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缺论文,中国论文,工业发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最显著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储蓄——投资推动的特点，即由高储蓄率支撑高投资，高投资推动高增长。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年份的资本形成率（投资率）超过35%，有的年份高达40%以上。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近20年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趋于下降，而投资需求的贡献份额趋于上升。1979年，最终消费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81.21%，1996年下降为62.05%；1979年资本形成（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0.56%，1996年上升到32.88%。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对减弱可从居民消费与储蓄的行为得到解释，即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的速度。1992～1998年，除1993年外，各年份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长率均远高于消费品总额年增长率，特别是1997和1998年，居民储蓄余额年增长率与消费品总额年增长率之比分别高达1.98∶1和2.51∶1。
由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中国工业增长必须依靠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所提供的需求空间。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压缩了出口增长的空间，于是，扩大国内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希望所在。问题是，国内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第一，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公款消费的比重相对减少。第二，居民生活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收入增长预期的悲观，使得个人消费行为更趋谨慎。第三，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有效地限制了信贷扩张的任意性，加之打击非法、违规金融活动力度的增强，使得企业的软约束盲目投资行为受到制约。为了对付有效需求不足，实行较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1996年以来，为了鼓励增加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连续6 次下调存贷款利息率，从1998年1月1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逐步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表明，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已基本形成，行政性的贷款额度控制实际上已失去意义。
由于货币政策未能获得预期效果，1998年起，政府对扩张性财政寄予更大的期望。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投资总量迅速增长。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其中，国有经济投资增长19.6%，集体经济投资下降3.5%，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增长6.1%，其他经济投资增长19.1%。
尽管短期宏观政策对扩张需求和刺激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市场需求特别是最终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最显著制约的因素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中国工业将在市场需求约束下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已历史性地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
二、从成本竞争到质量、服务、创新竞争
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性质，而且进入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落的时期。1998年出现了20年来第一次负通货膨胀率，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平均下降2.6%，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下降0.8%。1999年1～2月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2.8%，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2%。工业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1997 年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0.3%，1998年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4.1%。
在低迷的价格水平上，企业之间的成本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许多生产厂家大力压缩生产成本，降低边际利润，在市场竞争中竞相降价，促销手段花样翻新。因此，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1998年，尽管社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6.9%，但工业经济效益仍然下降。1998年全国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3331亿元，比上年增长4.1%；实现利润1473亿元，下降17.0%。亏损企业亏损额1556 亿元， 比上年多亏22.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1023亿元，多亏21.9%；年末产成品库存达609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20亿元，增长5.5%。
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企业认识到，价格竞争只是市场竞争的初级手段，质量、服务、创新才是企业更有效的制胜之道。1998年，一些优势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及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上投入更大力量，获得了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但是，在生产能力过剩、市场容量有限的条件下，一些企业的壮大和大规模扩张，往往意味着更多企业承受更大的压力，以至陷入困境。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企望大多数企业都摆脱困境是不现实甚至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相对经济过剩的客观环境中，一些企业的竞争胜利正是以另一些企业的竞争失利为代价的：一些企业的产品成本、价格下降，增大了市场占有份额，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成本、价格偏高而被挤出市场；一些企业的产品质量提高，不断扩展市场，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产品质量相对较差而难以维持市场地位；一些企业通过产品更新，更好地满足了顾客需要，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产品陈旧而失去顾客青睐；一些企业实现了技术创新，开拓出新的增长空间，意味着另一些企业因技术相对落后而承受被淘汰的压力。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绝大多数工业品处于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工业结构的调整不能主要采取填补空白、重点倾斜的方式来实现，而将更多地通过企业间的兼并、收购、联合等资产重组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告别短缺经济后，企业资产重组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资产经营”成为最常用的商业用语之一。
短缺经济的终结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20年的结果，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伟大进展的体现。中国人几十年盼望短缺经济的终结，而当短缺经济终于完结时，人们在享有成就的同时又开始了新的困惑。告别短缺经济后，作为消费者，人们的感觉越来越好：市场供应极为丰富，新产品层出不穷，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日常生活更为方便；而作为生产者，人们所承受的压力却愈来愈大：企业管理更为严格，工作中不敢懈怠，企业说不定哪天会陷入危机，下岗失业可能成为现实。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现，不仅匮乏是痛苦，丰硕也会带来困难，于是，更多的人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市场经济，更多的企业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危机”和“末日”。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为中国工业的进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些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千呼万唤难以解决的问题，此时终于有了解决的契机：劳动力流动日趋频繁，劳动人事制度逐步改革；地区封锁被迫打破，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企业网络逐渐形成：分配机制发生重大变革，人才价值受到愈来愈高的评价；单一所有制的格局被打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得到更广泛的承认；科技产业化有了更强的动力，产品更新速度明显加快；产业垄断的格局被逐个打破，最顽固的独占者也不得不接受降低产业进入壁垒的冲击。总之，中国经济越来越充满生机和活力，创新机制逐渐形成和强化，工业现代化的步伐日益加快。
