小，吸收新技术所需成本越小，则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与储蓄能较好的解释高端制造业发展，同时，高端制造业发展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数量互为因果。鉴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
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就是要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一是打破国内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全面发展本国服务业，增强国际竞争力；二是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力度，以提高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业向外转移的容度，使中国成为全球服务业外包的重要基地；三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适当扩大服务进口，既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又引入市场竞争，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质量的改善；四是改革服务领域的投融资政策，鼓励我国有条件的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开展海外并购，加强战略联盟，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合作水平。
(二)加强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支持
目前，中国不缺资金，但需要对资金使用方向进行战略引导，减轻直至停止对污染行业的金融支持，加强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并提高相关资金的利用效率，给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三)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良性互动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制约或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工业生产中已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中间生产性服务投入的增加，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服务业和工业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要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新型工业化，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