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女职业农民的特质及面临的挑战
杨 梅1，刘 庆1，赵惠燕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外语系；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保障,新型女职业农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以经济学家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作为研究基础，通过访谈和主题研究法，分析新型女职业农民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 结果显示，女职业农民在创业中共同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自我主导性，且依据产业特点拥有一定的社会网路。但她们在抵制不利自身发展的社会习俗和参政议政方面仍表现无力，这不仅使其负担沉重，而且当自己的权益受侵害时不能很好地自我保护。 因此，应关注新型女职业农民发展特点，助力她们迎接挑战。同时应广泛宣传，发挥她们的示范作用，使更多农村女性投入到加速乡村建设步伐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力量中去。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女性；乡村振兴；参政
引 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迅猛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被城市的就业机会所吸引,以农民工等形式大批地前往城市谋求发展,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风向风速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由于转动的频率过高，并且经常需要面临大风天气，因此很有可能在轴承部位产生过量的磨损。如果轴承部位由于摩擦过大产生损坏，就会导致转动不再具有灵活性。风向风速传感器的使用，如果在一个方向上长时间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由于轴承部件老化导致的传感器故障。由于风向风速传感器设置的位置较高，因此很难发现这一问题，需要值班人员勤加检查。并且能够适时进行各项信息的资料对比，保证了解到真实的风向以及风速。针对风向风速传感器的故障，主要的姐姐措施是进行风杯组件的检查，针对松脱的现象进行加固或者更换。并且注意针对老化和锈蚀的部位进行润滑，和定期的清洁处理。[1]
陕西抽样调查显示,本省务农农民平均年龄55岁，63%是妇女,且83%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中国多地的数据呈现相同的态势:农业呈现老龄化、女性化等特点。这就使得占农村劳动力人口半数的农村女性的发展变得异常重要。中国农村女性受制于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因素影响,一直处于社会底端。加之农村女性总体受教育程度低、自我封闭、发展意识薄弱等，使得要改变这个群体生存状况变得异常艰巨。目前仅陕西就有建档立卡贫困妇女78.58万人,是全省脱贫攻坚的重点对象。
由于国家的大力倡导和各地方政府积极组织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近十多年迅猛发展,但其数量和质量与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新型女职业农民更少。新型女职业农民出现对带动农村妇女创业就业，提升乡村女性特色产业整体水平和规模,使妇女走出贫困，从而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由于我国新型女职业农民人数甚少,尚处在发展初期,远没有形成体系,该方面学术研究更少,因此对其研究需放置在国际职业农民研究视域之下。
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落,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闪电的光耀下,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
No.3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工厂和一些乡镇企业打工。结婚后去外地打工,她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包括商场营业员、餐厅的服务员等。2002-2009年,夫妇俩自己开店卖摩托车。2011年,丈夫回乡创业一年后, 她也回到杨凌,目前独自经营一个家庭农场。
职业农民培育的国际经验各国略有不同,整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对完备。美国以完善的法律保障为突出特点。如美国1862年的《莫里尔赠地法》,1887年颁布的《哈奇法》和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法案》使美国逐步构建起农业技术推广局、州农业推广站和县农业推广站3个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1]。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法案,如《乔治-里德法案》(1929年)、《乔治-埃雷尔法案》(1934年)、《班克黑德-琼斯法案》(1935年)、《乔治-迪尔法案》(1936年)使得美国的职业农民教育获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英国的特点是根据社会发展,及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支持农民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英国还通过建立严格的奖励和考核机制来确保农民培训的质量和效率。1987年,英国设立了“国家培训奖”,以奖励在技术培训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英国的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发给考试合格后的学员。