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斌[1]2006年在《关于普世伦理的若干思考》文中指出普世伦理并不是一个后工业时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它反映了人类普遍道德的历史传统,而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道德危机强化了人们对其的追求,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时代性的课题。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普世伦理不同理解的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普世伦理应是人类在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上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多样化民族伦理文化“共同点”的提升和发展。并认为,普世伦理具有平等性、公约性、多惟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杨春[2]2001年在《关于普世伦理研究的若干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普世伦理是近年来新兴的研究课题,也是关系全球伦理共同走向的热点问 题。由于研究角度与方向不同,对普世伦理的确认仍未达成广泛的共识。本文联 系全球化背景,选取利益问题这一视角,明确普世伦理解决全球利益问题的目的 指向,重新审视普世伦理的研究与构建,同时从东西方道德资源中提取合理因素, 确立公正、正义作为普世伦理的核心理念,并对普世伦理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辩证 性的探讨。 全文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普世伦理的历史渊源和现代背景。在回顾了东西方先哲对普世伦 理的有益尝试后,明确了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当代全球化对研究和建立 普世伦理的特殊意义。同时,在对当前普世伦理研究状况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 确立利益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别影响,从而提出了探究普世伦理的崭新视 角。 第二部分:建立、实现普世伦理的可能与途径。(一)论述了普世伦理实现的叁种可能;1、普世伦理必然要包含各国、各民族历史积淀的合理成份。2、普世 伦理的形成需要各国、各民族的交流融合。3、普世伦理要在各国、各民族解决 全球性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二)进一步论述了普世伦理应本着渐进性原则在一 定领域、一定部门内通过合作分步实现,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同时强调,由 人们对利益问题关注程度所决定,在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中,普世伦理有可能 得到最快的发展和完善。 第叁部分:公正、正义是普世伦理的核心理念。在明确了建构普世伦理的一 般内容后,进一步强调公正、正义是唤醒人类良知的明灯,是解决利益和道德问 题的良药,也必然是普世伦理中的核心理念—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同时列举 和论述东、西方道德中有关公正、正义的内容对构建普世伦理的有力支持。(一) 东方正义。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正”的理解涉及到社会制度、人际交往、价值 观念、个人修养等诸多层面,对后世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正义观,至今具有现代意义。(二)西方正义。着重强调 西方古代正义观与中国伦理思想对普世伦理的共通支持。并特别论述了罗尔斯《正 议论》对普世伦理构建的现实意义。(叁)社会主义公正。联系空想社会主义, 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们公平、平等的获得。并 强调社会主义公平原则,集体主义原则有助于普世伦理的构建。 第四部分:传统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对中国视角普世伦理的特别资源意义。 明确全球化普世伦理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辨证关系,肯定地域性、民族性传统道 德、文化的积极意义。论述了强调儒家伦理普世价值的叁点原因:l、“以和为贵” 为世界新环境的实现给予了充分的伦理支持。2、“忠恕之道”包含了当前个体和 V 团体所需要的自律精神,宽容精神、平等精神。。3、心胜美德与智德双修为普世 伦理提供了坚实的主体道德资源。同时,用发展的眼光正确看待全球化与普世伦 理,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而不是终极阶段。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不断丰富的共产主义道德必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伦理。 第五部分:结语(一)普世伦理理是人类普遍道德的一次全面提升,也是人类 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普世伦理研究意义深远八二)从伦理研究到伦理实践,从 分部门、分领域到全球范围,建构完整形态普世伦理并非一日之功八叁)马克思 主义为研究普世伦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文化,研究工作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邓蕊[3]2012年在《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哲学反思与制度实践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是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它是保护医学人体研究受试者的重要措施。但是,中国引进伦理审查制度运行十几年来,其制度功能的发挥比较单一,制度的有效性并不好。论文通过全面梳理中、西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历史、现状与困境,剖析产生困境的各自不同的原因,论证对于伦理审查来讲,制度必不可少,美德也很重要,制度和美德之间是动态平衡的。得到的结论是:以西方伦理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为框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可以成为伦理审查制度理论的有利补充。