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祭坛”解读--兼论人工大白和安溪玉碧刻字_文物论文

良渚文化祭坛释义——兼释人工大土台和安溪玉璧刻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溪论文,祭坛论文,释义论文,良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墓地与祭坛争地皮谈起

从1982年9月至1988年1月,上海市文管会对青浦县福泉山遗址进行三次发掘,发现一座高达7.5米、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 米的良渚文化“土筑金字塔”。“金字塔”里的主要遗存是七座大墓与一处大型的祭祀遗址,第一次发现良渚文化的大墓与祭祀遗址共存现象(注:黄宣佩、张明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 黄宣佩:《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文明现象》,《考古》1993年第2期; 孙维昌:《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论析》,《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图一、图二)

图一 福泉山祭坛示意图

1.平面图2.剖面图

1991年2月至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二 福泉山与祭祀有关的灰坑平、剖面示意图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安溪海拔35米的瑶山上,发掘出一座完整的祭坛遗址。这是最早确认的良渚文化祭坛。整个祭坛外围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在这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埋葬着12座良渚文化大墓(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图三)

图三 瑶山祭坛与墓葬分布图

与余杭市文管会,在余杭瓶窑镇东北的汇观山,抢救发掘一处早期曾被破坏、近来居民建房时暴露的良渚文化墓地。汇观山是一座海拔22米的小山。这里有残存的良渚文化大墓4座。祭坛遗址1处,4 座大墓也都在1600平方米的祭坛范围之内(注:刘斌、王云路:《余杭汇观山遗址发现祭坛和大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31日; 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考察报告》,《东南文化》1995年第2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情况与瑶山遗址相似。(图四)

图四 汇观山祭坛及良渚文化墓葬分布图

以上三处,都已正式发掘,并公布祭坛示意图。据了解,反山、寺墩、赵陵山等处的“土筑金字塔”内,也有祭坛(注: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第190~193页;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到目前为止,良渚文化祭坛资料最完整、最典型的是瑶山遗址。瑶山的发掘简报说:“12座墓葬全部打破土坛,表明建坛早于埋墓。但从砌于石磡之上的护坡内和打破护坡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鼎、篮纹夹砂陶缸等遗物,却具有同一时期的特征。……建坛和埋墓先后相隔不久,因而可能出于同代人之手。这一点也说明两者存在某种联系。”

“同代人”怎么能以自己的墓葬打破祭坛呢?率先发难的是林华东先生。他说:“祭坛与墓葬并非同一代人所为”,是“祭坛废弃后,被用作氏族公共墓地,墓葬比祭坛时代要晚得多。”(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也就是说,墓葬打破祭坛,是后代人对前代人的误伤。 这个解释符合现代人的情理,因此颇获赞同,笔者就是曾经率先赞同的读者之一。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其第二卷由苏秉琦先生任主编,也持此说:“墓葬打破祭坛,且不少是跨线打破的,如M2、M6、M7、M12均同时打破红土台和灰土带,M9、M11同时打破灰土带和黄褐土台,M1和M3同时打破黄褐土台和石砌护坡,可见这个墓地是祭坛废止后形成的。”(注:白寿彝任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又说:“反山墓地在瑶山西南约5公里。 ……根据其上有比较方正的灰色土带来看,原先也可能作祭坛用过,后来同瑶山一样作为墓地。”(注:白寿彝任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关于反山, 也是祭坛与墓葬共存的遗址,结构与瑶山大体相同,只是反山西端受到较严重破坏,结构保存相对较差。反山祭台位于墓地中心,此处曾有一方形的灰色土带堆积,“后因挖错而被破坏,若加以恢复,情形和瑶山是一致的。”(注: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第192、193页。)反山也是墓葬打破祭坛。

汇观山的资料公布了,墓葬又打破祭坛。余杭一地,已发现三处祭坛,全部遭到墓葬的“误伤”。误伤率达到100%,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究竟是后人失误,还是同代人有意所为?

