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波斯论文,银器论文,铭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金银器的研究历来受到海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①]，我们今天能对中国古代金银器有如此丰富的知识首先应感谢他们的研究。
古代中国本不以金银为容器，王公贵族后来用金银制器明显受北方游牧民族或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器有些原本就是外来之物，因而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标本。中亚、西亚诸国和欧亚草原游牧人很早就开始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进行技术交流。单凭器物类型或纹饰，有时难以确定其文化属性。所以那些带有铭文，尤其是带有胡语铭文的金银器标本显得弥足珍贵。本文将讨论中国境内出土的5件带有粟特、中古波斯或大夏铭文的银器，希望这项研究能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金银器研究的深入。
标本一：长安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
这件带粟特铭文的银碗是1963年春在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的，同出的还有14件唐代银器。据调查，这批银器的发现地点在唐长安城范围内，位于唐兴庆宫遗址正南1.5公里左右。在唐长安城春明门与延兴门之间[②]。现在这批唐代银器分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8件），故宫博物院（3件）和西安市文管会（4件），我们讨论的这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号Y1930。
据发掘简报介绍，这件银碗为“圈足，圆口，腹部十二曲，高4、口径14.7、底径4.8厘米。碗底正中有阴雕长角鹿的图案，鹿高6.7厘米”，但原报告未提到其上有铭文。韩伟最先注意到这件银器口沿下有一行铭文，他在讨论唐代金银器的一本书中在这件银器的线图旁做了摹文（图一：上）[③]。这个银碗，特别是碗心的鹿纹图案，和马尔沙克刊布的OS136号粟特银碗基本相同，后者打制一粟特王族族徽符号，类似的符号亦见粟特王发行的钱币，马尔沙克将这种银盘的流行年代定在公元7～8世纪[④]。
1991年8月间，我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再次核对了铭文，重新做了摹文并拍摄了铭文照片（图一：下）[⑤]。从文字体系看，这件银器上的铭文属于阿拉美文字母体系，波斯、粟特和花拉子模等民族都使用这个体系的文字。由于我国没有学者能释读这类文字，所以我把这个铭文的摹文和照片寄给了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博士，请他帮助释读。他很快回信告诉我，这行铭文是粟特文，读作ZrwmBntk（祖尔万神之奴仆）。但他怀疑这行铭文的第一个字母或许读δ或n，即采用古粟特语或Z的交替读法[⑥]。
图一 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鹿纹十二瓣银碗
祖尔万神，波斯语作Zuavān[⑦]。这位神灵本是古代波斯万神庙中崇祀的主神之一，后来成为琐罗亚斯德教崇祀的重要神祇。因为琐罗亚斯特教崇拜火神，中国史籍称其为火祆教。萨珊波斯时期，特别是波斯王沙普尔一世在位时（242～272年），祖尔万神受到一批西亚火祆教徒的特别推崇，形成所谓Zurvanism（祖尔万教派），以至被视为琐罗亚斯德教正统教派的异端[⑧]。英国语言学家亨宁研究粟特宗教文献时发现祖尔万教曾在中亚粟特传播[⑨]。海德堡大学教授耶特马尔（K.Jettmar）领导的德国考察队近年所做考古调查证实了这一点。该考察队在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旁的摩崖上发现粟特商人刻写的粟特文祖尔万神的名字Zrwm[⑩]。既然我们讨论的这件银器上的粟特铭文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作器者一定是位火祆教祖尔万教派的粟特教徒，那么这件银器的发现地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据唐宋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内有祆祠四所。宋敏求《长安志》卷九提到唐长安城“靖恭坊街南之西”有祆祠一所。这个记载为80年代初的考古发现证实。1980年西安东郊西北发现了一座在长安为质的波斯王孙墓葬。墓中所出《大唐故陇西郡李公墓志》记墓主人曰：“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公本国王之甥也……天宝中衔自君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拜银清光禄大夫……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元和十二年（817年）岁次十二月十日终于静恭里也。”