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
正如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经历过几起几落一样，中国社会学在其百年的历史中也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其中，1952年—1979年社会学作为学科被取消，中断达27年之久，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曲折。关于这一曲折，我在80年代曾经做过一些理论分析：
“现在看来，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旧中国两个对立的社会学传统都面临不同的转型的问题。对受西方影响的学院派社会学，要从维护旧社会转变为维护新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来说，要从主要推翻旧社会转到维护新社会，即从革命批判性形态转到维护建设性形态。如果这两个转型问题解决得好，社会学本来会在新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不同的转型，从结果来看都没有解决好。”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明确提出从革命批判性形态转到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任务，没有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目标。相反，却把社会学跟资产阶级伪科学联系在一起，认为有历史唯物主义就够了。这样就既不明确自己有转型的必要，又否认学院派社会学者有转型的可能。”
“上述两个转型没有解决好，除了历史的原因（两种社会学在旧中国的对立）、认识的原因（有历史唯物主义就够了）、外来的原因（苏联的做法）之外，还有理论上的原因，即不明确社会学是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自己的对象的，因此说不清什么是社会学，说不清它在社会科学之地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在重建社会学中认真吸取。”（注：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210、213页。）
中国社会学迎来重建和前所未有发展的春天，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进行，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或者说，沉寂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是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所给予的重要支持与推动分不开的。
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约见费孝通，谈及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社会学的事宜，并委托他召集在北京的过去从事过社会学的同志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于恢复社会学的意见。经过反复多次座谈，与会学者认为，中共中央拨乱反正，政策措施深得人心，形势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恢复中国社会学事业，是非常必要与及时的，与会学者表示衷心拥护。然而，也应看到，当时“四人帮”虽已粉碎，但有关的政策尚待落实。学术与政治界限不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悸犹存，有些学者对恢复社会学活动尚充满顾虑。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于1979年3月15—18日在北京召开。16 日上午胡乔木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他不仅指出了建国初期取消社会学的错误，而且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为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恢复中国的社会学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中共中央支持与推动恢复社会学事业最强有力的声音，来自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他说：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0页。）
邓小平在这样隆重的场合，用这样郑重而有自我批评的方式，从政治的高度，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问题，对在极“左”思潮肆虐年代备受打击与迫害的社会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过去由于错误地取消了社会学，造成这门科学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对落后的现状，所以应当“赶快补课”，“急起直追”。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消除了当时不少社会学者的心理顾虑，解放了思想，给予筹划中的社会学恢复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邓小平的讲话也使不少在不同学科从事教学研究的党和非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学者转向社会学，为社会学增加了生力军，增加了多学科的视野。这对社会学这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问题本身就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变了过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延续了近30年，要真正改变对社会学的看法，特别是真正认识社会学的作用，不是某个领导人一说就能做到的。
就社会学界来说，无论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起了特殊重要的、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在邓小平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讲话以后，我国新老两代社会学人，在费老、雷老的带领下，致力于建立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费孝通当时所作的关于社会学着重通过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防止非社会主义因素滋生等论述，实际上就是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他指出：
“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提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时的。”（注：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社会科学战线》， 1980年第1期。）“现在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社会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以当前中国来说，其中大量的是属于社会前进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巨变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适应，也就是要在各方面相应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并不奇怪，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之所以成为坏事，恰恰在于有了问题不去正确处理，而让它放任自流。社会主义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使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得到滋生”（注：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由于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被推迟了近30年，整个社会学界充满着一种在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后才有的紧迫感，并把这种紧迫感化为“急起直追”的行动。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除了其他原因，也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最初与最直接的动因是他提出的拨乱反正的需要，是解决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这从上述费孝通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然还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涉及到社会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国家自邓小平主导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的社会将由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型社会加速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城乡结合的、现代型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的，为什么这样变，没有现成的解释和认识，这些都需要探索，都需要给出社会学的回答。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问题、改革的问题、稳定的问题，以及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都会突出出来，这些也都需要探索，也都需要社会学从自己特有的视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以回答。
