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儿童视角叙事下的历史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话语论文,儿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82(2016)01-0054-05 关于历史的叙述始终是莫言写作的重要维度。从绚烂纷飞的《红高粱》到沉重唏嘘的《丰乳肥臀》，从毛骨悚然的《檀香刑》到事事无常的《生死疲劳》，以及灵魂诘问的《蛙》，可以说他的作品贯穿了中国的现代历史。学术界对于莫言的历史叙述以及历史观的阐释并不鲜见，但重新细读他文本中的历史叙述，我们发现，莫言很乐于也善于以儿童视角来展开他对历史的表达与建构。一面是宏大、理性的社会话语，一面却是低智、碎片的个人话语，他的叙事语调与叙事态度，叙事形式与文本内蕴，叙事立场与思想指向绝对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一对应、水乳交融，他将极端对立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并且在巨大的张力和反差中建构裂隙。本文试图从艺术表现形式与文本思想内蕴角度切入，来考察莫言选择儿童视角叙事为他的历史观表达提供了怎样的视域和思考角度，而儿童视角在编辑、生成的过程中又显现出莫言怎样的历史格局与洞悟。 儿童视角本是一种封闭性、隐私性、边缘性的个人视角，而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历史的主题显然是一种更具开放性、群体性、权威性的社会场域与话语空间。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还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甚至是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和“伤痕文学”，无不见证着作家竭尽全力消解自我，融合集体和主流意识的努力与企图。传统的历史叙事，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叙事上讲求客观真实，有史有据；思想内涵上讲究意识指导行动，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因而强化外在事件的客观真实性，而弱化心灵思想的独特感受。被奉为“革命英雄的谱系”的《红旗谱》是这种传统历史叙述的典范性代表。[1]草莽英雄朱老忠从无意识的个人复仇者成长为现代革命者的过程，充分彰显出个人的自我局限性以及阶级、集体对于个人引导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化的消弭对文体束缚以及传统写作制约的解放，整体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历史过程演变为破碎的、无序的、偶然的记忆碎片，“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将历史的书写立足于人本主义，以个人的、家族的立场和视角为叙述的出发点和思想内核，以人物的命运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先决设置。“先锋派”创作在形式上的大胆实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个性化叙述方式的倚重，为儿童视角叙事深入到历史题材领域，想象历史、书写历史提供了可能，也由此显现出别样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 儿童视角不止是一种个人化视角，而且是低智化、非理性、碎片化的叙述视角。从叙事学角度来说，这种叙述视角之于历史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叛逆与革命，它打破了历史叙述的客观真实叙述，代以主观视角透视历史，主观感受言说历史的叙述话语。以儿童视角来讲述历史，借助视角的边缘化特征更好地传达了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理念。儿童视角重直觉、感性和非逻辑判断的“去蔽性”特征使得历史从传统的教科书中走出来，在“宏大叙事”的消解中，历史呈现出来自个体的、小人物的、思想懵懂的弱者的自我感悟。由此，历史呈现出片段化、感性化、细节化的特征，历史背景、历史事件被虚化了，想要按照传统的“典型论”去寻找人物活动和心理背后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成为一种徒劳，儿童在似真似假、似清醒似糊涂的诉说和视角观察中显现出的历史也是亦真亦幻的，是主观性极强的历史。 