在理论层面,发掘传统儒家文化的相关理论,与西方伦理审查理论原则一同构成中国伦理审查理论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操作层面,充分发挥儒家文化注重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强化伦理审查制度的教育与培训功能,使之成为理论的有效补充。论文包括“导言”、七个章节和“结束语”一共九个部分,分别论证以上观点。“导言”部分,主要介绍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进行研究的缘起、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交待论文的基本内容结构以及创新性和局限性。第一章考察了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在中国面临的困惑。首先论述了中国的医学和医学人体研究与西方比较的特征。追溯了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兴起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当前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运行现状和困难,并对此现象进行了哲学反思。认为在伦理审查制度构建方面,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是不适宜的,为了使伦理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更加有效,需要发掘中国本土化的伦理审查理论基础和方法。第二章对与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相关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包括医学人体研究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人体研究中的丑闻,人体研究的内在道德矛盾等基本概念;分析了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几个要素;界定了实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机构是“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并提出必须将机构审查委员会与其他种类的伦理委员会相区分,才有利于我国医学人体研究的发展。第叁章从理论方面论证西方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的理论预设。从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史中梳理出伦理审查制度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原罪说及人性论的双重预设,古典自由主义、宗教与人权理论,新自由主义、原则主义与公平公正,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分析了基于这些理论预设的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在当前西方社会以及其他国家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困难。第四章分析了西方伦理审查的文献史、运行现状与困境。首先考察了人体试验国际伦理规范的发展史,分析了这些国际伦理准则在对伦理审查的要求方面发生的细微变化及其含义,结合西方伦理审查当前的运行现状和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得出结论:西方伦理审查陷入了困境。第五章论证了伦理审查当前在中、西方的处境。一方面是整体上的西方伦理危机,伦理审查的困境正是西方伦理危机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伦理审查在中国的实践有了改善的机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危机。本章分析了现代西方的伦理危机源自启蒙运动的失败、规范伦理的悖谬和价值理性的消解。论证在全球德性伦理复兴的潮流中,儒家德性伦理作为伦理审查理论补充的可能性。第六章分析论证了中国伦理审查的理论基础体系,包括中国伦理审查的理论基础、理论内容和理论方法。根据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活动的特点,尝试发掘儒家文化中有益的理论内容,以仁爱、公义、智识、诚信四主德作为中国医学人体研究伦理审查特有的理论内容;儒家决疑法可以作为解决具体道德两难的理论方法。第七章从教育与培训的角度设计了中国伦理审查制度建设的实践路径。在伦理审查系统中,人的因素即审查者、研究者、受试者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认知能力是影响伦理审查实践效果的根本原因。本章论证了中国伦理审查制度“为善”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论证伦理审查传统的四个功能中,教育培训功能的基本性和重要性,并从不同主体的角度为我国伦理审查的教育培训制度设计了一个方案。结束语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概括,指出不同的道德规范是可能融合的。西方伦理审查理论原则构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各异的伦理准则,普适伦理与民族伦理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张力。需要发掘中国本土化的伦理审查在理论上的源头活水,使儒家伦理理论和原则成为中国伦理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弥补西方制度化的伦理审查造成的缺陷。中西方关于伦理审查的对话可以追求坚持原则,和而不同。
成瑞[4]2011年在《普世伦理可能吗——从恩格斯的道德论述出发》文中提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的要点做出论述,认为道德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的道德,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一些人因此认为"普世伦理"的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相背的,笔者认为二者并不冲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更多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普世伦理。