(11)波斯王以火祆教为国教，李素既然为波斯王甥，当是火祆教徒。隋唐所谓“里”或称“坊”(12)。因此李素卒地“静恭里”显然就是唐长安城内设有祆祠的“靖恭坊”。由此可证，唐长安城靖恭坊确有火祆祠堂。据考古调查，靖恭坊即兴庆宫正南第三坊，位于春明门与延兴门之间(13)。因此我们讨论的这件火祆教徒所用银器或许出自唐长安城靖恭坊那座祆祠遗址。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为我们寻找唐长安城内祆祠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标本二：焉耆出土粟特银碗
这件粟特银碗是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的。当地村民在这里烧砖取土时无意中挖出6件银器，两件带有铭文。其中一件带铭文的银器即本文标本三（详下）。1991年我到新疆进行考古调查时，巴州文管所何德修所长向我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来该文管所副所长覃大海作了铭文的摹文寄到北京，委托我解读这些铭文。铭文刻写在银碗的口沿下（图二）。
图二 焉耆出土粟特银碗口沿下铭文摹本
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根据我转给他的这个银碗的摹文，鉴定这行铭文是粟特文，读作ZNHZY y'mk Zkwy txs’ycyhγ’δp’nynyh xr’ryh Zkwyhδrsm’tyh xypδ 30 sn’krtk，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斯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staters）”。他解释说，铭文中的txs’ycyh源于粟特神祇txs’yc（得悉神）之名，但采用阴性语尾，他分析这里或用作女性的人名。δrsm’tyh则源于另一位粟特神祇δrsm’t（达尔斯玛特神）之名，也采用阴性语尾。后者还以粟特人名δrsm’tβntk（达尔斯玛特神之奴仆）的形式出现在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摩崖石刻中(14)。只是他一时不能确定γ’δp’nynyh和xr’ryh的确切含义(15)。亨宁《粟特神祇考》提到一位粟特神祇，名曰xārθ nah(16)。其名和这件银碗上的神名xr’ryh相近，不知是否为同一神。这三位神祇的名字都采用阴性词尾，或表明她们是三位女神。如此之多的神灵出现在这行铭文中，使人怀疑这件银碗或为宗教祭器。
需要讨论的还有这件银器采用的度量衡。古希腊标准（Attic standard）度量衡是：1斯塔特＝4德拉克麦（drachma），每德拉克麦重3.411克(17)。古代中亚也采用希腊度量衡体系，但中亚出土文物的实测数据表明，中亚度量衡和希腊略有不同。据美国梵学家邵瑞祺（R.Salomon）近年研究，中亚流行的希腊度量衡是：1斯塔特＝15.08克；1德拉克麦＝3.77克(18)。我曾在巴州文管所见到这件粟特银碗，基本无锈。何德修用天平测得其重量约为534.5克。那么做器者采用的度量衡是：1斯塔特＝17.81克；1德拉克麦＝4.454克（534.5÷30×4）。这个重量既超出了古希腊标准度量衡，也超出了中亚流行的希腊度量衡。不过近年发现粟特人采用的希腊度量衡的比值较高。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达利维尔津·塔佩遗址出土的带佉卢文度量衡单位的金条和银器，表明粟特人采用的度量衡是：1斯塔特＝17.08至17.89克，也即每德拉克麦重4.27至4.47克(19)。那么焉耆出土的这个粟特银碗采用的度量衡仍在粟特流行的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4.27至4.47克的范围之内。
关于银器上提到的粟特神祇，《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东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国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汉时天子所赐。’”亨宁博士曾在《粟特神考》一文中指出，粟特神祇txs’yc（读作tax
ic）就是《新唐书·西域传》所谓“得悉神”(20)。如所周知，粟特人以火祆为国教，得悉神当是粟特火祆教神祇。因此这件提到得悉神的粟特银器可能是粟特火祆教徒的祭器。《北史·西域传》记载，焉耆“俗事天神”(21)。尽管文献一再提到焉耆历史上曾流行火祆教，但这里从未发现过和火祆教有关的遗址或文物。焉耆发现的这件粟特银器首次提供了火祆教流行于焉耆的考古学证据。
