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展望和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导向论文,社会阶层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3)01-0007-06
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并提出要再继续奋斗 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样的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 是中国所要追求、所能达到的现实目标呢?不少学者根据一般社会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 经验，把按经济等级划分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作为这样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值 得商榷的，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有近13亿的超级人口，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不同于现有发达国家的 特点。
现有的发达国家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疆域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一类是疆域 虽大，但人口却不很多的国家。如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相近，而人口却不过2.4亿， 不到中国的1/5。又如加拿大，国土面积大于中国，而人口只有2500多万，还不到中国 的1/50。发达国家所有国家人口的总和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7%。它们之所以能把社会阶 层结构形态演变成为橄榄形，是由于它们所面对的人口压力不大，可以把多数劳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出去，高度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而靠与占世界总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的 产品交换，去满足自己对劳动密集型的日常消费的需要。
中国是具有超级人口的大国，一国的人口就占到世界总人口的22%。如果中国的社会阶 层结构也演变成橄榄形，也把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加上原有的发达国家的人 口，具有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态的人口就将达到世界总人口的39%，使国际分工格局发 生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实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中国近13亿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 品主要依靠进口来解决，其现实可能性又有多大?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从绝对量来看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被近13亿人口一除，资源人 均占有量就偏低了。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的32.3%；淡水资源为28.1%；森林面积 为14.3%；草地面积为32.3%；能源资源为50%，其中石油为12.5%，天然气为5%；矿产资 源不到50%。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价格低廉而又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巨大市 场。正由于具备这样的比较优势，并存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内在迫切需求，中国已是世界 制造业的大国，并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强国。这样，中 国除了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下，花大力气发展一部分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以 外，资本密集型、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在产业结构中占有一大半的比重。后者的 产品不仅要满足中国庞大的内需，而且还要出口供应世界各国。由此，中国到本世纪中 叶，按经济等级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都不可能达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而只 能是下比上大具有弧形底部的生梨形。
如果我们把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划分为上、中上、中、中下、底等五层的话，那么，它 们各自包含或部分包含如下一些相关的社会阶层。
上层包括：国家、社会和大企业的领导者；大私人企业主；企事业和专业服务机构中 的部分高级专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中的少数精英等。
中上层包括：国家和社会的中层管理者；中等私人企业主；一部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 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一部分专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
中层包括：国家、社会和企业的一般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小私人企业主和一部分个体 经营者；多数专业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高级技术工人；农业经营大户等 。
中下层包括：大多数工人、农民和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大多数个体经营者等。
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
上层现有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今后通过市场竞争下的积累和兼并，通过产业结构的 提升，它有进一步增加和增强的趋势。
中上层现有人数不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今后随着技术、知识密集型在产业结构 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现代服务业、信息业的增长，及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 在数量上会有一个较快的增加。这一等级的成员主要是那一部分比较靠近市场、参与市 场活动较多的脑力劳动者。
中层现有人数多于中上层的人数，但两者相加不到总人口的20%，今后在“扩大中等收 入者比重”的导向下，它的人数规模还会不断扩大，不过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 与中上层加在一起，都不可能在数量上接近中下层，更不要说超过了。这一等级的成员 主要是那一部分与市场联系不那么密切的脑力劳动者，也包括一部分拥有较高技术的体 力劳动者。
中下层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占总人口的70%以上，今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结 构的提升，这一等级中的农民将减少，商业服务业人员将会增多，产业工人虽不会有太 大的增加(工业化的推进对工人数量增加具有正效应，产业结构的提升降低了劳动力的 有机构成，具有负效应，两者会相互抵消)，但其中升入中层的技工的比例将增加。总 的看来，这一等级在数量上有减少的趋势，但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不会在总 人口中占少数。