陆建方先生认为墓葬与祭坛是同代人所建,为了调解墓葬与祭坛的矛盾,他请祭坛让步,把祭坛的范围缩小到中心的“祭台”,把外围的两重地方划给了墓地。他说:“瑶山的祭坛是红土台而不是其它,石磡仅是墓地的周边而不是‘祭坛’的周边。”(注: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第192、193页。)把祭坛缩小到“祭台”以后,虽有八座墓葬摆脱了这场纠纷,却仍有M12、M7、M2、M6 在打破祭台,而且M12是瑶山墓地的大头头。显然,把祭坛缩小到祭台, 是现代人在无法解释古人意旨的情况下的苦心安排。

良渚文化时期,地旷人稀,风水宝地有的是,为什么非要冒犯神威、在祭坛上争一席埋身之地不可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认真研究祭坛的形制。因为建筑是思想的凝固。历史已随时光流逝,古人的思想意识却还凝固在建筑上。分析古建筑的形制特征,可以发现古人的心迹。

二、祭坛形制的基本特征

为了探索良渚文化祭坛的内涵与功能,首先必须准确把握祭坛形制的基本特征。瑶山、福泉山、汇观山,已先后刊布祭坛示意图。瑶山、汇观山基本一致,都是平面呈内外三重结构。福泉山是另一形式,是台阶式三层结构。虽然如此,三者还是存在共同的特征。不同形制之间的共同特征,才是最根本特征,是当时人们观念中牢不可破、万变不离的东西,最值得我们重视。

瑶山最里面一重(第三重)是红土台,东壁长7.60米,西壁长7.70米,南壁(残)长约6.20米,北壁长5.90米。东、西壁长仅差0.10 米;南壁已残,仍比北壁长0.30米。这是一座东西两壁比南北两壁长、南边比北边长的平面略呈长方梯形的祭台。这点很重要!第二重是是灰色土围沟,也是东西两边比南北两边长、南面的围沟比北面的围沟长且宽。最外面的一重(第一重)是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南面的台面由于垦殖已遭破坏,仅残存高约20厘米的土坎,东面已是自然山土。第一重原来样子如何,只得阙疑。现存的宽度是南面4米,北面3.1米(注:以上所述瑶山祭坛具体尺寸,均据发掘简报,见于《文物》1998年第1 期,第32页。)。

汇观山的祭坛也有三重,《简报》说:“祭坛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正南北向,东西长约45米,南北宽约33米,在中部偏西的位置,为祭坛中心的灰土方框,围成范围为东西7~7.7米,南北9.5~9.8米。该灰土框以挖沟填筑的方式,用青灰色粘土做成,从而在平面土色上,形成了回字状的内外三重的形式。”第一、二重已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三重(中心祭台)也是南边比北边长,也呈长方梯形。它的西南有4 座大墓,其中,M1、M2、M3埋在第一重,M4埋在第一、二重之间。M4 墓坑长4.75米,南边宽2.6米,北边宽2.3米;棺槨齐备,随葬玉器有琮、 璧、钺、三叉形冠饰、冠状器等,石钺有48件,是规格最高的一座。

福泉山祭坛在山顶平台中心部位,祭坛南北长7.3米, 东西最宽处5.2米,作阶梯形,自北而南,自下而上,共有三级台阶, 每级升高约34~44厘米,最高一层东南角在数块土块的上面,放置一块长1米, 宽0.40米,厚约0.1米,上下平整的土块平台,已断折, 其下有一件大口缸。整片坛面和土块,都被大火烧红,每一层面,都撒有介壳屑,但未见残留的草灰。在山的北侧第一台阶上,有一个与祭祀有关的灰坑,作不规则的长方形,长约19.25米,宽约7.5米,四边较浅,中间渐深,深约0.25~1.15米,中心有一个略呈圆形的小土台,径约1米,高1.5米。坑中填满纯净的草灰,而坑壁、坑底连同中间土台,无任何火烧痕迹,坑中积灰,像是山上大火燎烧以后,清扫堆积于此(注:黄宣佩:《福泉山遗址发现的文明迹象》,《考古》1993年第2期,第146、147页; 孙维昌:《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论析》,《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第225页。)。

