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_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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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以其理论家的卓越智慧和改革家的恢宏气魄,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着眼,明确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始终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不断推进政治制度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基础。邓小平的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

1.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科学总结。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P333)“文化大革命”的沉重代价,使我们党从错误和挫折中认识到了党和国家建设的规律与途径。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就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2.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是改革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的理性选择。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1](P327)“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P327)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以往出现过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把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不健全的制度联系起来,指出这些弊端的根源在于制度上的缺陷,这就为制度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

3.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诉求。邓小平指出,“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2](P202)实践表明,邓小平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强调上层建筑本身也有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问题,这就避免了以往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着眼点置于生产关系变革的倾向,为改革与完善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系统

邓小平多次论述过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这些论述实际上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

1.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宗旨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P168)“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P176)民主必须借助制度层次的变革、完善来保障和实现,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P336)同时,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内容与形式相脱离的民主。“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P284)这就是说,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一切与民主原则相违背的政治制度都属改革之列。

2.法制。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1](P359)在邓小平的政治制度建设意识中,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不切实加强法制建设,没有健全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3.程序。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是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根本途径。没有制度化的程序保障,不会有制度本身的活力和真正的工作效力,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前进。亨廷顿断言,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邓小平着眼于程序的制度化建设,提出要真正从制度化的程序上解决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关于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程序和形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运作机制,关于逐步推进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设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论述,目的都在于通过制度的程序化,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4.效率。政治制度的高效化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在邓小平看来,制度的创设与安排必须讲效率、讲效益,而其核心在于提高社会制度系统的总体工作效能,提高制度内在机制的灵活程度,这就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建立完备的政治体制的行为规范,通过法律来确立、保证政治制度的权限机制、行为机制和技术机制的有效运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总的效率”和活力上的优势。“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P240)

(三)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政治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建设三个层面。

1.根本制度建设。第一,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针对一部分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2](P196)“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1](P372)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再次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P379)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不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谈不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第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2](P220)“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2](P307)

2.基本制度建设。第一,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指出,“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2](P257)中国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既保证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又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还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坚持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基层的民主建设。他多次强调,要扩大基层民主,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2](P252)

3.具体制度建设。第一,民主集中制建设。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3](P312)第二,干部制度建设。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另外,他还论述了监督制度等一些具体的工作制度建设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前提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P173)四项基本原则和政治制度建设是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而是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制度及其运行体制,以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因此,我们的政治制度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

2.确保社会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2](P313)邓小平明确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必须十分慎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可见,在邓小平的思维中,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3.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制度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更,要革除旧的体制和具体制度,也要创建新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制度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1](P152)邓小平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要“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方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1](P336)

(五)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路径

邓小平认为,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促进制度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系统地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内容和要求。后来,他明确提出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2](P160)“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2](P16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之成为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此后,按照邓小平的总体设计,我国进行了简政放权、党政分开、干部人事制度、精简机构等一系列改革。邓小平还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针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循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P252)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途径。

(六)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绩效评价

在制度建设的绩效上,邓小平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P23)此后,他又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总之,改革的总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经济上要有利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要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组织上要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优秀的人才。这些标准的提出,无疑为评价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绩效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特色

(一)坚持完善根本制度与改革具体制度的有机统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区分开来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2](P116)他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必然在政治上出现动乱,在经济上出现两极分化,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会生活中各项具体制度与规范自然而然地生成。具体制度不健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建立并完善各项具体社会制度与规范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因此,他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建立后,要找到能适应现代化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内在要求,并使社会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很好发展的具体体制。可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创新体制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的特点之一。

(二)坚持制度改革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创设的制度与人这个制度创设者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权利日益得到保障,制度不断得以创新,社会渐次由低级趋向高级阶段。从制度与人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制度可以规范人们的行动,制约人,影响人,造就人。人的因素往往具有主观随意性,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解决了制度问题,才能保持党和国家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人的因素是从根本上制约制度建设的先决条件。政治制度的科学设计、合理安排和有效执行取决于人的活动,人的观念、行为直接规定着政治制度的行为后果,影响着政治制度的执行效率。同一个制度由不同的人来执行,结果会大不一样。所以,“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P380)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制度设计、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强调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同时,十分关注人的问题,这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突出特色。

(三)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中国特色与批判继承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认为,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他主张制度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2](P265)“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2](P229)这就是说,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同时,推进制度建设又要把立足中国实际和借鉴别国经验有机结合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各国的制度建设除体现国家的社会制度本质和主权完整的制度外,其中一些具体制度,如工作责任制度、监督制度、人才选拔和竞争制度等等,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可以互相借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民主化的制度及其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并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轨道。我们应该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和创造,以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通过改革而日趋完善。

三、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的指导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能否突破传统观念和模式的束缚,能否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制度革新与创造,为现代化建设构建一个有效的制度支撑平台,是巩固、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科学回答了中国进行政治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系统、基本内容、必须坚持的原则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理论。这一理论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着如何从制度入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一主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民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制度建设实践和当代世界制度发展趋向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着重”二字凸显了制度建设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是我们不断推进政治制度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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