火祆教传入焉耆显然与粟特人在西域的活动有关。《旧唐书·突厥传》载：“统叶护可汗（619～630年在位），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突厥派往西域诸国的吐屯大都是粟特人，例如唐初在鄯善建立移民点的康艳典就是西突厥派往西域的一位粟特吐屯(22)。彼得格勒收藏的一件新疆出土粟特残文书还记录了下嫁焉耆王的一位西突厥公主——焉耆可敦（’rkc’nchx’t’wnh）(23)。这个材料披露出粟特人不仅在焉耆替西突厥监督税务，而且对焉耆王室都有影响，并代为书信。既然有这样一个背景，火祆教之所以被粟特人传入焉耆就不难理解了。
标本三：焉耆出土波斯银碗
这件波斯银碗是和标本二同时发现的。巴州文管所工作人员为它清洗除锈时发现碗上有铭文。据巴州文管所副所长覃大海来信介绍，这件银碗口径20.5、通高7.4、圈足高2厘米。除锈后，器重826.4克（另一次测重是830.35克）(24)。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根据我转给他的何德修的拓片和摹文（图三），鉴定这件银器上的铭文为一组中古波斯文数字，但读法不易确定。从银器重量看，他的第一种读法可能是正确的，圈足上的铭文读作d 10020 20 10 2，意为“152德拉克麦”(25)。以此推算，做器者采用的度量衡是每德拉克麦重5.43克（826.4÷152）。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印度和波斯采用的希腊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3.264克(26)。这件银碗的碗底尚有一个中古波斯文数字20。如果这个数字是补充圈足上的数字，这件银器上的铭文意为“器重172德拉克麦”。那么做器者采用的度量衡是每德拉克麦重约4.80克（826.4÷172）。这个重量仍然超出了印度和波斯采用的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3.264克，但和粟特流行的希腊度量衡每德拉克麦重4.27至4.47克相近。另一可能性是，这行铭文是说这件银器价值152或172德拉克麦。我们的后一推测似乎可能性更大。
图三 焉耆出土波斯银碗圈足上的铭文拓片
这件银器曾于1992年送到日本参加楼兰王国文物展，它的一组彩色照片刊于朝日新闻社编写的新疆文物展览目录上。日本朋友在该书介绍说，据林梅村鉴定，这件银器圈足上的文字为粟特文云云(27)。显然他们把这件银器铭文和未参展的标本二的铭文混淆了。事实上，银器铭文的鉴定者为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而碗上文字为中古波斯文。所谓中古波斯文属于中古时期波斯南部方言，西亚和中亚火祆教和摩尼教经典即用这种文字书写(28)。
标本四：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洗
这件大夏八曲银洗是70年代在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平城遗址一个窖藏出土的，“高4.5、口径9.6、足径5.4厘米……洗心在椭圆形环内锤出二海兽”。与其共同出土的还有鎏金高浮雕人物纹高足鎏金铜杯、镶嵌高足鎏金铜杯、线雕人物纹高足银杯（高足佚失）、锤雕缠枝葡萄纹高足鎏金铜杯各1件(29)。据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分析，这批颇县西方艺术特色的银器和鎏金铜器当来自西亚、中亚，埋葬时间约在5世纪末6世纪初(30)。这件银洗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八曲造型，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萨珊波斯的八曲银盘的造型和它很相似，但两者圈足、口沿和壁面纹饰均不同。所以夏鼐认为这个窖藏中的“三件鎏金高足铜杯和一件部分鎏金银碗，也是输入的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的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31)80年代末大同出土文物送到日本参加丝绸之路文物展，日本学者对这批文物的产地执不同意见，并在展览说明中提出它们是公元386～500年间东罗马艺术品(32)。
由于没有除锈，大家起初不知道这件银洗上有文字。1993年我在美国访问时承蒙北大同学熊存瑞邀请，到他任教的西密西根大学访问。他找出当年在大同实习时从一个北魏银盘上摹写的胡书文字请我帮助释读。这件银盘用锤揲技法在盘心打制出海兽纹，盘形呈八曲状，文字写在银盘口沿下，这正是70年代初在大同出土的那件八曲银洗(33)。
银洗上所书文字并非我所通晓的印度雅利安语系统的文字。我起初怀疑是粟特或婆罗钵文，故写信向德国伊朗学家松德曼（W.Sundermann）博士请教。他很快回信告诉我这行铭文是大夏文（图四）。他读出这行铭文最后四个字母是xobo（拥有），其前铭文读作xoo或xao。所以他怀疑该词可能是这件银器所有者的名字。大概由于铭文开头部分摹写得不够规范，他不能释读这部分铭文(34)。关于这个铭文目前只能提供上述情况。
图四 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洗铭文摹文
