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原理和语音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音论文,原理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一般都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线性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这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有局限性，因为在语言的线性音流中隐含着非线性的结构，线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用语音把意义包装起来，使之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认知的最重要的工具（徐通锵，1991b）。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应该充分考虑语言的这种非线性结构的特点。本文想以汉语音韵史中在韵腹位置上运转的元音系统的演变为例，对音系的非线性的结构原理和语言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探索，希望能为语言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一点粗浅的设想。
一 音系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和语音史研究方法的改进
语言史的研究方法，除了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排比有关的书面文献资料以古证今的“前瞻”的途径以外，以今证古的“回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没有文字的语言只能采用“回顾”的研究方法研究语言史，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或根据语言结构中不规则的例外去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即使是有文字的语言，例如汉语，由于方块汉字难以反映实际语音的演变，也需要采用这种“回顾”的研究途径。研究语言早期的结构状态和它的演变规律，这是两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为标志的离散式音变主要涉及演变的方式，很少涉及结构和规律的研究。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特别是历史比较法，已为语言史的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改进语言史的研究方法？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只是需要对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进行一些具体的考察，弄清楚它的成效和局限，找出原因，然后才能提出改进的设想。
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着眼于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横向比较，根据语音对应关系找出同源词，清理语音演变的规律；后者着眼于系统内部的不规则例外，特别是其中的不规则的形态交替，从中找出语言的有规则的演变规律。这两种方法虽然差异很大，一个着眼于“外”，一个着眼于“内”，但是它们的语言理论基础是一样的，都把语言看成为一种线性的结构，以音位的组合关系为基础考察语音的演变。历史比较法考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都得先弄清楚一个语音成分所处的前后语音条件，然后说明它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的演变，从线性组合的角度说明音变的规律。以格里姆定律为例，它的三组例外都是从线性结构的角度加以解释的：第一组例外是清塞音ρ，t，κ的前面如有一个清辅音，它们就会受前面清辅音的影响而保持不变；第二组例外是如果相邻的两个音节都含有送气的塞音，那么在梵语和希腊语中的第一个送气音被异化为不送气音；第三组例外是处于非重读元音和重读元音之间的清塞音ρ，t，κ在变为f，θ，h之后又进一步弱化为β，