为避免滥发资格证书,还专门成立了职业资格评审委员会[3]。法国建构了一个由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农民职业培训3部分组成的农业教育体系[4]。日本已形成农业指导教育、就农准备教育、农业高等学校教育、农业大学校教育、大学本科教育5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培养对象、培养目标各有所侧重[5]。德国、韩国最主要的特点是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合作,其农民培训体现出政府、企业和个人联合供给、共同支撑的特征，并在国家统筹规划下,形成了以农村振兴厅、农业院校和农民协会为主体,同时积极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培训体系[6]。
本研究以新型职业农民中的女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结合农村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对新型女职业农民这个还处在萌芽阶段的群体进行研究。本研究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家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19]，西方学者Nussbaum、Robeyns等将此能力研究广泛运用于女性发展问题,并据此已探索出各种有关女性能力测量的维度[20-23]。Sen的能力方法作为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支柱,已经广泛应用在联合国的新千年发展目标。该方法经政治哲学家Martha Nussbaum、发展经济学家Sudhir Anand和经济学理论家 James Foster充分发展, 曾启发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测量人类发展流行方法,涵盖健康,教育和收入能力)的生成。
伴随着政府的大力提倡,我国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研究才起步,至今仅有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农民的内涵,迫切性和培训模式方面。魏学文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特征是深厚的农业农村情怀，鲜明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特点，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化的生产经营能力等[8]。朱启臻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具有较高的市场主体地位、职业的稳定性和高度的社会责任要求[9]。徐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民在多元就业选择条件下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是能满足农民内在需求的一种职业选择；个人的乡土情结也影响其职业选择;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 经济发展的制度改革以及农业对农业经营者的吸引力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形成[10]。
不同于传统农村女性在家单纯务农、相夫教子,这些女职业农民在打工经商过程中身上就呈现出探索未知领域的勇气、学习精神和行动力。女职业农民的主动性和自我主导还表现在她们在无人监管下的勤奋和吃苦耐劳上。
与此同时,与国家的倡导相一致,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紧迫性及意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邹积慧认为, “386199”部队支持不了现代农业,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才是关键, 只有培育新型农民才能发挥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 才能发展现代农业, 才能实现乡风文明, 才能在农村真正实现管理民主[11]。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规模经营乃至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1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应有订单培养模式、委托培养模式、一贯制教育培养模式3种培养模式[13]。基于对农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结果,董淑湛提出并论证了构建“农业高校+农业科技园区+回乡创业”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培养模式[14]。朱丽娟借鉴国外职业农民培养思路对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进行了探讨[15]。