从社会发展本身看，发展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全面发展，把经济搞上去是首要的，但把发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是片面的，忽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促进或制约是有害的。社会学主要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研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把不协调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的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社会进步的社会科学，它在推进社会全面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稳定看，社会学既正面研究社会保持稳定、有序运行的机制和条件，又研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动乱、造成社会问题的种种障碍因素，其中非经济的障碍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在保持社会良性稳定中，社会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改革看，改革越深入，非经济因素越重要、越突出，往往成为改革深入的瓶颈，研究如何减少改革的社会代价，增加改革的社会效益，是社会学必须作出的回答。对于社会改革来说，社会学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社会学本来就是一门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它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这样作用的社会学，在中国是必然要恢复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邓小平的功绩和高瞻远瞩在于他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将会拖现代化事业的后腿，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及时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得以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几乎同步开始。
总之，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首先表现于他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上，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学科建设的较为顺利进行，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交汇点：贯串其中的治乱兴衰思想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外在的、明显的方面，还有其内在的、不甚明显的方面，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中包含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思想，它关系到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实质内容，正是这一方面需要深入加以发掘、研究和说明。
读邓小平的著作，总是一方面强烈感觉到，他的思想确实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提出新的问题、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不断地对现实的中国作出新的概括，另一方面同样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思想与历史的中国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社会学视角看，如果我们抓住治乱兴衰这一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的主导线索，我们就能更深入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同时也能看到，邓小平理论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从而发现两者的交汇点。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仅把1975—1982年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作为典型和个案，进行一些分析。
“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实践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拨乱反正中实现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在乱拨反正中开创的。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7年，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注：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不仅是对这7年的概括，同时也是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概括。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概括，党史界把1978—1992这一段历史，再分为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和以全面改革为主要内容两个阶段。因此，以拨乱反正作为切入点，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也是在内容上适当的。
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第一个定义，是被毛泽东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页。）的严复给出的。对中学西学都有深厚功底的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建国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笔者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想法，提出了我的社会学定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注：参见拙著及我主编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概论新修》和《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等著作。）。在我看来，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视角，首先就是社会运行的视角。
用“治乱兴衰”或“治乱盛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当今。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治世”和“乱世”，治世如西周的“文武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等。作为现实的反映，在中国从古到今的思想家那里，不论是先秦诸子百家还是此后的学者，都有众多的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论述。我们还注意到，生在乱世的思想家往往站在乱世盼治世，虽然他们对各自盼望的“治世”的理解不同；而生在治世的思想家则往往总结过去乱世的经验教训，避免治世再次陷入乱世。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注：我最初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表达的这一看法，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张德胜教授《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1989年9月第1版）和金耀基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表达的看法，不谋而合。金序写道：“德胜所讲的‘秩序情结’也即是‘动乱情结’，秩序与动乱是一物之二面。诚然，追求秩序与趋避动乱是中国一个突出的文化趋向。”（该书第2页）。）。所以程颐曾总结性地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 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注：《二程集》，《遗书》卷二十四。）。后面即将看到，上述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也影响到当代社会思想和当代的伟大人物，如毛泽东和邓小平。
笔者曾把“治世”和“乱世”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稍作改动，变为良性、中性、恶性运行这样既包括非此即彼、又包括亦此亦彼的三分法，并用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1978年的社会运行状况作过分析。为叙述简明特列表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
时期
1949-1956
1956-1959
1959-19621962-1966
良性初步良性
中性 中性运行 中性运行
恶性 局部恶性
时期
1966-1976
1976-1978
1978-至今
良性 良性增加
中性 转向中性
恶性 全面恶性 摆脱恶性
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状况纠正了过去一个非常幼稚的观念，即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会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现在，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常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之中；如果再不注意，还会陷入恶性运行和畸型发展，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十年动乱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一课。既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会自动地、自然而然地到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努力创造这种条件，按照这种机制去尽力争取。从这个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真正结束了中国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使之逐步进入了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所谓“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无情的事实是，造成“大乱”容易，达到“大治”却极其困难。他发现他越来越失去了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控制。他已经觉察到社会动乱的严重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发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