这件文物的重要价值在于首次向我们披露了公元5～6世纪大夏银器的形制。如所周知，公元前4世纪中希腊雄主亚力山大远征中亚和北印度，将希腊文化带入大夏，此后希腊移民成为大夏的统治者。据苏联、法国和美国考古团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发掘，大夏的城市、建筑和文物都带有浓郁的希腊文化色彩。大夏遗址不仅有希腊神庙，还出土了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35)。公元5世纪30年代
哒击败贵霜残部，入主大夏(36)。然而，哒人很快被大夏当地的先进文化所同化。他们放弃游牧生活，走向定居，放弃传统萨满教改奉大夏流行的火祆教即突出的两例。我们注意到，和这件大夏银洗同出的缠枝葡萄纹高足鎏金铜杯，“外壁饰浮雕缠枝葡萄和裸体儿童形象”(37)。所谓“裸体儿童”应是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也即罗马爱神丘比特的艺术形像。1979年阿富汗西北发现的大月氏王陵中的黄金艺术品中罗马爱神丘比特的形像就是一个裸体小男孩(38)。类似的丘比特像还见于大夏出土的一个用锤鍱技法制作的银碗残片(39)。公元517～552年间，北魏僧人宋云和惠生曾访问哒，据他们介绍，“十月之初，至哒国……四夷之中，最为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道，煞生血食，器用七宝。”(40)七宝系佛教名词，《法华经》以金、银、琉璃、砗磲、码瑙（玛瑙）、真珠和玫瑰为七宝。其他佛经有不同说法，但都以金银为七宝之首(41)。由此可知入主中亚的哒人使用金银器。目前所知哒统治时期的大夏金银器甚少，或许混同于波斯或粟特银器，而山西大同发现的这件银器以及出于同一窖藏的其他几件明显带有希腊艺术风格的银器和鎏金铜器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大夏金银器的形制提供了重要标本。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奈良正仓院南仓收藏的一件鎏金八曲铜盘和大同所出八曲银洗的形制非常接近，只是没有盘心的图案(42)，估计是这类银盘的仿制品。倭国与北魏的交往文献失载，但是考古资料有所反映。据苏哲考证，日本奈良县藤之木古坟1985年出土的鎏金马具即肇源于北魏工艺技术(43)。正仓院珍藏的八曲鎏金铜盘则为我们研究北魏艺术之东渐提供了新的例证。
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哒鼎盛时期“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自太安（455～459年）以后，每遣使贡献……永熙（532～533年）以后，朝献遂绝”(44)。1964年河北定县塔基所出北魏舍利石函中曾发现过一枚刻有大夏文的哒钱币(45)。这枚哒钱币和大同出土这批大夏文物当与公元459～533年间哒和北魏频繁交往有关。
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已经注意到内蒙古呼和浩特西郊一座北魏墓出土的高足银杯和大同出土的高雕人物纹高足银杯类似(46)。这两件高足银器可能都属于哒统治时期大夏艺术品。它们有一共同特点，即普遍采用高足。这个风格似乎受到哒艺术影响。哒本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或以为系匈奴人的一支，西方史料称其为“白匈奴”。哒人原来使用的金属容器大概是匈奴流行的那种高足的铜鍑(47)。大同和呼和浩特出土的这些高足银器和高足鎏金铜器的制作似乎都受这种高足铜鍑器型的影响。如果这个推测不误，哒统治大夏后不仅入乡随俗，接受了当地文化，而且对当地希腊化大夏文化也产生了影响。法国学者格鲁赛早年推测大夏希腊化艺术毁于哒人之手(48)。大同出土的这批哒统治时期的大夏艺术品证明这个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标本五：甘肃靖远出土大夏鎏金银盘
这件鎏金银盘是1988年秋在甘肃兰州东北靖远县北滩乡一所农舍房基下出土的。甘肃省博物馆初仕宾曾撰文讨论。银盘呈圆形，鎏金，直径31、高4.4厘米，重3180克；有一矮圈足焊接于盘底，并在圈足上用虚点鎏金写出一行文字。他绘制了此银盘线图，做了铭文摹文（图五），并推测此盘为东罗马艺术品。
图五 甘肃靖远出土大夏银盘及其摹文
这件银盘的鎏金技法以及银盘内壁主体花纹缠枝葡萄纹和大同出土北魏葡萄纹鎏金铜器相似，故两者当属同一时代。初文还正确考证出盘心周围的十二个人物当即希腊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即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凡六男六女，或称“宙斯十二神”。但他不能解释盘心神像究竟是谁，并推测说，“盘心神像，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