三、从资金供给约束到效率约束
改革20年来，投融资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投资建设的速度，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和投资的数量扩张来推动，高速增长过程中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资金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自80年代以来，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资金的利用效率却明显下降。换句话说，现在创造同样的GDP 需要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资金量。这直接表现为企业资金利税率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已从80年代的20%以上下降到90 年代的不足7%。
在资金利用效率普遍下降的同时，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却没有减弱。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资金饥渴”的现象，而且不少上市公司也存在盲目筹资、大量“圈钱”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一项关于企业直接融资的调查显示，一些企业资金运用能力弱，直接融资后借款反而上升。在被抽样调查的9户企业中，6户为国有企业，3户为非国有企业；4家上市公司，3家有限责任公司，2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多种融资方式中，企业首选股票发行，其次是银行贷款，再次为债券融资。被调查企业1995～1997年三年内通过直接融资增加的资金达38769万元，同时，银行借款占负债的比重却由39.35%上升到49.50 %。除两户债权股权混合融资的企业外，其余7 户企业的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重都高于直接融资之前。企业直接融资后与直接融资前相比，股权融资企业的总资产增长162%，而利润只增长58%。
为了达到中国证监会1996年1 月公布的有关配股的政策中规定的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的配股及格线（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不低于9%）， 不少上市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力求达标。而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下，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具有一定的“包装”弹性，企业可以通过进行一定的会计处理提高账面的净资产利润率。在这批公司中，真正靠主营利润等正常经营项目受益达标的公司寥寥无几。在大部分公司的利润构成中，拼凑痕迹较浓，填补利润缺口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特殊收益，包括转让资产带来的投资收益、股票短期投资收益、各种营业外收入、补贴收入等。问题是，当企业大量筹得资金后，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却没有保证。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33家公司的1997年年报中，514家作了资金使用情况的特别说明，其中，120家公司投资项目发生变动，164家公司未按计划进行投资；对于未投入项目的资金，179家存入银行，169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31家用于购买国债或投资股票。如此多的公司违背招股说明书或配股说明书中的承诺，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一个奇观。不少募资投向改变的公司，资金利用率低，现金大量留滞。一些上市公司一方面募资未能按计划投入，资金余额很大；另一方面却又从银行大笔贷款，造成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
目前，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千方百计向银行要求获得贷款，寻求银行的贷款“支持”；另一方面又将银行贷款视为“包袱”和“负担”，大声疾呼要求免除银行债务，减轻财务“负担”。这表明，在投融资领域中，我国企业尚未从短缺经济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仍然抱有获取无偿资金供给的强烈愿望。实际上，目前我国资金供给的约束已经大大缓解，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比较充裕，只是由于银行的决策行为趋于谨慎而表现为“惜贷”。所以，资金供求关系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资金利用效率不高。企业不能提供充分可信的理由来表明资金能够获得有效地利用，特别是产品能够有市场，资金能够有回报，所以，银行难以放心地将资金投放给企业。这就形成了银行有钱、企业缺钱的难解之结。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时候，在资金供求上企业一方仍然表现为资金短缺。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的“资金短缺”并非真正的供不应求，而是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导致相对“资金过剩”的扭曲的反映。
四、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交互作用的演变
告别短缺经济之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对于各地区以至整个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即各个地区以至整个中国都很难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当中国工业经济越来越走向对外开放的时候，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影响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两个基本因素——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竞争优势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
经济落后的国家应该主要靠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来说是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业），还是也应该以更大的力量去发展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一般来说是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尽快实行产业升级，是一个已经争论多年的老问题，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在产业发展中对此作出十分困难的选择：即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增强竞争优势上进行正确的战略抉择。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完全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比较优势，只有尽可能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才是最有效率的。所以，发达国家主要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的低技术产业，这样的国际分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发展中国家大都不太相信这样的理论，它们认为，如果不实现产业升级，就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济发展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前景。它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定：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可以突破比较优势的限制，而且，在现实中，比较优势只有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和发挥出来，所以，竞争优势比比较优势更具有战略意义。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都是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比较优势涉及的主要是各国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同一产业之间的关系。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而竞争优势则更加强调企业的策略行为和国家战略行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意义主要是强调国家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而竞争优势理论则主要强调了国家间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简而言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发挥比较优势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国的产业发展应该“扬长避短”，而增强竞争优势则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国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优胜劣汰”。