在记忆的回溯中重返童年，并以儿童“此在”的态度、视角、立场和口吻叙述原初态的历史景象，正是这一代作家的深刻所在，他们在“诉说历史的同时，时时让人感觉是一种现时状态中的观照，一种现在对过去的追忆和探寻，在类似对话的情境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进入，这是对以往集体经验中的史诗性和正史小说的反拨与颠覆”。[2]可以说，正是在儿童视角轻松、诙谐、随意、唐突的叙述中，历史开始从神圣、冰冷、沉重的祭坛走下来，演绎关于生存、生命、人性的历史“具象”感悟。 儿童在自我认知以及社会习得方面存在的欠缺，恰好使得他们在看待事物时保存了原始的情愫与感受，注重感性与直觉，少有理性与思考，直觉引导，率性而为，使得他们所见的世界是被呈现的，而不是被阐释与评价的。因此，在儿童视角下展开的叙述，没有历史的切近目标、利益取舍，更难有所谓的影响意义。在孩子们的眼中，最先关注到的自然是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本能和景象。 历史就是人的生存图景。《红高粱》在“我”的视角下展开，在“我爷爷”、“我奶奶”的回忆中回溯，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并非是人物命运、故事情节进展的鹄的，祖辈们快意恩仇、敢爱敢恨的率性人生如同甘醇的高粱酒般使“我”迷醉。在土匪、官逼、日本侵略者的多重倾轧和掠夺下，余占鳌成为了土匪和抗日英雄的双料选手，在意识形态下看似矛盾与悖反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却和谐地融合在余占鳌的精神血液之中。可见，余占鳌并非是在民族大义、爱国精神的引领下从“草莽”成长为了“革命英雄”，一切皆来源于侠肝义胆、霸道专横、敢爱敢恨的生命内驱力。在莫言看来，对个人生命力的崇尚与弘扬，才是通往民族复兴与繁盛的文化之根。小说中革命阶级、革命立场和历史理性都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欲望和暴力推动历史的走向，私欲化的历史、荒诞不稽的历史的呈现和书写。 《丰乳肥臀》以“永远长不大”的上官金童的视角展开叙述。这部透示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文学巨献，在动荡纷乱的历史中交织着芸芸众生悲苦、凝重的命运。作品在开篇就大开大合，仅用九章共三十四页的篇幅，将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人的命运，用紧张的气氛、急促的叙述、跌宕的情节席卷而来。小说虽然在宏大、尖锐的时代历史背景下铺开，但却并未沿着历史的轨迹发展，而是更多戏剧化地呈现出个人生命在历史浩劫、民族灾难中的生存状态和承受。日本人扫荡村子是小说的序曲，然而传统叙事题材中群众的奋起抗击与侵略者的野蛮残忍的主题构架却不在莫言的构思范围内。相反，纷飞的战火、荒诞的政权更迭并不能动摇上官鲁氏这个伟大面平凡的女人的强大的生命繁衍力和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正是这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养育了九个儿女，历经命运捉弄、战争侵害、政权更迭，她用坚韧正直的人性承载着苦难，用弱小卑微的生命书写着生命的尊严，她不但是这个家族的灵魂，更是屹立于历史、时代之上的精神丰碑。 莫言通过儿童视角重新建构了“另一个”时代和历史，不同于“官方舆论”的历史，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对于历史的描述与评判总是一种“后知后觉”，不过是在事件、教训、经验之后的理性规约，也只有在时间和距离的疏远中才能够显现出它的面目，而这面目，带着时间的痕迹，带着民族、阶级、利益以及个人好恶的情感色彩，已经不再有真实和原初的样子。 莫言总是用追溯往事的方式回到儿童生存的年代，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那是一种感性的印象呈现，是历史的“当下”呈现。回到儿童的“当下”时代和历史中，我们在《透明的红萝卜》中看到这样的“七十年代”图景：没有政治激情高涨、人民生产干劲十足的“合作化”图景，而是乡村的秩序无常与混乱荒芜，人民的懈怠、松散与无奈。“公社社员”“悠悠逛逛地走到滞洪闸上”，“刘副主任”的英明指导与集体意志不过是“胳膊忽而扬起来，忽而垂下去”。这是黑孩眼中的无意识混乱，是黑孩眼中的迷惑无知，但也是作家莫言眼中的“20世纪70年代”图景，是成人以后的莫言的永久记忆，也是莫言的深思熟虑和历史判断。