底层现有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今后总的有减少的趋势，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 量很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失业、半失业者，就业形势仍很严峻，社 会保障制度也有待逐步健全，这一等级人数的减少将不会很快，而且中间还会出现波动 。
根据以上分析，到本世纪中叶，按经济等级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虽会有所变化， 但总体上只能是下比上大具有弧形底部的生梨形，如下图。
上图是一幅极其粗略、只能从总体上把握的形态草图，我们要注意的是它在总体不变 情况下的历时具体变化。对于上层来说，我们要警惕和制止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的寡头的 出现。对于底层来说，我们要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加大扶贫工作力度等措施，增加底部 弧形的曲率。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相对距离。
先看中上层。在中上层中，大多数是为发展市场经济和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所需要的 各类专门人才，他们从总体上属于稀缺资源，在人才市场上求大于供。而且，这类人才 的市场竞争是国际性的，他们的报酬如果过低，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差太远，他们就会远 走高飞，无法留住。因此，其价格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再看中下层。中国地少人多，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比美国农户要差两个数量级，这 就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尽管不少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已高 于国际市场价格，但农民的收入仍然偏低。中国农业劳动者占总劳动人口的44%(1999年 统计数)，大大高于日本的7%，而中国又不如日本那样发达，可以由政府提供大量补助 来提高农民的收入。而农业劳动者向工业部门的大量转移，又受到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 提升、劳动力有机构成降低的制约。至于城市工人和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又受到农民后 备军的强烈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中几乎是无限供给，供远远大于求。因此，其价格有继 续降低的趋势。
上述两种趋势叠加，如果没有国家“有形的手”大力进行调节，中上层和中下层之间 的收入差距会继续拉大。
综上所述，中国按经济等级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为生梨形，其发展趋势：一是上 部将变粗些，下部将变瘦些；二是纵向将会拉长。前者是我国要鼓励的，后者则是我国 要努力扭转的。
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国到本世纪中叶必然要面对的。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 国情，期望效法现有发达国家，及早地出现“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以求得社 会的富有活力和持久稳定，而是要承认中国长期将保持“生梨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 这个事实，由此出发，寻找使社会富有活力和持久稳定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我们必须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的精神，采取一系列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而为 这些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提供检验标准和持久导向的，则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 何一项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都必须首先考虑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是否有利 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整合和持久稳定的全局。具体地说，我认为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一、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 成果
社会各阶层都有各自的阶层利益，相互间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但是，正如江 泽民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整个基础上进行调节。” 我们的“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 利益”，把各阶层的力量有效地整合起来。
改革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的调整。改革越是深化，调整的力度就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尽管大多数人会得益，但是总会有一部分 人的利益暂时受损。我们要及时搞清楚各阶层利益在这过程中的损益状况，进行合理的 制度安排和适当的政策选择，保证所有阶层都能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所谓共享，并不意味着各阶层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都享受到同样的份额，事实上， 由于它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它们享受到的成果在时间上有先后，份额上有大小， 但是，共享应该意味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福利都能有所增加。如果某个 阶层的利益在某个时段中受到损失，那就要适时地进行合理的补偿，不能有哪个阶层长 期地成为单纯的利益受损阶层。
要做到所有阶层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单靠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 必须发挥国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国家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协调各阶层 的利益。这种协调主要应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去进行，例如收入的再分配、财政的 转移支付、公共资源的配置等。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分配制度时明确地指 出：“初次分配注意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里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国 家在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方面软弱无力，听任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而束手无策；二是 偏袒某些阶层的利益，使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不仅得不到妥善处理，相反冲突会加剧 。因此，要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党和政府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为依归，起到驾驭矛盾，总揽全局、兼顾各方的作用。