本文首先由访谈中获得女职业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的发展史,并以之为基石,根据Sen的主动性(agency)和自我主导性(self-direction)(1) Amartya Sen定义自主指的是一个人有能力按自己珍视的并有理由珍视的价值去做。自我主导指的是一个人能按不同社区对个体的要求修正自己的命运。 主题分析,抽丝剥茧,逐条对比分析问卷和访谈内容所展现出的女职业农民的能力特质,聚焦职业女农民的意识观念,探寻其政治觉悟,参与社会网络生活方面的挑战,结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及中国农村女性的发展实际情况,分析归纳出其面临的挑战。研究者共访谈了17名女职业农民。为了真实反映女职业农民的能力共性和发展挑战,排除受访者丈夫实际掌控或运作合作社的可能性,6名真正实际由女性自己经营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女职业农民被筛选出来,成为本研究重点研究对象。访谈数量虽然小,但能真正反映新型女职业农民特质,符合并能达到本研究的目的。这6位女职业农民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新型女职业农民,国外学者对女职业农民的研究不多，这与其职业女农民与男农民同质化有关。 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推广领域的女农民的特点和培训需求。例如J.Farinde[16]等采用结构式问卷对女性农民在畜牧生产方面的培训需求进行了研究。Barber check[17]等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女性农民的教育需求特征进行了描述, 并分析了她们喜欢的农业教育项目和教育方式。在国内,新型职业农民虽然是国家目前乡村振兴中大力提倡要发展的人才动力,但人们对其特点和需求都还处在摸索阶段,对新型女职业农民的研究更是缺乏。现有的文献中仅有刘福军等基于云南696位女性农民对“欠发达地区女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证研究”[18]。该研究指出，加速欠发达地区女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应深化认识,重视和加强培育工作; 构建相应的培育体系,加大培训力度; 设置培育专项基金,强化资金管理;狠抓女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做好典型示范;不断推进女性农民思想观念更新, 提高综合素质。可以看出,该研究仍然是宏观宽泛的提出措施建议。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 不难发现国外对职业农民的研究内容具体细致,多是关注某一类农户 (如从性别、规模、产业来选择) 的培训需求, 研究某一种技术培训 (如综合病虫害防治) 的影响。而国内在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新型职业农民这个概念内涵及培育意义在中国本身是在近五年才逐渐清晰完整的。学术界目前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考察在实际培育过程中出现哪些问题, 可能有哪些解决的办法。从研究方法上看, 国内大多数研究属于理论分析, 或是对现状及问题进行统计描述, 然后从宏观上提出解决对策, 而国外主要运用调查数据和计量模型, 有针对性地分析某一具体问题。研究方法的差异使得国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15]。
国内政策方面,2005年农业部首次提出“职业农民”的概念,培养对象界定为“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 (或相当于初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职业农民”。职业农民与传统身份农民相比, 是一种职业类型或职业群体, 或者说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作为自身职业的人, 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7]。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农业发展方式以及农业组织方式的变化, 为了真正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 具体是指“具有较高素质,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 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从业者”。2013年、2016年国家农业部门发布的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相关通知指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进一步确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
本文将能力研究因地制宜的用于我国农村女性发展研究。由于我国城乡差别大,农村女性普遍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深远影响, 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新型女职业农民作为农村女性中的发展精英,在经济实力上发展迅速,在观念上与普通农村女性比较也有长足发展, 但是仍不可能全部照搬西方学者的能力研究结果,需要在其基础上作适度的改良。基于Amartya Sen能力方法理论,本文采用对新型女职业农民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等方式,用定性研究中的主题研究法(thematic analysis),拟回答的研究问题如下:在陕西已发展成熟的合作社、家庭农场中新型女职业农民在创建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过程中经历过哪些独特的发展历程,反映出哪些共同特质，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陕西省已系统化教育培训职业农民12.58万人;全省持证职业农民49 493人,其中高级877人、中级5 207人、初级43 409人,实现了全省主导特色产业的全覆盖。但男性仍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成员,女性仅占比26.6%[25]。本研究的数据是2016年初从陕西杨凌和略阳县收集。在杨凌收集数据的原因是杨凌是中国农业和技术发展摇篮,是中国现代农业硅谷和重要示范基地,其在2012-2014年就有212名农业技术员成为职业农民[26]。当地女职业农民的培训及在经济活动的积极表现也多次经媒体报道,可以代表农业发展较好地区女职业农民的发展情况。数据的获得方式是杨凌妇联出面邀请资产规模在80万元以上，发展相对成熟的女职业农民在一起访谈。而略阳数据是来源于第二期略阳职业农民培训班的成员。略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发展本身滞后,在这期职业农民培训班的100个职业农民学员中仅有10个是女性。因为是培训班,女学员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规模参差不齐,3个已成规模,其他7个还在起始摸索阶段。本文选取了3个成规模的女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