后来又进一步变为b，d，g，出现了清塞音演变规律的例外。第三组例外虽然与重音的位置有关，涉及到音系的非线性结构，但结构基础还是非重读元音和重读元音之间的线性组合位置。这三组例外都着眼于语音的线性组合条件，用同化、异化、弱化之类的概念来解释。青年语法学派根据这种严格的音变条件宣称“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发现音变受严格的语音条件的限制，这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内部拟测法“根据共时形态交替的个别例证进行历史音系规则的拟测”(Bynon,1979)，人体上也是从语音线性组合规律的例外入手去考察语音的演变规律。索绪尔发现原始印欧语那个消失了的喉音就是根据现代印欧语的词根CeC（C代表辅音）这种组合的例外（即词根只有一个C）而作出相应的拟测、并得到后来发现的希底特语的印证的；一般历史语言学著作中分析的wife～wives之类的不规则的形态交替也是以音位的线性组合为基础的，虽然空格的填补不限于线性的组合，但不占内部拟测法的主流（徐通锵，1991a,200—216）。总之，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的语言理论基础是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现在历史语言学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上也是这种理论的成效的具体见证。
语言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线性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体现语言结构的表层形式。这种形式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产生歧异，而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所依据的音系结构原理却是结构的统一性，内部没有歧异。这就使理论假设和语言事实发生矛盾。所以，布龙非尔德(1933,401,393)在谈到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时说，“比较法预想语支连续的明确分裂，但是反复无常的局部近似明明告诉我们后起的变化散布开来，越过了早期变化遗留下来的同语线；邻近语言间的相似也许由于中间地带方言的消失（波浪理论）；某些方面已经分化的几个语言也会产生相似的变化”，“比较法既不考虑母语内部存在分歧，也不考虑亲属语言间发生共同的变化，所以只能带领我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理论的片面必然会给语言研究的实践带来重大的影响，布龙非尔德的论断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恰当而实际的说明。
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是研究语言演变的方法，但是它们没有办法揭示语言演变的过程，更没有办法揭示语言演变的原因，以致于布龙非尔德(1933,477)发出“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的感慨。这也是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如果着眼于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就可以对此作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解释（马尔丁内，1955；徐通锵，1990）。这些现象都说明，如果固守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就很难对语言史的研究方法作出有价值的补正和发展。这迫使我们去寻找新的途径，从非线性的角度观察语言的结构。如果说，线性是一种表层的结构，人们容易发现它的特点，那么非线性则是一种深层的结构，不经认真的分析，就很难抓住这种结构的脉络。萨丕尔(1921,48)说“在一种语言特具的纯粹客观的、须要经过艰苦的语音分析才能得出的语音系统背后，还有一个更有限制的、‘内部的’或‘理想的’系统……它远比第一个系统容易叫人意识到是一个完成的格局、一个心理机构”，这里谈到的“内部的系统”“格局”“心理机构”大概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非线性机构。我们曾用“结构关联”的概念分析语言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每一子系统内部的非线性的结构关系，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结构原理（徐通锵1989,1990,1991b）。跟语言史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关系的主要是：音系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变异受结构的控制，一般不能超越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制约变异的音系结构原理或音系结构格局非常稳固，很难发生变化；在变异成分的共存变异形式中隐含着漫长的历程。着眼于语言的非线性结构，我们就可以抓住语音的线性结构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这一矛盾对立双方的辩证关系来考察语言的演变。拉波夫(1972)曾用这种原则解释英语史的一些演变，取得了一些成效；我们也曾用这种方法研究过汉语声母系统的演变，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规律，或者说，对以往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有根据的解释（徐通锵，1994）。用现代的非线性音系结构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这是语言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可以补正现在通行的语言史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