据介绍，银盘“内层直径9.5厘米，为一凸起的圆形银片……薄片经模压（或从反面锤打）呈高浮雕纹样。主体是一青年男神，面部漫漶，卷发，下颏无须，上身全裸，小腹及脐部以下掩裹大巾，巾角反绕双肘，飘拂体侧，肩扛两端装饰花蕾的‘权杖’，倚坐一雄狮之背，神态优雅。狮颈部鬣毛丛生，肢体饰圆斑纹”(49)。正如石渡美江和史蒂文森指出的，银盘上的这位“青年男神”无疑即罗马神祇巴卡斯（Bacchus）(50)，相当于希腊神话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在古希腊宗教中，他是丰收与植物的自然神，特别以酒和狂欢之神著称。相传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把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播各地。甘肃靖远出土的鎏金银盘内壁主体图案正是表现狄俄尼索斯的缠枝葡萄纹。《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狄俄尼索斯神像特征时说，“他的个人表征是一个常春藤的花环，图尔索斯杖（杖端有松果形物）和一种叫坎撒洛斯的双柄大酒杯。在早期艺术中，他被描绘成一个蓄须男子，但后来他变成一个有女性味道的青年男子。”(51)古希腊建有许多狄俄尼索斯神庙。希腊早期戏剧源出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仪式，仪式为野蛮狂热的纵欲，以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目标，参加者多为女子(52)。当今欧美流行的所谓“狂欢节”盖源于此。在公元前310年希腊的佩拉遗址发现过一个用马赛克（Mosaic）拼成的狄俄尼索斯神像，图案是一橏全裸的青年，手持杖端有松果形物的手杖，倚坐在一头花豹上(53)。其形像和甘肃靖远出土的银盘上的狄俄尼索斯神像基本相同。据实物照片，初文所说“肢体饰圆斑纹”的狮子，很可能是一头颈佩花环的花豹。
据《魏书·本纪》记载，“普岚”（即东罗马）曾三次派使团访问北魏，可知北魏和东罗马确实有过交往。但据摹文，这件鎏金银盘口沿下所书文字和大同出土大夏八曲银洗上的文字完全一样，实系大夏文。石渡美江已经注意到这件银盘的铭文是大夏文，但是他把这行铭文倒过来读，以为是个人名，并推测说：这件银盘年代在公元2～3世纪，原产地在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然后出口到大夏；公元3～4世纪被刻上大夏文，最后在公元4～5世纪传入中国甘肃(54)。石渡美江对这行大夏铭文的解读似有误。如果我们按照原报告的摹文正读，问题就不会有那么复杂。据我们研究，这行铭文应读作stadēr 400 90，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55)。
大夏语属于东伊朗方言，采用草体希腊文作为书面语言。“斯塔特”是大夏语中希腊语借词，本义为“金币”，或用来表示度量衡单位(56)。据阿富汗西北席巴尔甘发现的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王墓所出大夏金银器铭文，大夏人采用的希腊度量衡是1斯塔特＝15.56～15.64克(57)。如果这行铭文说的是器物重量，那么大夏文斯塔特后面的数字应是203（3180÷15.64）。据摹文，这段铭文中“斯塔特”后面的两个数字很清楚，应是表示数目字400的大夏字母u和表示数目字90的大夏字母q，也即490。那么这段铭文只能解释成这件鎏金银盘的价格。以此推算，这件鎏金银盘价格中的203金币当是材料费，余下的287金币大概是加工银盘的手工费。
早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就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立为官方宗教，公元340年阿瑟内希厄斯把隐士的修道生活引进西方，标志着一种以强烈的禁欲主义运动来反对西方腐朽生活的开始(58)。因此放纵无度的狄俄尼索斯崇拜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晚期和东罗马时代受到严令禁止。这个时期罗马人或罗马统治下的北非似乎都不会制作以狄俄尼索斯神为主题的艺术品。更说明问题的是这件鎏金银盘写有大夏文，所以我们相信甘肃靖远出土的这件颇具希腊罗马风格的艺术品当属大夏银器。目前大夏本土发现的金银器有两批重要收集品。
其一，阿姆河宝藏：1877年在阿富汗北境阿姆河南岸昆都士附近发现的，几乎全是金器，只有少数银器、印章以及数以千计的古代钱币。据这批宝藏的整理者英国考古学家道尔顿（O.M.Dalton）统计，共有180件器物和1300枚古代钱币。容器类有金瓶、金盘、金碗等；雕像类有银制的人像、金制的人头、马、鹿、鱼、鹅像和四马齐驱的双人战车模型等；带浮雕的金牌饰和金纽扣种类繁多，其中锤揲打制的武士像和有翼狮子金牌有40多个。此外还有两件精致的手镯，一件两端装饰兽头，另一件两端为羚羊角状装饰有翼狮身鹰首。这些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极其复杂，既反映了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传统，也有后来兴起的大夏希腊化文化因素以及中亚草原斯基泰艺术的特点(59)。