传文中，齐襄公灭纪国却安葬纪伯姬，孔子称赏他，许之以“侯”。《公羊传》于此指出了复仇的又一条原则，即须光明正大，把握分寸。
昭五年公至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
表 1受访职业女农民情况
三、新型女职业农民的特质分析
本部分主要基于对女职业农民的访谈，利用Amartya Sen能力方法理论,归纳出女职业农民的主动性和自我主导、社会网络与参政议政特质和挑战主题,分析陕西新型女职业农民的发展特质。
(一)主动性与自我主导特质
图 1女职业农民的主动性与自我主导
女职业农民的主动性和自我主导表现在她们大都有丰富的打工或经商经历,她们的勤奋好学精神,有勇气去探索未知领域且有很强的行动力。
No.1在办养殖合作社之前是村上的裁缝,一度发展到带6个学徒的规模;2001起,在朋友的提议下,夫妇俩开始饲养肉牛。几年后转而饲养奶牛,建立奶牛合作社并一直以“公司+农户”的形式经营。丈夫七八年前受伤后,她一直独自经营管理养殖合作社。
No.2是一位留守女士。20年前在孩子还小时,她就承包了120亩猕猴桃地,自己管理经营,及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为其解决技术问题,自己想办法销售自产的猕猴桃等。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把脱贫攻坚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及时做好因各种原因返贫致困职工的帮扶救助，为广大职工提供具有工会特点的普惠性、常态性、精准性服务。”
No.4在办花卉合作社之前,辅助丈夫在当地开矿卖矿石。当时她负责矿上的安全,需要经常下到数百米深的矿井下检查。她说从那时起她就养成了一个不管做什么都事先做计划的习惯。2008年汶川地震后,铁矿石业不景气,经过观察后,她到亲戚家开办的一个苗木公司里上班。这期间,她参加了很多培训,学会了相关技术,成长为公司经理,并先后自己经办了几个大项目，之后便回乡开办起自己的苗木公司。
No.5从结婚嫁给军人那天起,就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什么生意,她办过幼儿园,开过美容店。不但跨界很大,且每一回都是从无到有,再到一定的规模。目前在经营一个400亩规模的中草药合作社。合作社才发展两三年,还在市场摸索阶段。
不要惹水瓶座，敏感的水瓶座最害怕受伤；水瓶很敏感，几句话就能感觉出他人对自己是讨厌还是喜欢。水瓶很浪漫，但有时也不善于表达，很多事闷在心里，自己研究透彻然后做出行动。作为别人眼中的“开心果”，水瓶似乎很坚强，然而内心只有自己知道……
甜瓜喜好强光，但由于冬季和早春太阳光线弱，光照时间短，冬春季甜瓜苗床普遍光照不足，致使幼苗茎细叶小，叶片发黄，容易徒长，也容易感病，定植后缓苗慢，影响产量。应选择新薄膜并注意清除薄膜表面的碎草、泥土、灰尘等，草帘、纸被等保温覆盖物，在不受寒害的前提下，应早揭晚盖，即使在阴天，只要棚室温度能达到10℃以上，仍要坚持揭开草帘等，使幼苗接受散射光。注意久阴乍晴时，草帘等覆盖物应揭“花帘”（即隔一个揭一个）；连阴天后的第一个晴天，要避免马上大揭大放，要有一个适应阶段；如果过早揭放，因床土温度不够，根系吸收能力差，蒸发量增大，易发生萎蔫现象。可先在幼苗上喷水，再逐渐揭开草帘。
女职业农民No.1是这样描述她一天开始的:
安徽籍的No.6初中毕业后直接在北京打工几年,结婚后帮丈夫承包工程,搞建筑。离婚后开始自己经营合作社。
“村里人都说我1个人可以顶3个劳力。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去奶站收奶。之后开上自己的‘拐的’到附近的净菜厂去捡厂里扔掉的烂菜叶子和装菜的纸箱子。烂菜叶子拉回来喂猪,纸箱子则被我送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卖掉。就这样,我1个月能额外得到1 000元收入。”
我只要有想法都会努力做到的。我们养殖场需要建一个3 000平方米的饲料库房,虽然我不懂建筑,但我雇的人懂。 给他们搭把手的过程中, 我就懂了。
女职业农民No.2说她每天工作20个小时。自2014年起,她就率先试着通过互联网卖猕猴桃。如果客户在互联网上下订单,即便晚上10点她也会立刻骑摩托车去猕猴桃果库为客户包装发货。当她发现因为猕猴桃保质期短,发到客户手上存在变质情况时,便努力钻研新技术,并成功找到使猕猴桃不容易变软、变坏的方法。这使得她2015年起猕猴桃的网上销售稳步提高。她说自2016年以来,线上购买猕猴桃的消费者对她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同样,笔者的微信朋友圈里经常能看到No.6 起早贪黑到合作社社员家收取和销售山货的信息和图片。
这些已发展有一定规模,相对成功的新型女职业农民都善于抓住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机遇,用一般农村女性所没有的非凡勇气和极强的学习精神,探索未知的领域,表现了很强的行动力。她们从在青年时期的打工或从商经历中总结经验,逐渐摸索出规律,找准确定自己的从业目标。她们视野和思路开阔,经营能力、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得到提升,积淀较好的人力资本。这使她们远远优于身边的女性村民,成为中国新时代现代农业的弄潮儿。
(二)社会网络及参政议政挑战