显然,福泉山的祭坛形制与瑶山、汇观山有所不同:福泉山的祭坛呈台阶式的上下三层,瑶山、汇观山呈内外三层。两地祭坛虽有这么大的差别,却仍有以下共同特征:

1.坛面基本呈方形。

2.都呈三层。福泉山的三层作高低级差;瑶山、汇观山的三层作内外三重。

3.都坐北朝南,以南为上。福泉山的南面一层最高,北面一层最低。瑶山、汇观山的祭台,南面边长都大于北面边长,似以长度表示高度。

不同形制的祭坛之间,存在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可能是当时人的“集体表象”(注:[法]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一章《原始人的思维中的集体表象及其神秘的性质》,第301页。), 是当时人观念中牢不可破的东西。如果这些特征具有这种性质,决不会只表现在祭坛上,而必然会在其它方面顽强地表现出来。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在七件良渚文化玉璧与两件良渚文化玉琮的刻符上,在良渚文化晚期的高方柱体玉琮的器形上,也找到这种特征。

图五是1990年余杭安溪百亩山出土的一件玉璧正面刻符,它像一个层台。还有六件玉璧与两件玉琮,也刻有这样的层台。层台的形制有三个特点:(1)基本呈长方梯形,与瑶山、汇观山的祭台相同。 福泉山祭坛三级台阶连起来看也是东西两边比南北两边长,基本上呈长方形;(2)上大下小。瑶山、汇观山、福泉山的祭坛都以南为上, 以北为下,也有上大下小之寓意;(3)有三级阶梯, 与福泉山层台的纵剖面(图一:2)一样,瑶山、汇观山祭坛内外三重,也有三层之寓意。

由上面比较可知,图五的层台与良渚文化祭坛,形制基本相同,具有方形、三层、上(南)大下(北)小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瑶山、汇观山的中心祭台与层台,刻符何其相似!古人以三为多,三层表示多层。良渚文化晚期流行高方柱体玉琮,也具有方形、多层(多节)、上大下小的特征。祭台、层台刻符与高方柱体玉琮,当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三、祭坛的内涵与功能

良渚文化祭坛与层台刻符、高方柱体玉琮,为什么形制特征一致,它们的含义如何呢?关于这问题,可以在《山海经》里找到答案。

《南次二经》写吴越地区,说:“勾馀之山……又东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其上多金玉……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

图五 安溪玉璧正面刻符

图六 安溪玉璧正面刻符

“勾馀”,是典型的古越语地名。郭璞注云:“今在会稽馀姚县南,勾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云;见张氏《地理志》。”苕水即苕溪,在浙北。具区即太湖。苕溪分东苕溪与西苕溪,皆源于天目山,注入太湖。天目山古称“浮玉山”(注:《大清一统志·杭州府》。)。“成山”在浮玉山与会稽山之间,当在余杭一带或其附近。《山海经》“成山”共二见,另见《大荒南经》,又在“南”方,曰:“又有成山,甘水穷焉。有季禺之国,颛顼之子,食黍。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已有多位学者论证,羽民之国、卵民之国在吴越地区(注:王文清:《“羽人”与良渚文化》,《江苏史学》1988年第1期;王文清:《“羽人”、“裸民”与良渚文化》,《学海》1980年第5、6期;金永平:《吴越的羽人神话》,《思源》第21期,1992年;毛昭晰:《羽人与海上之路》,日本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弥生的王国》,1993年;林华东:《良渚方国与古史传说》,《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成山在吴越地区当可肯定。 成山“四方而三坛”,郭璞注:“形如人筑坛相累也,成亦重耳。”成山,即层山。三坛,有三层的坛。与“成山”紧邻的“会稽之山”,也是“四方”。

《海外南经》有“羽民国”、“歡头国”、“三苗国”、“贯匈国”等,显然是写东南百越之地。曰:“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反舌东,为虚四方。”反舌,犹“鸟语”“ 舌”(注:《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舌之人”。),谓越语难懂。郭璞注云:“虚,山下基也。”毕沅云:“此东海方丈山也。”《尔雅·释丘》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毕沅根据《尔雅》这一条,而说“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东南方,当即方丈山也。《水经注·河水》云:‘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东海方丈,在舟山群岛,舟山群岛有良渚文化遗址。