弄清现代非线性音系结构的原理，就元音系统来说，主要是两条：一，构型(configuration)；二，演变方式。关于构型，特鲁贝茨科依(1939)根据百余种语言的元音系统的分析，发现每一种语言的元音分层排列，主要的构型有三角和四角两种。现各引一例：
现在语音学著作中的元音舌位图是典型的四角构型。不管是哪一种构型，前后元音的结构都呈平行、对称的特点；如果其中的一个系列少了一个音位或多了一个音位，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就会产生变异。变异的方式，主要是拉链(drag chain)和推链(push chain)，英语长元音的大转移和吴方言的元音变化可以为此提供有说服力的例证（徐通锵1991a,181—193）。这种构型和演变的方式是语言的一种普遍特征，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可以用来检验和调整拟测的结果。我们可以参照这些原理检讨以往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成效与局限。
二 汉语元音系统的构型和它的演变方式
汉语音韵史的研究，高本汉根据汉语的方言差异和“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主要是切韵系的韵书）进行切韵音系的研究，开创了汉语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至于上古汉语的研究，他认为方言材料用不上。这是以语言的线性结构理论为基础而得出来的结论，有明显的局限性。学者后来的研究虽有改进，不过就研究途径来说，大体上仍旧遵循高本汉的路子。根据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现代汉语方言的音系结构原理对上古音的研究无疑仍有重要的价值。
汉语的方言很分歧，但元音系统的构型一致，呈三角。江西的高安是《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的故乡，是赣方言的一个重要方言点；它是小县城，受外方言的影响小，我们可以以它为代表考察汉语元音系统的构型。高安话的记音据王洪君(1986)。韵类的音值按照方言调查字表的摄与等列表排列，表中除遇、通两摄外只列开口韵。请比较：
如果把表中的元音分离出来，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三角构型的系统：
汉语其他方言的元音系统虽然元音的数量、表现形式各不一样，但构型并没有什么差异。高本汉的切韵音系的研究没有考虑音系的这种非线性的结构格局，把它拟测为一种四角构型（低元音a、α对立）的系统，与汉语的音系结构格局有悖。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用这种原理和链移式的音变方式去考察上古音系的研究，讨论现行研究方法的得失利弊。上古音的分部，我们这里据王力(1982,12)列表
这个系统的音核一共6个元音，如将它们按元音舌位图排列，就会呈现出这样的构型：
元音系统的这种构型很不合理，一是在结构上前后元音不平衡、不对称，前元音过于贫乏；二是难以解释上古音向中古音的演变，与现代方言的音系结构原理和语言普遍类型特征的距离太大；系统中虽有i，但只限于韵尾，而且这个韵尾的元音性质还经不起汉语诗歌押韵传统的检验，它的可信性经不起推敲（徐通锵、叶蜚声，1981,76）。“某一种语言的构拟状态如果和类型学所发现的通则发生冲突，这种构拟是值得怀疑的”（雅科布逊，1957,10），这一论断对古音的拟测很有价值，值得参考。现在在上古音的研究中有一种趋向，就是拟测的元音一味求少，从高本汉的15个（董龢的最复杂，元音有20个左右），到王力的6个，李方桂的4个（i，u，
，a），而周法高则只有3个（a，，e）。元音系统的这种“简”是以介音系统和韵尾系统的“繁”和“杂”为条件的，这既经不起元音系统的构型的语言普遍特征的检验（李方桂的元音系统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也不符合汉语语音的结构规则。李荣(1984,4)在批评李方桂的圆唇舌根音韵尾时说：“李先生拟测的上古音，元音系统很简单，有[i，u，，a]4个元音，[i，ia，ua]3个复元音。我倒认为如果元音系统略加上一两个元音，或许能绕开舌根塞音韵尾分成圆唇不圆唇的困难。”这一看法很有道理。
在上古音系的拟测中元音的数量为什么会出现一味求少的趋向？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只着眼于韵部的线性语音结构的“分”，而很少考虑音系的非线性结构的合理性和系统性；“合理性”和“系统性”的确定主要决定于现实方言的音系结构格局和语言普遍特征所提供的线索；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由于汉藏系语言的系属关系不是很清楚，暂时还难以给汉语上古音的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汉语方言的音系结构格局能不能投射到上古时期？如果着眼于音系的线性组合结构，那是不可能的，但如以音系的非线性结构为基础，那就可以对此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因为音系的结构格局很稳固，古今的音变机理大体一致，因而完全可以用现实方言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根据这些考虑，上古元音系统的拟测不能一味求简，应该参照汉语元音系统的构型和链移式音变的原理，并联系从上古到中古的语音演变，拟测出既符合三角构型的结构，又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往后语音演变的元音系统。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问题的讨论探索改进语言史研究方法的途径。