谁能使中国摆脱混乱、失序，达到安定团结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怀着矛盾的心情意识到，中国社会要摆脱混乱局面，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起用被他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但又被他称之为“人才难得”、“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邓小平。当然，邓小平得以复出，也离不开周恩来的促进和具体安排。
邓小平1975年正式复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那时，被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如何制止社会混乱的进一步蔓延，把国家从不幸陷入的全面动乱中、经济崩溃的边缘上挽救出来，进而一步一步达到“治”——有序运行的局面，“兴”——协调发展的局面，这是他肩负的重任。这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够艰巨的了，何况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仇视的目光死死盯住他，极尽捣乱之能事；毛泽东对他并不完全信任，而是在“用中”观察着他对其珍视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他能否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框内达到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周恩来给了他最大限度的支持，然而重病在身。这样的态势不是常人所能对付的。但正是这种乱世和非常态形势，更显出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非凡智慧和魄力。他认为只有全面拨乱反正才能挽救党和国家，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征程。
1975年——试验期中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认为只有通过整顿才能达到“安定团结”和发展经济。这个整顿，就是后来的拨乱反正，也就是后来的改革。整顿也好，改革也好，拨乱反正也好，第一步都是为了把无序变成有序，恢复被破坏了的正常秩序，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为此，邓小平从影响生产秩序最大的关键——铁路运输开始整顿，进而抓钢铁工业整顿，党的领导班子的整顿、军队的整顿，此外，邓小平还开始抓了农业的改革，领导了科学、教育、和文艺的整顿。总之“各方面都要整顿”，并通过整顿“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注：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页。）。同时， 整顿的每一步都是在与“四人帮”进行这样那样的斗争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穷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搞起来的“派性”、他们采用的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行径等。
这样的全面整顿，事实上是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来抓，而且抓得实，抓得是地方，因此全国经济形势很快有了转机，取得了效果。周恩来在病危时赞扬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注：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第284页。）。
这样的全面整顿，事实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正，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乱，达“以改革为总方针”之正。这终于为毛泽东所不容，在“四人帮”的挑拨下，邓小平被再一次打倒。
学术界这样评价邓小平在1975年：
“邓小平在1975年所推行的全面整顿以及对各种否定发展经济和宣扬‘穷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他后来倡导改革和拨乱反正的先导，是他新思路的一次预演和尝试，有着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搞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局面。”（注：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84页。）
1976—1978年——徘徊期中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重，把它看作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之后， 华国锋正式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功绩和历史作用无疑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仍然“坚持‘左’的政治路线”（注：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提出所谓“抓纲治国”的口号，即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的总纲。“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已经证明，这样“抓纲”不仅不能“治国”，而只能“乱国”；不仅不能把经济搞上去，而只能是高指标、瞎指挥、大话、空话满天飞，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不仅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只能使折腾和贫穷的恶性循环继续肆虐成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根本无法体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也无从谈起。正是这种“左”的“抓纲治国”，使他拒绝了尽快停止“批邓”、尽快启用邓小平的正确主张。他不仅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注：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按照这个方针，拨乱反正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根本错误的。“两个凡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后两年的徘徊不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当时，“两个凡是”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阻碍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进行其他拨乱反正，必须进行这个思想理论上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带头担当此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还处于“批邓”阴影笼罩之下的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党中央， 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注：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9页。）。这里，很清楚，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地而不是歪曲地、完整地而不是割裂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与“两个凡是”是根本对立的。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真正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邓小平后还指出：“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
总之，在拨乱反正受到“两个凡是”阻挠的两年徘徊期内，邓小平以高度的理论素养和勇气、坚持原则的精神和毅力，做了这样一种意义重大的正本清源的工作。邓小平这种正本清源为1978年春天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1978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 页。）这里， “做了很多工作”，按我的理解，主要是做了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一斗争也使邓小平再次赢得了全党的信任。正本清源，是邓小平在两年徘徊期中做的富有成效的主要的拨乱反正工作。
1978—1982年——展开期中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1975年开始的拨乱反正的结果，又是此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展开。
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离不开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注：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我们看到，无论是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的论断， 他提倡和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无论是他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的讲话，等等，都没有离开这一点。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经历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和个人崇拜，既充分肯定他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功绩，又如实指出了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把认识转到对毛泽东思想准确、完整加以理解的轨道上来，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没有这样的拨乱反正，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就难以起步，对外开放也无从谈起。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注：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其次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把这看作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注：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1页。）