为了能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在处理各阶层利益关系时，要使其有利于中间层 的壮大，特别要关注那些拥有社会资源、占总人口大多数较少的社会群体。尽管农业是 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由于人多地少，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至今无法摆脱弱势产 业的地位。要帮助农民提高社会地位，增加收入，国家除了要采取各种切实的措施减轻 他们的负担以外，还要大力支持农村的教育事业，改变教育公共资源在城乡间配置严重 不公的现象，以有效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国家除了要注意发展高等教育外，还要 加强职业教育，包括职前教育和在职教育，使更多的工人能加入到中高级技工的行列中 来。为缓解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国家应加强累进所得税的征收 和开征遗产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和失业、半失业的弱势群体 ，应加强扶贫帮困的力度，并扩大再就业培训和以工代赈的规模，增强他们继续发展的 能力。
总之，在处理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时，既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要把最广大 人民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使两者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二、坚定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而改革是要付出必要的成本的。在作社会 各阶层、各群体利益调整时，对利益受损的阶层、群体进行补偿，是必须付出的成本。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并不富裕，如果没有经济的快速、持续的发展，那就负担 不起这样的成本，只有把蛋糕做大。尽管各阶层、各群体所分享的蛋糕的份额在改革过 程中有变化，但是，它们所享受到的那块蛋糕从绝对量上仍然会普遍增大。因此，发展 经济是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能共享改革成果的必要前提。
同时，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共享改革成果的目的，也是为 了更好地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团结起来，共同为发展经济、 实现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因此，在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时，不能仅仅从 一般的道义出发，而是要着重考虑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让一切创造社会 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才能保持社会的持续稳 定。
三、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矛盾的发展，会使社会张力积蓄起来，酝酿着社会的不 稳定。因此，有必要扩大民主，使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要求能够以适当的、合法的形 式及时表达出来，并通过广泛的协商、合作和妥协来处理矛盾，减少冲突，寻求共同利 益的实现。通常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表达形式不外乎三种：一是“圆桌政治”，即通 过民主协调的方式在会议室里进行利益表达和矛盾处理；二是“街头政治”，在没法在 会议室里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采取罢工、请愿、游行示威等在街头公开表达的形式；三 是“夜晚政治”，在上述两种利益表达形式的通道阻滞不畅时，人们就会更多地采取“ 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罪以至恐怖活动的形式来进行利益表达，与社会对抗。要减 少和消除后两种利益表达形式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单靠消极的防范和惩罚可以见效于一 时，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稳定的持久保持，还得靠扩大民主，加宽“圆桌 政治”这种利益表达形式的通道，并使之程序化和制度化，消极防范和积极疏导双管齐 下，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要扩大民主，就要克服国家包办过多的弊病，让“社会”这一块壮大起来。要发展社 区、社团等群众自治和自我服务的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国家除了从政治上对之 保持一定的必要的监管外，要取消那些不必要的限制。要考虑把社区和人民代表的选区 两者尽可能统一起来，增强人民代表的群众基础，使他们更能发挥其代表功能，为选民 服务，并接受选民的监督。
要从组织资源方面增加拥有社会资源较少的阶层在社会中的权重。工会是工人的群众 组织，它要改变主要搞一些福利和文化娱乐活动的状况，而要大大增强其维护工人合法 权益的功能。农民自从土地改革后农会消失以来，就不再有代表自身利益的群众组织， 这种状况不利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要在实践中进行各种试验和探索，并及时 加以总结，寻找出适合农民的各种群众组织的形式来。工人、农民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 ，怎样发挥其人多的优势，弥补其拥有社会资源较少的劣势，体现其主人翁的地位呢? 建立和健全其群众组织，增加其所拥有的组织资源，增强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是很有必要的。
上述种种，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的层面上，而是要形成一定的制度，并用法律加以保 证，做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四、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堵塞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 路
要遏制腐败现象，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为此， 要加强和健全各级监督机构，提升监督机构的地位，改变其附属于行政的状况。要加强 监督机构的垂直领导，增强其相对独立性，以有利于对行政机构和官员的监督和制衡。 这样做，会有一定的阻力和难度，由此往往会产生顾虑而企图绕过它去解决腐败现象蔓 延的问题。现在看来，这是绕不过去的，还是早下决心为好。
舆论监督是有效的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腐败分子对别的都不怎么怕，就是 怕报纸、电台、电视台曝光。他们封锁消息，制造假象，限制以至用暴力阻拦记者的采 访活动，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有必要在保证新闻真实性和国家安全机密的前提下，放 松限制，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对腐败现象的公开报道，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具有反对腐败的很高的积极性。怎样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使他们能有效地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对于遏制腐败现象至关 重要。要推进政务公开，使人民群众能享有知情权。不能以种种借口限制人民群众履行 上访的权利。要畅通民告官的渠道，坚持惩处对检举人的打击报复行为。这些方面，都 要形成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既得利益集团是由掌握重要政治资源的社会群体通过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 的转换以及这些资源的代际转换，才得以逐步形成的。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可能性建立完 善的监督制度和切实有效的监督措施，堵塞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路。