其二，大夏黄金宝藏：1979年由苏联和阿富汗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大夏古都（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70公里处发掘出埋藏数万件黄金制品的大月氏王陵。此地位于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一个名叫“黄金之丘”的地方。古墓建在一个公元前1000年大夏史前神殿遗址之上，共有六座排列有序的墓葬，墓中随葬了成千上万件古代罗马、安息、印度、斯基泰和西汉艺术品。其中黄金制品多达两万件，可谓尽收天下宝物。大夏黄金宝藏中容器不多，计有花边口沿素面银钵、带盖圆形银盒、素面银钵、素面鼓腹大银盆、素面青铜钵、三十二曲金盘、提梁叶纹金桶、素面小金罐、鎏金葡萄纹银桶等(60)。
阿姆河宝藏的年代为公元前5～前2世纪，当时大夏艺术主要受古波斯文化影响；大夏黄金宝藏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公元1世纪，亚力山大带来的希腊文化这时已被大夏人普遍接受，成为大夏的主体文化；而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件大夏银盘和大同出土的大夏银器以及鎏金铜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主体文化，但有些金银器的造型可能受到大夏新一代统治者哒游牧文化的影响。
注释：
① Bo Gyllensvàrd,"T’ang Gold and Silver,"BMFEA,1957;B.I.Marshak,Sogdiiskoe Serebro,gdavnaya redakniya v voctochnoi literature’,Moskva,1971；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以来出土の唐代金银器てその编年》，《史林》1977年第60卷第6号第73～84页；《唐代金银器始源》，《ミエ一シアム》第337号，1979；夏鼐《近年出土的中国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8期；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第6期；J.Rawson,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AD618～906）,British Museum，1982；熊存瑞《唐代金银容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2年；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8期；杨泓《与中外交通有关的遗物的发现和研究》，收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陆九皋、韩伟《唐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26日和5月3日连载（此文日文版收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编《中国の金银かラス展——正仓院の故乡》，日本NHK大阪放送局，1992年）；卢兆荫《试论唐代的金花银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初仕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燧溪考古新发现》，收入《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石渡美江《甘肃省靖远出土鎏金银盘の图像と年代》，《古代东方博物馆》第13卷，1992年；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伊斯兰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史蒂文森（Michele Pirazzoli T’serstevens）《外部世界文化对中国的贡献——交流与融合》，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年；孙机《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文物》1993年第8期；《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赵超《略论唐代金银器研究中的分期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1994年；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② 刘炎、何质夫《西安市东南郊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第6期第30～32页。
③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18页、第41页线图和第30页注⑦⑧。
④ B.I.Marshak,Sogdiiskoe Serebro,gdavnaya redakniya v voctochnoiliterature',Moskva,1971,136.