先秦的昆仑不是具体山名,而是一个模糊的神话概念,即如《尔雅》所说“三成为昆仑丘”。“三”表示多,“三成”表示多层,极高。“昆仑”一词原于“混沌”。昆、仑、混、沌,四字上古音皆在文部,“昆仑”与“混沌”都是叠韵联绵词。“混沌”指“遂古之初”“上下未形”(《天问》)状态。“上下”(天地)“形”成以后,仍有山连接其间,这种连接天地的山,是“混沌”时代的遗存,故仍沿用其名,音转而成为“昆仑”。由于昆仑是个神话概念,不是具体山名,因此在《山海经》里,昆仑山、昆仑丘、昆仑虚甚多,东南西北方都有昆仑,共写了二十次,共约八座。在那么多昆仑中,上引《海外南经》的“昆仑虚”写明是“四方”形的,在吴越地区。

《山海经》里还有几座方形的山,如《北山经》:“大咸之山,无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海外西经》:“穷山……其丘方,四蛇相绕。”

此外,还有《大荒西经》:“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此“方山”是山名。古方字,除方形外,还有广大、准则等义。此“方山”可能因山方形而得名,因为下文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柜可读矩,方形,格有方义;柜格之松,可能是树干方形之松。若然,则“《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郭璞注:“柜,音矩。”此柜山也是方形之山,在吴越地区。

综上所述,《山海经》里的方形山以吴越地区最多。“成山,四方而三坛”,“三成为昆仑丘”——古书的这些记载,都是良渚文化祭坛、层台刻符、高方柱体玉琮的极好注脚。

图五的层台内刻一只正面展翅的鸟,鸟的胸腹部位有个圆形图案,这圆形图案应为太阳。河姆渡文化有双鸟与日月同体的神话(注:董楚平:《河姆渡双鸟与日(月)同体刻纹》,《故宫文物月刊》第134 期,1994年5月。),到良渚文化,演变为单鸟与太阳同体。 这层台内的太阳,与单鸟同体,这鸟可称为太阳鸟。有的层台上面,有侧身的鸟,那是祖先鸟,是良渚文化的图腾。有的层台底缘为新月,层台内是一个填满涡纹的太阳。有的层台内,刻有“目”字。中外神话皆有日月为天目的说法。层台内有日月,这层台非神山莫属。这些图案,既是图画,又是文字,可读作“鸟祖卵生日月山”(注:董楚平:《“鸟祖卵生日月山”——良渚文化文字释读之一,兼释甲骨文“帝”字》,《故宫文物月刊》第168期,1997年3月。),这是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

层台是神山,祭坛形制与它相同,也是神山。在上古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山是天地柱,是天地的通道,甚至就是天。

“天”很抽象,远山插云,日月出没其间,把这些山加以想像拔高,“三成为昆仑”,就成为天的象征。《山海经》里的“帝”与“神”,都居于“山”上,没有一个居于悬空的“天堂”、“天庭”。《山海经》里还没有这样的空中楼阁。日月虽能行空,但每天仍要回到山里,像人回到家里一样,山就是日月的家。日月的家,当然是天的一部分。这是上古时代的人亲眼所能见到的“事实”。抽象、悬空、无法“眼见为实”的“天堂”、“天庭”,要到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才能虚构出来。原始神话是原始思维的产物。原始人的思维方式是“野性的思维”,“是一种模拟式(analogique)的思维”(注:[法]列维·布留尔著:《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一章《原始人的思维中的集体表象及其神秘的性质》,第301页。 )。以具体的山模拟抽象的天,就是一种典型的“野性思维”。

上古时代人们对祭坛与山、天的关连观念,一直保留到现在。黄强先生的新著《神人之间》,介绍他近年考察民间祭祀仪礼,搜集了大量现场资料。例如:

“1990年9 月笔者曾在贵州省德江县稳坪乡深溪村观看了土家族巫师举行的三天三夜‘傩堂’祭祀仪式。……祭祀场所称之为‘傩坛’,一般设在愿主家的堂屋之中……堂屋的正中靠墙部位,安放着一座竹编纸糊的彩色牌楼,名曰‘华山宫’。牌楼的柱子上贴着对联:‘三请圣驾临凡境,四府高真降宝坛’……据主持祭祀仪礼的土老师解释,‘华山’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故以‘华山宫’称呼供奉神灵像的祭坛。”(注:黄强:《神人之间——中国民间祭祀仪礼与信仰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7页。)该书这样的例子还举了很多,许多民间祭坛都取名为“××山”。

综上可知,良渚文化祭坛是象征神山,象征天地柱。现在已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都与墓地并存,说明它们是为墓葬而建。我们推测,贵族们选好墓地后,先在墓地的中心部位建造祭坛,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使这些祭坛获得神性,获得天地柱的资格,然后在它的偏南部位建墓。墓建在祭坛上,象征建在天地柱上,使自己的灵魂便于升天。规格越高的墓,越接近祭坛中心的祭台,甚至打破祭台(如瑶山M12), 也是为了捷足先登。各墓建造埋葬必有先后,每次建墓埋葬对祭坛暂时都有所破坏,葬毕后祭坛修整如故,祭祀仍可进行,埋入祭坛的死者,可享受后人的祭飨。

由于祭坛是为墓葬服务,所以墓葬可以“打破祭坛”。在现代人看来是墓葬打破祭坛,在当时人看来是在神山上建墓,在天地柱上建墓,这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现象的不同情理反应。不过,各地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大墓虽“都埋葬在福泉山的中心台地上”(注:孙维昌:《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论析》,《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第221页。),靠近祭坛,但没有打破祭坛。据陆建方先生介绍,寺墩遗址也有祭坛,祭坛也处于遗址“中心”。不过情况与瑶山有所不同,“寺墩遗址墓地是以祭台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的”,“寺墩的祭坛已独立于墓地之外但却仍然是墓地的中心。祭坛高于墓地”。墓地处于“祭坛外100 米左右方圆地区,是低于祭坛,但又高于百米以外地区的低台地。”(注: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中心1996年版,第192、193页。)寺墩的墓葬没有打破祭坛,但也处于“土筑金字塔”之内。赵陵山的发掘还未结束,目前也没有发现墓葬打破祭坛的现象。

为什么余杭的三座祭坛都被墓葬打破,而福泉山、寺墩、赵陵山的祭坛都未被墓葬打破呢?这可能与墓葬的规格有关。考古资料表明,余杭是良渚文化的国都所在地,瑶山、反山、汇观山的墓地规格都很高。这三个墓地葬的大多是“中央要员”,瑶山M12、反山M12的墓主,可能是国家元首,福泉山、寺墩、赵陵山葬的则是地方贵族。当时,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只有“中央要员”的墓可以建在祭坛之内,地方贵族的墓只能建在祭坛外围。如果今后的考古发现证明确是如此,则说明良渚文化的礼制已较森严。上文说,良渚文化晚期的高方柱体玉琮也有天地柱的涵义,寺墩3号墓用32件高方柱体玉琮围绕墓主四周, 可能表示墓主处身于天地柱之中,这可能是“钻政策空子”,思想僭越(葬身于天地柱内)而没有犯规(墓葬没有打破祭坛)。

四、莫角山大土台与安溪玉璧刻符

建筑凝固着思想。良渚文化祭坛至少凝固着两种思想:一是以三为多。祭坛与层台皆为三层,高方柱体玉琮越做越多层,三层即表示多层。这种以三为多的思想延续至今。二是以南为上,以南为天。这种尚南思想不如“以三为多”那么有生命力,后来被尚东思想代替。太阳升自东方,每天从东方开始破晓,尚东更容易被人接受。良渚文化尚南,可能有两个原因。客观原因可能与太阳偏南有关,当时的人可能据此而认为南方离天较近。主观原因是良渚文化的贵族升天欲望特别强烈,哪里离天近,他们就奔向那里。