许烨[5]2014年在《当代高校教师职业伦理及其建构研究》文中认为高校教师职业伦理作为处理高校教师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道理,体现的是社会对高校教师的要求,具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它充分地肯定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承认社会发展对社会存在的“善”的价值。它与一般伦理的相区别体现在多向性、群体性、道义性、导向性、担当性、去魅性等特点,是一种指导高校教师人际交往的“统一思维”。研究高校教师职业伦理,对加强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解决目前部分教师道德失范问题,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体现了科学性要求、示范性要求和时代性要求。通过对中西方教师职业伦理历史演进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传统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德性”,强调仁义、兼爱,教学交往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自身人格的修养;而西方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学道德”,强调的是美德、理性与信仰,教学交往以学生为中心,从如何培养学生的角度出发制定和规范教师的职业道德。二者互有长短。作为道德实践者,在专业实践中高校教师的伦理定位应该是什么?是践行德性。高校教师德性作为高校教师职业伦理的最核心原则,具有个体性、多向性、内化性、公共性和自觉性等特征。高校教师德性伦理作为道德原则居于主导地位,统帅和支配着教师职业伦理规范和交往实践,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和约束力,是整个高校教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和精髓。目前围墙内外存在的道德困境、压力和挑战给部分教师带来了损害和干扰,使其道德意识、伦理功效和道德实践无法同步,导致少数教师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精神,走向追求名利之路。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客观上要求教师回归传统德性生活,教师通往“至善”之路显得尤为必要。本章将焦点放在教师是围墙内道德教育者这一必然的角色上,以培养学生品质需要具备的具体美德,如公平,尊重而带着关怀之心对待他人,具有道德责任感和义务感,能够利用专业领域的权威来感召学生,具备道德理性能力用以德行实践。高校教师职业伦理规范是德性伦理的展开和具体化,教师德性通过其职业伦理规范来加以指导和调节。高校教师职业伦理规范体现于对教师普遍行为的制约,对教师个体行为的约束,对教师专业实践提供伦理支撑。高校教师交往中的道德责任和专业精神需要倚靠高校教师职业伦理规范和标准来建构,虽然高校的教育、教学、科研注定“教师”必须是一个在道德上负责的职业,但强加于教师的形式化规范并不利于教师建立较强意识的专业伦理。基于差异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多样性伦理规则为高校教师德行提供道德支柱,不仅有道德规范,有学术规范,也有生活规范。高校教师作为自主的人而自由存在,应该鼓励教师作为一个伦理专业人员来主动构建自我,而不是被动服从伦理规范和标准。高校教师职业伦理规范应该为教师提供知识基础,以及让他们主动获得道德力量来克服自身在师生交往、同事交往、社会交往情境中所面临的挑战。高校教师交往伦理则是教师道德实践的表现形式,是教师德性与职业伦理规范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高校教师在伦理实践过程,即师生交往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伦理困境和紧张状态,主要涉及教学交往中的一些伦理问题。一方面,高校教师作为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他人”需要在道德和伦理上有责任的保护学生成长的健康,另一方面作为教学中的理性主体需要认清教学交往中学生的他者地位。因此,高校教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道德努力。其次高校教师在面对同事交往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伦理困境,需要保持对同事、对群体的忠诚和团结,但当一些“道德迷惑”现象发生时,教师间接表达出的懦弱意识,以及他们在克服同事处于道德问题中时遇到的压力和困难,清晰地表明教师在处理这种紧张状态时伦理知识的欠缺。现代社会中正统的管理被一种不言自明的论断——“好的组织将产生好的人”所引导,伦理问题的解决与合理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以良心与正义、人格与自我、平等与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想高校教师职业伦理秩序,在他律社会表现为依靠爱国守法的和谐政治秩序,公平自由的教师宪政秩序,德行公益的教师行为秩序,宽容信任的教师生活秩序,从“世俗”走向“神圣”的教师道德秩序。基于高校教师“在伦理道德意义上应该如何成长为教师”和视其为“德育共同体”,依靠社会对高校教师“有所为”的价值期待,培养有德之师的目标,本研究提出构建高校职业伦理共同体。以情感的德性生活、差异的规范伦理、交往的学术共同体、和谐的伦理秩序为基础,构建广博求真的专业知识共同体,人本理性的伦理精神共同体,关怀向善的德行规范共同体,自律严谨的科研学术同体,良心忠诚的社会服务共同体。
张春楼[6]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研究表明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陈首珠[7]2015年在《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视野上考量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人类的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演变历经了古代的“以道驭术”、近代的“道术分离”、现代的“道术冲突”的过程,时至今日,技术与伦理的矛盾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协调,而且表现出愈加尖锐的趋势。现代学者针对不同技术领域涉及到的不同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单一视角、单一变量的分析和论证,而这种仅依靠技术行为本身或伦理精神要求的单一纬度,难以实现找寻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两者之间的协同与平衡。当代技术的发展依然面临着技术与伦理关系的矛盾,若要能走出传统技术伦理的困境,必须进行新的实践即“技术-伦理实践”。这种新的实践形态要求某项技术在开发伊始就始终考虑、研究相关技术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也曾最早谈及该实践形态,他指出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就是该实践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付诸实践。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协调解决必须诉诸于新的技术-伦理实践。