为了讨论方便，上古音的分部我们这里仍据王力的29部，但每部的音值则根据我们的设想作了一些改进。现在先把我们构拟的元音系统排列成一种三角构型，再讨论有关问题：
阳声与入声的元音和与它们相配的阴声韵相同，不再列举。这个元音系统的构型，显然，前后元音的结构不平衡、不对称，后元音多出一个音类，只能先把幽放在侯与宵之间，然后再来讨论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结构的成因。
前后元音的结构不平衡性是考察音系结构和语音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汉语上古元音系统的结构不平衡性可能是由歌的特殊地位造成的。歌部“是古韵分部中唯一没有与入声相配的阴声韵，但是它仍有跟元部（韵尾[*,]－n）谐声及押韵的痕迹”，李方桂(1980,53)正是据此为它拟测一个辅音韵尾－r。王力可能也是考虑到这种前后元音的结构不平衡，把歌拟测为[*,]－ai。早期，歌可能如李方桂所拟测的那样，有一个类似－r那样的特殊韵尾，和鱼的差异仅仅是韵尾的不同，它们的主要元音都为[*,]－a。《切韵》的麻韵字不少来自鱼部，说明鱼的元音原来曾有[*,]a的读法，王力把鱼拟测为a是有根据的。后来，可能是由于歌的这个特殊的韵尾发生了变化，并进而和其他阴声韵的韵尾合流，因而引起了一次推链式的元音高化运动：歌因韵尾的变化与鱼发生冲突，因而鱼在歌的推与挤的压力下由[*,]a高化为[*,]，宵由于同样的道理由[*,]而高化为[*,]o，幽照理也应该由此高化为[*,]u，但是侯的[*,]u似乎不肯让位，因而迫使幽分化为二，一部分由于受宵的高化的推挤而并入侯，以后就与侯一起演变，一部分来不及高化的就被宵吞并。根据陈复华、何九盈(1987)的研究资料进行统计，上古191个幽部字，其中有96个并入切韵的效摄，92个并入流摄，流入止、遇两摄的仅3字。王力把幽拟测为u，不妥，因为这样就很难解释从上古向中古的语音演变。经过这样一次调整，前后元音的结构大体上就呈现出平衡、对称的格局。
语言的变化是绝对的，而平衡、对称的结构是相对的，只能维持一个有限长的时期。上古音系上述平衡的结构后来在演变中又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音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a，成为后来切韵时期的假摄字。这个[*,]a推动歌的[*,]a高化为[*,]，鱼受此影响高化为[*,]o，宵由于同样的原因高化为[*,]u，而侯由于无法高化而复元音化为[*,]au。和此相对应，前元音的[*,]i（之）复元音化为[*,]ai，成为后来《切韵》的蟹摄咍（赅上去）韵字；脂由[*,]e高化为[*,]i，和尚未复元音化的之合流；同理，支由[*,]ε高化为[*,]e。这样，前后元音发生了一次平衡、对称的链移性高化运动。这种对称性的演变方式是语音演变的一种普遍性现象。王力拟之为[*,]
，这不利于元音演变的解释。复元音化为[*,]ai，语言中很少见，而高元音的复元音化则是一种普遍性的音变。英语高元音的复元音化和近代浙江宁波方言的复元音的形成，都是这方面的有力的例证。此后还有一次链移式的音变，这就是宵的[*,]u复元音化为[*,]au，成为切韵时期的效摄字；侯受这一变化的影响而高化为[*,]ou，成为切韵时期的流摄字；前元音的系列可能受此影响，[*,]e高化为[*,]i，形成之、脂、支合流的格局，另一方面还使蟹、止摄字分化出一个[*,]ei，和后元音的[*,]ou相对应。这次高化没有拉动假摄的[*,]a，因为没有一个新的[*,]a代替它的位置，而[*,]a又是语言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音。经过这样几次链移性的高化，汉语的元音系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魏晋南北朝可能就是这一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根据王力(1936)的研究，南北朝的三个时期，第一期的特色是“1，歌戈麻混；2，鱼虞模混；3，东冬钟江混；4，先仙山混”，第二期的特色是“1，歌戈不与麻混；2，虞模不与鱼混；3，东不与冬钟混；4，肴豪各不与萧宵混”，而第三期的特色是“1，江归阳，2，欣归真，3，青独立”。切韵时期的音系应该是经历这些变化而形成的结果。
上古音系是阴、阳、入三声相配的一种整齐的系统，元音链移性高化似乎没有涉及阳、入声韵，例如“鱼铎阳”的“铎阳”仍旧保持旧读-，“侯屋东”的“屋东”的元音也并没有因侯的复元音化而复元音化，保持－u－的旧读，等等。这样，阴、阳、入三声相配的格局就此解体，而形成入声归附于阳声的分类新体制，进入一般所说的中古音系的新时期。
三 离散式音变和音系结构的调整