《飞艇》描写的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吃忆苦饭仪式。“忆苦思甜”本是在对过去艰辛生活的回忆中反衬现在生活的幸福美好，然而这场主题鲜明的教育大会却在七老妈的滑稽叙述中显现出历史的真相：“前些年去南山要饭，一上午就能要一篓子瓜干，这些年，一上午连半篓子也要不到了……要饭的太多了……”[3](P47)在七老妈的叙述中，究竟是这两年更幸福呢？还是前些年更幸福呢？在中篇小说《牛》中，老中农杜大爷因为想吃牛蛋未遂，所以对已经偷吃了牛蛋的少年罗汉回忆起了过去“吃肥牛肉喝热烧酒”的时代，由此引发了心存向往的小罗汉的质问：是不是旧社会更好？儿童所具有的祛魅性、原初性、直觉性都使得他的叙述构成了对“宏大”、“主流”历史的颠覆性叙述。当孩子用自己的未受世事浸染的眼睛看待“当下”时，杂乱、纷繁在所难免，但也同时开始企及历史的真实。 莫言借助儿童视角的游戏精神有效地传达出历史的荒诞与无序。叙述者不再满足于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隐藏在历史幕后，而是以儿童的身份和口吻直接讲述祖辈们的生活、介入祖辈们曾经经历的历史事件，叙述者在文本中不仅是文本的讲述者，更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对话者，他自如地穿梭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中，驰骋在想象与现实的经纬中，叙述者毫不避讳作为儿童叙述者的幼稚与轻率，也并不有意遮掩“我”的存在和主观见解的渗入，甚至在文本中直接以“我想”、“我猜想”、“我以为”等主观性极强的轻佻口吻来叙述历史，这正是历史的断裂点，也是历史的悬疑处。这是对传统叙事话语的革新与颠覆，也是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超越。 《丰乳肥臀》这部史诗浩荡的小说是在上官金童这个孩子的视角下展开的，在孩子不谙世事的眼光下，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土匪还是游击队，爱国者还是侵略者这些被意识形态严格划分的阶层并没有绝对的区分，他们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甚至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戏剧性地倒戈逆转也是自然而然的。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以抗日英雄形象登场，最后成为日本的走狗；无恶不作、杀人放火的日本侵略者杀光了上官家的所有男人，却救了难产的上官鲁氏和一对新生儿……个体戏剧性的人生闪现着历史的无常与非理性。上官金童这个有着强烈恋母情结、恋乳癖的白痴、废人，却有着非凡的直觉领悟力，正是因为他的“无知”才使得他获得了传统历史定义范围以外的细节和理解，他的幻想与胡言乱语让他直接切入历史的本真状态。在作家看来，所谓的正义、真理与崇高等价值追求，不过是意识形态强加在生命个体身上的政治标签，有的人在它的奴役束缚中终结一生，而有的人则用自己的莽撞率性书写自己的历史和人生。莫言属于后一种，他由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来讲述战乱年代中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以“后退”的姿态和视角完成进攻式的颠覆与瓦解，这是作者在叙事上的智慧。 在《生死疲劳》中，当西门屯村所有的人都在历史的大潮流中翻涌，脱胎换骨地积极成为“新人类”而加入合作社、集体主义之时，蓝脸却执拗地走在“单干”的独木桥上。而代表着“新思想”、“新意识”的权力阶层的洪泰岳由此开始了与蓝脸长达三十年的对抗与斗争。当蓝脸以他的隐忍和执着默默承受着来自集体主义以及洪泰岳施加的巨大压力，盼来了三十年“大包干责任制”之时，一向顺应时代潮流、拼命追杀蓝脸的洪泰岳却濒临崩溃。当“新道德”一旦失效或过时，被控制的集体人就瞬间丧失了身份的认同感和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态度，成为被时代和社会远远抛弃的迷失一代。由此可见，历史不仅对于蓝脸这样的独立个体是残忍的，而且对于洪泰岳这样的集体主义者也是血腥的。历史的选择就是一场无序杂乱的非理性偶然行为。 这样的荒谬同样出现在“我”眼中的姑姑身上(《蛙》)。曾经被誉为送子观音的姑姑，在计划生育的“新意识”指导下亲手扼杀了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在两者的巨大反差中，姑姑没有任何情感和理智上的判断，组织的安排与旨意就是她行动的指南，最终，姑姑在夜晚无数青蛙的追赶与攻击的臆想、恐慌与内疚中几近疯狂。 