本文包含了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导论,涵盖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通过对“与技术相分离的伦理道德实践形态”、“与伦理道德相分离的技术实践”的分析,引出并论证了“技术-伦理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的到来。第叁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西方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问题,详实介绍了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即叁个阶段:孕育阶段、萌芽阶段、形成阶段。第四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分别从当代工程技术-生态伦理、医疗技术-生命伦理、网络技术-信息伦理等方面分析并论证了不同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技术-伦理实践模式。第五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包含了原因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分析等。第六个部分,围绕着旨在协调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而展开,进行了协调矛盾的可能性分析,提出了实现当代技术-伦理的协同建构的理论构想-—当代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并探讨了该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最后,本文以纳米技术为例,探究了当代纳米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的实践路径。为了实现当代技术与伦理的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不断开展新的实践探索。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将成为人类成功协调解决当代技术与伦理之间矛盾关系的新的实践形态。
卢扬帆[8]2016年在《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合法性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改革与长期稳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步入深度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与持续“高绩效”(即所谓“中国模式”)引发全球关注。但“高绩效”的背后催生“高处不胜寒”的忧思,学者指出中国治理或存在典型的“绩效合法性”依赖。进一步对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分阶段检视表明,这种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高绩效”,其类型特质却是不断演变的。而针对其稳定及持续性、与经济模式的适配度和社会整合功能叁个维度的考量结果,或因经济市场化与科技现代化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绩效动因的瓦解,当前中国正面临一种高绩效的动力减损或多元耗散的局面。如果一味固守“绩效合法性”,则其未来堪忧。究其根源,这又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绩效基因和现实绩效类型都缺少法治元素所致。为此,本文提出并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这一核心命题,基于市场机制与法治原则的内在契合性以及多元社会对法治整合力的迫切需求,应当把建设法治型绩效作为当今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理想目标。因为法治对国家绩效治理存在价值导向、组织协调、制度规范和实践整合等多项功能,它将使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根基得以超越传统的绩效依赖而向意识形态及程序民主等方面不断扩展。本文共六章,主要融合理论与经验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案例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动因、目标、路径、障碍和对策等关键问题逐次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绩效系统与行为动机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采用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构建了一个绩效类型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演获得四种基本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其次,利用模型结构对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历程进行检视,可大体将新中国建国后到1977年归为愿景型绩效、1978~1992年归为功利型绩效,两者尽管“盛极一时”却都因其“不法治”而不可持续;而到1993年尤其21世纪后,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使中国进入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渐失与亟待法治化重建的阶段。再次,对作为转型目标的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体系设计,其形式特征应包括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的统合性、绩效行为的互促性与绩效分配的合理性,其实质标准体现为绩效导向的普世性、绩效决策的民主性、绩效执行的有效性、绩效结果的持续性、绩效分配的公平性和绩效沟通的流畅性。然而,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其在绩效决策、执行、分配及沟通等方面都与理想标准存在差距。G省预算绩效治理法治化的案例进一步说明,法治与绩效的价值精神和实践要求本身存在互相干扰乃至冲突的特性,具体会导致诸如预算投向与其法定职能、预算过程规范与结果有效以及不同维度结果之间的背离。为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扩张,则需在加强绩效与法治两种导向价值的衡平、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加快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进程以及通过法治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等方面重点努力。