⑤ 这项调查得到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门的祁玉宽和吕长生先生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⑥ 此据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感谢这位英国语言学家的热情帮助。
⑦ P.Gignoux,Noms Propres Sassanides en Moyen-Perse Epigraphique,Faszikel 2,Wien,1986,nr.1089.
⑧ G.Gnoli,Zoroaster's Time and Homeland,Naples,1980,211,212and214.
⑨ W.B Henning,"A Sogdian God,"BSOAS.XXVIII.2,1965,252～253.
⑩ O.von Hinüber,"Zu einigen iranischen Namen und Titeln aus Brāhmī-Inscriften am oberen Indus,"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Festschrififür Helmut Humbach,Munich,1986,147～162;N.Sims-Williams,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Ⅱ,1992,83.
(11) 陈国英《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第25～31页。
(12) 徐松《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记洛阳里坊曰：“凡坊一百十三，市三。隋曰里一百十三，市三。唐改曰坊。”但碑志和出土文书中唐代的坊有时也称“里”。
(13) 夏鼐等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97页，唐长安城复原图。
(14) N.Sims-Williams,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Upper Indus Ⅱ,1992,50.
(15) 此据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1991年5月24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感谢这位英国语言学家的帮助。
(16) W.B.Henning,"A Sogdian God,"BSOAS.XXVIII.2,1965,252～253.
(17) 谢大任等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9页。
(18) R.Salomon,"A Kharosthī Inscription on a Silver Goblet,"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s.4,1990,152.
(19) G.A.Pugachenkova,"Discovery of Kharosthi Inscription on theGold Objects of the Dalverzin Hoard,"VDI.I,1976,64～71;M.I.Vorob'eyeva Desiatiovskaia,"Kharosthī Inscriptions on Gold Objects from Dalverzin Tepe,"VDI.I,1976,72～79;B.N.Mhukherjee,"A Note on Some KharosthiInscription,"JLAS.23,1981,163～164;R.Salomon,前揭文，第152～153页。本文采用的数据根据R.Salomon的解读。
(20) W.B.Henning,"A Sogdian God,"BSOAS.XXVIII.2,1965,252～253.