正是在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注：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注：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也正是在这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国内外的事实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带领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再次是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逐步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邓小平指出，“这也是拨乱反正”。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混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仅造成了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上的混乱，还造成了经济、教育、科技、管理等各部门和东南西北及城乡等各地区的混乱，不仅混淆了重大的历史是非，制造了遍于中国的冤假错案，还强化了种种压制人们积极性、阻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措施，不仅人为地激化了许许多多原有的社会矛盾，还制造了为数众多类似派性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等等。因此，平反冤假错案，清理重大的历史是非，落实各项有利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策，等等，也都是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拨乱反正。
全面的拨乱反正在1982年基本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能够在三年内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为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起步，在十二大以后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都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展开的。
不错，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味很浓的命题。第一，即使从“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上也可以看出，它没有离开治乱兴衰这一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第二，它包含着中外社会学、中外社会思想的两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秩序和进步。就秩序来说，一方面追求大治、有序，一方面避免动乱、失序；就进步而言，一方面追求兴盛、发展，一方面避免衰败、停滞。因此，拨乱反正、重建秩序，拨乱反正、实现发展，一句话，在社会运行的两个方向——横向和纵向，摆脱恶性运行（大乱），进到中性运行，争取达到良性运行（大治），这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
必须说，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是中国历史上运用治乱思想获得巨大成功而且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少数范例之一。
邓小平拨乱反正成功原因简析
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巨大成功，不是偶然的。
首先，找准了“乱”的原因。他对我国社会陷入十年动乱的原因、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兴到衰的原因，站在政治的高度，在宏观上作了长时间的深入思考。1969年10月—1973年2月，在江西这3年4个月的放逐生活中，在这些住“牛棚”的日子里， 他获得了一生中难得的充裕的时间，冷静思考，专心研读。1986年9 月当他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注：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在各种弊端中，他特别注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具体制度方面的弊端，他指出这方面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强调说，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其次，拨乱反正的方法对头。拨乱是要反正，是要从乱到治。而要反正就要以正确的东西，反对来自两个极端的错误，既反“左”，又反右，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错对错。邓小平始终是这样做的。正如他多次指出的：“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注：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1页。）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 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第三，拨乱反正的态度坚决。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合理调整长期扭曲化的人们利益关系的过程，是消除多年危害社会运行的许多恶性因素、逐步增加良性因素的过程。它遇到的阻力之巨大、来自两个极端的干扰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旗帜鲜明的态度，是驾驭不了的。所以邓小平强调指出：“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注：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1页。）
很显然，以上几个方面，也是与“探究治乱兴衰的原因，研究所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中国社会学不谋而合的。
总之，初步的研究表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拨乱反正，与中国社会学在治乱兴衰方面有着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当然，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不仅仅限于这一方面，还有更广泛的方面，对这些笔者正在作进一步探讨。
三、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社会学解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现在，对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发展思想的研究，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我看来，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这个理论宝库进行阐发、解读。
“解读”不应是一个单向的、片面的、外在的、主观的，而应是双向的、互动的、内在的，符合其本身的客观联系的，不应是纯粹的注释，更不应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而应是探索和研究的过程，其中包括要用新的实际材料来加以丰富、加以补充、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既加深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理解，又促进不同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这种具有双向性、互动性的解读的过程，是必要的。一方面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揭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深刻联系，另一方面也同时比较本学科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类似的联系，从而发现本学科与邓小平理论的交汇点。这种交汇点就是该学科与邓小平理论的结合点，发现这样的结合点，就能既推动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又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当前，邓小平理论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没有这种相关学科的解读是难以真正做到的。有关的社会科学各学科，要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这面伟大的旗帜，没有这种解读，也是难以真正做到的。
这种具有双向性、互动性的解读的过程，也是可能的。因为邓小平理论也好，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也好，都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概括，只是概括的视角不同而已，它们都是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来，因而又能回到那里去的。这样，邓小平理论与各个学科有交汇点，是不奇怪的。
本文就是从社会学的视角，从一个侧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解读的一种尝试。经过这种解读，社会学与邓小平理论的交汇点、结合点更加明确，从而一方面，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发展思想成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指导思想更加具体，另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能够促进稳定、改革、发展的学科也更加为人们所理解。这样的解读，是一种结合和贯通的研究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产生一种“合则双美”，“贯通双赢”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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