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哈林的合作计划_布哈林论文

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哈林的合作计划_布哈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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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政权在俄国建立起来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俄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新课题,在他们面前,“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预先试用过的东西!”〔1〕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践中,列宁终于发现,合作社是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途径,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新制度的方法。”〔2〕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坚持新经济政策, 把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具体化,形成了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首先强调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3〕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思想,主要地表现在当时推行的共耕制的实践中。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遍相信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生产在理论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经济上是优越的,因此把共耕制作为改造、联合和组织农民集体生产的方式,而把合作社仅仅看作是一个产品分配的机关。实践证明,受传统习惯和心理影响的农民并不愿意接受共耕制。1920年底,列宁不得不承认“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4〕

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合作社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到1921年8月, 苏俄政府把农业合作社单独分离出来,作为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地、逐步引导小农走向集体化和公有化的一种形式。这时期,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意义是“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5〕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推行,使合作社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列宁的合作社思想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把合作社看作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6〕了。在《论合作社》中, 列宁写道:由于合作社“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因此,“合作社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7〕

列宁提出了“合作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但没能来得及详细具体地阐述这一思想。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极不一致。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内最大的理论家、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布哈林,担负起了宣传、解释列宁的合作社思想的重担,在与托洛茨基等人的论争中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1、合作社是工农之间联系的桥梁

十月革命后,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革命期间,由于大的生产剩余产品的庄园和富农农场受到破坏,“所以俄国农业的原始和分散性质更加剧了。”〔8〕国家的经济落后与分散割裂的小私有者的生产方式,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巨大障碍。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是长期而艰苦的。经济落后的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要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布哈林认为,农民对革命的用处不仅“只是在同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斗争中作为炮灰”〔9〕,相反, 无产阶级在整个过渡时期都需要农民的支持:“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势必要带引农民一道前进”〔10〕,因为农民是居民中的大多数,“他们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11〕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纲领对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来说应当是统一的,“这里决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在城市发展的是‘一种’社会主义,而在农村发展的是独立的‘另一种’社会主义。”〔12〕把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使工农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布哈林认为合作社正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佳道路。

布哈林认为,合作社起着“国家工业与农民经济相结合的……有组织的桥梁的作用”〔13〕,合作社有“无数条通向个体农民的线”,可以充当一座“有组织的桥梁……把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联结起来。”换句话说:“合作社是无产阶级城市和劳动农村之间的中间环节,它正好处在城市和农村的交接点上,首先体现着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盟……。”〔14〕依靠它们同国营经济机关的紧密联系,合作社通过市场提供了把集中的国营工业同千百万分散的农民经济联结起来,并使后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他使用另一个比喻解释说:“我们的无产阶级轮船,也就是我们的国营工业,将首先在自己后面拖着合作社;合作社是比这艘轮船更重的驳船,它将用几百万条绳子在后面拖着整个农民这条巨大和沉重的驳船。”〔15〕根据布哈林的计划,合作社的最近任务是加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通过合作组织实现对农民的经济领导,其远景计划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帮助巩固工农业之间和工农之间的联系。

2、合作社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

小农数世纪来经营着个体经济,受传统心理和习惯的影响极深,要他们参加社会主义不能使用暴力,只能通过渐进的方法。布哈林在《经济政策的方针》中说:“小生产者将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来,但不是通过经济以外的强迫手段,而主要是通过拖拉机、电灯、农业机器等等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他们将被电线所征服(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电线送来促进经济繁荣的富有生命力的能。”〔16〕布哈林认为,“抓住小生产者的私人经济利益,就可以通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它走向社会主义,而不需要立即摧毁业已习惯的制度。”〔17〕