因为儿童视角的使用，莫言摆脱了历史的理性成规粘着，也回避了历史的正义所在的形而上纠缠，他总是在历史的沉浮中打捞人性的碎片，并用文学的手段打磨和撞击这些碎片，他的作品有沉重的历史现实感，但又避免重塑历史的冲动与野心，保持着“去历史化”的游戏精神。儿童视角叙事的“游戏精神”、似真似幻强化了小说叙事中的虚构性，读者越来越意识到任何一种表达都是叙述者随心所欲的偶然性和从自己立场、情感出发的局限性表达。正是基于这种文学写作观以及对叙述语言的体认，莫言在儿童视角的建构中，找到了对现实判断和历史把握的安全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以“个人化”甚至“儿童低智化”的体验方式来书写历史，但历史的现实与残酷却并不会因此而显现出温情的一面，“偶然性”的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让生命支离破碎、无力回转，这也是莫言直面现实的清醒与勇气。 与传统历史主义观念注重线性历史、理性先决、意识指导意义作用不同的是，莫言的小说中更多地强调的是历史的偶然性。个人总是在无意识中参与到历史的书写与建构之中，被推上了历史的“主体”地位，从而建构了历史的本质，而这一历程却是在无意识与偶然中环环相生的。《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施刑对他而言只是一种出于强烈的职业意识和个人自我价值的体现方式，甚至更为直接地说只是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而已，然而历史却赋予他的刑具以发展的意义空间，虽然他无法也无意决定历史的走向，他只是一介草民，但是历史的走向却通过他的手得以实施。每个人都既是当下的人，也是历史的人，每一次历史的重大选择都是当下人的不知所措和心血来潮，而每一次历史的定格和影响都在后知后觉、时过境迁的必然性逻辑中将无数的凡夫俗子推向“主体”的自觉选择道路。 《丰乳肥臀》以民族危亡、家庭灾难和新生儿的诞生拉开历史的序幕，在历史的跌宕起伏、戏剧变化中，个人总是那难以逃脱的承担者。母亲上官鲁氏，用她的丰乳肥臀养育了九个儿女，也承载了与之相关的各个政治、阶级、势力的倾轧与迫害。上官金童，终其一生恋乳，心无他念，与世无争，本是一个极度软弱的个体，但历史和现实并不会因为他的放弃与逃避就赦免他，他的无能只会让他在历史的残酷中更加万劫不复。《生死疲劳》用六道轮回转世书写历史之记忆和生命之疲劳。西门闹每一次戏剧化的动物转世都带着深刻的原初为人的记忆以及强烈的复仇情绪，但是经历了多次转世之后，种种往事却日渐淡薄。西门闹转世为猪时，复仇与愤怒的情绪已经开始在猪随遇而安的性情中淡漠，而到了转世为猴子和大头儿蓝千岁时，已经只剩下生命的疲劳与叹息。“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把个体生命置入惨痛的历史之中，这样的历史并无正义可言，也不再是具有神授本质的某些正义事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体生命被历史的大小事件所瓦解。”[4] 莫言在《拇指铐》这篇小说中集中传达了他的“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无辜者’”的历史感悟。小说讲述急于为母亲抓药治病的阿义，在奔跑的路上毫无缘由地被铐在树上不能脱身的故事。故事更多的是在讲“无辜者”在社会、历史中行进的茫然无措、不得要领。所有的灾难、打击、误解、残害和漠视无因无果、纷沓而至，来不及躲闪也不从回避。这让我们想到了鲁迅的寓言与讽刺——生活就是随时毫无缘由地被“吃”。革命者夏瑜的慷慨就义并不是为着被当作“人血馒头”来“救命”；魏连殳，因为个性独特所以走在孤独之路上难以存活，而为着“活下去”走上作杜太师顾问的辉煌大道的他，却最终在灵魂的分裂中走向死亡。如果说，鲁迅也对那“漆黑的夜”深怀绝望，但他还有为国民开出“警示”药方的勇气和希望，莫言则没有承载那么抽象的命题与意义，他只是从个体遭遇的角度发出对于生命、人性的困惑、愤怒和无奈。童话般的梦境和幻想是他得以舒缓和慰藉的唯一出口，小说结尾处，阿义看到一个小小的赭红色的孩子从自己的身体里钻出去了，“他呼唤着母亲，歌唱着麦子，在瑰丽皎洁的路上飞跑。”“他扑进母亲的怀抱，感觉到从未体验过的温暖与安全。”[5] 历史暴力如此强大，改变着弱小者的生命轨迹。但是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历史又在人性面前走向了消解和虚无，人性的谬误与命运的悲剧来源于历史，但最终强大的历史也化为子虚乌有，正如《生死疲劳》中所说：“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6](P382) 正是因为暴力的无处不在，罪恶对人性的践踏和摧残无时不有，生命的存在越发显现出脆弱与绝望。