秦援晋[9]2010年在《文化金融学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文化眼光检讨人的金融行为和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力图探索一种当前全球金融界急需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并就金融法律与制度的重构提出思路。以往研究金融的视角,主要有叁个,即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过去以上视角上的研究,甚有成绩;但对金融的观察,如果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由全球金融自由化管道所传播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昭示了另一个视角的重要性。这就是文化伦理的视角。本文即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初步建立了一个文化金融学体系。要真正弄清个人的金融行为与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局限于金融学之内的知识是难成其功的。本文认为,对金融进行人性的、历史的、当前情势的叁维焦点的考察,首先形成个性化的文化见识,才可能成就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学术领域:文化金融学。所以,文章从对“人”的探讨开始,构成全文的第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通过质疑“经济人”概念的简约性和虚构性,揭示了人作为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这与当前经济学的前沿性理念:活动于市场上的人绝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具有内在的相通。由此出发,作者采用现实与历史的照应、欧美与中国的对比这个比较文化学研究方法,对金融的事实秩序和金融的价值秩序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揭示文化对金融的价值秩序的塑型作用。那么,支撑金融价值秩序的文化因素有哪些呢?文章提出了正义、诚信、节制、责任这四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它们如水中之盐一样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文章从金融历史与现实关联性视角,选取了富有意义的案例,指出: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或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称为“恶金融”,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当代的格林斯潘时期与十八世纪法国“约翰.罗”体系时期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曾专门研究过这个着名的约翰.罗体系,当今一些美国学者特意又把约翰.罗体系重述出来,以便于与格林斯潘时期作对比。本文也在相关之处专门研究了约翰.罗的案例,以及其它历史案例,指出:金融中的关键文化元素,即正义性的缺失,是“恶金融”之源;也是当今我们身处其中的金融危机之源。是为文章的第二部分。紧接以上的哲学的与历史的视野相结合的分析,按照分析的结论,文章转入对二十世纪金融的文化批评。二十世纪金融中的着名事件和制度巨变,都没有即身而终,在全球化时代,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文章便自然而然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伦理文化上的阐释。是为文章的第叁部分。通过以上的人性、历史、当代情势的叁维聚焦的分析,作者对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文化批评,就金融文化重构初步提出了设想,而其核心是,重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本文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流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由现成的概念出发的规范分析;它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方法:为了免受现实中繁茂芜杂的事实存在的干扰,依靠抽象思维能力把复杂的现实形态还原为最初的简单形态进行分析,这个简单形态既是逻辑的起点又是历史的起点,从这种简单形态出发又一步步回到现实形态,并对现实做出结论。文章在相关之处特意批评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把事实与价值割裂为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对多年来的金融研究是有不利影响的,表现在把金融研究局限于所谓的事实判断,而把价值判断开除了;可是离开了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也就走到形下学的纯技巧之路上去了。也正因如此,那些直接服务于工商业资金循环的信贷风险分析技术与那些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技术,便不分价值序列地排列在一起。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巨量的现金流从产业链上漏出,进入虚拟金融,狂热地参加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博利,对此却没有一个系统性价值理论可以进行有力的价值追问。本文初步探索得到的金融文化学原理,对于认识、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有其价值,至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重建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的思考,也将有助于人们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走向。