前面所分析的链移性音变是一种理想化的语音演变，每部字都发生了整齐的变化，但实际情况比这种理想化的演变方式要复杂得多。如以后来形成假摄字的－a为例，来自鱼部70字，歌部20字，支部2字（根据陈复华、何九盈1987年的统计），来源不一，说明链移性的语音演变并不是依照“语音规律无例外”的方式进行的，因而需要对音变的方式进行一些具体的讨论。
音变的方式，根据现在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和叠置式音变三种（徐通锵，1991a），每一种音变方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适用的范围。连续式音变的特点是“语音规律无例外”，参与变化的语音单位，只要有相同的语音组合条件，就都会整齐地发生变化；如果其中有例外，那也可以找到例外的规律。段玉裁曾有一句名言，即：“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这虽然是就造字的时候的语言结构规律来说的，但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音变理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段玉裁(1735—1815)在哪一年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难以详考，但可以确认比青年语法学派雷斯金1876年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这一论断的时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这是汉语研究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结构的理论和音变的理论，它使音变的研究有了一个科学的观察视角。段玉裁依据这一理论来观察从上古到中古的语音演变，发现同声异部的现象，于是提出“正音”和“变音”的理论，具体解释韵部演变中出现的交叉现象：“古音分十七部矣；今韵平五十有七，上五十有五，去六十，入三十有四，何分析之过多也？曰，音有正变也。音之敛侈必适中；过敛而音变矣，过侈而音变矣。之者，音之正也；咍者，之之变也。萧宵者，音之正也；肴豪者，萧宵之变也。尤侯者，音之正也；屋者，音之变也。鱼者，音之正也；虞模者，鱼之变也。……脂微者，音之正也；齐皆灰者，脂微之变也。支者，音之正也；佳者，支之变也。歌戈者，音之正也；麻者，歌戈之变也。大略古音多敛，今音多侈。之变为咍，脂变为皆，支变为佳，真变为先，侵变为盐，变之甚者也。其变之微者，亦审音而分析之。音不能无变，变不能无分。明乎古有正而无变，知古音之甚谐矣。”这是以“同声必同部”为理论基础来观察音变而得出来的结论，把符合这一原则的称为“正”，偏离这一原则的称为“变”，线索很清楚；至于从“正”到“变”的理由，段玉裁当时因受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只是用“敛”和“侈”来解释，这虽然抓住了音变的脉络，但由于缺乏语音学的工具，难以把问题说清楚，因而需要根据现代历史语言学的原理进行新的探索，作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语音的演变，我们一般都习惯于用“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来解释，但是段玉裁所分析的“正”“变”音现象根本无法用这种音变方式来解释。词汇扩散是一种重要的音变方式，自王士元于1969年在《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一文中提出这一理论之后已在语言研究中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这基本上是根据汉语的研究总结出来的一种音变理论，我们称之为离散式音变，其特点就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原是方言地理学派提出来的一个口号，目的是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相抗衡；词汇扩散理论是这一口号的复苏。这两个口号所代表的理论都正确，只是各有自己特定的条件和适用的范围；超出自己所适用的范围，它就会走向谬误。我们过去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偏爱“语音规律无例外”式的音变，往往用来解释它不能解释的语言现象。段玉裁所说的“正音”和“变音”是无法用“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音变方式来解释的，而适合用离散式音变去解释。我们持此论断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第一，“同声必同部”，同一声符的字有“正”有“变”，正好说明它不是“语音规律无例外”，而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比方说，“台”声的“饴诒怡贻眙治始笞”等仍保持“敛”的特征，成为《切韵》的止摄字，而“台胎苔抬邰炱跆鲐骀怠殆迨绐咍”等则转入“侈”，变为《切韵》蟹摄的咍韵字；“者”声的“都堵睹赌著猪诸煮渚翥槠楮躇褚”等变为《切韵》的遇摄字，而“者锗赭奢”等则变入《切韵》的假摄麻韵……这些同“声”的字“不同部”了，要找出产生这种“不同部”的语音条件是很困难的。这种“正”与“变”的演变方式表明，这里不是“语音规律无例外”，而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字的读音一个一个地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离散式音变。