女职业农民因为自己经营合作社的原因,都有相当程度的业务和社会网络。以女职业农民No.2为例，其猕猴桃种植技术过硬,拥有高级农技师的职称,不但被聘为其他合作社技术顾问,每月有1 800元工资,还以每月1 200元的工资受雇于附近一家台湾农业公司。此外她还经常应邀为陕西省新乡、汉中某蔬菜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其业务网络已初步形成并稳定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受访的女职业农民虽然事业都很成功,她们却无一例外的都在肩负着传统和社会所赋予的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她们的职业发展很容易因婚姻和照顾家人等社会习俗中断。女职业农民No.5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在20岁时结婚,嫁给了在外服役的军人。两地分居的她独自留守在家,于是决定利用自家宽阔的院子开办幼儿园。从起初的已婚独居,到女儿出生,再到带着女儿一起办园，几乎是她一个人拼搏，幼儿园从最初的只有2个孩子发展到后来有15～20名儿童的规模。几年后丈夫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县城工作。她便关闭了幼儿园,带着女儿一起到县城生活。到县城后她再次面临择业创业问题。经过考察,她选择踏入一无所知的美容行业。她支起一张美容床,买了CD,开始边干边学。之后,她还去了一所美容学校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几年后美容院发展到有6个美容师。就在她美容业务稳定发展时,年迈的父亲得了重病需要照顾。家里没有其他合适人，No.5再次关闭了美容店开始照顾病重的父亲,直到几年后老人去世。人到中年的她,再次面临创业抉择。2013年,当地林地改革,借助当地种植中草药的产业特点,No.5与伙伴一起租了400亩山地,开始她人生的第三次创业。
女职业农民No.6是样本中惟一离异的外省女性。她与陕西籍的前夫在北京打工时相识结婚。婚后夫妇俩跑工程,组织乡亲们到建筑工地干活赚钱。事业有起色时,农村的婆婆生病要做手术,夫妇俩带着钱回到老家。帮老人治病的同时,丈夫继续在外承包工程,No.6 则需要在家照顾生病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这期间男人出轨,两人离婚,孩子由她抚养。因为出嫁已久,安徽老家已没有其承包地,无法回老家生活，加之孩子才上小学,需要稳定的环境,没有多少选择的No.6决定留在前夫家乡带着儿子谋生。她打算在前夫的村庄办农业合作社。但在这样一个穷山僻壤,有能力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是老的老,残的残,无人领着搞经济。即便如此,当 No.6与村委会商议决定发展农业合作社时,村委会及村民们还是顾虑重重，他们无法信任这个离了婚的外省女人。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女人已经不是他们村的人了,谁知道她会不会把村民的钱卷跑呢。多年在北京打工和各地承包工程的经历让No.6坚信合作社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她挨家挨户劝说乡亲们参加合作社,让大家种合作社推荐的良种,再把农产品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个当地惟一的合作社运行逐渐步入正轨,她也赢得了村委会和村民的信任。2017她又年考取了高级农民证书,成为为数不多的女职业农民。她的事迹还上了县上的新闻。
女警官戴上警帽，倾身何良诸，低声道：“别指望再摸到好牌，要把手中的牌打好。”见何良诸迷惑不解，她说：“我没有见过你。”女警官站起身，一只手抚住臀部，上身后仰，凝视何良诸，又垂下浓密的眼睫毛，推开椅子，扭身走了。
No.5和No.6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社会家庭网络的双刃性。对女职业农民来说,有利的一面是社会家庭网络是她们的资源和心灵港湾,但另一方面却经常使她们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和代价。这些无偿的家庭劳动和家庭责任使她们的职业生脆弱性增大。
此外,在对所有的女职业农民和学员采访中,发现只有No.2参与过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只是个妇女委员,在村委员会里也不是重要角色，但由于她在村委会勤劳肯干,加上还有技术,村委主任和村领导班子对她评价很高。她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农业部门多次派人到她的合作社指导和开展培训。与No.2相似的女职业农民No.6，也具有较高的沟通和行动能力。她在镇政府、县政府多方奔走, 积极参加各种合作社培训,提出自己办合作社的诉求,并积极行动在本村成立合作社,所有这一切使得她在2015年就从省上获得了10万元的合作社奖励金。
访谈的女职业农民虽然都在发展经济方面能力很强,但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表现却差强人意。No.4合作社的发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2011年回家乡略阳花了几十万元将一块20亩河滩地整治后开始自己做苗木生意。No.4把扩大经营重点放在玫瑰新品种的培育上,培育出花期长、花色独特的新品种玫瑰。她付出了很多,但却一直没有想过要宣传自己的玫瑰。因为玫瑰园的位置在路边,引起了当地妇联的注意。妇联主动帮她在路边立了广告牌。2013年后，当地政府多次动员下她才去注册了合作社。如她自己所说,女人“在合作社当领导”都是虚的,不如埋头搞自己的事业实在。
相比较而言,No.1 就没有No.4那么幸运。她的养殖合作社在二十多年发展中经历过“三鹿毒奶粉”危机、国际金融风暴等,困境下她独自承受市场风险。2013年,两大乳品企业因市场原因,停止收购牛奶,为减少合作社成员的损失,她自掏腰包,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奶牛户手中收购牛奶。当时每天都有1 000公斤的牛奶因卖不出去被白白倒掉。连续三个月下来,No.1个人经济损失巨大。更令人不安的是,笔者采访时她的养殖场因村上土地变更而面临关闭停产的困境。一方面她缺乏通过参政议政去维护乃至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因社会的偏见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她缺少平等参与政治的大环境, 更不要说有意识地借用政府的力量去发展自己的合作社。
访谈中女职业农民普遍反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支持帮助,换句话说，她们认为事业发展到现在主要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这个结果也反映出女职业农民们自身缺乏政治参与意识。
(1)在模型汇总表中，R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R方是因变量的变异中被回归方程解释的比例，即数学成绩Y有84%是由逻辑思维X引起的.