正确处理发挥比较优势与增强竞争优势的关系的实质就是要更好地将“扬长避短”策略与“优胜劣汰”战略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民族自强的产业发展战略，争取在国际分工中更为有利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建立了十分完整的产业结构，而且，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工业结构正迅速接近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工业结构，中国不能不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也不能不重视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以至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同发达国家进行“狭路相逢”的竞争。当然，即使是进入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国际竞争，中国的企业也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逐步积累实力。例如，中国现在完全有必要发展技术密集度非常高的信息产业，但发展信息产业也必须有一个符合国情的可行战略。北大方正集团的王选教授说：在计算机行业里，目前赚钱最多的是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但中国在10年之内不可能进入这个领域，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实力在这个最赚钱的领域同外国大公司争夺市场，如果硬要那样做，风险太大。北大方正的战略是先在一些不大不小的领域（例如出版领域）里做深做透，做到尽善尽美，占有很大的国内市场，然后向世界市场发展。东大阿派股份公司总经理刘积仁教授说：我国的企业现在还谈不上同美国的IBM 和微软竞争。但是，东大阿派能够证明中国人在智慧产业方面和信息产业方面能够做出让中国人自豪的事情。东大阿派集中精力在具有优势的专业领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信息产业是这样，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
处理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对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例如，中西部地区有比东部地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地区工业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行道路。但是，在过去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同在现在的相对过剩条件下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充分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可以摆脱经济贫困，但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则必须依赖于竞争优势的形成。所以，进入90年代后期，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重视培育地区产业的竞争优势，一批明星企业和名牌产品正在中西部地区成长起来。
五、国有企业向着同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演进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国有企业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伴随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理论突破之一就是，从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制度下最优越的（或最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转变为认识到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特殊功能的一种企业制度形式，它只是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之一，国有企业适合于在哪些领域中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所具有的总体生态特征。
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步履艰难。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是逐步提高的，这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物耗的减少等，特别是，衡量技术进步作用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与改革以前相比，现在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趋于硬化，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增强，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企业生产效率同职工的利益更为密切，所以，国有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积极性和外在压力都增强了，生产效率没有理由不趋于提高。问题是，尽管计算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和盈亏状况的不断恶化也是一个不疑的事实。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自80年代以来，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持续下降。80年代期间，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税率还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但进入90年代以来，却越来越明显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1986年，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20.65%，同期， 全部工业企业为20.43%；1992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降到9.70%， 全部工业企业为9.90%；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降到6.27%，全部工业企业为6.92%。
20年来由于各产业高速增长，迅速趋于成熟，短缺经济向经济相对过剩的转变使得产业竞争加剧，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加快，各类传统产业的利税率趋于下降具有必然性，而国有企业财务指标恶化程度更高，则具有更深刻的原因。第一，我国工业化历经50年，目前正处于产业转换和重组时期，这方面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身上。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社会负担还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例如，国有企业负担的退休职工及其工资福利、就业压力、税负水平等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这种情况短期内在总体上尚难以根本改变。第三，克服国有企业体制的某些缺陷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有些痼疾已是冰冻三尺，完全消除须有一个过程。
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的激烈市场竞争条件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多数国有企业日子不好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过程看，这未必不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将国有企业推入市场，在竞争中磨炼，正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的必由之路。我们看到，尽管国有企业超常负重，困难重重，但是，第一，几乎每一次技术检查和市场调查都表明，国有企业的产品平均质量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第二，我国大多数的名牌由国有企业所创造和拥有。第三，我国大多数产业中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这表明，国有企业仍然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一些国有企业会因竞争失利而退出，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不断增强竞争力而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同原本的改革初衷也是一致的，当然，其中所伴随的痛苦和代价也在所难免。
20年来，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艰苦探索。20年的改革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回旋余地正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独木撑天”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整个社会对于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可能引起的震动也有了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更大承受能力。未来，国有企业仍将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关键性的地位。尽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还会存在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多一些的国有企业，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特有的环境使然。世界上没有一种企业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国有企业也是这样：有其特有的优点，也有难以完全消除的缺点。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将发挥它们特有的优势，但也很难完全消除它们的某些劣势。必须准备在获得国有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付出某些不可避免的代价，而以更为灵活可行的企业组织方式和更为科学的管理手段来实现能使国有企业扬长避短的目标。