良渚文化直接继承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以太湖东部地区最为发达,在崧泽文化实现质的飞跃、演变为良渚文化的过程中,太湖东部的氏族群应起过决定作用。但是良渚文化的最发达地区却在余杭,在太湖地区的西南角上。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言,这里并无丰厚的崧泽文化堆积,却突然成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中心与宗教中心。把国都建在边境上,就地理位置言,也是不合理的。在今人看来不合理的事,往往含有古人的大道理。把国都建在最南边,可能表示建在离天最近的地方。而且余杭地处天目山麓。天目山是太湖平原周围最高的山。视高山为天,是野性思想的常见现象。建都于天目山麓,似有向天靠拢之意蕴。

余杭的莫角山遗址,“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宫殿”遗址(注: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莫角山遗址处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中心,因此又称为“中心遗址”(注:王明达:《良渚遗址群田野考古概述》;费国平:《余杭良渚遗址群概况》;赵晔:《莫角山遗址纵谈》。以上三文均载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像反山一样,莫角山也是人工堆筑的大土台,只是规模特大,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约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反山的100多倍。这里不是墓地,而是宫殿、 宗庙之类大型房屋建筑的地基。据参加探方发掘的赵晔先生判断,“遗址的建筑体位于中央,活动区分布四周,南部似乎稍有偏重。”(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第294页。)(着重点引者加——董注)

良渚文化的“土筑金字塔”和莫角山等人工大土台,都象征《山海经》所说的“昆仑虚”。昆仑是天地柱,大土台是天地柱的地基。说人工大土台是天地柱的地基,有瑶山、汇观山为证。瑶山与汇现山都是“良渚遗址群”内最低的山,附近高山很多,贵族们为什么不选高山而要选低山?因为这两座山相当于反山等“土筑金字塔”,只是天地柱(昆仑)的地基(昆仑虚),故宜低不宜高。

良渚文化的“中央要员”们,不但死后要葬在天地柱(昆仑)上,而且活着的时候就要住在天地柱的地基上,以表明自己本来就属于神族,与平民不同。把国都建在最南边的高山之下,把宫殿建在这里的大土台上,好比把墓建在祭坛的南边,都为了接近天。

1990年于余杭安溪百庙山出土的大玉璧,两面都有刻符。正面刻符(图五)是层台,象征天地柱、昆仑山,已见上述。反面刻符(图六)构造如下:(1)整个图案由上、中、下三层构成;(2)上层顶端由横向三层构成,当中一层像个桩子插进,使之结实;(3 )下层像个树根,这“树根”又由竖向三层构成,其底部一层由两个大杈撑住。整个图案给人的感觉是“根深柢固”,层层夯实。正反面的刻符位置基本对称,正面是昆仑山,天地柱,反面显然是天地柱的地基,或“昆仑虚”。

释读了安溪玉璧的刻符,请再来读一下严文明先生关于莫角山大土台地基的描述吧!

“这面积30万平方米、高5~8米的土台子竟是人工筑成的。……王明达还特别补充说,在已经开挖的13个探方中,在红烧土坯以下的看似生土的地层,实际是经过人工搬动的,是人们用自然土筑成的,其最深的一处已达7米!听到这里,我真是惊呆了……。1992年12月26日, 我曾专程赶到良渚看杨楠和赵晔挖的夯土。虽然冒着小雨,我却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看到那些夯土是先铺一层泥,密密地夯筑,然后垫一层沙子,再铺一层泥,又密密地夯筑,如此反复9~13层之多,总厚度为50厘米左右。 这是在良渚文化以及整个龙山时代文化中所见加工最好的夯土。”(注: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安溪玉璧反面刻符,可能就是“反复达9~13 层之多”的莫角山大土台的象征。“大土台上还有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土台”(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第294页。), 刻符上层顶端的那横向三层,可能是这三座土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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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祭坛”解读--兼论人工大白和安溪玉碧刻字_文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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