四、结 语
本文采样选自西部地区的陕西,研究发现新型女职业农民发展之初大都有打工或经商经历。这些经历使她们开阔了眼界,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源,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判断力、行动力和领导力。在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发展运营过程中,她们勤劳、果断,有勇气探索未知领域,表现出很强的学习精神。她们不等不靠,敏锐捕捉市场,顺应社会的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经营领域,从而成长为国家倡导的新型职业农民的一分子。女职业农民的数目虽然少,但意义深远。在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她们的主动性与自我主导特质的同时,她们会对目前农村留守妇女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这无疑会激发广大农村女性的生产劳动热情,加速农村社会的发展。
本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上的领先一步并不能减轻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照顾家人的社会期望。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家庭养老传统构建了中国家庭照料支持体系。虽然女职业农民对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从未产生过质疑,她们一边沿袭遵循着传统,操持家务,照顾家庭中的老人和孩子,一边在家庭的经济生活中独当一面,彰显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但这也使得这个群体抗市场风险能力普遍较低,职业发展会多次中断。
考虑到国外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社会信用约束及法律约束条件等不同，因此，对国外的一些金融产品、金融技术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一定要系统地完成中国化、本土化的再改造过程。否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可能会遇到不能承受之重。例如，2016年年初照搬美国证券市场的熔断机制，不仅未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反倒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从第二个模型来看，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年龄、收入、学历、年均参团次数和职业对默认补偿的影响不显著。旅游者性别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价格因素、信息对称和搭便车因素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默认补偿行为。其中，价格因素增加1个单位，默认补偿行为会增加3.224个单位。信息对称情况增加1个单位，默认补偿行为减少2.633个单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信息对称情况愈差，旅游者愈会表现出来默认补偿行为(这可能与该维度下包含了信息本身对称情况和由旅游者自身造成的信息对称情况有关)。搭便车因素增加1个单位，默认补偿行为会增加2.018个单位。
另外,我国政府近些年越来越重视妇女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也出台过在农村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的意见,但农村女性的参政力度小的现象却长期没有太大改变。新型女职业农民作为普通农村女性的代表和精英,虽然她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事业发展了,但她们的参政及维权意识仍然淡薄。权益受到伤害后,多会选择顺从沉默,该发声的时候隐忍。女性参政总是游离在权力边缘,形成一种远离权力核心的边缘化现象。因此，政府应培育女职业农民为农业的建设和发展献言献策,贡献力量。
虽然懂技术、会经营,日益成为现代农业科技的实践者、引领者和农村妇女身边的致富领头人的新型女职业农民的数量还很有限,但她们能够辐射带动当地数以万计妇女群众致富增收,从而使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仅成为获益者,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参与者。全社会都应该努力营造更好的发挥女性职业农民的示范力量的环境,从而有效带动一方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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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men Professional Farmers ’Characters and Challenges
YANG Mei1, LIU Qing1, ZHAO Huiyan2*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A &F University ; 2.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Northwest A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China )
Abstract ： Professional farmers are the talent guarantee to realize China’s rural v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m is mainly centered on its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training mode, thus is lack of depth and sufficiency, not to mention the even less research on women professional farmers. This study, based on Amartya Sen’s Capacity Approach, through interviews and thematic research,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women professional farmer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hinese women professional farmers show strong tendency of agency and self-direction, with certain social network related to their enterprise. However, they are lack of consciousness to fight against those unfavorable social customs to women and have not much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which makes them shoulder heavy burdens and cannot protect themselves well whe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infringed. More attention and measures is appealed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Key words ： professional farmers; women;rural vevitalization; political partiap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9107( 2019) 05- 0057- 08
收稿日期： 2019- 03- 02
DOI: 10.13968/ j.cnki.1009- 9107.2019.05.08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Q22)
作者简介： 杨梅(1970-)，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
*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王倩)
标签：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女性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参政论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论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