第二，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各有自己的演变条件，大体的情况是：连续式音变决定于共时的语音线性结构条件，一个音如处于相同的线性组合条件下就会发生相同的变化，出现“语音规律无例外”的情况；离散式音变决定于历时的语音条件，有共同来源的字（或者说“同部”或“同韵”的字）的读音可能会一个一个地发生变化，出现“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离散式音变。这种差异的语言结构基础就是：连续式音变与语言的共时线性结构相联系，而离散式音变则与语言的历时的非线性结构相联系。例如，天津方言的
的语音组合条件无关（张旭，1987）。在上古向中古的演变中出现“正音”和“变音”完全符合这种历时的音变条件，依“部”进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离散式音变，在音系中呈现出参差的不规则状态。如以歌戈麻为例，“南北朝第一期歌戈与麻还是混用的，至第二期后，麻韵方才独立，高允是第一期的人，集中歌麻分用，也许因为集中韵文太少，看不出合用的例子。萧子良与任肪是第二期的人，它们的歌麻同用，大约只是仿古。江淹更奇怪了，依大部分的情形看来，该说他的歌麻是分用的；然而在他的《效阮公诗》与《萧太傅东耕祝文》里，却是歌麻合用。江淹是第二期的人，但他的用韵却有好些地方与第一期相似，非但对于歌麻是如此……”这种既合又分、此合彼分、分合不定的现象正是离散式音变的一种典型特征，是音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规则现象；“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是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这可能就是王力感到“奇怪”的原因。
第三，离散式音变在完成了它的演变过程以后就会呈现出演变的规律性，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上那些已经完成的音变，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音变方式实现的，后人难以知晓。但是，离散式音变由于是字的读音一个一个地发生变化，因而经历的时间长，如果出现其他音变力量的干扰，就会产生中断的变化(thwarted change)。这是离散式音变中最有特点的变化，也是音系中产生不规则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士元，1969；徐通锵，1991,148—271）。我们检查段玉裁所说的“正音”和“变音”，就不难发现，它们都适合用离散式音变的中断来解释，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变音”不可能再重新归队，与“正音”合流，而没有发生变化的“正音”也不可能象“变音”那样再发生原来的那种离散式音变。这样，原来“同声必同部”的结构就出现了同声异部的变化。这是汉语从上古向中古的演变中产生“正音”“变音”这类不规则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根据这三方面的理由，对段玉裁的“正音”“变音”之说进行离散式音变的解释，把词汇扩散理论引入上古音的研究。这些异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演变规律说明：在音系结构和演变的研究中，不能只局限于语言的线性结构，注意静态的“分”，而还应该根据音变的特点考察非线性结构对音变的影响，注意韵腹位置中元音的可能的运转方式；在演变的研究中不能只局限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而应该引进离散式音变、叠置式音变的原理，根据不同的情况对音变进行合理的解释；离散式音变的中断的变化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它对音系结构和音变规律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四 连续式音变的干扰和离散式音变的中断
离散式音变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实例，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汉语上古时期在链移式的元音高化过程中差不多每一个韵部都产生了离散式音变的中断，从而使演变中相互衔接的各个韵部之间错综交叉，出现大量同声异部的情况。这是很特别的，至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语言的例子。形成这种成系统的、影响语音演变规律的中断的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有新的音变力量的干扰，这种音变力量应该具有“同时性”的特点，即这一变化能同时对具有相同条件的语音结构产生影响。根据现实方言提供的线索，这应该是一种连续性音变，因为只有这种音变才具有“同时”的特点。宁波方言的覃韵字（赅上、去、下同）原来读－en，当它正通过离散式音变与谈韵字－εn合流的时候，－n韵尾由弱化而消失，－εn、－en分别变成－ε、－e。