(21) 这条记载并见《魏书·西域传》和《周书·异域传》。
(22) 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录文见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东洋史论丛》，东京，1974年，第31～102页。
(23) 松崎光久《隋末唐初焉耆王统考》，《内陆アツア史研究》第5号，1989年，第31～43页。
(24) 此据覃大海给笔者的信。这个银碗已经发表，参见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东京企画第一部编《楼兰王国そ悠久の美女》，东京，朝日新闻社，1988年，第328号。
(25) 此据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1992年1月15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再次感谢这位英国语言学家的帮助。
(26) 印度和波斯人采用的希腊度量衡见夏鼐《“和阗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60～63页。
(27) 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东京企画第一部编《楼兰王国そ悠久の美女》，东京，朝日新闻社，1988年，第328号。这件银器的文字解说见该书第176页。日本朋友使用这个材料没经过我们。如果他们能简单地写信到北京征求一下意见，或找日本伊朗学家伊藤义教授或吉田丰博士问一下，不至出此错误。
(28) 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概述》，《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44～146页；林梅村《固原粟特墓出土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第50～54页。
(29)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0年，152页图版及文字说明第15页。这个发现的最初报道见《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文物》1972年第1期。
(30)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9页。
(31) A.U.Pope,A Survey of Persian Art,VII,London,1938（repr,1967）,pl.221.A-B;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3页。
(32) 日本柰良国立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大文明展·佛教艺术之路》，柰良，1988年，NO.88～91。
(33) 关于这批大夏文物的发现时间报道不一致，一说1971年；另一说1970年，不知孰是。陶正刚、柴泽俊《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62页；中国文物交流服务中心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15文字说明。
(34) 据W.Sundermann博士1994年11月25日给笔者的信。
(35) D.Schlumberger,"La Prospection Archeologique de Bactres（Printemps 1947）Rapprot Sommaire,"Syria.XXVI,Paris,1949,173～190;Rodney S.Young,"The South Wall of Balkh Bactra,"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59—4,1955,267～276;B.J.Staviskij," The Capitals of Ancient Bactiria,"East and West,n.s.23,3～4,1973,265～277.
(36) 哒统治中亚的年代一般认为在5世纪30年代至6世纪70年代，参见余太山《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74页和163页。
(37) 中国文物交流服务中心编《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15号文字说明。
(38) V.Sarianidi,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New York/Leningrad,1985,pl.87.
(39) E.Errington and J.Cribb,The Crossroads of Asia,London:The Ancient Indian and Iran Trust,1992,21,pl.98.
(40)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所引。
(41) 任继愈等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42) 西川杏太郎编《昭和六十三年第十四回正仓院展》，奈良国立博物馆，1988年，第94～95页，图59。
(43) 苏哲《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纹饰初探》，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18～415页。
(44) 北魏与哒交往的详情，参见余太山《哒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2～124页。
(45) 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石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第269～270页；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藏哒钱币考》，《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第3～8页。
(46)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9页。呼和浩特北魏墓共出高足银杯两件，照片见盖山林、陆思贤《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3页图四。
(47) 关于欧亚草原游牧人使用的高足铜复，参见M.Erdy,"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Eurasian Studies Year book,Continuation of/Fortsetzung der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Ural AltaicYearbook 67,Berlin\Bloomington\London\Paris\Toronto,1995,1～94.
(48) R.Grousset著、常任侠译《印度的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9～60页。
(49) 初仕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第1～9页。
(50) 石渡美江《甘肃省靖远出土鎏金银盘の图像そ年代》，《古代东方博物馆》第13卷，1992年；史蒂文森（Michele Pirazzoli T'serstevens）《外部世界文化对中国的贡献——交流与融合》，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年。
(51)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52) 任继愈等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527页。
(53) R.L.Fox,The Search for Alexander,Boston/Toronto:Tittle,Bronwnand Company,1980,plate facing p.60.
(54) 注(50)前一文，第157～158页。
(55) 本文的大夏文及其数目字转写体系采用目前学界通行的转写标准，参见G.Djelani Davary,Baktrisch,Ein Wo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Handschrifiewn,Münzen und 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51～52.
(56) F.W.Thomas,"Drachme and Stater in Khotan,"JRAS,1924,671～672;H.W.Baliey," Indo—Iranica,"BSOS.XII,1949,128～129.
(57) V.Sarianidi,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New York,1985,241,251,nos,3.41and4.31;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67～276页。我写此文时没有注意到这件大夏银盘上有铭文，误以为是粟特银盘，敬请研究者引用时以本文最新研究为准。
(58) 威廉·兰格主编、刘绪贻等译《世界史编年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0～293页。
(59) O.M.Dalton,The Treasure of the Oxus,3rd edition,1963;R.D.Barnett,"The Art of Bactria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Oxus,"Iranica Antiqua,vol.VIII,Leiden:E.J.Brill,1968,34～132.
(60) V.Sarianidi,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New York/Leningrad,1985.
标签：波斯论文; 度量衡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考古论文; 植物标本论文; 文物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粟特论文; 大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