罗卫东[10]2004年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特别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所创立的伦理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首先文章对最近数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亚当·斯密思想研究的进展做了一个概要的回顾和总结,指明了若干最重要的动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斯密思想的伦理学本质的重视以及对其思想中的自然神学和斯多亚哲学影响的关注。 在简单的回顾总结的基础上,作者比较详细地解读了斯密主要的伦理学着作《道德情操论》的文本。从同情心理论、正义理论、良心理论、效用与习惯理论、德性理论等五个方面研究了斯密伦理学的基本内容;然后专门考察了《道德情操论》第1到第6版之间斯密伦理学思想的主要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考察了斯密的伦理学与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以及加尔文主义神学之间的联系,认为斯密在早期受加尔文主义神学影响较大,而晚期体现出明显的斯多亚主义色彩。 文章认为,虽然斯密的伦理学就其最基本的方面而言与休谟伦理学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者似乎都过于强调这种联系而忽视了斯密伦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独特的方面。如,虽然他也从同情心入手来构建其整个伦理学体系的大厦,但是他不是单纯地研究同情心本身,而是注重同情心的合宣性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又如,他虽然表现出了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但是他对自然和社会背后的隐秘结构抱有某种信念,不像休谟那样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再如,斯密不否认效用因素在伦理判断中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基本上否定依据效用来进行道德评价的可行性。通过考察,作者发现斯密的伦理学越是到了晚期,越是表现出了与休谟伦理学的区别,而显示出与康德伦理学合流的内在倾向。 作者认为,斯密伦理学自身的特性及其所发生的变化,是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联的。他早年对人性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晚年转向悲观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感受到商业社会的进展对德性的冲击,意识到财富和德性之间难以兼容的本质。由此,他从《道德情操论》前几版中的非德性论和伦理相对主义转变为后期的德性伦理学和自制论。在某种意义上,他从市民社会理论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最前沿后退了。这种后退意味着斯密对启蒙运动局限性的认识,表明他对现代商业社会内在危机的敏感性。 作者认为,斯密伦理学及其变化所具有的内涵是值得后人反思的。他从伦理主义者转向德性论者的心路历程意味着他对市民社会勃兴和交换性正义规则普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的理论焦虑,以及他寻求进路的强烈问题意识。如果说早年的斯密对某种公序良俗和社会的伦理化抱有较大程度的信任,那么晚期的斯密更加关心德性的启蒙和教化。同情心、合宜性等相对主义和关系论性质的元素在伦理中的主导开始让位于自制、谨慎、正义等更加确定性的东西。所以,斯密的一生,其伦理思想经历了突破(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伦理确定性,—建构以同情心和合宜性为依据的相对主义伦理学—对伦理相对主义进行扬弃,重新回归到追求确定性的道路这样的叁个阶段。 但是,斯密的德性论虽然完全自觉和自主,但是表现得非常暖昧。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德性论,需要为德性提供一个可接受的形而上学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在自然神学和斯多亚主义理神论之间摇摆,对两者都持有怀疑态度。他的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论》就是这样一部存在内部矛盾的作品。他的伦理学所具有的社会科学含义在他转向德性论以后逐渐丧失,而因为没有确立起自己稳定的德性论,他的伦理学是未完成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在从休漠走向康德的途中停下了脚步。。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第一、斯密是一个出色的伦理学家,虽然他不是一个像康德那样的纯粹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但是他围绕伦理这一核心问题创立了解释市民社会秩序的总体性社会科学;第二、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表现为从早年的那种以自然神学确定性为依托,以乐观主义为基调的相对主义伦理学逐渐转化为晚年以斯多亚主义为缺省配置的自制德性论。这个变化反映了斯密一生因历经的产业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导致的问题意识的变化。 作者试图表明斯密伦理思想对今天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十分值得重视的启示。不仅如此,斯密的伦理学思想与中国自身的伦理学思想有着非常值得注意的契合之处。作者认为,斯密伦理学的根本价值不在于他的体系的具体内容的独创性,而在于他毕生不断探寻商业社会德性重建路径的精神历程的独特性。他留下了一个未完成但是却是开放的伦理学体系,有待于人们去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关于普世伦理的若干思考[J]. 张文斌.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关于普世伦理研究的若干思考[D]. 杨春. 天津师范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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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代高校教师职业伦理及其建构研究[D]. 许烨. 湖南大学. 2014
[6].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7]. 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D]. 陈首珠. 东南大学. 2015
[8]. 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卢扬帆.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9]. 文化金融学初探[D]. 秦援晋. 辽宁大学. 2010
[10]. 亚当·斯密的伦理学[D]. 罗卫东. 浙江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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