如果，命运终归是不可抗拒的宿命，历史终究是一场闹剧，那么将叙述的视点回归到为人初的儿童时期，甚至进一步退化至如《生死疲劳》中的动物视角，是莫言对于生命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存在意识的微妙处理，他用儿童的眼光来重新发现和解释，也用儿童的思维来批判和解构历史的本质主义，这是莫言对人性的洞悟，也是对历史的还原。当莫言穿透了命运的玄机、历史的真相时，他的叙述才开始变得肆无忌惮、胆大妄为、轻松诙谐，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策略，也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 那么，人就只能困在历史的牢笼中了吗？莫言关于个人对于历史的感悟和承载有两个维度的表达：一方面是用生命力的高扬来抑制来自历史的打击，这在早期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在《红高粱》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下，作家认为旺盛的生命力、“酒神”精神具有势不可挡、坚不可摧的战斗力，这样的内在生命力的弘扬是抗击外在环境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也用她单薄的身躯承载了百年中国的苦难历史。但是用个体生命的激昂抑或坚韧来超越历史又因浪漫精神有余但现实力度不足而略显单薄、片面，莫言对历史的思索似乎更为深远。莫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对人性摧残和变异的残酷性。于是莫言以第二个维度来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即在困顿的苦难、荒诞的历史存在中仍旧有着对生命的坚守与崇尚。但这已经不再是初期创作中盲目的浪漫主义情怀，是在沉重沉郁、悲悯苍凉的历史中的升华，是在现实打磨、精神历练后的凤凰涅槃。莫言将历史的书写还原为人的历史，甚至是弱者的儿童的历史，用生命的本真体验、日常的生活经历去触摸历史的脉搏、历史的无常与残酷，更加显现出了弱势群体的卑微与渺小。如果就连历史都是荒诞无理的，人之生存的意志和信念又何所畏惧呢？因此，理性的光辉、救赎的方法再次回到对生命力的张扬，对顽强生命的赞美！无论是承载的人生，还是戏谑的人生，都是人物对历史的超越。 《生死疲劳》中西门闹从阎罗殿投胎转世不能自主，西门金龙以满腔热血迎合历史曲意逢迎不能自已，执着的“革命派”洪泰岳在历史的无常更迭中醉问世间人道、郁郁寡欢，在无常的人生、无序的历史中，人是那样渺小无助，我们都是一些“小人物”，历史鬼魅地一笑，人世险象丛生。而小说的灵魂人物蓝脸，正是以他的死理、他的“一根筋”捍卫着自己在历史中“小人物”的角色定位和生存真理。这是作品深层传达的意蕴所在，一轮皎洁明月，半边冥界蓝脸，一世单枪独马，深深扎根土地的坚定执着，让历史风雨飘摇，无奈兴叹。人，僭越了历史，嘲弄了历史。人，在历史的环境中，自有其自足自在的生存空间。 尽管，莫言总是以儿童这种戏谑的语言、游戏的态度、玩闹的形式来处理历史，但是他的历史观却并不因此而流于混沌和无序状态，在对传统历史正义的质疑与颠覆中，他始终不放弃的乃是人间的正义和人性的正义。他深知历史正义性的权威地位有多么强大，因此在写作之初，他的历史观就已经站在了对传统历史观挑战的位置上。这一立场让他无所顾忌地用夸张、反讽、戏谑、感性的叙述形式包裹主题意义上的强大批判性，用语言的洪流来冲击强大的历史成规。“他既抓住历史中的痛楚，又以他独有的话语形式加以表现，甚至不惜把自己变得怪模怪样。而历史只是在话语中闪现它的身影，那个身影是被话语的风格重新刻画过的幽灵般的存在。”[7](P267) 选择儿童视角，这样一个贴着大地行走的“仰视”视角，将当下的“我”与现实对话，将回忆中的“我”与反思沟通，稚嫩单纯的眼光正是力图消解全知全能叙述的权威性，借此逃避强大的历史既定逻辑。莫言总是在低处如同蛤蟆般运气，这是对唠叨的语言、纷繁的叙述的自信和胆略。他从容而自由，机智而幽默。以“儿童”的方式讲述历史，使得莫言的历史小说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观和思想内蕴。将沉重的历史与戏谑的艺术表达融合在一起，将历史的正义性与进步性消解于生命力的张扬与宇宙的浩瀚无穷中，将现实的残酷与真实放置于经验的荒诞与虚无中。“儿童”讲述的历史，是一曲古朴真诚的童谣往事，也是一段扑朔迷离的荒诞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