六、政府工业政策的适时调整
1.由于宏观经济态势的根本性变化，政府投资政策从主要将投资作为生产驱动力逐渐转变为更注重将投资作为需求拉动力来作为政策调控的杠杆。作为生产驱动力，投资是增加未来供给的源泉。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投资政策几乎完全是从增加产出、填补空白、缓解瓶颈、克服供给不足的意向出发的。而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生产能力已经很大，即使存在产业空白和供给瓶颈，也已经不具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全局性意义，供不应求的现象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但是，政府的投资政策并没有失去意义，当然，现在的政府投资行为已经不主要是或者不仅仅主要是从驱动生产、增加供给的意向出发，而更多的可能是从扩大需求的意向出发，因为，作为需求拉动力，政府投资是实现需求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
最为明显的事实是，1998年中央政府大规模地使用了政府投资政策手段，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国内投资，扩大国内需求，抵销或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需求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填补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所导致的宏观需求缺口。
2.告别短缺经济之后，政府对工业经济运行的调控从主要着力于增加产量转变为更注重对部分行业实行总量控制，特别是对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实行限产、压产。近期以来，纺织业中的棉纺、毛纺、丝绸以及煤炭、钢铁、建材、炼油等被列入重点控制（限产、压产）范围。1998年纺织行业全年压缩淘汰棉纺纱锭512万锭，分流下岗职工66万人。 从鼓励增产到实行限产、压产，突出地表明了政府对工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着力点和政策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告别短缺经济之后，政府的工业品价格政策从以高价限制为主转变为以低价限制为主。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工业品都有价格向上漂移的动力，为了避免价格过度上涨所导致的矛盾和过大社会代价，政府通常需要对工业品实行抑制价格过快、过度上涨的政策。而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绝大多数工业品都失去了价格向上漂移的动力。相反，由于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降价手段可能被过度使用，甚至产生低价倾销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因此，政府开始试图运用某种政策手段来阻止或限制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种政策手段包括：以行政手段制定某种产品（例如，平板玻璃）的最低价格；制定行业统一价格并规定最大折扣幅度；指导行业协会制定行业协调价格（“自律价”）和最大浮动幅度；鼓励企业进行价格“自律”等等。当然，政府对工业品价格的低价限制是否能产生有效的作用，是个难以获得统一认识的问题。不过，政府的工业品价格政策的调控意向从以高价限制为主转变为以低价限制为主，毕竟表明了政策特征和政策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
当然，对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政策同对竞争性行业的价格调控政策有很大的区别。垄断性行业具有比竞争性行业强烈得多的通过维持高价格获取利润的动机，也有制定垄断价格以获得垄断利润的条件和可能性。对于这样的行业（例如电力、煤气、自来水等），政府仍然保持以高价限制为主的政策调控意向。
4.信贷政策从主要着力于支持生产转变为同时也注重鼓励消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信贷政策和信用工具都是为了支持生产，消费行为根本不在信贷政策的视野之内。告别短缺经济之后，国内消费需求偏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矛盾。中国目前相对经济过剩不仅表现为一般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供大于求特征，而且表现为中国经济特有的消费需求不足特征。
（1）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很高。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为15%～25%，即使是作为世界高储蓄国的日本和东亚各国，储蓄率也一般为30%～35%，而9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却高达40%以上，成为一个“世界奇观”。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储蓄存款的70 %以上集中于城市（市区）。199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市（市区）占70.2%。如果包括县城，全部城市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0.0%。1996年底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中，城市（市区）占70.7%，如果包括县城，全部城市的储蓄存款占全国城乡储蓄存款的91.8%。我国消费需求和潜在的购买力偏于城市，而农村消费需求和潜在购买力低下，制约了全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
（3）公费消费所占比重较大， 但改革以来公费消费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91年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21.5%， 1997 年下降到19.3%。过去，我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费消费拉动的，目前，仍有不少产业（包括服务业）是靠公费需求支撑的。随着可支配收入不断向个人转移，政府实行廉政措施，限制集团购买力，加之许多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紧缩开支，我国最终消费品产业（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必然越来越依赖于私费消费。公费消费和私费消费具有显著的行为差别，从公费消费向私费消费的转变将明显地改变产业的需求曲线，一些过去主要靠公费消费拉动的产业将深感私费消费拉动力度不足的困难，这是对有关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4）与国内需求相比，出口需求占有很大比重。 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因此，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出口需求是弥补国内需求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与东亚各国这一相同的特点，90年代以来，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左右。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1998年，出口总额仅增长了0.5%。1999年1～2月， 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10.5%。在大宗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下降1.9%； 服装下降26.8%；纺织纱线、织物及制成品下降10.7%；鞋类下降12.5%；玩具下降12.4%；塑料制品下降20.6%。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必然对整个中国工业经济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为了克服上述不利影响，必须实行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这可以从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入手。问题是，扩大投资需求最终还是要由消费需求来实现。脱离最终消费需求的投资只会导致更大程度的供过于求。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对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向居民倾斜，因此，扩大需求必须是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大多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又很低，而且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居民生活的风险性增强，消费支出趋于谨慎，加之相当一部分居民（例如下岗职工）的收入较低，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甚乐观，所以，如果增加居民在一些方面（例如住房）的支出，那么势必会降低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两者相抵，究竟能否增加总的消费倾向，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对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仅仅立足于居民现期的购买力是不够的，必须鼓励消费信用的发展，将居民的一部分未来购买力实现为现期的有效需求，才能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对于高价值的消费品产业，例如住宅、汽车等，如果没有消费信用的支撑，是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因此，鼓励消费信用的发展，对于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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