布哈林把合作社看作是农民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工具。他在重述恰雅诺夫制定的“合作社集体化”概念的基本原理时写道:“小农经济就是吃了‘小’的亏……它将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所支持的合作社组织弥补这一缺陷,因此,也将取得一切大联合的优越性。”〔18〕如何才能把小农联合起来呢?布哈林认为,合作社把农民当作“小所有者”对待,并给他们以“即时的利益:如果那是一个信贷合作社,农民可以得到低利的贷款;如果那是一个销售合作社,农民可以更有利于出售他的产品,从而感到有利可图;如果他要买东西,他将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农民在追求他的个人利益时,将发现“组织在合作社里比留在合作社外,是更有利的……”〔19〕

合作社经济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吗?布哈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随着合作社的建立,随着无产阶级城市越来越成为农村的经济领导者,城乡经济结合将搞得越来越好,“农民合作社必然将长入无产阶级经济机构的体系中去”;〔20〕无产阶级国家通过发展合作社经济逐步地排挤形形色色的私人企业及其私人经济”〔21〕,“把闹哄哄的无组织的经济置于社会主义影响之下”〔22〕,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被排挤,随着国家的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23〕

3、社会主义将从流通领域开始

根据列宁的思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治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是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而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个政治联盟则要求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布哈林认为,市场、工农业之间的商品流通就是使过渡时期经济一切过程统一起来的无所不包的经济基础。他承认过去关于迅速消灭市场和实行计划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看来,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24〕

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的中心是在流通领域。布哈林在新经济政策前就说过,对农民来说“要使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得通过流通领域来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农民的农业合作社,而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形式的直接生产联系。”〔25〕1925年3月, 布哈林再次重申了他这个论点,强调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从生产的角度开始”〔26〕,而是“从流通(货币、价格、贸易)到生产。”〔27〕马克思主义是重视生产方式对社会关系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所以“这个论断是新鲜事。”〔28〕

在布哈林关于从流通领域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新经济政策下,合作社经过市场把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经济阶层吸引到社会化的体系中来,从而也就保证了它们“长入”社会主义;第二,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将由组织贸易转而组织共同的生产。过渡到集体化的经营形式,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过渡要彻底完成,只能当实行农业的电力化。这样,农民经济合作化就有了有机过程的性质,即不仅仅是自愿的,逐渐的过程,“而是根据农民经济本身的内在要求不断完善的过程。”〔29〕从上述观点看,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与集体农业的思想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他明确地反对把农民经济普遍集体化作为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出发点,认为这是未来的事情。1925年3月, 他在集体农庄会议上专门谈了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不能从大量的集体生产企业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要另想办法。康庄大道将沿着合作化的路线前进……当农民合作化事业获得日益发展的技术、电气化的强有力支持的时候,当我们拥有更多的拖拉机的时候,向集体农业过渡的速度就会空前加快起来。运动的一个方面将充实另一个方面,一条小溪将同另外的小溪汇合成巨流把我们带向社会主义。”〔30〕总之,布哈林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实行土地上的社会主义生产,要采用“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及其机构的合作社;我们是通过流通过程,是通过合作社,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走向社会主义的。”〔31〕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大生产。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列宁的《论合作社》的意义就在于它规定了农民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附合列宁的思想,指出:农民经济将通过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从流通领域开始。总之,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第595页。

〔2〕〔6〕〔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7、367、36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63页。

〔4〕〔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177页,第41卷,214页。

〔8〕〔22〕〔28〕〔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05页人民出版社。

〔9〕〔10〕布哈林《为了列宁主义》第287、351页,俄文版。

〔11〕《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3—4期第17页,俄文版。

〔12〕〔15〕布哈林《三篇讲演》第33页第27页,1925年俄文版。

〔13〕《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布哈林《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第58页,俄文版。

〔16〕〔18〕〔20〕〔21〕〔23〕〔24〕〔31〕《布哈林文选》第30、197、173、191、191、196、94页,1988年俄文版。

〔17〕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第64页,俄文版。

〔19〕《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12页,俄文版。

〔25〕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第47页,1988年中文版。

〔26〕布哈林《马克思主义和农业合作社》第221页,俄文版。

〔27〕布哈林《几个问题》第66页,俄文版。

〔28〕〔苏〕茹拉普列夫主编《布哈林》第66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30〕《真理报》19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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