这样，覃韵字中那些已经与谈韵合流的字就读－ε，而原来仍旧读－en的字就读－e，与音系中原来的－e韵字合流，而后并与之一起发生变化。这样，覃韵字在宁波方言中就发生了中断的变化，产生音变规律的例外，非见组的覃韵字有的读－ε，有的读-εi（＜－e＜－en）。－n韵尾的消失是一种连续式音变，由于它的干扰，音系中出现了中断的变化。仔细检查各种中断变化的原因，大体上都是由于连续性音变的干扰；王士元用文白异读的现象来解释中断的变化，不确切，因为文白异读是一种叠置式音变，涉及两种方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与系统自我演变的离散式音变的性质不同（徐通锵，1989,107—110;1990,116—123）。这种音变机理同样适用于中古音、上古音的研究，可以用来解释中断变化的原因；至于是什么样的连续性音变导致中断变化的产生，由于音变的过程已经早已完成，很难找到确切的痕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音变不会是韵母中的某种连续性音变，因为一种韵母的某种连续性音变是不会产生整个元音系统的链移性音变的中断的。那么，是什么样的连续性音变导致这种离散性音变的中断？只能是声母的变化，而复辅音的简化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汉以后长期的社会动荡促进了语言的相互影响，也会对这种变化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汉字的谐声系列，上古汉语是有复辅音的，即不同声而相互有接触的字（如史·吏；各·路……）的声母原为复辅音，但在语言的往后演变中单化，而这种单化在某些条件下又可能会给语言的结构和演变带来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尽管我们现在还知之不多，但根据已经发现的一些线索，复辅音的单化对语言的演变是有影响的。雅洪托夫(1960,42—47)根据字族中来母l可以和任何辅音交替的情况认为“声母为l的字可能是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的声旁；反之亦然，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也可能是声母为l的字的声旁”。“二等字来自上古汉语带介音l的字，因此只有在那些很久以前有过l的字中，才可能有正齿音。既然正齿音总是跟齿头音发生交替，很明显，正齿音来源于齿头音与l的组合tsl，sl等。l音在这里引起了声母的变化：齿头音变为正齿音”。齿头音变为正齿音的原因不一定如雅洪托夫所解释的那样（徐通锵，1994），但带l的复辅音的单化对韵母的演变会产生影响，这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例如，“肖”声的“宵消销宵硝霄悄峭鞘”等变入宵韵，而“稍梢捎潲”等则变入肴韵，形成段玉裁所说的“萧宵者，音之正也；肴豪者，萧宵之变也”的情况。“肖”声的这种分化用sl－之类的复辅音来解释，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把这里的l看成为复辅音的一部分，而不是看成为二等韵的介音，因为“等”的形成时间要晚于正齿音和齿头音的分化。用这种复辅音的简化来解释韵部的分化，那自然是属于连续式音变的范畴，因为这里找到了音变的共时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离散式音变的中断就是由这种连续式音变的干扰造成的；不过除复辅音的简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连续性音变的作用？韵尾的变化对中断的变化的产生有没有影响？都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离散式音变的中断在上古音系的演变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可能与语言的相互影响也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民族关系密切，居民迁徙频繁，这些都可能对语音的演变带来重大的影响，促进某些连续性音变的发展，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离散式音变中断，形成不同韵部的字交错杂居的情况。不过这是推断，具体的情况尚待新材料的发现。
前面的讨论说明，每一种音变方式都有它特定的语言结构的基础，基本的情况是：音系的共时线性结构产生连续性音变，特点是“语音规律无例外”；历时的非线性结构产生离散性音变，特点是“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而不同方言系统的竞争则产生叠置式音变，特点是通过同源成分的不同表现形式（文与白）的一胜一败的竞争和替代推进音系的演变。以往的语音研究只注意“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性演变，因而难以解释那些离散性音变、叠置性音变的现象。音变的研究应该先弄清楚不同音变现象的音系结构基础，不能用“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性音变来解释离散性音变、特别是其中的中断的音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