五、加速城市化进程
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现象，城市化是与工业化齐头并进的，由于聚集效应 的作用，工业是在城市中发展的，与之相伴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可是，中国的情况不相同，尽管工业化的发展已达到中期阶段的水平，但城市化却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46%)。1999年第一产业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17.3%，而城市化 水平也不过达到30.9%。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20世纪80年 代起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由此引发的农村工业化几乎与城市化不发生关系。 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它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教育、科技 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内需的扩大，也不利于新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发育成长和中下层的缩 小。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变城市化严重滞后的状况势在必行。正 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不过，我们又要充分认识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首先，因为中国存 在着近13亿的超级人口，要把目前居住在农村的8亿多人口的大部分转移到城市里去， 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其次，正在我们要把农村中的大量人口转向城市的时候，又遇 到提升产业结构的不利因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较之劳动密集型的 产业，劳动力的有机构成要低得多，因此，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能以相同的百分比增加 对劳动力的需求。我们已经错过了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初期大量转移农 业劳动力的大好时机。
有鉴于此，我们在规划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时，必须有一个分阶段的长期打算；同时， 在确定城市化的目标时，无论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的，都要切合实际，不能有过高的要 求。应该看到，中国即使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村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仍然 会明显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了。
至于实现城市化的途径，我们一度寄希望于以发展小城镇为主攻方向的城镇化，这是 可以商榷的。
应该看到，城市本身有一个结构问题，大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相互联系又各有分工，形成有机的体系和高效的网络。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所指出的，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的密度较 高，在大城市周围不太大的距离内，就有若干中等城市，兼之乡镇企业也较发达，在这 样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小城镇把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集中起来，并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 ，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是可行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乡镇企业都适宜于 向小城镇集中，其中一些企业就其规模、水平和类型看，部分地或整体地向大中城市转 移更为有利。
再则，小城镇的人均配套基础公共设施的成本远较大中城市为高，用地也不经济，发 展第三产业也受诸多限制，可是，地价和生活费用较低，劳动力价格也较便宜。发展小 城镇与发展大中城市各有利弊，应分别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确定其合理的比例，不可一 概而论。小城镇的规模不能过小，应有5万人以上的发展前景；否则，基础公共设施的 成本太高，第三产业也发展不起来。
在内地，特别是在西部地区，那里城市的密度低，仅有少数几个大城市，中等城市也 不多，而且相互间距离大，形不成有机的体系和网络。乡镇企业不仅稀少，而且今后的 发展条件也决不能与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拟。在那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迅速解放出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日 用消费品奇缺，形成卖方市场，而城市中的工厂企业，又被传统的计划体制束缚住手脚 ；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条件较好，还可以方便地从就近城市聘 请到星期天或退休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来解决生产技术问题。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就 在沿海发达地区掀起一场发展乡镇企业的热潮。可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宏观环境有 了很大变化，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城市中多种所有制经济 并存格局的形成，也使乡镇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竞争。加之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 的发育不如沿海地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又差，要想像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发达地区 那样大量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再可能了。没有大量乡镇企业作为其产业基础，又不能在 城市的网络中替自己找到产业链上的位置，要想以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主攻方向， 就不现实了。看来，在内地，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不短的时期，还是 应着力于一批中等城市的建设，逐步形成有机的城市体系，以强化其对广大农村的辐射 力。
未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上述看法和建议只能是较粗略 的，而且带有探索的性质，希望由此引起社会上更多的关注和讨论，以得出更为正确的 认识和寻找出更为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来，引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更好地符合“ 三个代表”的要求。
收稿日期：2002-12-09
标签：中国的人口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